政局變動下，新聞媒體的角色與省思

主持人
殷允芃（天下雜誌發行人兼總編輯）
座談人（依姓氏筆畫序）
王健壯（新新聞周刊總編輯）
周玉蔻（聯合晚報採訪主任）
黃肇松（中國時報總編輯）
潘家慶（政大廣播電視系系主任）
曠湘霞（中國電視公司新聞部經理）
顧卓雄（艾倫木業負責人）


　殷允芃︰解嚴之後，這次總統、副總統的選舉等一連串政治事件中，新聞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影響了事件的發展。新聞界顯現了空前的影響力。
　許多人想知道，在這些四十年來中華民國人民所從未見過的政治事件中，媒體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有沒有什麼原則？有沒有什麼不為人知的苦衷？
　記者是報導者還是參與者？與新聞消息來源保持何種關係？如何才能公正客觀？耳語傳言要如何處理？
　請各位在新聞媒體實際負責的人和大眾傳播的學者及工商企業的讀者代表，一齊談談、交換意見。
　王健壯︰如果我把自己當做專業讀者，最近讀新聞有幾個印象可提供各位討論。
　首先報禁開放後前記者採訪方式上就有很大的不同。比方說，老一輩新聞記者，跑正副總統選舉新聞的時候，可能會有「養新聞」的觀念，不會把所有聽到的新聞，在最短時間內寫出來，讓讀者看到記者本身都還不十分確定的新聞，這是老記者跟今天記者最大的差別。
　學新聞的人常講︰新聞記者最怕變成新聞對象的俘虜。但今天台灣這個現象非常嚴重，因為今天政局變換後，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有權力的人經常在從事「表演政治」。表演政治內涵上沒有什麼可批評的，像雷根重視形象，美國連續劇會影響施政，如「邁阿密風雲」影響掃毒，沒有太大錯誤。但問題出在新聞記者對表演政治的內涵體認不夠深刻，往往把政治人物一時一刻的言語或表現，當成新聞事實重要或絕對性的內涵。所以我們常看到記者跟某個新聞對象非常熟或已是他的「死線」，通常記者不敢去得罪這個新聞對象。
　所以在新聞對象刻意散布假消息或跟對手做放空氣的競爭時，記者只能看到今天、聽到一面，沒有辦法做深刻的反省。
　為什麼我們不能站在發展性、趨勢性的觀點，對表現的事實，做更進一步的解釋分析，或指出問題所在。
　報紙最近給人的印象，就是在重要版面，新聞內容與解釋觀點都差不多，尤其是在正副總統選舉期間。原因就是記者只看到今天，看不到明天，今天的事情都來不及顧到，沒有辦法顧及明天以後的事。
舉個嚴重的例子來說，當非主流派批評李登輝總統獨台、獨裁、台獨等問題時，記者蒐集了所有類似的資訊，不管用直接或間接採訪得到的，但他們也只看今天的批評。至於李登輝就任總統後的大陸或外交政策對台灣社會整個未來發展，究竟做法是對是錯，就沒有人討論，也沒有人仔細討論他的務實外交對台灣究竟是利還是弊，也沒人研究李登輝當選總統後對大陸屢次善意回應造成海峽兩岸實質關係的變化是什麼？大家只是批評李登輝獨裁，他的大陸政策不夠積極，沒有把台灣整個社會放入政爭來看，沒有發展性、趨勢性的觀點，而把總統選舉注意焦點只放在鬥爭現象上。
　也就是說，如果記者沒有盡到責任，讀者只會知道很多人認為李登輝是獨台、台獨，卻沒想到李登輝總統的作法，究竟在海峽兩岸或國際社會上對台灣利弊如何？
　再舉個例子，在有關林蔣派的報導中，記者只報導蔣緯國說「只候選不競選」等的名言，但記者有沒有分析過或嘗試告訴讀者，假如林蔣將來變成中華民國正副總統，對台灣社會未來發展會產生什麼影響？沒有人仔細分析支持蔣緯國的那股勢力是些什麼人？是洪門、疾風、梅花協會、愛陣等人，新聞中會寫道在三軍軍官俱樂部餐會有這些人出席，卻沒有記者分析如果蔣緯國的班底或支持者是這麼一群人，可能未來對台灣社會發展的影響會如何？是否會造成朝野未來更加對立？或造成極右派勢力抬頭？或保守氣氛更高張？沒有人替讀者做類似的分析，大家只告訴讀者現象。
　簡單說，在這類新聞處理過程中，記者常忽略了明天以後的事，常忽略了新聞和民主間還是有個有機的聯繫，這是我作為一個專業讀者，最近讀報所得的兩個深刻印象。
　周玉寇︰這次正副總統選舉，從臨中全會開始兩個月間所暴發出的媒體現象，主要因為環境的變化。
　不僅是報禁解除，還有報紙－－尤其兩大報負責人掙脫了某些有形及無形的束縛。另外報導環境改變，晚報興起，在整個資訊巿場上角色突然增加，而且是兩個很有分量的報系進入晚報巿場。所以在資訊提供上跟電視新聞產生撞擊以後，影響了前一天觀眾對資訊的接收，進而影響到第二天日報的整個方向，產生一個我覺得很有意思的由媒體互相撞擊出來的新聞環境，更影響了政治人物第二天對某些事情的看法，跟決定他第二天要怎樣面對新聞界。我覺得這是政治人物和媒體共同第一次的經驗。
　我個人雖然在印刷媒體面，可是我覺得電視對這次事件的影響很大。我個人在晚報工作，每天早上九點時新聞要怎麼發展大家都不知道，等晚報與電視台記者同時出去跑新聞時，就會發現電視攝影機一照到政治人物，他所講出來的話立刻在報上透過頭題表達，重要性立刻被民眾接納，記者也就變得只有今天沒有明天。因為今天的東西太多了，電視影響到政治人物的講話，而這個人的講話會影響到其他政治人物怎麼看他。
　所以不只新聞記者沒有明天，所有受訪的人也不知道他明天要怎麼樣，或明天應該怎麼樣，這個新聞環境其實是個很特異的新聞環境。

有勇無謀的記者

第二，今天的記者都是群非常非常年輕的記者，我常覺得他們是一群有勇無謀的記者，基本上他們具有採訪的熱情，也說「大人則藐之」，看了官員都不害怕，但是他們對民主、對政治、甚至於對人生，他們的整體素養不是很高。因為記者都很年輕，記者問的問題和對方答出來的東西，都無法跟其他成熟的新聞環境相比。
　第三，就是一般記者在採訪技術上會維護他的新聞來源，所以在處理新聞上面臨一個很大的困擾，也可能是其他報紙的困擾，就是報社政治組記者中分兩派一主流派和非主流派，非常明確。當他自己在情感上支持主流派時，就提供了非常多主流派的資訊；當他在情感上支持非主流派時，就講非主流派。
　所以今天一個報紙如果主流派比較強，或因為主流派政治人物多跟記者接觸一下，今天新聞就變成親主流派。明天非主流派記者又勤奮起來了，非主流派政治人馬又多提供了點資訊，報紙明天又到了非主流派去。所以看幾個報紙報導會發現搖搖擺擺，完全是因為我們在技術上無法克服，這是個很殘忍的事實，但我覺得事情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處理時，只能堅持一個原則就是民主社會、民主政治和一個安定的國家，可是在技術上無法克服這個問題。
　還有個觀察就是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間的嫌隙與紛爭；我個人認為記者扮演了非常大的角色，扮演了傳話的角色，講難聽點，記者扮演了造謠的角色。我可以舉個例子，有個記者曾經去跟李煥院長說，主流派中有個人讓我來多寫你、批評你，結果李院長聽到後，他的幕僚人員又叫這個記者去帶話給主流派......也就是記者為了獲取新聞，不擇手段地利用傳話來造成當事人彼此間的嫌隙，這類例子不勝枚舉，幾乎每天在報上發生。

批評總統

當國民黨有第二組候選人的這段新聞開始時，我個人覺得非常興奮，因為我覺得這是個空前未有的環境，跑過政治新聞的人都會覺得從來沒有過這樣經驗。每天我們跟著事件走，直到有一天我發現我們要寫一篇批評李登輝總統的文章，批評總統對記者來講也是一個考驗。有些記者自己心理也無法解嚴，因為他覺得寫批評總統的文章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所以在這兩個月，很多記者至少打破了某些東西不能批評的觀念，而從正面看，我覺得對記者是個很好的訓練，因為所有的採訪對象都是透明的，背後應如何平衡是很重要的。
　黃肇松︰任何一個負責任的媒體，面對這樣一個影響國家前途、社會安定的變局，不會沒有一個編輯政策，而讓記者放牛吃草、隨意發揮。
　這一次元旦開始，總統大選新聞炒熱之後，我跟很多政治組的記者有過許多次的聚會。我提到我們要擬定編輯政策之前，有兩點必須先考慮到︰第一，要認清我們的能力所限；第二，要認清這個事件的持續性，不是看熱鬧，這一場看完沒有下一場。既然有所謂政爭的形成，後面隨時還會有一波波的事情接踵而來。
　也許解嚴前負責重大新聞的有八個人，現在十五個人，人數加倍，可是只能滿足版面增加後資訊的提供，要像健壯兄提到的養新聞，把脈絡理清，貫串起來，對目前的結構而言，是大家共同面對的問題，我告訴報社同仁︰不要想做每一件事情。
　第二點，在處理國會改選的新聞時，我特別提醒同仁，一定會有相當的關聯性。如果總統選情單純，國會的改革會比較容易做到；如果不單純，也不要因總統選情的熱鬧而忽略了亂源，那就是沒有民意基礎的國會結構，不能讓它在總統選舉的過程中壯大，趁火打劫。
　從總統選舉到學生靜坐的過程中，我對編輯的期望與要求，又分成宏觀與微觀的二個層面。
　從宏觀的層面來講，我希望能夠掌握脈動。這次在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嶄新的局面，我要強調，我們雖然不一定做到這個理想，但我們的確有這個東西來貫串新聞的促成，那就是「責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服從多數、尊重少數。
　從這個觀點來看，在二月上的開始，當有出現二張票子的可能時，我們就一再呼籲，不管是用社論，或在專欄、新聞處理上，能夠凸顯這個問題的，我們都儘量做大。
　從責任政治來觀察，國民黨是執政黨，自己在臨全會中，雖然有起立、票選的爭執，但既然推出這組人選，就等於向全國人民推蔫了這組名單，我們無法想像有第二組人號稱「候選而不競選」。對民眾來說，這就等於是國民黨分裂，變成所謂的新中央、老中央，或者是更早的胡漢民時代，我們期期以為不可。
　第二點，關於國會改選，國大自我擴權問題，要每年集會一次、行使二權、延長任期，我們也是從責任政治的觀點來處理，炮火滿猛烈的。
　國民黨既然已經先通過集會要由總統來行事，決議任期不能延長，在國民黨黨部內怎麼可以不貫徹國民黨中央的決策？另外一個面相是，我們不同意國民大會一邊實施憲法的守護，一邊又透過違憲的方式，來擴張職權，所以我們批評很嚴。
　曠湘霞︰前面幾位談的都是印刷媒體的感想與做法，電視是個視聽媒體，與文字媒體比較起來，這二個月來的經驗，更是一個嶄新的經驗。因為以前三個電視台怎樣做新聞，畢竟都過去了。最近二個月來，全新的狀況出來以後，電視台在心理上或做法上是不是有所準備，有時候自己都很懷疑。回想起來，好像是在跟著時代、跟著潮流走。
　這話怎麼說呢？大家都知道三台的人力無法跟報紙相比，我們一個採訪組包括攝影、助理，頂多三十幾個人。原來黨政記者一個人，社會記者、外交記者都只有一個人，這次砲聲隆隆，都集中在黨政上，變成原來跑社會、外交、醫藥的，都來支援。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在知識上可能準備得不是很充足，但因為電子媒體時間不是那麼多，能報導的又因為一定要有畫面與聲音，就變成表相報導，不牽涉到深度、解釋到深度、解釋性的東西，即使記者的準備不夠，也看不太出來，這是為什麼到目前為止，好像弱點還沒有被人家看得很清楚的原因，至少報紙的大標題電視好像都有。　

電視不能養新聞

這次事件中，中視有幾個處理原則。因為很多記者是來支援的，他不能像報紙、雜誌一樣養新聞，以前講的「機會」新聞，我們也必須不諱言地講的確是那有新聞我們就去。但我們告訴記者，一定要查證才能報導。
　第二，談到政爭，主要是指國民黨面二個派系，那我們的立場就更奇怪了，因為我們是人家講的黨營文化事業，假如黨已經有分裂，這段時間又沒有人給我們任何指示，究竟我們要怎麼做呢？我們告訴記者一定要平衡，非主流派說了什麼事情，主流派的看法就應該同時呈現，一時不能取得的話，我們也寧願放一下。
　另外，我們也告訴記者，因為畫面與人力的限制，我們絕不能被利用，尤其是政治秀。所以我們要求記者，當有人告訴你什麼地方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你一定要告訴我，新聞來源是誰，希望自己不要被人利用。
　另外，畫面很容易帶動情緒，所以我們告訴記者，假如有事情發生的時候，不要插入其他畫面。因為畫面會讓觀眾分心，甚至帶動情緒。
　整個事情對媒體工作來講，實在是太新太新的經驗。在學識上沒有充分的準備，對很多支援的記者而言，什麼是廢除臨時條款、或者修改臨時條款、甚至憲法是怎麼樣、國民大會的派系怎麼樣都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記者非常年輕、勇猛、熱情，也凸顯了知識性的不足。
　我很慶幸我們度過這階段，未來我覺得除了整個社會和民眾對什麼叫民主、什麼叫法治，要有一個重新檢討與省思之外，新聞媒體的從業者也要做很深刻的省思︰回顧一下過去二、三個月來，我們看到了什麼？我們有什麼體認與反省？
　潘家慶︰我想這個社會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社會，要我們用正常的理論來衡量這個社會，是不公平的。因為你說要客觀、中立，但誰相信中立？誰相信客觀？你說我們這個社會民主嗎？不民主；獨裁嗎？也不獨裁。這是一個滿畸型的社會，也許要過五年、十年以後才能走到正常的現象，才能用學理上的東西來衡斷，所以現在要用正常的方法來評斷是「苛求」。
　另外，是媒介組織的問題，當別人在怪一個記者時，我總把這個事情放在組織上來談。因為一個報紙或電視畢竟不是個人行為的結果，而是團隊合作，要經過層層的關卡與過濾。
　人家都講新聞道德，我覺得應該是營運的能力。假如一個記者文章出來有問題，應該是報紙負最大的責任。因為一個不健全的記者，不該被容許存在一個組織。總編輯或採訪組長也許偶爾一、兩次看不清楚，如果是經常犯錯，組織就要負一些責任。
　舉一個例子，有一個說法說賴光臨（政大新聞系教授）和賴國洲（李登輝總統女婿）是表兄弟，這個說法在新新聞首次刊登，到前幾天聯合晚報還出現。這種事情為什麼不查證一下？總編輯雖然沒有辦法注意到這種細微的東西，但最細微的，往往最容易傷害別人。
　組織要怎麼避免這樣的問題，恐怕是要先健全它的制度。很多報紙施行編採合一的制度，資深的記者做編輯領導採訪。雖然很多報紙都在開始做，但做得還不夠，也許是資深記者實在是不夠，做到一個程度，他就必須去做官，做報業官、電視官。但從報業長遠的眼光來看，名副其實的編採合一，由資深記者引導、訓練新記者，實在是應該要走的路。
　整個報導最大的問題，是記者涉入太深，不知不覺地採取了立場。如果記者不能表現客觀公正的立場，組織一總編輯或採訪主任就應該幫他表現。
　而記者涉入更深的例子，是中國時報甚至有記者聯合刊登廣告，第一條就是要求終止總統選舉。記者利用報紙做廣告，給一般讀者看起來，是不是要表示這個記者顯得地位更高、權威更大？在中國時報本身出現這個廣告，我個人不太茍同，如果他們在聯合報或新新聞上登，那無可厚非，但目前這樣的做法會有負面的影響。

不要傷害第三者

甚至中國時報和聯合晚報最近刊登宋楚瑜先生的說法，我也覺得不太恰當，因為對中央日報姚朋先生的傷害相當大。不問這件事情的對錯，但一個新聞假如對某一方面產生傷害的時候，就應斟酌，何況姚朋先生還是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
　處理新聞的時候，組織的力量怎麼樣想辦法讓它更清澈、純淨一點，恐怕是近程內組織比較應該努力的地方；長程來看，怎麼樣讓報紙除了資料呈現之外，有更深入的報導，把報紙的立場呈現出來，也是報紙應該努力的方向。
　顧卓雄︰在整個社會動盪、政治變遷的過程面，我代表一個小巿民、一個小商人、一個讀者，最大的衝擊就是從這些報導面，我感覺我們的社會、國家，是不是一個危邦？這個感覺對做企業的人來講，最希望看到的是選舉過後，會有一個很清楚的政策產生。
　從這個衝擊中我發現，藉由報紙、雜誌等新聞媒體中，我們所得到的資訊、旁白和解釋都不夠。因為我們看到的都是現象的報導，旁邊就插著註解，平常不關心政治的人，一般商人不見得很關心政治，尤其是小生意人，大生意人和政治掛鉤，用內線交易就可以了。
　如果我來做一個讀者評判的話，我覺得我們整個社會的價值觀，說不好聽就是兩大報、三大電視台、再加上天下、遠見等雜誌，在塑造一般人的價值觀。兩大報的作用太重要了，我們今天假使要笨的話，就得怪罪原來告訴我們的這些來源。你餵了我們什麼，我們就反射什麼。
　今天的社會權威沒有了，解構完了之後，就動態的停在那邊。可是在整合的過程中，我希望新聞媒體在解構中，注入一個新的結合契機，讓分離的重新結合。社會的重建，要透過廣大的新聞從業人員。
　今天不是選舉完了就完了，下面的問題是我們的大陸政策、跨國投資、惡劣的環境、移民，都和每一個國民、團體發生很緊密的關係。透過這樣的使命意識，我想新聞媒體從業人員應該做一個大我、宏觀的趨勢報導。
　黃︰剛才牽涉到報社作業的情況，我提出說明，潘老師提到，對宋楚瑜新聞的報導，也許在姚朋的事件上，雖然他講了，我們也應該善意的保護第三者，也許我們有不夠周延的地方，但宋先生的報導本身，是滿足大眾知的要求。因為當宋先生出現在臨全會之後，他本人和媒體都不接觸，也不透過發言人，埋頭在做事，他個人的心境、加諸在他身上的疑惑，都沒有做解釋，他這一次也不是在一個很普通的場合，是在中央黨部各組工作彙報之後，起碼他的說法是很有新聞價值的。
　而且對大眾而言，在這個階段這麼有爭議性的人物，對很多事情的解釋是應該報導的。至於它們牽涉的第三者，也許這方面有所疏失，我只能代表中國時報對姚先生所造成的困擾，表示歉意。

廣告和編輯完全分開

至於這一次由我們記者同仁所刊登的六十幾個記者、中間還有一兩個編輯在三月十八日刊登的廣告，我事先不知道，而且報紙的廣告部門和編輯部門可以是完全分開的，我也不願意受廣告的影響。
　所以這一次我事先不充分了解，我當然有耳聞可能有這樣的行動。到了前一天，一位參加簽署的同仁，十一點半，當時都已經落版了，他說有一個廣告，問我的意見。我也覺得並不十分恰當，他說如果我事先告訴你，你會不會反對？我說我也很難反對，這是個人意見的表達，廣告部如果不登，可以換一家報紙登。我反問他︰你們為什麼要登一個這樣的廣告？是不是你覺得你意見的表達在報面上不夠，才要登這個廣告？他的觀點或許可以代表其他人，他說︰我們就是因為很珍惜我們自己報面上應該有的分際，不把個人的感覺表現到報面上，一定照編輯檯規定的新聞報導、新聞評論、新聞分析都要分開來的原則。所以在專業上謹守工作倫理，但做為一個國民，他知道報社這個廣告照樣收錢，每個人要分攤四千塊，做為意見的表達，面沒有一個中國時報的主管參與。
周︰我想把大家認為是影響中華民國視聽、輿論的聯合報系整個作業跟各位做一個解釋，或許你們會認為很安心。因為在這兩個月內，我可以保證的是，沒有任何一個利益團體，透過任何的行政方式、關係，來指示報系做編輯政策。我個人覺得，今天的報業是往比較健全的方向發展，剛才潘老師提到我們的記者都太年輕，資深記者都走上了行政工作，我自己就是無可奈何的走上這條路。三個月以前，從一個記者做到採訪中心主任，我當時認為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發展，在比較成熟、健全的環境中，應該有很多資深的新聞工作者。
　可是各位也知道在整個報業擴充的情況下，人才幾乎沒有辦法符合巿場的需要，這是你不能不做的一件事。
　我個人的感覺是，我曾經做過記者，所以當我做行政主管的時候，最起碼我能想像新聞現場的環境是什麼。資深記者做行政工作，我倒覺得這個發展不是那麼完全否定，譬如說我們可以掌握記者對現場的了解，對新聞做進一步查證。
　最後我倒覺得，自己從事新聞工作這麼久，我覺得台灣走向民主發展，最麻煩的現象大概是，很多人都沒有容納別人聲音的雅量。大部分的人都是只有我的聲音可以上報紙，別人的聲音一定要壓掉，從學生的反應、政治人物的反應可以看出。我想報紙要訓練我們的讀者，看到很刺眼的東西，你在報上看到自己不太贊同的東西，可是那是別人的聲音，所以別人有權利表達他的聲音。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呈現不同的事實，我個人還不太贊成太多的解釋性新聞和評論性新聞，在我們社論中都有了。今天新聞記者本來就已經很資淺了，還要叫他做很多分析、解釋報導，可能愈搞愈亂，所以我感覺跟著事件走，才能達到中立。王︰我剛才對新聞界的批評都是求全的苛責，事實上在報禁解除後台灣的新聞界有大躍進，當然在躍進的過程中很多品質上有問題確實值得檢討，但不能完全否定這個大躍進的動作是錯誤的或是倒退的。
　像中國時報同事登這個廣告，我就想到國外也有這種例子，前不久，為了柴契爾夫人對英國廣播電台（BBC）報導間諜的事情，BBC的人也走上街頭；南韓的政府去抓韓民族報及其他報的記者，視他們為政治嫌疑犯的時候，南韓的記者也走出來，他們也可以在他們的頻道、報面上去表達。連BBC這麼健全的媒體，他的記者也都有越出他的本分、立場、角色的動作。
　我的看法是中國時報這樣的半版廣告，這一批專業記者走出他們的新聞版面，他們希望用另一種語言、另一種方式表達他們對政局的看法，可能會讓人家有一點角色衝突的感覺，但我們不能太苛責他們會造成一點角色混淆的問題，因為連新聞這麼健全的國家都有這種事情，遑論所謂新聞在發展中的國家。
　第二個問題是，台灣在報禁開放之後，媒體民主的趨勢在形成，這是一種更進步的形態。
　當然，媒體民主在美國那樣的國家照樣也會發生一些錯誤，像是把很會作演員的雷根當作是偉大的愛國者、溝通者，把一些廣告性的、經過包裝的政治動作，當作絕對正確的新聞事實。在美國這樣的媒體國家都難免發生，我覺得我們對本國媒體要有一些諒解、體諒，因為要有媒體民主，先要有民主媒體。今天我們的民主性格並不強烈，可以看到我們會被新聞對象操控，我們的新聞文化沒有自覺的改進，而我們的政治文化和新聞文化的互動關係，現在看起來是比較明顯了，新聞界的資訊常常會主導政治人物的言行，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新聞文化的建立是比較急迫的。

不必自外於世界潮流

　第三點是，對國內政爭、學運種種，我常有很不平衡的感覺；當我們在談東歐、戈巴契夫、江澤民、鄧小平的時候，不管是政治鬥爭、學生運動、甚至群眾用暴力對抗特勤部隊或情治單位，我們資訊的報導是那樣子一個立場，何以對我們自己台灣內部發生的事情，不能用同樣的思考，何以我們要把台灣自外於世界潮流中？
　以學運為例，大家心目中都有一個小天安門，那是難免的，不只是學生心目中有一個小天安門，他們要靜坐，他們要絕食，他們要豎立一個精神標幟；李登輝總統心目中也有一個小天安門，所以他急急忙忙寫條子找學生；反李登輝的人，也就是所謂的趙紫陽派好了，心中也有個小天安門；新聞記者心中也有個小天安門，他們要找標語、找大字報，訪學運領袖，把范雲看成柴玲，把歐蜜偉浪看成吾爾開希，每個人都有一個小天安門在，那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當然可以解釋說台灣跟大陸的政經社會結構不一樣，我們學生追求的目標不一樣，我們現在也沒有到達生死存亡，不需要絕食，我們可以接受這種觀點，但是不能夠把基本的東西否定掉。
　學運期間我天天在場，日夜在場，我看到學生最惡質的一面，領導權的鬥爭、跟外面政治人物互動的關係、講髒話，不曉得怎麼處理統獨問題、國旗問題、朝野政黨問題，他們有困惑、有兩難、有猶豫、講國語、講台語、唱國語歌、台語歌，都有些困惑在，我覺得這不該去苛責他們。
　但是我們的新聞界，那麼早就開始覺醒學運是有問題的，領導權會有外力介入等等；比起對天安門，我覺得我們好像把台灣自外於世界潮流。
我們談戈巴契夫能把第二號人物里加契夫拉出來，把KGB的又如何如何，對立陶宛又如何如何，但我們談自己的時候，好像又自外於世界，好像是另外一個國家。我們為什麼沒有一把尺？我們有那麼多尺。我自己作記者、作讀者，常常問自己這樣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對新聞界要去責備他，不要去否定他，新聞界自己當然要檢討。比方講，我們的記者在中央黨部、在台北賓館那麼辛苦，日夜守候，蔣彥士先生天天吃個飯、洗個澡，在安樂池洗澡，有人跑去跟他袒裎相見採訪新聞，精神真了不起，但是我們記者問的問題都是行禮如儀，你心情怎麼樣？感想怎麼樣？像前不久反共義士來，我們的記者遞過去麥克風問你的心高興嗎？這種行禮如儀找不出事實，所以各報全是問與答的方式處理新聞，問題本身沒有價值，也不會問問題。有的記者tough，但是不fair，或是既不tough也不fair。
　現在的記者必須要體認大的環境已經變了，表演政治的時代慢慢出現，假如你還是用傳統的新聞記者那一套採訪方法的話，不但可能得不到正確的消息，還可能會誤導。
　我們現在的報紙上新舊雜陳，現代與古典並存，常讓讀者感到無所適從，我們現在面對新聞事件，如果真的覺得專業基本動作不足，無所謂，承認自己的錯誤，但是民主的媒體一定要有這樣的觀念，過去大老闆主控整個報紙的局面要改變，媒體本身的民主性格要出來，才有媒體民主的可能。
　曠︰基本上我常問自己一個問題，新聞從業人員面對新的環境，自己在成長的時候，要怎麼樣避免影響到我們的讀者或觀眾。
　我們在學習過程中免不了會犯錯，有看不清楚的地方，但是每天我們的東西出來，可能會傷害到我們的讀者或觀眾對很多事情的看法，所以有時候會有很大的掙扎，社會上很多讀者、觀眾、民眾對我們很不滿的原因，可能是他們覺得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影響到他們、傷害到他們對很多東西的認知，但我們不可能說誰教你們不跟我們一起長大，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不當廣告看的廣告

　潘︰我想作一個記者基本上還是有他應該扮演的角色，我剛提到中國時報記者登廣告的事，我沒有意思要扼殺別人的主張，也無意扼殺別人的行動，也不是不配合世界的潮流，而是我們看的是整個社會和大眾怎麼看這件事情，我比較擔心這樣一個廣告出來之後，一般大眾恐怕不會把它看成廣告，他可能看到的是這個報紙的立場，我們不能單獨看這個事情，問題是你要把它擺到架構來看，如果把它擺到聯合報或新新聞來登，可能都沒有問題，放在那兒可能給他們內部造成困擾，給讀者造成困擾。
　姚朋的新聞呢？王總編輯說這是滿足讀者知的要求，無可厚非，但是我反過來想，登這樣一個新聞它的意義何在？給我們大眾的意義在那？讀者要這樣的新聞做什麼？當然你可以追溯權力鬥爭，但我不認為它很有意義。
　同時我必須提出一個觀念性的東西，我們現在報紙口口聲聲讀者知的權利，這不是一個很新的觀念，這個東西應該被傳播的權利取代。我們老百姓有什麼知的權利？他怎麼知道我要知什麼東西？今天是你給他們，今天你有一萬個字的新聞，你選了兩千字的新聞給他，我們讀者怎麼知道那八千字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事實上知的權利是美國資本主義之下爭取採訪權利的東西，後來美國也一再的反省。
黃︰今天不是要定媒體的功過，更正面的作法是討論媒體如何溝通，與讀者、事件、採訪對象的溝通。在這幾個月的過程中我個人是滿樂觀的，套用李煥院長的話「過程是民主的，結果是圓滿的」。
　可能有很多因素是不能掌握的，但是我倒是看到我們社會中韌性的一面，包括企業界各方面在內，都還是兢兢業業的，都還是有進展。
　這幾個月發生的事情不是媒體造出來的，社會上發生了這些事，我們怎麼樣用更成熟、更敬業的方式來報導，這是今後我們要追求的方向。
　至於國外有沒有類似可作參考的例子，我想水門案是其一，在一九七四年八月，美國的國民兵也宣布緊急狀態，因為當時尼克森要不要辭職造成美國社會很大的動盪，很多人也歸罪於媒體，但事後證明，在水門案後美國政治的特質，制衡觀念更加確定、預算制度、甚至獨立檢察官，所以他們叫做水門政治的特質。
紐約的歷史學家黃仁宇教授指出，我們四十年來為了方便、權宜的考量，把很多逐步累積的債到現在一起要還，對媒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像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環保等，現在發現一起要還這個債，全民的債。
　我自己覺得媒體面臨兩種情況，有時覺得孤臣無力可回天，有時又覺得不信春風喚不回，就在這兩種情懷中交錯，相信對於結構、憲政體制的問題，經過充分而理性的討論，對社會的健康、制度的完整、制衡觀念的建立應該有很大的幫忙，媒體可以幫忙社會形成共識。
　殷︰基本上，我們碰到四十年來從未碰到一個大的改變，無論在政治方面、社會價值方面都在解體，在這樣的情況下，新聞從業人員也有很多苦衷，因為四十年的債全部來還，很多年輕的記者在經驗方面不足，因此他們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壓力，同時各方面對新聞界有極大的期許，也認為在所有的東西都解構的時候，要如何重建，這個責任也有人認為要由新聞媒體來擔負。
　當然把所有的這些擔子統統放在年輕記者身上也不是一件非常公平的事情，可能在媒體的組織方面要作一些調整，另外要培養一些資深記者，讓他們更有時空感，作深入的分析。
　不管新聞記者大家滿不滿意，希望不要採取否定的態度，因為跟過去相比，我們新聞界已有了大躍進，突破了許多禁忌，同時最近的事件也讓記者學到了很多，也有反省。以後希望新聞記者所寫的東西有今天也有過去，更重要的是，也有未來。（方素惠、葉曉蕙、張玉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