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野的呼聲 — 許倬雲細說世界價值的演變

價值（value）可分成幾類：一、情緒方面的價值，如審美；二、取捨（preference）的價值──什麼要，什麼不要，這是做事的優先順序；三、社會性的價值，在社會組織的各群體中，你認同為自己歸屬的群體。其實，上述兩類的變化，都繫於第三類的變化。
　取捨價值的出現和確定，最主要源自二點：第一，教育──包括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上的潛移默化；第二，社會上的壓力──你做到這一點，他就可你好處；做不到就給你懲罰。這一點，人類和動物差別不大，是制約反應。
　取捨之間，由教育、壓力這兩個力量決定，而這兩個力量最後的來源，還是社會的各個「群」。有什麼樣的群，給什麼樣的教育；有什麼樣的群，給什麼樣的獎和罰。獎最能得到即刻效果的，是群體對你的接受；罰能達到最大效果的，是群體的拒絕。
　再說到第三類──社會價值。
　人類最早的社會單元，是家族或家庭，這是最持久的社群。再往上有族群、部落、鄉黨鄰里，這一水平的社群，是初級社團，它的社會價值，是合作互助，但這些社群的重要性，隨著歷史的進展，正在逐漸隱退。
　超越初級社團，就會有更大的社群出現──國家、文化、民族，我們叫「衍生族群」。它的社會價值，是你對衍生族群的認同，對它有忠誠，願意為大我而犧牲小我。因為小我被犧牲後，成全大我，可以使得我的初級社團的其他人員得到保障、安全。所以在這一點，我們看到忠誠、服從、國、愛民族。
　衍生族群最上的一群，是文化，有時以宗教的面目出現，有時以大家信服同一種意念，或過同一種生活作為認同對象。
　近代歷史上，從十五、六世紀開始，初級社群的力量逐漸減弱，而衍生社群國家和民族的觀念往上提升。十五、六世紀後，民族國家在西歐出現，而最後瀰漫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接受這個觀念，成為組織人群最強有力的東西。
　這個是近代世界性威力最強的社會價值，因此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都是小我屈服在大我之下，所有的價值都依附在大我之下，甚至經濟的平等、政治力量的共享、民主、自由，也都在這個大我的圈子。英國人在國內很民主，但他到上海的英租界，就不民主；法國人在法國爭自由，他跑到越南就不說自由。他就在他那個圈子共享。
　這一水平的價值、社會組織，在近代逐漸衰退，原因是族和族之間來往多，知識的傳播雜而廣遠，尤其要緊的是，經濟結構的複雜，使得這個大社群和別的社群的利益，很難切開。
　所以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國家利益之上，出現了新的利益觀念──天下人類的利益觀念。所以威爾遜總統提出人權、少數民族自主的十四條原則，這是超越民族國家的一種新觀念。
　此外，還有聯合國的觀念出現──大家放棄一部分自己的主權，移交給聯合國，讓它裁決我們之間的是非。有世界法庭，有託管，有人權組織，有世界衛生組織……，凡此基本上都侵犯到別的民族國家主體，換句話說，我們逐漸有了一個超過任何族群、全體人類共同的意識。因此，一方面有民族國家這種大社群的隱退，另一方面有新的、全人類的社群加上去。
　
先天下後國家的中國

　中國很特別，天下意識出現很早，而且四周圍沒有很大的挑戰者，所以從東周起（東周列國時代，幾乎有民族國家的走向，但沒有走下去），很快就過渡到普世世界。這一普世規則，就是儒家的思想。因為它沒有有形的教堂，所以就和文化結合在一起。中國走向天下意識、文化意識的時間，比其他國家早很久，如果中間沒有碰上民族國家的問題，中國跟今天天下一世的觀念很容易契合，但是在十八、十九、二十這兩個半世紀，我們一步一步第把民族國家意識接收過來了。本來普世的天下，變成有限的國家社群。最顛峰時期，是抗戰時，每個人為了大我，小我可以不要；不僅小我可以不要，小我最親近的東西也可以不要，可以將兒子送到前線，可以自己躺在坦克下炸坦克，這是過去天下一世的觀念下不容易出現的。
　而中共為什麼掌權四十年，那麼多人至死不悔地支持它？不是為了社會主義，而是為了民族國家的意識。跟我同年齡，或更長的人，中國兩個字簡直像魔咒，比血還濃，比父母還親，因為這是從小灌輸在我們腦子的東西。
　到了現在，大陸上的中國人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幻滅感，由於這個約束我們的母體太強大了，壓力太大了，反而對它有畏懼感，如天安門事件之後，人民普遍對民族國家產生極大的懷疑和反彈。其實在天安門事件之前，白樺問：「我愛國家，國家愛我嗎？」就已經開始懷疑了。
　
台灣國家意識弱
　
　提到海峽兩岸對比的問題時，在大陸上，長期的有民族國家的觀念；而台灣這四十年來，民族國家的觀念受雙重的侵蝕，基礎已流失掉了。一個基礎的流失是：站在國土的一部分，向另外一部分挑戰和否定，使民族國家意識削弱，甚至侵蝕到沒有。
　第二個，在超越民族國家意識的人類意識之後，自然衍生出來的是個人意識。這兩個意識之間，自然還有一大串演變的過程，但最後的產品是：在大的、空洞的人類群下面，就只有一個個的個人，而這個個人，可以跟國家民族不發生關係。台灣對國家民族認同、忠誠的觀念，在今天削弱得很低，幾乎不存在，所以兩岸之間，在某一個年齡群（四十以上），有強烈的對比。
　在中國，個人意識是和天下意識同時出現的，人的尊嚴在孔子的眼裡，和人類的尊嚴是一樣的事情。在西方，個人在基督教的源頭早就出現，但中間被家庭、家族、鄉黨鄰里……以至於民族國家，一重一重的束縛，將個人遮掉、壓掉、甚至否定掉。
　近代，第一次真正把人拿回來的，是兩百年前的法國大革命，跟兩百多年前的美國大革命。
　但兩百年前提出來的，只是觀念，實質上，照樣有公會、階級、鄰里鄉黨、教會的約束。一直到最近一個世紀，全球性都市化的現象，使得所有其他社群的約束都不再存在，剩下來的就是最直接的家庭跟個人。而等到家庭也面臨挑戰時，人就從家庭，甚至從配偶的關係游離出來，這時，剩下了一個大的、空空泛泛的人類，和一個小的，無所歸依、飄飄蕩蕩的個人。
　
重建歸屬族群
　
　我在目前的公寓，住了快兩個月了，今天有個人問我：「沒看見過你啊，新搬來的？」我說，搬來有一個多月了，他說：「哦，那還是新的。」他肯問我，已經比在美國好了，美國人根本不曉得我是新來還是舊來。
　這個時候，所有族群意識不再存在，於是產生全球共同現象：社會價值無所依附，依靠社群來加強約束的選擇、取捨的價值，也因為沒有可以加強的單位、權威，也就無所依附。這是目前全世界各地多多少少共同存在的現象：一層一層的束縛解除了，一層一層的依附也就失落了。
　安不安全呢？不安全，也不舒服。每一個人都感覺身處叢林，不曉得黑黑的森林是出來隻獅子，還是毒蛇。每個別人都變成了可能的敵人，我跟另外一個人之間，已經找不出可以彼此信賴的標準，也找不出彼此可以認同的符號。在部落時，頭上的帽子、身上的武器；宗教時候，圖騰的標誌，都可以看得出對方是友是敵，但今天看不見了，每個人都感覺不安全，都迷失在一個廣大的人群，人群是沒有面貌的，也不知道是友還是敵……。
　這個現象，肇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從此加速度地進行。人在一個很矛盾的局面下：我們要爭取極大的自由度，但等到獲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後，安全感完全消失了。所以現在要做的是，大家應該想，究竟那一層級的族群，不嫌大也不嫌小，從而重建起有所歸屬的族群。
　究竟人類下一步真正能認同的層級是什麼？一個是在民族國家以下、家庭以上，利益相等、職業相通、文化素質類似的層次──社團。比如同業，意識型態、利益很接近，就可能形成一個可以認同的層次。第二個，是超越國家之上、人類之下的層次，如歐洲共同市場。這兩種層級的出現，將來一定會產生新的社會價值。
　另一個可能性，是實用的價值，如服從交通規則。應用的價值，純粹是有用沒用，沒有道德意義，沒有上帝的意義，沒有宗教的認可，只是為了大家都方便。
　今天在台灣，大家常感慨不曉得價值在那，舊的價值淪陷了。這不稀奇，任何時代的人都說這個時代是末世，但山窮水盡時，忽然間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柳案花明是要自己造出來的，天上不會掉個柳暗花明給你，要有些人出來釐訂新的觀念，這新的觀念，其實都在每個人的心，不過要有人把它說出來，別人就會覺得：「哦，對啊，我也這麼想。」這才是新的道德、價值出來的時候。
　
曠野的呼聲
　
　每個時代都會有兩種人：一種哇哇叫，說世界變了；另一種是說，對了，變了，但同時指出可以變成什麼可能的方向。前一種是先知的咒罵，後一種是曠野的呼聲。問：台灣已到了柳暗花明，有曠野的呼聲的時候了嗎？
　答：「天下」不是在做嗎？基本上台灣正面的聲音愈來愈多，不像過去負面的聲音多。
　曠野呼聲常有兩類的態度：一類是回到過去。過去可以重新解釋，但回不去了，時間走了就走了。另一個是往前看，找出潮流的去路，建設起來。這就不是重建，而是新建，而新建是站在舊的基礎上，觀念是轉換，不是完全翻個滾兒。
　問：怎麼把這個哲學落實在現代社會價值的建立上、可以實踐？
　答：實踐要從自己開始。而且台灣愈來愈朝好的方向走，比如綠十字指揮交通。我兩個外甥，李建復、李建國，兩人的辦公室隔條馬路。有一天李建復從窗口看到馬路上有人穿了西裝，一本正經在指揮交通，再一看，是哥哥，他趕快跑下來，跟他哥哥一起做。政府沒發動他們啊，他們自己做，多一個人，交通就好一點。
　問：什麼樣的國家會在什麼情況下走向什麼樣的價值層次？
　答：先談日本，日本不是真正的民族國家，他自己覺得是神的選民。神道教是世界上唯一沒有神設下的的道德意識的大宗教，它只有認同感沒有道德意識，是所有宗教唯一不超越塵世的。
　這個民族的成員，認同感非常強，在經濟力量要變成主導力量時，它變成經濟的大團體；軍事力量變主導力量時，它變成軍事的大團體。基本上它是個大部落，「大和」的神話，讓它維持很久很久。恰巧它國家的大小，島國的安全度，使他們可以凝聚成族群，再碰到西方世界民族國家的觀念時，一接頭就接得很順，沒有中國的天下意識要去掙扎。
　在全球性價值改變的潮流中，日本是改變得比較晚的。中國也會改變得很慢，因為中國基本上有兩個：一個是城市，一個是內地無數的小農村，每一個小農村是個打不破、摔不破的團體。共產黨為什麼能控制農村？就是利用社區壓力，而不是特務。利用鄰居、小孩子打小報告。社區壓力叫你行為一致，不離它的圈圈，你一離開，全村子抵制你，這是中共能掌握龐大中國的主要原因。
　
農村與政權
　
　在中國內陸農村，家庭力量還在，鄰里間互相的幫助、干涉，都還在，並沒有因為共產黨而改變──並不是共產黨不想改變它，而是共產黨打不進去。共產黨是二十世紀最強力、最專橫的政權，正好接頭接上了最原始的村社，這就構成它能用那麼多的人來壓制不願意接受這種統治的人──比如城市的人、天安門一百多萬的學生。中共可以憑藉農村，使這一百多萬的人完全壓成粉末。坦克車、機關槍只是工具，力量強的是那個「機制」。
　問：什麼時候那個機制才會瓦解？
　答：這個機制所依靠的農村，可以中立化。比如為什麼國民黨當年失敗？因為那些本來很順服的農村，離開了國民黨，所以共產黨能以少數他能掌握的游擊基地，打敗國民黨不能掌握的城市。
　農村照樣可以離開共產黨，但等到任何新政權起來後，農村照常會造成問題，因為太僵化。
　問：什麼樣的情況他才會離呢？
　答：飢餓、貧窮，他們離開國民黨就是為這兩個東西。所以在文革和大躍進期間，他們幾乎可以離開，只是因為沒有第二個可以替代的政權，所以離不出去，成為中立。中立後中共照舊可以拿國家機制來壓服。真正要教共產黨改變，必須要造成他們看得見的第二個選擇。
　嚴家其講的話很有道理，一個共產黨垮了，接下去還是個共產黨政府，不是共產黨的意念、主義，而是這種性質的集團，它可以不叫共產黨，可是它是個掌權的集團。
　台灣到現在沒有辦法造成第二個選擇，因為它孤懸海外，用的符號、語言，跟農村搭不上邊。即使這麼多探親人去，探親人曾是農村出來的，也回不去了。
　將來農村要離開共產黨，除非另外有種東西出來，這東西有可能是從農村找出來，相當於義和團的東西，這更是個大災難。基本上毛澤東的文革，在意識型態和行為上，和義和團沒什麼兩樣。
　要往好的方面想，只有慢工租細活了，磨到因為教育、接觸、經濟上的回饋，城市的經濟繁榮回饋農村，農村經濟型態改變造成社會組織的變化，這是很慢的過程。但可以是不回歸的過程，不過是不是改成我們喜歡的樣子，不曉得！（蘇育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