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天安門的八億人 — 人口素質拉警報

　四月十四日，中國大陸敲響了一記重重的警鐘，中共國務院宣布這一天為「十一億人口日」。
　當天，全國各地都舉辦了各類宣傳活動，提醒民眾貫徹中共「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的基本國策。國家主席楊尚昆參觀了由十一位小朋友聯合繪製的人口爆炸兒童圖畫。蘭州市甚至抬出畸形早產兒的標本，在市中心廣場陳列，警惕民眾要「優生、優育」。
　從日常生活的摩肩擦踵，早已充分顯示，過多的人口壓力，已經嚴重制約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而更關鍵的因素，則在經歷長期經濟落後、教育不振、對外封閉，加上一連串人整人的政治運動後，所造就出來的人的素質。
　一位在七九年中越戰爭歷劫歸來的中共軍官面容哀戚，神情激動地回想說：「一波又一波的士兵，以肉身衝向迎面而來的子彈，你才了解什麼叫中國人，中國人沒文化，不怕死。」
　藉著這股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驚人數量，為中共塑造起在全球的「霸權」形象，然而形象的背後，卻隱含令人質疑的困惑，上海市副市長劉振元一語道出所有關心中國前途發展人士的共同噩夢：「不能想像文化落後、人的素質太差的國家，會變成強國。」
　十年前，鄧小平興致勃勃地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構想，要建設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時，民主人士魏京生，就曾冷冷地潑下一盆冷水：要想完成四個現代化，必須要有第五個現代化─民主。
　十年後，四個現代化旗幟依然高張，魏京生卻身陷囹圄，南京大學教授田森又撰文提出新的見解：要想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要有另一個現代化─人的現代化。
　「控制人口數量，是當前最嚴峻的挑戰，」國務院計畫生育委員會官員陳劍握緊拳頭說。然而「提高人口素質」，卻是中共直到下世紀都要全力以赴的課題。
　從人口的教育結構，充分顯現這個人口第一的大國，人口素質卻明顯低落。中共統計局一九八七年的調查資料顯示，大陸上大學肄業及畢業的總人數，占全人口的比例，僅僅一•三％；相反地，文盲及半文盲的人數，卻是高達駭人聽聞的二億二千三百萬，占十二歲以上人口數的二七％，相當於一整個美國。國務院一名官員搖搖頭嘆息說：「大陸人口素質呈現扁平結構，頂端太尖、太細；底部太寬、太厚。」
　
道德崩潰

　
　扁平結構所流露出來的社會現象，最明顯的表癥表現在民眾行為舉止的粗魯無禮。儘管各地都有告示人們行為要「文明」的標語，但不文明的舉動卻隨處可見。在合肥全安徽最豪華的廬陽飯店，穿西裝、打領帶的年輕賓客，毫無顧忌地朝著光潔的大理石地板，啐下一口濃痰。
　外在行為舉止的粗魯隱藏內在道德及價值系統的崩潰。四十年社會主義制度，幾番殘酷的政治鬥爭，加上近十年改革開放所造成的貧富不均，分配不均，扭曲了人們的價值和道德系統。北平一名知識分子痛心地說，今天在大陸人與人相處的基礎，建立在「關係」、「權勢」和「利益分配」之上，偷搶詐騙之風，瀰漫全國。
　一名台灣探親客舉自己的親身經歷說，當他包車從長沙赴廣州的途中，負責開車的大陸司機，因路徑不熟，半路允許一名順道的農民搭便車指點路況，然而，一旦問清楚路線後，立即哄騙那位農民下車撿拾東西，隨即絕塵而去，這位年輕世故，舌燦蓮花的司機說：「這麼多年的經驗告訴我，我不整別人，別人就會整我。」
　
「痞子」式人格

　
　以敢言著稱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今年年初尚未遭中共整頓前，曾刊載一篇「道德危機實質是人的素質危機」的文卓，作者王潤生語重心長說：大陸道德危機顯現在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勤勞進取、寬容善良、富於創造精神的健康人格得不到鼓勵，而那種胡作非為、損人利己、投機取巧、反文化、反科學的「痞子」式人格，因其在無規則狀況上，具有強得多的生存「競爭」力，而被普遍效法。
　城市的巧取豪奪，雖未瀰漫到鄉間，但過低的文化水準（二•二億文盲中，有二•一億在農村），加上資訊隔絕，使廣大的農民，一直處於封閉狀態。
　一位回安徽鄉下探親的台灣年輕人訴說：當他拿出相機，要為幾位在當地務農的親人拍照時，立刻引起騷動，他們要他稍等一會兒，然後紛紛回家梳洗，換上體面的衣裳，穿上鞋子，打點裝扮，掛上項鍊飾物，再領著親人小孩，一小時後，家族中二十幾個人再度聚集，浩浩蕩蕩走上十分鐘的路，到達一個長著幾棵禿樹的小公園，才完成這張照片。
　農村的封閉，演變成「文盲、科盲、法盲」三位一體的農民素質，也無由吸收新的科學技術。國務院一名官員舉例說，河北農業大學，去年曾派師生到太行山區指導農民種蘋果，當他們熱心地教導農民剪枝時，農民卻一再遲疑，認為會傷害果樹，最後教師只好拍胸脯保證，「今年收穫一定比去年好，不好我賠你。」農民才肯半信半疑地動手。
　
水波不興

　
　這一群占全人口絕大多數（八○％）的農民，胼手胝足地附著在土地上，形成中共內部一股超穩定的力量。民主人士的侃侃而談，天安門廣場波瀾壯闊的示威抗議，在農村卻是水波不興，「帝力於我何有哉！」江蘇吳縣的農民曹老土靦覥地以沈默來回答「有沒有聽過方勵之這個人？」的問題。
　十年經濟改革，農民嚐到了從赤貧翻身的甜頭。前年才花了六萬元翻起兩層瓦房的曹老土，當天正在為女兒辦婚事，只見他穿著西裝外套、趿著拖板笑呵呵地，穿梭於屋屋外，招呼男方迎娶的親友，將彩電、冰箱、洗衣機、電扇等嫁，搬上滿滿的一卡車。
　提出人口素質「扁平結構論」的國務院官員說：「上頭的知識分子再怎麼吵，怎麼鬧，底下卻紋風不動，等到底下一動，就是改朝換代。」
　
龐大包袱

　保守純樸的農民，一時之間固然不會造成中共政權的改朝換代，但也構成中共發展的龐大包袱。
　台灣的發展經驗顯示，土地改革後，隨著工商業的發達，逐步吸收農村的年輕人力，經濟型態也逐漸由以農業為主轉變為以工商業為主。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例，從光復初期的五六•一％，逐漸降到目前的一五•三％。
　同樣的轉換過程，大陸卻遭遇障礙，低素質的農民，想轉入至今仍不發達的工商業，再加上原本就已過剩的城市人力競爭，更形困難。
　農村現有三•九億勞動力，即使以目前仍然以人力為主的耕動方式，據估計也只需一•九億人力，即足足有餘。
　在農村人力過剩的情況下，進城淘金的農民，由於大多缺乏技術知識，純粹只能出賣勞力，根本無法被城市完全吸納，只得扛著行李，四處盲目流動，找尋工作機會，造成各地都相當頭痛的「盲流」景觀。
　今年三月間，夜晚十一點，廣州火車站，售票窗口幾乎都已關閉，月台上也沒有隆隆的列車聲。但是，從泛著暈黃燈光的候車室，沿伸到騎樓、站前廣場，乃至鄰近街道的人行道上，依舊擠滿數以萬計的黑鴉鴉人潮，不少人已經鋪上草蓆，蓋著沒有棉絮的棉被，鼾然入睡。
　這些「盲流」，幸運的話，能在城市，找到一份搬運工、建築工或女傭的差事，一位上海市政府的高級官員同情地說：「盲流寧可來城撿垃圾的收入還大於種田。」目前在各地流動的無業人口高達五千萬人（是台灣人口的二倍半）。
　
進廠不進城

　
　自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後，在各地農村蓬勃發展的鄉鎮企業，似乎也是過剩農民的另一條生路。國務院農村研究發展中心發展研究所所長陳錫文指出，十年以來，鄉鎮企業吸收了近五千萬農民。在鄉鎮企業最發達的地區─蘇南（江蘇南部），甚至發生當地勞力不足，足以吸納外鄉勞力的現象，例如江蘇崑山縣城北鄉，鄉長夏中興就透露，當地鄉鎮企業八千七百名勞工中，約有二千人來自外鄉。
　然而，不論進城也好，進鄉鎮企業也好，和農民的文化素質依然息息相關，中共統計局曾發布一項資料指出，不同文化層次的農村勞動力的移轉情況，每百名高、初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有一七•五人移轉，小學則僅有四人移轉，文盲、半文盲更低到只有一•五人移轉。
　再往後，這種移轉將更形困難。安徽滁縣地區（大陸省以下設地區，下轄數個縣）行署副專員胡成功觀察說。這幾年，農村能走的大多走了，「留下的，大多是安於溫飽，知識較低、缺乏品意識的農民。」
　
沒有人才

　
　換一個角度看，農民文化素質低也限制鄉鎮企業的發展。甘肅定西縣縣長張耕深就很苦惱地表示，目前鄉鎮企業「想再往上發展有困難，關鍵在人，現有的人技術不行，經營管理更不行。」在這個三十九萬人口的縣城中，高中以上的人口只有二千名，根本找不到專業人員。只能從外聘請，但張耕深卻也莫可奈何地說；「這些技術人員待也待不久。」去年，縣貸款二十萬辦了一個橡膠廠，在缺乏人才、資金的情況下，「產品一直出不來」。
　即使在蘇南，過去也得靠上海來的技術人員支援。如今，鄉鎮企業也面臨瓶頸，蘇州日報副總編輯季建業表示，「沒有人才、技術，產品想再上一個檔次，很困難。」
　人滿為患，出路有限之餘，附著在土地上的農民，卻仍有加深這種險惡情勢的傾向，不顧中共嚴峻的生育政策，想盡辦法多生孩子。
　中共的「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執行還算順利，但在農村，卻遭到頑強抗拒。甘肅省計畫生育委員會官員王健焦急地說：「農民素質太低，怎麼說怎麼罰都沒有用。」
　傳宗接代的觀念，愈是文化程度低的農民，愈是牢不可破，中共官方統計顯示，大陸依舊有一七•九％的婦女，生育三胎以上，這些不顧禁令堅持多生的婦女中，文盲占四○•二％，小學程度占二六•八％。
　
教育問題多

　
　造成人口素質低劣的最主要問題在教育。最直接的表象是教育經費太少，教師待遇太低。
　一九八五年，中共教育經費總支出占國民總生產額的比例，僅僅二•九％，這個數字，在全世界排名倒數第二十七。而教師所得之低（一名中學教師月薪大約一百元人民幣），在全世界也僅高於高棉。
　這種基本型態下，對下一代素質的提高，形成嚴重制約。更有甚者，中共的教育經費，在農村只負責公辦教師的薪水，其餘項目，如民辦教師的薪水、校舍、教學支出等，一概必須由農民自己貼錢，導致農村教育普遍落後，連最基本的要求都達不到的學校，比比皆是。例如中共所要求的「一無兩有」（無危險教室，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課桌椅），在廣大農村，仍有三○％學校，無法達到要求。
　在安徽鳳陽縣殷澗中學，穿著藍泛白的中山裝，趿著布鞋的校長強士尤苦惱地說，學校沒錢蓋宿舍，目前每天約有五十個學生，晚上在教室打地舖。
　三年前，靠著當地農民集資六萬四千元，加上縣鄉補助四萬六千元，這所全殷澗鄉唯一的中學才在這至今仍一片碎石黃土的校園，蓋起可供六個班，三九○位學生上課的校舍，當地的白雲山林場，又慷慨地捐了一千棵樹苗。往後，宿舍如能蓋好，張士尤還希望能有一間理化實驗室。目前，這些器材，全堆在校長室書架後二坪大小的角落邊，一台顯微鏡、一座天平，外帶一箱瓶瓶罐罐的化學原料，上面全沾滿了厚厚的灰塵。
　
新文盲出現

　
　各種教育問題中，尤其讓人怵目驚心的現象是近幾年大量中小學生的流失，造成新一代的文盲。據估計，近三年來，中國大陸共流失了五千萬中小學生，殷澗中學校長張士尤坦承，去年九月開學時，全校尚有四三七人，一年之中陸續走了四七人。
　造成學童流失的原因，主要在於社會所迷漫的「新讀書無用論」。
　從毛澤東批知識分子為「臭老九」，「讀書愈多愈反動」開始，知識分子在大陸，地位一直相當屈辱。反右鬥知識分子，文革更對知識分子進行殘酷的迫害。國務院教育委員會官員王復孫指著幾位同事說：「我們都會蓋房子、種田、養豬」，文革時，教育部裁撤，很多官員被下放到安徽農村。
　近十年，商品經濟掛帥，出現嚴重的分配不均，唸完大學只能得到一百元的月薪，而開計程車的個體戶卻月入三千元。流風所及，讀書無用論再度重燃。國務院一名官員分析說：「在商品經濟初期，體制上的漏洞太多，不需要什麼文化就能賺大錢，促使人們根本不想唸書。」從幾句流行的諺語，就可看出其間的矛盾：「搞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
　
百年大患

　
　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在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時宣布，「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
　當時，所謂站起來的中國人，有四億三千萬文盲，占總人口數八○％。
　四十年來，毛澤東一句「人多好辦事」的霸權迷夢，中共盲目地使人口數量「翻了一番」，但人口素質卻未隨之提高。
　如今，背負著八○％小學以下程度的人民，二•二億文盲，中共要如何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滁縣地區行署副專員胡成功感慨地說：「我們抓教育抓得太遲，遲了至少四十年，甚至一百年。」
　大陸著名的經濟學家千家駒曾憂心忡忡地指出：教育問題「所顯示的滯後性一旦起作用，是幾十年都難扭轉的。樹人需百年，反之，造成危害也將是百年。」
　未來一百年，中共如果對人口素質問題再不全力以赴，恐怕將要陷入無休無止的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