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元老治國」

香港和海外去過大陸的知名人士，凡是同中共高階層幹部有過接觸的，大都會留有頗為深刻的印象，認為他們有較多的智慧、談吐有見地，通情達理，對外界也甚有認識。過去的周恩來及他以下的一些搞統戰工作的人，都予人這樣的印象。今天的趙紫陽及他以下搞統戰工作的高幹，也是如此，有些見過趙紫陽的人，甚至從他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情形也同當年見到周恩來的人一樣。
　然而，過去和現在都有一個同樣的問題，就是：既然中共高幹都是那麼有智慧、有見解的人士，過去和現在中共的政績又為什麼如此乏善可陳﹖
　近年到過大陸的人，都會對大陸的經濟自由化印象深刻，甚至有人認為不出幾年，大陸的經濟就會全面實現資本主義。
　然而，這又有一個問題：既然經濟的發展方向那麼清楚，甚至那麼好，為什麼去年五月剛開放四種副食品的價格，就造成擾攘整年的經濟、社會、政治大風波呢﹖
　這都涉及中共政經大勢的基本了解。倘若基本的情況沒有掌握，光從表面現象去判斷，往往會失誤的。
　
元老治國的權力運作
　
　許多人都認為，中共的國家組織和權力結構學自蘇聯。但是，實際上中共與蘇聯卻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點，就是蘇共的結構基本上是有職有權，也就是說，誰當了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誰就掌握了最高權力；但中共的情形卻不是如此，名義上的第一號人物，往往不是最有權勢的人，胡耀邦不是，趙紫陽也不是。因此，蘇共在戈巴契夫擔任第一書記之後，他可以順利的清除蘇共中央保守的元老勢力。而胡耀邦、趙紫陽在擔任了名義上的第一號人物－總書記之後，卻始終受制於老人。也因此，戈巴契夫提到要同中共舉行高峰會議，他選擇的對手不是中共總書記，不是國家主席或國務院總理，而是一個自稱半退休的元老－鄧小平。
　元老治國大約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傳統。歷史上真正掌有實權的皇帝是很少的。除了開國皇帝有實權之外，他以後的繼位者大約都會受制於元老，有時是聽一個元老的意見，有時要兼聽不同元老的意見，並在他們之間求取平衡。
　作為「開國元勳」的毛澤東，是有實權的，接下來名義上繼任的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都受制於元老。而由於鄧小平不像毛澤東那樣有絕對的權威，性格也不是那麼專橫，因此治國的元老就不是他一個，而是多個。去年反自由化時所盛傳的「八老治國」，大概仍是中共今天的決策中心。「八老」是：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王震、薄一波、宋任窮、彭真。其中雖有的患病（陳雲），有的形式上全退（彭真），但仍發揮著治國的非正式功能。
　元老之間的權力運用大概是這樣的：任何一個元老先在某項決策上講了一句話，或先作了一個批示，其他元老就不會反對；反過來，任何一個元老否定了什麼，其他元老也就不會予以肯定。就用這樣的政治默契，維持著元老們表面和洽的局面。
　
「河殤」起風波
　
　在中國大陸，任何較大的事情，「八老」都不輕易表態，因為任何人都不知道其他「老」的意向，他們多等待老人之間的「生活會」或其他場合，各元老溝通，又或者等鄧小平、陳雲這兩位超級元老先開腔。比如三唊工程的事。但如果元老中無一人表態，趙紫陽、李鵬及以下的人也就不敢貿然決定，因為若作決定後卻有一位元老提出異議，就有很大的風波。
　以「河殤」的放而後禁為例。名義上第一號人物趙紫陽本已對「河殤」開了綠燈，並在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來訪時把「河殤」的錄影帶送給了李光耀，誰料王震卻因為年前以中共黨校校長的身分訪問新加坡時，李光耀沒有接見他，心有不甘。於是對「河殤」就動之以「國罵」。一罵之下，「河殤」就放而後禁了。這一方面說明了王震不把名義上第一號人物的趙紫陽看在眼，另方面也說明元老的權威遠大於真正的在位執政者。當然，若送錄影帶給李光耀的是鄧小平，王震就一定不會罵「河殤」了。「河殤」本屬小事，尚且如此，其他大事就不用說了。
　因此，懂得大陸上政治運作的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有一個重要的訣竅，就是先設法取得一位元老的同意。與「河殤」事件相反的一個例子，是數年前電視台播映日本武打連續劇「姿三四郎」之事。當時中日之間已經簽約，安排好要全國電視台播映了，但是當廣州，上海開始播映之後，許多人都擔心起來。因為這個連續劇太受歡迎，掀起了一片熱潮，在這種情形下中共高層很可能會有人反對，比如說有人因患了眼紅症，向一個元老進言，這個元老基於民族大義（「怎能讓日本武士在中國人面前耀武揚威」之類），講了一句不能讓它繼續播映的話，那麼中國就只好與日本毀約了。而毀約實在茲事體大。因此主事者當「姿三四郎」在廣州、上海掀起熱潮之後，立即把片子調給王震看，王震被影片吸引，不睡覺地連續看了一晝夜，說了幾句對影片內容欣賞的話，於是問題解決，全國電視台放映也就無人予以反對了。
　
趙紫陽失去大好時機
　
　中國大陸這種元老治國的情形，不僅是離民主甚遠，甚至可以說在專權政治中也不正常。在中國傳統政治中，開明君主掌握實權，還是專權政治中較好的選擇。除了開國皇帝外，有魄力的實權人物能否在關鍵時刻脫穎而出，都成了能否造就「開明君主掌握實權」的重要因素了。
　一九七五年鄧小平被毛澤東委以處理國家事務的大權。當時因周恩來病重，事實上不可能有另一位有經驗、有能力的人來收拾文革後的殘局，特別是對外談判。鄧小平利用這個機會，向江青、張春橋等文革派挑戰，儘管失敗了，但卻為毛澤東死後「粉碎四人幫」提供了民意基礎，並使他自己在一九七八年復出後擁有崇高的威望。鄧小平的魄力、勇氣、眼光，使他可以在關鍵時刻脫穎而出，造就了七八年後基本上由「開明君主掌實權」的形勢。
　八七年初反自由化，是趙紫陽的大好時機。正如七五年時的鄧小平一樣，八七年的趙紫陽也是無人可替代的。他只要在被委以重任的時候，向保守的左派主動出擊，對元老們的干預予以抵制，並繼續胡耀邦的自由化政策，他大概也可以在這個關鍵時刻脫穎而出。可惜他沒有魄力去掌握這個機會。
　趙紫陽智囊團中一位人士曾對筆者表示，趙是一個極聰明的人，對別人提出來的意見、建議，領悟力極強，思維反應快，對外對內的談話，包括回答記者的問題，都使人感到他甚有智慧。然而，由於太聰明，他的為人就有很強的明哲保身的傾向。因此，在七八年反自由化時，他不敢在關鍵時刻掌握機會，而是等到鄧力群等咄咄逼人地要向他掌管的經濟領域進攻時，他才被迫反左。
　這就是趙主觀條件的限制，使他不能成為掌實權的「開明君主」，也使他不能貫徹智囊團所提議，而他也比較同意的經濟、政治改革的措施。這使中青年智囊人物近來都對他失望。
　趙的年齡，決定了他的主要從政經歷，都是在中共建國以後這四十年。他缺乏鄧小平那一輩人的革命歷練，缺乏戰爭歲月所凝就的膽識。而建國以來這四十年的鬥爭使他更知道權力鬥爭的複雜，以及應如何在鬥爭中保護自己､避免露出光芒。至於李鵬，更是所有的從政經歷都在中共建國以後，當然比趙紫陽還要練得世故了。
　元老治國，加上趙、李的世故，中共要在短期內進行大的政治改革，看來是不大可能了。最樂觀的估計，政治上的大改革，也需十年左右才會出現，也就是說，要等開國時期的革命元老全部凋零，新一代接班，才有希望打破這種元老治國的局面。而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有智慧、有能力的政治家要脫穎而出，是極不容易的。
　這是對中共政治權力結構應有的基本了解。
　目前中國大陸經改的主要問題是越來越清楚了，就是所有制問題。必須改變國家所有制，中國大陸的經濟才有出路。提出「私產」化，目前在許多當政者的認識上還不能接受，但是提出「非國有化」，應是普遍能接受的觀念。
　
經濟的出路是「非國有化」
　
　在「非國有化」的過程中，逐漸增加「集團所有」的成分，應是一個發展方向。由高幹子女、退休幹部組成或國務院撥款獨立經營的四通公司、康華公司、中信公司、光大公司，都是「集團所有」而不是由國家直接控制的公司。公司經營得好壞是另一回事，經營的方向是謀取「集團」的利益，而不是受誰也得不到利益的僵化的國家體制所管制，則是與國有企業最大的不同。
　「集團所有」的企業，包括鄉鎮企業，在內部賞罰、人事任免、去留升降等制度方面，都可以按經濟規律辦事，而用不著依循國家制度的規定。
　「集團所有」企業內部當然也不免有「貪污」，就像西方的大企業內部也會有貪污一樣。但是基本運作，還是以謀取集團利益為主導，要事事符合經濟原則。比如說，為大陸買進一部汽車，經辦人可能會收取一點佣金，但買進價格卻不能高於外國的價格，而在大陸的賣出價也要保證有利潤。這同國營公司以權謀利的「貪污」不一樣，後者往往提高進口價而私下受賄，使國家蒙受損失。
　除了增加「集團所有」之外，還要大量增加名義上屬全民所有而實質上卻是私人經營的企業。這就是股份制，目前的股份制是讓職工擁有股份，但股份不能轉讓。這種「人民資本主義」的方式，在西方已經失敗式微，在南斯拉夫也發現了對刺激生產沒有幫助。因此，股份制應朝「可轉讓」的股份制這方向發展。
　這種以不同方式實施的「非國有化」的演變，看來不會受經濟改革的挫折所影響，因為整個大陸的社會，就向著這個潮流演變。在這個過程中，高幹子女會利用他們以特權占領一些「集團所有」企業的據點，在獲取他們私利的同時，也推動著這一個潮流。此一過程，同資本主義國家在形成階段，一些貴族子弟憑藉特權而成為新興資產者，是差不多的。
　外界一些輿論，從國家民族的利益立場出發，對大陸的高幹子女憑關係占有經營「集團所有」企業的高位，頗有批評。但有一位智囊人物說，今天在中國，任何事情如果只是為了國家民族，而沒有個人利益或社會集團利益的成分牽涉其中，是肯定不會成功的。
　
「所有制」是根本問題
　
　中國大陸這種「非國有化」的過程要多久才完成﹖大約不會是很短的時間。同政治的演變一樣，期以十年，相信不是保守的估計。
　中共當前的主要領導人，大概不會把經改的「主攻」放在非國有化這種改變所有制的根本問題上。社會上的非國有化是一波三折，但仍然方向不改地進行，只是這並沒有太多政府的助力。中共的其他經改措施，如價格改革，如某地的突然開放，如國際經濟大循環，恐怕仍會花樣層出不窮，而每出一個花樣，也總是會闖點禍，其根本原因就是所有制仍沒有發生根本變化。
　這就是對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形勢的基本了解。（作者為香港九十年代月刊總編輯）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