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的心事

中產階級對中國人來說，是個陌生的名辭。
　他們通常被稱為「沈默的大眾」。
　但是，從法國大革命、伊朗革命到盧泰愚總統大選和柯拉蓉總統大選都看得出，這批「沈默的大眾」也可能是影響一國興亡、載舟覆舟的力量。
　他們以往是讓台灣在石油危機、中美斷交等動盪中越變越富強的穩定力量；他們也是過去兩年內推動一連串政治、經濟開發的改革主力。
　但是，最近他們的心情有了改變。
　
拒絕再沈默
　
　在台灣越來越向「賭城社會」的暴利與暴力看齊時，中產階級一向自豪的勤奮、積極與腳踏實地等價值已遭嚴重破壞。累積的憤努到十月初已達臨界點。
　財政部由於黨政協調後在立法院對證交所得稅讓步，當天夜，在北一女任教的英文老師谷愛梅，忍不住在電話線的另一端高聲叫道：「這個國家這樣還有什麼指望﹖下面該誰走上街頭抗議那些遊行的人﹖」
　聯合晚報記者胡遜當夜的憤怒更是有明顯的目標：「我對國民黨很失望，你是多數人的黨，還是少數人的黨﹖我們這些人的票都不算嗎﹖」大三就加入國民黨的胡遜表示。
　「只要有人來號召去上街頭，我一定去。沈默的那一群要站出來講話了。」一家公關公司主管表達了中產階級最近的心聲：
　他們拒絕再沈默。
　證交所得稅事件只是個引爆點。從解嚴以來，混和著興奮、期待、不安和茫然的心情，中產階級一直以「過渡」的心情等待改革後的陣痛恢復。但是越來越失控的社會秩序，與社會正義的失落，讓中產階級的憤怒與不耐已經達到臨界點。
　臨界點對社會學家來說是個危險的訊號。中研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瞿海源提出戴維斯（James Davis）的Ｊ曲線理論指出，革命與暴動最常出現在改革過後，因為此時人民的期望突然升高，但是執政者卻不能滿足這些期望。
　台灣現在正好處於改革過後，中產階級的期望也的確在上升。無論是對交通秩序、環境品質、生活水準、福利措施、政治公平、反對黨的表現，甚至國家形象，都有「前一天要求，第二天實現」的極高期望。
　
憤怒達到臨界點
　
　於是每天擠塞在車陣中急著上班的中產階級就有臨界點的憤怒，一位開車上班的中產階級抱怨：「想到捷運系統，又覺得非常渺茫，就希望要站出來說話，親自參與。」
　看到韓國辦奧運的光鮮，而中華民國選手拿金牌時卻只能奏國旗歌，也有臨界點的憤怒。「我這一代太不正常，好像一個人一輩子沒有國籍，這太奇怪了。」一位中型企業的資深主管甚至想把子女送出國移民。
　致伸實業電腦產品銷售部協理孫銳剛夫婦的月收入超過十萬元，也有房子、車子，但是仍忍不住叫道：「你看社會這麼亂，政府改革的腳步太慢，整個環境越來越糟，生活品質越來越差，公共設施大概落後一、二十年，……我不能夠再忍耐了。」
　經建會主委錢復深感壓力地抱怨：「今天中國人最好的一個特點沒有了，就是耐心。」
　但社會學者瞿海源觀察，目前台灣中產階級的期望的確急速在上升，而「政府有明顯的困難以及改革的包袱」。
　中產階段是台灣最為「幼稚」的新生社會階層，一直要到民國七十年代才快速增加。從主計處的國民收入、職業等統計資料來看，七十一年中產階級占全國人口只有約一四％，七十二年已達二一％。
　而根據天下今年十月獨家調查，有九四％台北市及高雄市人口自認為屬於中產階級（中上、中層、中下）。若根據中間所得計算，也有六四％家庭月收入在三至二十萬之間。
　
載舟覆舟的中產階級
　
　因為人數越來越多，中產階級對台灣的未來，尤其是明年十一月分的選舉，就越來越有「載舟覆舟」的影響力。
　因此，目前中產階級幾達臨界點的憤努，讓聯合報資深記者翁台生特別擔心「明年這關很難過，國民黨要得五○％的票都很難，因為分散票源的勢力太多，不滿分子也太多。」尤其是這次證所稅上的讓步，更讓一些憤怒的中產階級即使不支持民進黨，也為了「要讓國民黨受辱」而臨陣倒戈。
　天下的獨家調查多少證實了這項憂慮，一向穩得七○％左右選票的國民黨，在離選舉剛好一年時，只得三六％左右的中產階級支持，其他有五三％尚未決定（見三三頁）。
　要了解影響中產階級的因素，可以從中產階級的性格開始。
　因為台灣新生的中產階級多是由下階層往上階層流動而形成，所以特別強調改革，但又因為他們已經略有成就，所以也要兼顧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強調穩定中求改革。台大社會系教授蕭新煌稱此為中產階級的「矛盾性格」。
　除上之外，根據「統治菁英」一書的描述，中產階級的另一特性是「財產是中產階級的主要利益」。也就是說，雖然平時他們都孜孜矻矻地堅持著勤奮、節儉。忠誠所累積出來的成功，但只要他們的財產受到不公平的剝奪，便會勇敢地面對領導階級。
　
另一種不公平
　
　所以台灣中產階級的「憤怒」理所當然，起源於去年開始進行的財富重分配。除了股票狂飆等投機行為獲取暴利的方式引起中產階級被「相對剝奪」的不公平感覺外，因為貧富差距擴大而產生的新貧，在未來也將變成中產階級的負擔。
　長期從事全國民意調查的前研考會主委、現任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副主任魏鏞指出，目前台灣的稅制只能緊扣住薪水階級，以錢賺錢的人反而能免稅或繳較低的稅，表示未來社會福利的負擔將落在受薪階級的頭上，是另一種不公平。
　根據天下獨家調查，有一半以上的中產階級認為財富分配目前不公平。一些本身也投資於證券市場的中產階級，也對於近來社會上不顧一切追逐暴利的風氣不滿。
　「我不是不喜歡錢，但投機人使我不舒服，整個台灣是一種瘋狂的感覺，如果中產階級沒有工作，也像中下層人一樣去投機，台灣整個社會會完蛋。」聯太公關公司的張壯謀指出。
　
中肯聲音聽不見﹖
　
　經常分析研究國內財經趨勢的電光牌資深主管范振金也認為，未來財富會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像蔡萬霖的霖園集團等掌握房地產的人。在台灣只有買地才能保值，國內財團越來越多，且越有錢，但他們不一定是做事的財團。」於是范振金提高聲音發誓：「不管它是什麼黨，只要對財富分配有辦法改善，我就支持它。」
　類似的權益分配問題，通常都在國會進行，但在利益集團政治越來越盛行的國會，中產階級的聲音幾乎無人理會。「民意代表所反映的民意，似乎都是利益集團的民意，而非普遍的民意，」世昌法律事務所律師陳金泉站在法律的觀點批評，目前「不當的遊說行動」越來越嚴重。
　對於增額民代的表現，中產階級只有一八％表示滿意，證所稅在立法院讓步後，滿意的人比例更是降低（見三四頁）。
　民意的另一重要宣洩管道是大眾傳播媒體。但是媒體對「極端聲音」的重視，大於對「中肯聲音」的重視，也造成一向沈默的中產階級不悅。
　國畫家楊鄂西在自己家開班授課時心平氣和，談起媒體時卻怒火中燒：「議員只知道負面反應就有新聞注意，有人打架就有知名度，我非常不滿意。」
　
兩大新特權
　
　於是大部分中產階級受訪者都主動提出，目前影響台灣進步最嚴重的兩大「新特權」∼民代與媒體。「今天所謂的民意，全部都被記者和民代的私利所利用，」藝術學院教授劉思量批評。
　當自己的「民意」沒有管道表達，而別人的民意可經由不正當的手段獲取暴利時，中產階級尤其憤怒。「街頭運動是現在對執政者最有效的壓力，因為現在大家都不敢得罪這些明顯而立即的壓力，」一位社會觀察者不屑地指陳當今執政者的軟弱無能。
　執政當局的「無力感」在開放後的確更為擴大。一位政府高級官員承認：「最近一年來有很大的挫折感，中產階級意見無法表達，也不被接受。如果政府只聽少數人意見，政府就會變成亳無意義。」
　而政府無力滿足中產階級特別強調的「穩定中求改革」的需求，反而讓社會中的投機分子組成的利益團體，無論是在街頭或國會，蠶食鯨吞維繫社會正常運轉甚至發展的規則、秩序，就更加引起中產階級的不耐。
　根據天下調查，「社會安定」已變成中產階級目前最關心的課題，遠遠高於「個人生活改善」，顯見開放後的社會力重分配，已使原先中產階級最在乎的穩定受到挑戰。
　無論是對民代或政府的憤努，都會歸結到執政黨身上。「我們並非否定國民黨的貢獻與權威，三、四年前我還投票給國民黨。去年以來，我發現國民黨實在丟不開歷史的包袱，我們對它失去了耐性，」一位資深黨員兼公務員亳不諱言地表示。
　一位五十九歲中級警官傷心中帶著激動：「政府現在處境困難，我們可以原諒。但沒有魄力，沒有政策，處處軟弱，就不能原諒，太離譜了。」
　十三歲時就加入國民黨是為了當時它代表「最有理想，最可信賴的黨，四十六年來，「我眼看著它（國民黨）搞到今天這步田地，國家被搞得越來越弱，我真是說不出話來，」他黯然的表情在夜顯得更加悲愴。
　這些累積的牢騷，到證所稅經由「黨政協調」而讓步，更變成一發不可收拾的怒氣。
　
金權政治得勢
　
　「這次讓步顯示金權政治得勢，如果說是為了明年選舉，這就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和朱高正在立法院摔東西、跳講台沒有什麼兩樣，」一位早年曾是政戰官、優秀黨員的外商公司中層主管怒不可遏地開罵。
　連串的憤怒、不耐和全面對社會正義的不信任，衍生出最不幸的失望、放棄與冷漠，讓原先強調負責任、參與的中產階級或則漠不關心，或則積極設法移民。
　在輔大心理系任教的李宗芹沮喪的說：「下次選舉不去投票。」她認為這個社會沒有正義與是非，怎麼教育下一代﹖「就算台灣沒有動亂，也不想在台灣留下來，一個政策都不能執行，怎麼叫人產生希望呢﹖」
　大學畢業就加入「綜合月刊」的翁台生，曾經抱著「只要做點事情對社會總會有點幫助」的熱切，現在即使在全國最大媒體之一的聯合報，握著隨時可以「建言」的春秋大筆，也不得不滿懷「無力感」。
　「中產階級不禁自問，我今天賺了這麼多錢，為什麼還是過這樣的生活﹖自然產生挫折與苦悶的典型反應。」翁台生幾近絕望地說，「幾乎你的後半生，想不到樂觀、可以看到前景的地方，有這樣的結果很可能變成冷漠。」
　
跟隨正義，挺身而出
　
　一位企業主管更坦白：「我本人會留在台灣，但孩子要送出去國外不回來，我要讓他們過正常的生活，在正常環境下過日子。」
　天下調查中，已有一○％左右中產階級公開表示準備移民國外，加上考慮為子女鋪路，和自認無能力移民的人數來說，比例應該更高（見三七頁）
　台大社會系教授蕭新煌曾為文指出，如果執政黨在十三全會之後，不能落實改革，中產階級原先的期待將遭挫折。原本就較具批判性的中產階級在失望之餘，很可能轉移他們政治效忠到反對黨；而原本就傾向保守安定的中產階級，便可能對政治更冷漠。
　但冷漠或移民對台灣來說都不是新鮮的情緒，真正感受到臨界點憤怒的中產階級，已有越來越多的人拒絕沈默了。
　一位資深公務員經過思考後說，既然決定留在台灣，或根本沒有能力移民，與其無力地眼見環境越來越惡化，不如停止再當由別人決定自己命運的「沈默大眾」，主動出來主持正義，造成中產階級的共識。
　「只要有人出來發起，為了一個正義，我們一定跟隨正義，挺身而出，因為這是最後一個機會了。畢竟移民的日子不好過，」他帶著絕望後的豁達表示參與的意願。
　世昌法律事務所的陳金泉律師更積極地主張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發起主持社會正義的運動。「中產階級應有能力組成各種社團，引起別人的注意。」他就打算籌組犯罪被害人基金會來關心被害人的權利。目前經費不缺，只缺願意參與的人。
　事實上，目前社會上各種新團體，如主婦聯盟或優良計程車駕駛組成的綠十字服務隊，都已是異於以往的社會參與事例。
　每星期到生命線服務一次的林桂慧認為，自己的參與會增進社會的安定。「社會的安定和安全才會讓我有餘力去從事社會服務……，如果沒有安定的力量，國家怎麼強﹖」
　
做中產階級代言人
　
　計程車綠十字服務隊發起人之∼陳威達已經五十一歲，卻每天仍花三分之二工作時間管理駕駛員團體。除了積陰德外，還驕傲引起了市民的共鳴。目前二百六十個隊員的所有裝備都是由不同社團捐贈的，「這就是最大的回報，」他得意地笑說。
　除此之外，也有人挺身而出要立志做中產階級代言人。嘉隆成衣總經理胡僑榮就下定決心，準備競選立法委員。「過去，我覺得每個人在自己崗位上做好，社會自然就會好，但經過這幾年，發現如果整體不對，怎麼做都沒有用，」於是要更積極地做改變體制的人。
　主計處第三局長韋端認為，台灣以往的問題層出，也怪中產階級不夠負責。「平時一盤散沙，對社會不夠關懷，孤芳自賞，有事時就勢單力薄，只好逆來順受，」韋端指出未來中產階級要自問：「中產階級的聲音在那﹖」他建議應成立中產階級權益會，「農權會可以上街，『中權會』也可以去。」
　事實上，過去、現在或未來要動員中產階級的力量都不是易事，因為中產階級人數眾多，利益太分散。但是國防部一位中校對中產階級的批評卻如雷灌耳：「現在流行漠然，我最恨把漠然當理性。」
　即使有越來越多拒絕沈默、積極參與的中產階級，民意調查顯示冷漠者仍居多（只有一成的人願意積極參與改革）。
　但是，在那麼多人的憤怒都幾乎達臨界點時，或許只在等待有人登高一呼，點燃中產階級參與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