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為權力服務

七○年以前，北平街頭的學生在五四運動的大旗下，激昂地請求賽先生來到中國，救救這個龐大卻積弱的國度。
　今天，西方的戰略觀察家卻密切注意北平中南海的一舉一動。當年船既不堅、砲且不利的中國大陸，如今已用自己的辦法，建立起軍事用途的尖端科技。
　當每人國民所得六千多美元的中華民國，還為是否自行發展太空科技激烈辯論之際，平均所得不過三百多美元的中共，卻已擁有打擊範圍可達南太平洋的彈道飛彈，以及在同步軌道上穩定運行的人造衛星。
　經濟落後、經驗缺乏，也擋不住以大國自居的中共要大搞先進科技的雄心。中共留美科學家黃敞就特別提醒，千萬別把中共和瑞士這種小國相提並論：「我們國家大，凡事一定要自己搞，不可能像小國家一樣，事事靠外面，這是大國沒辦法的事。」敞一九五○年代初期曾在剛萌芽的美國半導體業服務，後來一直參與中共彈道飛彈、衛星的電子系統開發工作。
　
以大國自居

　黃敞進一步指出，客觀環境限制不了中共的決心：「我們大國有大國的力量，要集中力量做幾件事，絕對可以做得到。」他接著以蘇聯在一九六○年突然切斷對中共的援助為例，證明了他的看法：「如果他（蘇聯）不卡我們，我們還不一定上得去。」黃敞微笑說道：「我們（航天工業部）都說，我們該給赫魯雪夫一個大勳章。」
　但是這個十一億人口的大國，內部卻隱藏數不清的矛盾對比。它的能力看似大得可以給赫魯雪夫難堪，卻對自己境內工業大環境的不合理莫可奈何；它可以達成舉世側目的軍事科技發展目標，用的卻是最不經濟的手段；它的權力可以緊抓科技人員的智慧結晶，卻竟抓不住各單位自行其是的管理風格。
　衛星上了天，大陸一般市井小民的民生經濟並沒有感受到科技帶來的便捷。在大陸任何角落，打通電話都是至少半小時到一小時等待的痛苦經驗。在陝西南部煤田區「一包煙的價錢可買一噸煤」，卻沒有足夠的交通線外運煤產，以致沿海地區清一色是賣方市場，有錢買不到煤。
　一位計程車司機就在北平早晨的擁擠車陣中，揮手抱怨高科技的不相干：「那些東西又不能幫我們改善生活水準，人口多總有一些生產力，也不是很了不起嘛！」
　隨著中共面對的經濟挑戰日益巨大，中南海開始要求科技隊伍調整方向，投入經濟的戰線。正當台灣在產業、科技升級重重壓力下，人力透支，處處苦於找不足人才之際；中國大陸七百四十多萬的龐大科技人力，卻正試圖走出過去「兩彈一星」（核子彈、彈道飛彈、衛星）的榮耀，希望在或民經濟中找到新的活力忙碌起來，也利用向外開放的過程，學到西方先進的技術。
　為什麼一向強調平均主義、注重計畫發展的中國大陸，竟會出現如此先進與落後並存的懸殊對比？為什麼中共在航天航空工業部有八十萬人，在機械電子工業部有十六萬電子研究人員，在農業、交通、公用事業、建築的科技人力卻嚴重不足，連印度農業的水準都趕不上？
　被稱為中共科技界三錢之一、專責核彈發展的錢三強，在接受天下雜誌訪問時表示：「我們的科技發展一直用集中兵力打前衛戰的作法。」這種「全力攻關」（進攻關鍵）的策略，固然可以在科技的頂點處重點突破，卻無法完整造就科技、產業發展的大環境。
　中共政權建立後，尖端科技一直是領導階層緊抓的權杖，要以此證明大陸躋上了國際舞台，證明新、舊中國截然不同。因，此雖然大陸經濟一直在規畫不足、執行不力的惡性循環中，科技卻有完整的發展策略；就算民生經濟的科技缺人、缺錢（僅占ＧＮＰ的○•六六％），尖端科技卻有人、有錢。
　
官僚體制下的例外

　
　為了把尖端科技推上去，中共展開中國近代罕見的萬里長城式大工程。在「全國大協作」為名的全面佈局行動中，中共政權中央親自下手，在全國佈下由教育、研究而生產一條鞭的大網路。
　為求速效，科技單位手執中央交下的尚方寶劍，展現官僚化的中國已難見到的速度和彈性。當核子彈方面缺人時，中共中央政府調出所有留蘇、留東歐的學生名冊，「只要有用就調過去」；當蘇聯於一九六○年突然從中國大陸抽身時，中共在十八天內調集近百技術人員、四千多大學生進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飛彈、火箭、衛星研究單位）
　一向是中共科技實力重心的中國科學院都被強力動員。錢三強回憶，中國科學院在「二彈一星」發展高峰時，有二分之一兵力投入飛彈，也有四分之一─約五千多人散布東北、西北、上海造核子武器。當國防科技無法突破材料技術時，一聲令下，金屬所副所長帶著一百多人離開科學院，投入現場。
　飛彈射程由近而遠，由載核子彈頭進而放射人造衛星，中共三十年間能夠有系統循序漸進，因為採納一套「三步棋」的計畫策略，把研究發展按近程、中程、遠程切成三分，兵分三路各自攻關。當彈道飛彈還未上天時，已有研究人員動手探討人遠衛星的運動姿態；雖然美國試爆原子彈與氫彈間隔八年，兩種武器同時發展的中共卻只隔二年。
　
人海戰術加人情感召

　
　發展科技急需大量人才，中共則將傳統的人海戰術加上人情感召進行急速生產。
　「有了人，好辦事，」錢三強坦承，中共尖端科技在文化大革命前能「真正大發展的關鍵是老、中、青三代（科技人員）的結合」。
　老一輩科學家將西方的新技術、管理帶回中國。中共政權建立後，在周恩來重用知識分子、使中國強大的民族主義號召下，一批留學、工作在歐美的華人返回中國。因此，核子物理學家居禮夫人的學生錢三強，將法國集中全國人才運用的作法用在中共的核子科技發展；一九五六年回到大陸的錢學森，把當時美國發展北極星洲際飛彈的系統工程管理方式引入大陸的國防體系。
　
發揮骨幹作用

　
　第一代科學家又帶出了第二代。在一九五○年代中共急速興辦為國防服務的大學熱潮中，第一代科學家更親自下馬執教鞭，在重點學校針對重點領域調教出一批大學畢業生。這批人不但在當時解決人才的燃眉急荒，直到現在也「還在第一線（技術、管理）發揮骨幹作用，」北京科技大學計算機系主任涂序彥觀察。
　在中共迷宮似的權力體制中要談大力協作、聯合攻關，必須要中央領導層的直接干預。從中共下達發展尖端科技的動員令起，這一大群科技人員就和周恩來、聶榮臻建立一般人民難望項背的密切關聯。甚至在文革期間，還特別在國務院成立國防科委，試圖建立一個和外界動亂隔絕的獨立世界。
　權力的關係外，也動之以情。就算大陸外匯缺乏，周恩來卻強調要買進西方所有可得的書刊訊息；雖然大陸面臨糧荒，留法的元帥聶榮臻卻由部隊調來食品，規定只能發給科學家。今天在北平新建旅館的餐廳中，文革時曾被隔離審訊的科學家忍不住仍會回憶起周恩來在北平的舞會。一輩子辦外交的周恩來總是準備妥當，「每一個科研人員，他都叫得出名字」。
　這個由權力、情感交織出的科技長城，可以在科技的尖端過關斬將，接連攻關成功，卻無力帶動整個科技、工業的大環境爬升。
　雖然國防系統可以製造三節火箭、遙測衛星，中國大陸整體電子、機械加工等零組件工業卻遠落後世界的水準。
　尤其能反映中共科技「有點無面」的矛盾，是大陸一直力圖壯大的半導體工業。
　當中共在一九五六年為了尖端科技需要而投入半導體時，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所長王啟明回憶，「日本還沒有我們先進」，但在隨後三十三年中，日本後來居上，成為全球盟主，「現在兩邊（日本、中共）差距就大了」。
　在同一國境內，太空科技可以居全球第四，半導體卻只是「中下水平」 ，王啟明分析，是因太空科技重點突破的個性正能應合中共的攻關模式，而半導體則全看工業的整體環境，觸及中共的致命傷。「搞衛星，目標清楚，技術集中，反而容易突破；做半導體卻都是涉及整個國家的工業基礎，對我們很不利，」他搖頭說道。
　工業基礎是建立在基本體制之上。長久以來，牽動中共科技、工業向前推進的原動力，是由上而下的命令、任務、要求，而不是多頭爭鳴的市場需求。
　黃敞坦承：「我們的半導體工業到現在還沒入門，就因為一直以為有了科技就有了一切。其實要搞工業，一定要有市場。」
　
有三品、無產品


　要面對市場才會考慮成本，但中共的科技人員長久以來看不到市場，感受不到競爭，也因此對商場中勝負所繫的壓低成本沒有太大興趣。位在長沙的國防科技大學花了六年仿造美國Gray公司的超級電腦，在一九八三年推出「銀河一型」，卻因積體電路等零件成本太高，一套標價一億人民幣，沒有單位買得起，從此成為絕響。
　習慣了為國攻關的科技人員，可以在實驗室中白首鑽研深奧的理論研究，可以用盡方法製造少數衛星，卻從未想到辛苦拼出的技術，也可設法轉化成大量生產的產品。科技研究的成果不是一篇報告，就是「三品」─樣品、試品、展品，「就是沒有產品」，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局副局長楊安仙無奈地形容缺少市場觀的結果。
　長期不重視市場、成本，自然也使與成本、品質息息相關的生產技術停滯不進。
　中共生產技術的不足，尤經反映在強調製造能力的半導體工業。
　離秦始皇陵墓不過五分鐘車程的驪山微電子公司，於一九六六年為了生產飛彈、衛星使用的積體電路而成立。當全球主要積體電路生產國（包括台灣），目前都開始磨拳擦掌準備跨入線幅寬度一微米以下（一微米為千分之一公釐，約為人頭髮寬度的七○分之一）的次微米時代，驪山的設計部門仍在開發兩微米線幅的積體電路，但驪山的製造部門卻只能生產三微米的產品。「我們可以設計，但生產不出來，」穿著連身白色工作服的驪山微電子設計部主任萬達明白指出。
　自一九七○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積體電路製造能力就一直無法突破三微米。有人將此歸咎於西方對中共的科技輸出管制，使中共只能透過第三國設法引進部分精密生產設備，與最先進的則完全絕緣。
　但另有一派則指出，大陸整個工業體系的生產紀律及品質要求，才是限制半導體業進步更關鍵的因素。
　
無塵世內吸香菸


　走一趟驪山微電子已使用二○年的生產區，就了解這種反求諸己的說法有理。目前台灣的積體電路業者都已確立無塵室生產區內的嚴明工作規範，密閉戶，工作人員徹底去塵才能進出，尤其在刻印線路的工作區格外森嚴，除了工作人員外一律不許入內；但在大陸，無塵室大門敞開，與外界毫不設防，為了攝影，外賓可以自由進入晶圓畫線的心臟地帶。美國商務週刊（Business Week）甚至曾報導，大陸的工人會在無塵室內吸菸。
　因此，當拿出積體電路工業最誠實的比較指標─產品良率（yield）相較時，明顯看出大陸與外界的距離。日本所生產的二五六Ｋ
　ＤＲＡＭ，九○％毫無瑕疵，而我國華隆微電子公司生產六四Ｋ也有五○％良率；但在驪山曾生產的四Ｋ
　ＤＲＡＭ最佳紀錄不過推進到二○％。由於良率太低，使得生產成本居高不下，整個大陸現已不再生產記憶晶片，全數仰賴進口。
　零組件工業遲遲不進步終會拖累辛苦建立的系統工業實力。北平的電子第十五研究所，在中共向外開放，進口迷你電腦大批登陸後，對中共本身半導體業無法進步的牽制格外不耐。想到所設計的電腦幫衛星上了天，卻被看似微小的半導體羈絆，副所長馮昌略帶激動地說：「我們有的是手段，就是沒有武器。」
　促使整產業環境更形惡化的，是中共的決策凌亂，對分散各地的單位又掌握不住。單在一九七○年代，一直勒緊褲帶的中共在半導體業就大手筆投下十億人民幣。但「錢是花了，效果卻沒有顯示出來，」王啟明坦承。
　黃敞承認，中共半導體工業欲振乏力除了忽略市場因素外：「我們也沒考慮到經濟規模。」一位外商就明白指出，當時全國一口氣設了五條三吋晶圓生產線，結果反而是各搞各的，「把該集中的力氣都分散掉了」。
　
宏觀失控


　類似的決策失當也在航空工業發生。大陸在一九七五年與英國勞斯萊斯簽約，合作在西安生產飛機噴射引擊，先後投下十一億人民幣買專利、建設備，耗時耗神開始生產後，卻又發現沒有適用的飛機可裝配，再陷停頓。「當時只想引進來一定有好處，」一位航空界人士指出，「現在我們學到教訓了，要先想清楚目標，再動手作事」。
　將林林總總的整體失控事例相加，加上中共採納蘇聯「大而全」的發展模式，各單位由上游到下游都想一把抓，曾多次到蘇聯、大陸考察的台大應用力學所所長李紹林就認為，大陸的科技單位「太沒有效率，在外國一個人能作的事，在大陸要十個人。」
　走入一九八○年代，中共領導階層也逐漸了解，整體工業的弱勢終會削弱尖端突破硬撐出來的科技實力，必須及時挽救。但近年來全球武力對峙的緊張關係逐漸降溫，卻正好給了中共重新整備的機會。
　「以前我們的重點是把東西做出來，現在則是要把東西做好，要想辦法趕上世界水準，」一位參與太空科技的第一代科學家明白表示。
　他承認，中共目前的人造衛星與西方相比，重量大、通訊頻率也窄，為了趕上「衛星能在天上轉八年」的要求，中共正利用自力開發及引進技術兩條通路設法解決。
　而八○年代全球強權相繼全力發展新一代軍事科技，更逼得丟不起顏面的中共要加快步伐，發展新科技。眼見美、蘇都開始向「星戰」技術進攻，西歐、日本的科技集團軍也各自有計畫地在太空、電腦大力突破，鄧小平在部分科學家建議下，就宣布中共要努力建立七大領域新技術，在二十一世紀時仍要列名大國排行榜。
　從中共政權成立以來，科技就一直為權力服務，卯足力氣在強權競賽中衝刺。走過北平中南海的新華門，門內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大字揮不出眼簾，到底科技發展的終極目的何在？是為國威漲高？還是為民生的改善？台許中國大陸的科技人員、尋常百姓永遠沒有機會回答這大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