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的危機管理

一月十三日又來到了。去年的這天晚上九點鐘左右，全體國人從三家電視台的新聞快報中，驚聞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終於敵不過病魔纏鬥，而於當天下午與世長辭惡耗，忍不住哀淒與惶惑的那一刻，中華民國新任總統李登輝已正式宣誓就職，政府權力中心順利移轉的畫面，出現在電視螢光幕上。
　接下來執政黨中常會緊急集會，政府要員神情難過傷痛但不失鎮定的鏡頭，安定了驚惶的市井民心。這也是政府對應突發事件，一次沉著穩練的表現。
　這種卓越的危機處理能力，正是經國先生的珍貴「遺產」之一。他生前數度處逆境而不驚不懼所表現的大智大勇，累積裝備了政府人員克服這位強人驟逝危機的信心與經驗。
　曾經參與策畫執行故總統故世善後事宜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祕書長宋楚瑜，就不只一次無限感念地向友人說，他本人從經國先生臨變而不移，堅忍沉著度過難關的指揮若定中，體察到了履薄危機的要領。
　
能忍則忍，當強則強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錢復，則在經國先生的領導下，親身參與籌畫我國政府遷台以來最重大的一次危機對應準備－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中旬，美國政府突然宣布與中共建交和我國中止外交關係，以及後來一些預料不到的意外發展。
　錢復說，經國先生處事應變目光深遠，能忍則忍，當強則強。十年前的十二月十六日清晨兩點十五分，美國最後一任駐華大使安克志當面向蔣總統報告美國總統數個小時之後，台北時間十六日上午十時就將發表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電視演說時，經國先生難過、憤怒但仍極度保持尊嚴與鎮定。他不卑不亢，斥責美國不義之舉。送退安克志後，立即平心靜氣著手依外交部所擬妥的一份緊急方案，指揮黨政各部門首長全面動員應變。
　那天清晨，當時出任故總統英文祕書的宋楚瑜，接獲安克志要求當日早上七時晉見經國總統的電話，當即感到不妙，堅持安排安克志提前於午夜過後赴大直官邸晉見經國先生，被認為是搶下充裕時間，方便政府因應國家變局，是「建功在先」。其後，總統官邸，黨政首長集會，舉行執政黨臨時中常會，總統頒布緊急處分令，發表鄭重聲明等等，大都依據中美關係變化因應方案按部就班進行。政府安然度過突如其來的中美斷交變故，這份多年來一直不為外界所知的危機處理方案也充分發揮了功效。
　在最近的一次訪問中，錢復首度公開證實：外交部早在美國前總統卡特無情宣布之前十個月至一年期間，即接受經國先生提示，擬就因應中美關係生變各種不同可能情況的緊急處置方案。
　方案內文由當時擔任外交部常務次長的錢復執筆，經外交部長沈昌煥批閱後，呈交那時的行政院長經國先生留存，以備不時之需。
　錢復還語重心長地指出，國人經常以中美斷交為例，誤解政府缺乏應變危機的準備，「其實是不公平的」。他清晰記得，六十七年五月二十日，經國先生自行政院長正式轉任總統時，曾親口告訴，他自己什麼都沒有帶，「只親手提著內裝中美斷交因應方案的黑色公事包，離開行政院的辦公室」。
　但是擬就方案之事，故總統一直堅持祕而不宣，僅有少數高層官員略知一、二。錢復解釋這是經國先生的原則，是維繫人心士氣的必要心理防禦。因應方案一旦外洩，等於宣告政府「棄守」，勢將無法爭取民眾信心。
　
有備在先
　
　錢復透露，我方研判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可能模式中，包括了「雙重承諾」，與中共互設大使館，在台設置總領事館；或在台設立貿易辦事處，連絡辦事處等等我方認為均優於安克志所轉達的決定。
　美國與我國終止外交的方式，在由錢復主擬的中美關係變化緊急對應方案中，排列第十，是美方接受中共所提三條件，與我斷交、撤軍、停（廢）約，屬於預估中的「最壞情況」。
　儘管情勢惡劣，因為有備在先，經國先生仍然臨危而不亂，領引黨政首長一步步度過了預期多時的中美斷交難關。
　在這之後的民國七十三年三月，一架遭劫持的英航班機迫降桃園；以至七十五年五月，影響台灣海峽兩岸國共關係演變的「華航貨機轉降廣州事件」，蔣故總統都能在政府有關官員們措手不及、無所適從的迷團中，指點明燈轉危為安。了解內情的政府高層人士指出，在這兩椿臨時突發事件，與中美斷交事故中，故總統都流露了他深悉現實、當機立斷的智慧、耐力、以及不固執己見的寬懷胸襟。
　
失而復得的雙橡園
　
　錢復回想，美國宣告與我國斷交的那個清晨，經國先生與安克志在他擔任傳譯，宋楚瑜司記錄的一段嚴肅對話後，他是在大直官邸飯廳餐桌邊，把方案中早已擬妥歸檔的政府及總統本人中文聲明譯成英文的。
　也是在官邸，錢復以電話與駐美大使館人員取得了聯繫。
　就是這樣分秒必爭，駐美大使館人員及時將大使館與大使居所，價值不貲的雙橡園產權立即脫手，以美金一元的象徵性價格轉售美國自由中國之友協會，防止中共曾多次在與其他國家建交後演出的奪產秀。後來，在「台灣關係法」的確保下，雙橡園失而復得。數年來中共有關官員一直引以為憾。
　據我國一位外交部官員證實，美國未能「依約」將「雙橡園」及我駐華府大使館等不動產移交中共，影響美國無法回收一九四九年前遺留在中國大陸的外交不動產。卡特總統在一九七九年春天簽署維繫中美實質關係的「台灣關係法」時，就「遺憾」地對此事加註聲明。
　「台灣關係法」雖並不盡如我國之意，但這部美國國內法在美國國會議員關注我國利益的前提下，快速立法通過，蔣故總統早在民國六○年代初提出具有真知遠見的「國會外交」指示，也是後來「台灣關係法」過關的主要因素。
　與美國國會交往，中華民國最有名的是對日抗戰前後的China Lobby（中國遊說），據透露，抗戰勝利至民國四、五○年代，我國政府與美國國會議員聯繫，一向依賴與蔣夫人宋美齡關係親密的前外交部長宋子文與前財政部長孔祥熙的旅美家族人員，外交部駐美使館與國會並無對話管道。
　民國六十年初，美國前總統尼克森與中共進行乒乓外交，眼看中美關係飄搖，時任行政院長的蔣故總統體認到美國國會力量勢必膨脹，牽制美國政府的外交作為可期。據已故的當時駐美公使胡旭光生前向他的同事透露，就在那個時候，他奉命回國述職，經國先生親自叮囑駐美外交人員要設法自闢國會外交門路，為我國政府與美國的交往預鋪後路。
　幾年後的發展證門，如無經國先生當年的決斷，中美斷交後這十年來，兩國關係可能無法經由國會的疏通，度過猜忌疑懼而獲致今日的互信與互賴。
　經國先生對應危機事件的獨特見解，在七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一架英航七四七客機遭劫降落中正機場時，也適時提示政府官員化解疑難。
　
快刀斬亂麻
　
　當時，英國與我國並無邦交，且因香港問題受制中共與我國關係冷淡，英航劫機善後途徑棘手不說，機上搭乘的十餘位中共「幹部」，更加深了問題的複雜性。據一位了解政府處置過程的官員表示，當天下午，包括執政黨中央黨部正、副祕書長蔣彥士、陳履安，以及國防部長宋長志、外交部長朱撫松，與交通部長連戰等相關高級首長，都依政府危機事件的對應慣例，趕赴總統府舉行緊急會議，決議在人物證俱全下遵照國際法律，以劫機罪嫌扣押梁偉強後，遺返英航班機，於採取行動前，向蔣故總統報告請求指示。
　聽畢報告，這位官員回想道，經國先生認為處置原則可行，但他指示為免夜長平添困擾，英航班機當儘早令其離台，絕不羈留過夜；但另一方面為顧全我國利益，應令其不宜飛大陸，以避免橫生我與中共直接通航的假象。
　此一指點，果然快刀斬亂麻，順利解決難題，不僅英航稱謝，國際輿論界當時也曾爭相讚譽。
　「麻煩的飛機不留置過夜」，經國先生這個明智的決定，後來在他辭世後，被政府官員運用在去年中兩名大陸青年劫持一架中共中國民航班機來台投奔自由事件的處理上，政府這一次明快的舉措，共鳴讚礜之聲也同樣來自四面八方。
　危機事件中，最出人意料，也確曾陷政府於困境的，要算是七十五年五月初華航一架七四七貨機機長王錫爵駕機「轉降」廣州，稍後並宣稱尋求長期居留於中國大陸的那段震驚世人的往事。在日後的解決過程中，經國先生也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人、機分開彈性處理
　
　事發初時，華航受制於政府不與中共接觸、妥協、談判的三不政策，眼見被王錫爵脅迫而同機前往的機員董光興、邱明志人身安全可虞，價值上億台幣的華航貨機落入中共之手而無良計可施。
　另一方面，中共口口聲聲透過國際視聽宣稱，只要華航直接商談，願意立即放人還機。
　在國內、外民意輿論一致敦促政府考慮採取彈性措施，給予華航談判權力的那幾天當中，經國先生每日密切注意事件發展。
　此事在五月一三日華航宣布在香港與中國民航人員洽談交還人機後，終於峰迴路轉。當時美國的各大報章相繼撰文交相讚礜，華盛頓郵報記者薩澤蘭更大膽推測事情發展至此，與蔣經國總統的首肯必有關聯。
　薩澤蘭的報導果然正確。在最近一次訪問中，一位親身參與解決「王錫爵震撼」的高級政府人員證實，華航遵循人道立場，以人、機分開處理原則與中國民航「談判」，事前確曾獲得經國先生同意。
　我國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舉措，是故總統歷經數十小時深思熟慮後的決定。
　據奉經國先生之命參與政府華航王錫爵事件緊急應變的宋楚瑜觀察，面對突變，蔣故總統最具韌力、智慧與勇氣，他對應危局的習慣是，事前廣泛思考，徵集資訊；立定解決方案後則毫不猶疑朝既定目標執行。
　宋楚瑜的記憶中，「慎謀能斷」，是經國先生處理危機的最高哲學。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