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失勢？

九月下旬，中共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緊接著是五天的十三屆三中全會。九月三十日，發表三中全會會報。由鄧小平倡導的「硬闖」物價關，經五個月擾攘之後，終於偃旗息鼓，暫告一段落，結論是基本上回歸原樣，繼續實行價格管制。
　五個月來，經歷了經濟波動、社會波動，以至政治波動，出現三中全會這樣的結果，許多人都難免猜測，四、五個月前力主物價放開的政治人物，在這場風波中恐怕要影響他們的政治權力了。
　主張放開最力的鄧小平，是最有權威的人物，他的權力自是不會動搖。他以下的趙紫陽，在價格放開的問題上，執行鄧的意旨，較為急進的力主開放，他的政治權力會不會在這一場政治波動中被削弱﹖是中國局勢中近來最受關注的問題。有報導說趙被架空了，有報導甚至認為他會步胡耀邦後塵而下台。而鄧小平、趙紫陽、李鵬等一再反駁香港和西方的傳播媒介，否認中國領導層有分歧，反而加深了人們的疑慮：如果不是真的有問題，又何必那麼在意地去否認呢﹖
　在這場價格的風格中，中共高層的意見分歧究竟實情如何﹖彼此的權力關係又是怎麼回事﹖對今後各人的權力地位又有什麼影響﹖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首先讓我們集中物價放開的問題，看看這五個月來中共高層領導人的談話及有關會議的變化。
　五、六月間，四種主要副食品的價格剛剛放開，鄧小平在對外談話中，不斷表示縱使有風險，中央也要硬闖物價改革的關。他提到要「敢於冒風險」，「這個關一定要闖」，「長痛不如短痛」等等。還在內部表示，（趙紫陽）他們的膽子已經夠大了，我還鼓勵他們更大膽些」。
　在鄧小平的力主開放之下，趙紫陽主持五月的第九次政治會議。這次會議不是討論要不要開放物價，而是向十多個省市的書記、黨和國務院各有關部委的負責人，下達「中央精神」，讓大家「認一認識」。「中央精神」一是表示中央要硬闖物價關，堅持在今年內大部分物價都要放開的決心；二是準備應付因此而引起的民心波動的問題。
　政治局九次會議的這種「中央精神」，被帶到北戴河會議。儘管在「各方面的專家」提出來的建議中，有較為急遽的「四年基本理順」價格的方案，以及緩進的「八年基本理順」甚至「八年初步理順」的方案。但在八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的政治局十次會議上，卻通過了一個以「五年初步理順物價」為主的《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這個方案的目標，是以五年時間，除少數商品和勞務價格由國務院管理外，絕大多數商品和勞務價格由國務院管理外，絕大多數商品價格都要放開，由市場調整。
　
三中全會再退一步
　
　從八月十七日的北戴河，到八月三十日北京的國務院第二十次常務會議，對物價開放問題的決策，都有了很大的變化。政治局十次會議提的「絕大多數商品物價都要放開」的目標，被國務院常務會議解釋為「是指五年或更長時間要到達的目標」，而不是指現在，並提出今年下半年新的價格改革措施不再出台，並要確保明年物價上漲幅度要明顯低於今年。
　到九月底的三中全會，對物價改革的辦法又再退一步。原先三中全會重點討論政治局十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在三中全會中卻變成次要的問題，而且加上了新的實施的條件，就是：「建議國務院在今後五年或較長一些時間內，根據嚴格控制物價上漲的要求，並考慮各方面的實際可能，逐步地、穩妥地組織實施。」換句話說，對於已從急進方案大大後退的物價放開的「五年初步理順」的方案，只容許比五年的時間更長，卻不容許更短，並且要在「嚴格控制物價上漲」的條件下，「考慮各方面的實際可能」，才予以實施。如果像今年一樣，物價一放開就帶來價格猛漲，就有可能拖慢實施以至暫不實施放開物價。
　三中全會的討論重點是「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而這兩個問題，又在一定程度上是物價放開所引起的。比如關於「治理經濟環境」，三中全會提出的要點是：「壓縮社會總需求，抑制通貨膨脹」；「整頓經濟秩序」，則是「整頓目前經濟生活中特別是流通領域中出現的各種混亂現象」。
　通貨膨脹，與流通領域中的各種混亂現象，當然不是今年開放幾種物價管制才出現的。但是，物價放開以後，刺激各種商品的價格更向上猛升，以及由控制商品來源的官僚直接間接拿到市場上倒賣（即「官倒」）的現象更如洪水般的氾濫，造成民怨沸騰，卻是今年五月以後才呈現危機的。因此，三中全會提出的「整頓」、「治理」這兩個明、後年工作的重點，主要針對由於放開價格而引起的價格上漲、官倒氾濫的現象及其後遺症，可以說是為放開價格擦屁股的措施。為此，三中全會一再強調要抓緊「治理通貨膨脹」、「嚴格控制物價上漲」。當然，「明年價格改革的步子較小」是必然的了。
　
權力運作的內幕
　
　將三中全會與五、六月間鄧小平的對外談話以及五月底的政治局九次會議相比較，中共的物價改革大打退堂該是十分明顯的事實。這是權力鬥爭影響了政策的改變，還是當權者的決策錯誤而導致權力地位的變化呢﹖一般的說法，都是開放派的趙紫陽受挫於保守派的李鵬、姚依林，而原因，則是由於趙紫陽力主價格放開帶來的相當惡劣的社會效應。
　在一個月前，筆者也持這種看法，並將鄧小平、趙紫陽列為價格放開的急進派。而北戴河會議，正是因物價放開而產生的社會效應導致急進派受挫。這一個景象，筆者至今仍認為基本上符合事實，但近日聽到的一些重要的消息，卻不能不使筆者對這一看法要作一些補正。
　消息來源稱，猛闖價格放開的關，表示要敢於冒風險，「頭破血流」也要過去，是鄧小平的主張，而鄧小平則主要是聽了李鐵映的建議。關於鄧小平與李鐵映的關係，北京的高幹圈子有許多傳聞，包括談到有血親的關係。不過，李鐵映坐直升機上去以及他同鄧小平關係密切，則是事實。
　
鄧小平要硬闖
　
　由於是鄧小平的主張，他老人家要硬闖，大家只有跟著硬闖。鄧小平是趙紫陽最主要的權力基礎，趙紫陽只能秉承鄧的意旨，也說「攻堅」。但是，趙本人及他的智囊團並不如此主張。
　在北戴河會議上，爭論顯然激烈，但其實是大家都怕事，怕因物價問題引起社會動亂要背黑鍋，都不敢負責任，而不是各自堅持主張，要壓倒對方。最後的妥協是分擔責任，大的決定歸趙紫陽負責，具體的執行工作由李鵬負責。在北戴河舉行的政治局第九次會議之後所以仍然決定「絕大多數商品價格都要放開」，則因為這是鄧小平的主張和決定，大家只能在他所定的框框內出主意，看如何可以減少風險。
　趙紫陽回北京後，越來越覺得情勢不妙，就邀李鵬和姚依林到家中討論。趙提出，他認為應暫緩放開價格，李、姚表示同意。
　趙紫陽隨即邀元老薄一波商量，請薄去勸鄧。薄與鄧是同一輩人，比較好講話，他聽了趙的意見，就去對鄧說，暫緩放開價格是大家的意思。鄧於是轉了彎，不再堅持。因此，在北戴河才通過繼續放開價格的決議後不到一個星期，整個政策轉向。
　從上述內情看來，趙紫陽並未失勢，也未被架空。鄧小平是支持他的，鄧曾說他「不保任何人」，指的不是趙，而是指任何不稱職的省長。
　
分擔政治風險
　
　上述消息來源，是相當可靠的。據此消息，我們可以知道，趙紫陽所說他只負責大的決策，並不一定是意味著權利的減退，而應該是面對要冒如此大風險的價格改革的問題，減輕自己的責任。因為大的決策是要經會議討論通過的，並要等到鄧小平同意的，在要等到鄧小平同意的，在這情況下，趙個人的政治風險可以減少。
　同時，李鵬在對外國記者的談話中，表示「最近有關控制通貨膨脹和緊縮消費的政策，是在趙紫陽的指導下作出的」，以及三中全會關於加強黨的領導的決定，都是反映了在風險頗大的價格改革中，趙、李分擔責任的共識。趙說他「不直接處理經濟事務」，李說大的決策在趙的指導下作出，正是面對嚴峻形勢的協調做法。
　九月中旬，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客人時表示，「中國目前出現的通貨膨脹同物價改革關係並不那麼大，主要還是管理不嚴帶來的問題，是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係處理得不好、不完善。」這是大家長在被勸收回成命（不再堅持繼續放開物價）之後，為自己開脫的解釋。
　
我愛命令你來拚命
　
　最後，在這次的政治權力運作過程中，可以看到中共權力結構中論資排輩的傳統仍然根深柢固。首先，整件事基本上是大家長鄧小平的一意孤行，儘管他的出發點是好的（要硬著頭皮打破中國大陸的舊價格體制），但調查研究不夠，與他人商議不夠，說放開價格就放了，在政治局九次會議上，根本不是與其他領導幹部商量，而是採取下達「中央精神」的做法，其他領導人不同意，只能照樣執行。
　其次，趙、李、姚等有意見，都不能直接跟鄧說，以趙的地位，還得找一個已退休的、與鄧的資歷接近的、不會被誤以為要取代他的薄一波去跟他說，還得說是大家的意見，可見大家長與其他領導人之間，是處於怎樣的「我發命令，你來拚命」的地位。
　其三，在趙紫陽與李鵬之間，看來也存在著輩分不同的差異。李鵬對價格改革，往往有不同的看法，但始終要趙主動去找他到家中，先表示想暫緩放開價格，李才能表示同意；而大的政策由趙去定，李負責具體執行，也顯然是趙的意思。在這種家族政治的傳統之下，李鵬若有任何妄想把趙架空的念頭，恐怕他自己就先垮了。
　
權力結構是瓶頸
　
　五個月來，中共的物價改革說放到收，留下待治理的「經濟環境」和待整頓的「經濟秩序」，一方面說明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放開物價的困難重重，有極細緻的經濟理論問題待探討；另方面則從放到收的過程中，使人看到中共的政治權力結構，正是無法發展多元化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瓶頸。
　（作者為香港九十年代月刊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