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研院翻新方向 — 退出生產．走向前瞻

在國際科技競賽場上，講求的是體型和戰略。
　美國，大規模的高等學府和跨國企業各自練兵，獨自爭勝；日本、韓國則是緊密結合政府及大財團，眾志成城，長期抗戰，矢意要拿團體獎牌。
　反觀台灣，九五％是中小企業，他們有令人佩服的韌性和靈活，卻沒有持久競爭的人力和財力。單看私人企業在研究發展的投資，台灣不但一向比不上歐美，與東亞鄰國相較，差距也逐漸拉大。
　
十五年前的妙棋
　
　在竹東郊外的工研院，卻是十五年前的經濟部長孫運璿所擺下的一著妙棋，給台灣在競技場上與強隊抗衡的可能。
　工研院也的確曾為台灣造就了新工業。
　十四年前被國外評估為不可能建立的積體電路工業，由於工研院親自帶頭，今天已是國內電子業最活絡的領域；六年前不過生產電動玩具的業者，由於電子所從旁協助，今天卻是全球不可忽視的個人電腦生產基地。
　工研院也替台灣訓練了人才。
　長期以來大用本土科技人力的工研院，為早期仍在摸索建立研究發展的台灣工業，提供了難得的磨鍊機會。今天，由遍布台灣的新興中小企業，以至近年台灣積體電路公司、長榮超合金公司等大型投資，都重用具有工研院經驗的技術人員為骨幹。比起韓國既要研究又要教育的科學技術院，原本不以訓練人才為主要目標的工研院並不遜色。
　今天，工研院尤其擁有我國民間科技發展最缺乏的資產─規模。
　成立之初的工研院「只有一座山，沒東西，」協理溫鼎勳回憶；今天，工研院卻已成了台灣最主要的科技人員聚落，小自比髮絲還纖細的積體電路，大至整廠往來動作的自動化生產，近五千名工程師分析合作，為台灣的工業找尋出路。
　一位家電業者就認為，工研院的廣度及整合能力將是未來台灣工業界最需要的支援：「我們民間再怎麼做，也不會有工研院這種規模，由電子、機械到材料它都發展，不只發展一樣東西。」
　在台灣工業面對嚴厲的國外競爭、國內成本飛漲壓力，最需要工研院協助的時刻，工研院卻正經歷重要的轉變。
　
轉變的陣痛
　
　看得見的改變，是工研院要逐漸退出生產行列，專心研究技術；是採用聯華電子模式成立的新公司大幅出籠；更是隨之而來、史無前例的人員流動浪潮。隱藏在這變動表象的背後，卻是工研院重新調整定位所必經的陣痛。
　重新定位的工研院，要確立引導台灣工業技術的地位，領先民間探索目前未知、五年或十年後卻不可少的新技術；而將近程的產品開發、生產製造都交到民間工業的肩上。
　工研院過去的成功竟然是催促這次改變最主要的動力。在工研院協助下，國內工業羽翼漸硬，和工研院間的差距越拉越近，工研院再不改變，與民間的關係，將不是提攜協助，而是衝突競爭和重複投資。
　近兩年來，惹得科技界議論紛紛的跳槽風，就是示警的汽笛聲。
　「現在工研院好像水滾了，很多人都想出去開創自己的未來，」院內一位所長形容。不但電子所二○％的流動率史無前例，繼副院長胡定華、企畫處長楊丁先之後，最近又有三位一級主管出走院外。
　一方面，民間工業急速擴張後，需才孔急，紛紛以高薪厚利向工研院有經驗的員工招手；另一方面工研院自發調整方向，退出生產，也加高近於沸騰的水溫。
　在民間半導體業近兩年爆炸性成長之後，電子所政策性快定要將所內積體電路示範工廠縮編。在電子所十一年，十月份投效民間的副所長金嘉琪，眼見這個工廠由無而有，又被迫由每月行銷國內一萬多片晶圓縮水為對內服務的五千片實驗工廠，不禁形容：「這是電子所的一次大轉變。」因此影響到有二百多人的出路，間接促成大批人才外流民間，金嘉琪指出：「這個過程不可能百分之百令人滿意。」
　但是考慮工研院與民間應存的相對距離後，工研院長張忠謀強調：「不論工研院是不是習慣，這都是工研院應該做的改變。」
　
辛苦為十年
　
　往後，具前瞻眼光的工研院，要為國內五年、甚或十年後的技術需求預先準備，而二、三年內近程的產品開發，必須逐漸全由私營企業自己來。張忠謀分析，私營企業有效率，行動快，加上與市場接觸密切，會發展有自我特色的產品，比工研院要來得靈巧。
　他進一步界定，工研院往後的長程研究是「應用研究」（見表）。以工研院一直在發展的積體電路技術為例，全球在未來十年都要逐漸跨入次微米（線幅寬度在千分之一公釐以下）的層次，電子所目前已開始實施計劃，承接學術研究機構的微電子學理，轉化為有明確用途的製程技術，使得國內的半導體廠商在一九九○年代仍將掌握充分的競爭空間。
　配合新的定位，工研院內的組織及研究計劃都做了調整。
　為了逐步轉向前瞻性研究，電子所不僅開始研究次微米積體電路技術，也在去年成立尖端技術中心，探索人工智慧等電腦技術領域。而材料所也在今年開始將超導體列為工作重點。
　此外，著眼於台灣工業未來非常需要整合不同領域的技術，去年工研院也結合電子、機械、材料各所，成立光電中心，開發新一代的光電技術；又成立污染防治專案，專門協調能礦、化工兩所，共同對付國內的環境污染問題。
　張忠謀提醒，工研院轉向新定位是漸變，而非突變。「這必須花很多的時間來逐步調整，」他說。
　
重用聯華模式
　
　退出生產、走向前瞻的工研院，往後更強調要用技術轉移帶給民間良性的刺激。其中，尤其要結合工研院的人力、技術和民間的資金，創立新公司，帶給台灣應有卻仍缺乏的工業，使國內的工業結構更為健全。
　因此，工研院籌集新公司的步伐已明顯加快。由八年前，電子所成立聯華電子，布下積體電路製造業的第一顆種籽，到今年工研院接連宣布要成立光罩製作（台灣光罩）、軍用電子（億威）、自動化生產（盟立）等三家新公司，甚至材料、化工所也各有推出新公司的計劃。
　成立新公司帶動新工業的作法，「最大目的在轉移技術出去，不在成立幾個公司，」工研院子公司創新技術移轉公司總經理張先玲強調。
　為了充分發揮技術轉移的效果上，工研院去年重組創新公司，作為工研院成立有規模新公司的前哨站。改組後的創新，資本不但增加到二億，工研院也由股東之一變為唯一股東。往後，創新要斥候國內工業的空白角落，考慮工研院內的技術能力，在適當時機推動新公司的成立，補全我國的工業結構。
　在目前工研院人才外流的高峰期，組織新公司也能在院內發揮冷卻穩定的功效。
　機械所最近首次採用移轉人力開發公司的作法，集資五億，一年內外移一百多人，要成立盟立公司，專做自動化系統。在建立自動化工業的目標之外，機械所所長徐佳銘也不得不承認，面對一千一百人的機械所，「不用這種方式留不住人。」
　徐佳銘指出，如果任憑員工走出工研院，散兵游勇，只會「造成一大堆小企業」，與原有的中小企業競爭，對整體工業升級沒有助益。因此，他決定成立大規模的大公司，「用這個吸住想動的員工，成為一個團隊出去，這對同仁、對國家都好。」
　民間工業水準漸高的客觀情勢，固然推促著工研院改變，但工研院本身的實力也已成熟到可以向上跨步。萬邦電子總經理石修，與工研院來往已超過十年，他感覺；「我看到工研院跟十幾年前的實力很不同，現在各所都有能力同時做短、中、長期創作的發展。」
　但在工研院逐步求新求變的過程中，仍有重重試煉來考驗它。
　試煉之一是民間有否全面接下近程產品開發的意願。
　張忠謀指出，由於民間投資研究發展的比例仍然偏低，工研院在短期「不得已必須參與產品開發」，希望在往後能漸次退出。
　萬邦電子石修也認為，部份民間業者仍然寄望工研院擔任救急病的萬能醫生：「一般人受萬能政府思想的影響，總希望工研院作台灣產業的守護神，什麼都要管，但事實上它不可能。」
　試煉之二是工研院的體制，不盡符合高科技動作快速的特性。
　雖然工研院身為財團法人，已較政府更有彈性，卻仍不符合科技業的動作節拍。
　光電中心主任林敏雄，眼見產品更新速度益發加快，而工研院在政府體系內擬定計劃卻要花上十八個月，加上設備採購更耗時間，就很擔心韓國會早一步搶走時機。
　電子所長史欽泰也承認，工研院人員雖然從事科技開發，卻少能體驗高科技高成長、快擴張的感覺。「別人是滿天可以無限發展，我們的限制卻不少，」他推了推眼鏡說。
　
難避五年循環
　
　而工研院以政府專案的方式開發新技術，也會週期性地面對人才外流的潛在壓力。金嘉琪指出，一般民間公司採納一項技術的壽命「可以長到十五年」，但在工研院，由於都是以專案方式接受委託開發，四、五年就必須結案移轉出去。在換接新任務時，很可能引發技術人員出外自立門戶的念頭。
　試煉之三是工研院往後選擇方向時的不確定感。
　電子所金嘉琪還記得，當年電子所選定積體電路為重點並不困難，「看看國外的經驗就知道我們該有IC工業，當時難在如何把它做好。」但在往後，國際競爭越來越激烈，台灣工業要再升級，必須面對前景仍不確定的技術領域，「難在找出該做的方向」。他認定：「這比以前更具挑戰。」
試煉之四是如何避免「以新公司創造新工業」的模式太過浮濫，以致傷害到工研院經驗的傳承。
　一位與工研院往來已多年的電子業者就感覺：「現在每一個所都想用聯華的作法來建立自己的信譽。」
　
以日本為師，以未來為念
　
　工研院一位資深幹部在談到機械所成立盟立公司時，也把盟立譬喻為機械所的聯華電子：「現在不這樣做，就顯得不夠偉大。」
　一位民間業者就感覺：「現在工研院開公司已經成了風氣，」但如果進行太快、人才流出過多，「會斷了工研院技術的根底。」
　不論張忠謀，或已離開的胡定華、楊丁元，都舉日本工業技術院為工研院未來的榜樣。在分工明確的日本工業體系中，民間企業有足夠能力吃下短期的技術發展，而工業技術院則以遠程的應用技術開發來主導長程的工業技術走向。
　工研院的新定位能否順利完成，關係著台灣在未來國際科技競爭中的成敗。
　而工研院能否再有一個成果實在的十五年，也與這次轉向成功與否息息相關。早期曾接受電子所技術移轉的宏電腦，近年來技術能力、業績飛速成長，當年與電子所往來的副總林家和，看到工研院也在大幅進步。他認為台灣的工業需要的，絕對是一個向前、向遠看的工研院：「只要和民間不重複，把所在的位置弄清楚，工研院未來的空間大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