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投資 — 處處機會、處處機關

　薄霧輕掩廈門著名的風景區─鼓浪嶼。白色石塊堆起的鄭成功像，一身戎裝，雄壯威武地矗立嶼上最高峰，雙唇緊抿的方臉，正迎台灣。「這是取鄭成功收復台灣的意義，」廈門新聞工作者協會副祕書長劉揚演點明了說。
　木麻黃夾道的柏油馬路，兩旁油綠的田野，一派農村的安詳。這是大陸最接近台灣的點─何厝─離金門只有五浬。八二三砲戰雨點般落在金門的砲火，許多是從這轟出的。而今砲陣隱了，關卡撤了，積極施工的，是直通廈門市區的四十米大道，「準備通航，」一位在港資企業工作的廈門人肯定地說。
　湖里工業區，推土機轟隆隆地為新廠房闢地。自從土地可以買賣使用權後，台商熱衷開發大片工業區、別墅區，再強力向台商促銷。「現在我們的戰略是：以台引台，」曾任職東北軍工廠的廈門外貿局長陳德鍫，氣定神閒地說。去年，廈門批准的台商投資超過八千萬美元，首度成為最大外資；今年，廈門人最津津樂道的，是筆擬議中近兩億美元的石化上下游台商大投資。
　四十年來，中共用炮火威脅、國際孤立、宣傳統戰，都不能動搖台灣。卻在近幾年以經濟誘因，讓台灣商人惟恐落人後地爭相投入。廈門，只是台商大陸熱的一隅。據中共對台經貿關係司統計，到去年底為止，共有四百多件台商赴大陸投資案，金額超過五億美元，其中六○％是去年來的。
　到底台商在大陸投資的家數、金額，確切數字是多少，事實上是個謎樣答案。國務院特區辦公室、對台經貿關係司、及各地外資主管給的數字，都各不相同，與台商的估計更是出入甚大。但熟知內情廠商指出，各項數字從去年起快速增加，則是不爭的事實。
　
搶占地盤

　經濟學家王作榮感歎地在報端為文；中共想要統一台灣，是不待辯駁的事，關鍵在統一的手段：一種是武力占領，一種是和平消化。中共現在選擇了後者，「而台灣民間則正在忠實執行中共的這一政策。」
　不只台商，世界各地的投資者也對這塊擁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地區，興趣日濃。大陸採行開放政策至今，已批准近一萬六千項外商投資，協議投資金額超過二百億美元。外商追逐的，除了廉價成本（土地、勞工等）外，更是一塊新天地，一如當年拓荒者湧向美國西部搶占地盤。
　「台灣那還有我發展餘地？」一位三十歲不到的大玩具廠商第二代，語氣急切地說，台灣的好機會早被他父親那一代占光了；而大陸，就像三十年前的台灣，「誰早去，誰就先搶到好地方！」
　然而，橫在他們面前的，不是塊只消用槍砲打退印第安人即可攻占的新大地。而是個組織控制嚴密、人際網絡錯綜複雜、令早期的美日投資者鍛羽而歸的舊中國。
　鑑於中央控制造成經濟上的失敗，四十年來，中共首度鬆根指頭，容許經濟有較大的自由度，「權力下放，」國務院特區辦公室副主任張戈說，要借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經營方式，進行經濟改革的探索。
　
勞工廉價、設施缺乏

　分析大陸的投資環境，「亞洲調查」雜誌指出，優點是廉價勞工、天然資源、國內市場，及一些具國際競爭力的技術；缺點是法律不健全、繁瑣的行政手續、基礎建設不足、政治風險高。
　廉價、充裕的勞力，是大陸最具魅力的投資條件。一位一度極力反對到大陸投資的台灣手提包貿易商，現在不但自己到廣東東莞設廠，還帶了十多家下游廠去大陸考察投資環境，「不去沒法子生存，」這位四十多歲的貿易商說，大陸的工資不到台灣的十五分之一，更糟的是，台灣根本找不到工人。
　但大陸的行政效率低。遠東經濟評論在今年的中國大陸專題報導中說，即使官方有「一站服務」的外資管理機構，要在深圳特區設家公司，仍需三十個單位的核准。核准後，公文作業仍未停止，接下來的每個生產階段都必須經政府批准。
　
沒有燈號摸著走
　
　基礎設施不足，和行政效率低同令外商頭痛。一九八一─一九八七，大陸工業成長了一一％，電力成長卻不及八％；貨櫃量成長近一○％，公路成長卻只有一•一％，據大陸光明日報報導，近七、八年來，大陸每年因停電造成的工農業生產損失，達二千億人民幣（依官價，約五百億美元）。
　即使在投資環境受特別照顧的特區，廠商也對基礎設施抱怨不已。一位在廈門特區投資近兩年的港商說，市政府每年舉辦的外資企業招待會，廠商意見最大的，是碼頭工人效率太差，貨櫃車頭太少，一批貨進出常要等兩、三天。而從廈門通香港的貨櫃船，一個月才三班。
　但是，這些問題，習於中共手法的人，可以找到通路。「只懂得認條文的，一籌莫展；有本事的，可以自由馳騁，」一位大學時專攻政治，現在港資企業工作的安徽人分析，經改後中共中央在經濟上放相當大的權給地方政府，在這個人治社會，只要關係打到要害，「看見綠燈趕快走，看見紅燈繞道走，沒有燈號摸著走，」沒什麼做不成的。
　
精明善舞，如魚得水
　
　這樣一個以人治為主，缺乏明朗、公平遊戲規則的投資環境，處處機會，也處處難關。
　一些精明善舞的生意人，如魚得水。「講中國的關係，誰玩得過台灣人？」一位已進出大陸十多次的台灣成衣商，結束了台灣的工廠，全力在大陸打點關係，尋找最有利的投資地點。
　出了深圳特區的關卡，沿著分隔特區及內地、通上高壓電的鐵絲網，來到一個特區外的工業區。鐵門關起了一棟棟白色三層的樓房，幾位年輕人在籃球場追逐，氣氛頗似台灣的公寓社區。「這個工業區是為我蓋的，沒有我點頭，誰也不准來設廠，」一位台灣鞋商霸氣地說，三年前這只是塊不毛之地，他看上後，當地政府在一個月內，就照他的要求把工業區建好。
　「什麼法令、投資條件，都是狗屎，只有人民幣是真的，」這位四十多歲的鞋商說，他給當地高幹在香港開了戶頭，送高幹的孩子到美國唸書。上下打點，三年花了近五百萬新台幣。「我的工廠成了高幹的水源頭，沒有人敢動，」他把台灣淘汰的機器高估了三倍價，拿到這抵投資金額；隔壁工廠停電，他的工廠照樣有電運轉；目前，他已回本近兩倍。
　但對「關係不夠」的廠商，這樣的投資環境，就處處難關，「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苦，」一位印尼華僑抱怨。這仆原來從事塑膠原料二次加工的華僑，在深圳特區外設了個廠，一切就緒，電卻遲遲不來；電話裝好了，錢付了，摸得到卻聽不到，「不該管的小事─窗戶加鐵條、保衛幾名，當地政府卻要管。」最後他火了，請台灣籍的總經理到各局長面前摔台胞證，才把事情解決。
　這位華僑說，在印尼他還有條路走─給錢，但在大陸，剛開始：「摸不清他們的底，也不知道錢是否花在節骨眼上。」進來設廠十個月，還沒賺到錢。
　
窮於應付
　
　目前混沌、遊戲規則不清的狀態，反倒成為一股吸引力，讓不少信心足、喜冒險、耍關係的商人爭著來。一位台灣石化中游大廠家派到一個特區探路的主管得意地說，他到這個特區三個月，花了五十萬人民幣，該打點的大頭都成了他的顧問，「我在這做阿公，都不想回台灣了。」他不在乎政府有什麼大陸政策：「頂多回不了台灣，那有什麼好怕的？叫我兒子來探視就好了。」
　「投資和賭博沒什麼分別，與其賭一比一，不如賭一比三十六，」深圳華昌鞋業的港商廖世本，興致勃勃地說，大陸在發展中，雖然風險大，但機會也大。有餘錢放在銀行，不如拿來大陸賭一賭。他最近以一平方米一百港幣的價格，買了十萬平方土地，計畫開發為工業區，賣給後來的廠商。
　但也有人開始打退堂鼓。深圳鐵絲網外那家獲利近兩倍的鞋廠，最近開始兜售工廠：「做怕了，他們（索求）得寸進尺，窮於應付。」而他最害怕的，是政治，是中共政權的人治及政策不穩：「可能明天北京一通電話，我三年努力全泡湯。怎麼敢把身家性命放在那？」
　從四月中起，大陸的學生運動如野火燎原般演成記者、工人甚至解放軍都加入的空前示威行動，打出的口號，也從剛開始的「打倒特權、打倒貪污、打倒官僚」，急轉為直指「鄧小平下台」。一位近五十歲的港商憂心忡忡地說，這背後一定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鬥爭：「兩個老闆打來打去，你怎麼安心打工？」
　
政治陰霾
　
　對台商而言，政治的陰霾更濃重。儘管經濟開放、權力下放，許多政策顯得混亂，但中共對統一台灣，卻沒有一時放鬆過。「兩岸通商的中心思想，是最後達到統一的目的，」中共國務院對台經貿司副司長陳文郁笑臉盈盈地說。「我們一面探索經濟改革，一面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南方的廈門市體改委副主任陸建新說出從上到下的共識。而統一則需照鄧小平所說的「一國兩制」模式，將台灣降為地方政府。
　隨著台商愈進愈多，中共手中的網─八一年，所有進口自台灣的產品一律免稅，「目的是吸引台商來，」陳文郁說。八一年以後，台灣產品漸多，中共設了調節稅，開始課輕微關稅。八八年起，兩岸間接貿易超過二十多億美元，從台灣來的產品就和所有外國產品一樣，課正常關稅，限制進口的項目，如家電，台灣貨也不能倖免。
　但中共當局有恃無恐。「貿易有長期穩定供應關係，打開後就不會有太大問題，」頭髮挽了髻，始終保持親切笑容的陳文郁說。
　而台灣的大陸政策還像一團迷霧。郭婉容部長北平亞銀年會返國後，報章仍為她的大陸行到底與大陸政策有無關係，是否意味大陸政策的更張，而為之猜測爭論不休。民間更高呼：「郭部長能，我們為什麼不能？」民意代表、台機工會、媽祖廟進香團等…，都要求大陸政策進一步開放。
　王作榮針對這種現象，以「敵我意識消失，國危矣！」為題，提出一連串的質問：海峽兩岸的敵對關係真的開始解凍了？中共為什麼始終不肯放棄以武力解放台灣的口號呢？以經濟統一中國的時機是否已經來臨？如何以經濟統一中國呢？就是以現在這種浪漫憧憬的方式去統一嗎？會不會沒統一到別人，自己反被統一，十一億中國人的一線希望就此破滅。
　這種冷靜的諍言，在中共大軍鎮壓天安門之後，突然變得入耳。
　在李鵬宣布「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坦克、卡車載著大軍進駐北平之前，台商對大陸，一直懷有浪漫的憧憬。他們急著去搶占地盤，他們認為「有錢」、「有關係」萬事通。
　但是，這次學生運動中最能激起大陸人心的訴求，就是反特權、反貪污。而中共保守派對學生運動的高壓態度，也撕裂了過去十年開放開明的形象。這些，該是給台商的一記警鐘：關係未必永遠可靠，共產主義的大陸也不是個安穩賺錢的新世界。
　或許，政府跟民間現在都要開始慎重思考這些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