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化工業進退兩難

「台灣劇場」最近一連推出以「重分配」為題的新戲碼。緊跟著財富重分配的，是權力重分配－經濟力、政治力、社會力的重組。其中，環境保護是新勢力斬獲最多的一齣，石化工業則是損失最慘重的舊勢力。上千億的重大投資，卡在居民環保自力救濟中，動彈不得。
　新竹李長榮化工廠，大門口被水源里居民堆疊的沙石水泥堵死，原物料不能進出，被迫停工；關係台塑集團營業額從一千億躍向二千億的六輕計畫（生產石化原料），因宜蘭縣長及居民的力阻，拖了一年無法建廠，總經理王永在也只能連說：「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南台灣高雄新上任的中油煉油總廠長陳國勇，為五輕的興建，向後勁居民開出將近一百億的環保支票，年節還殷勤送禮、演布袋戲；而名聞全球的杜邦，也在台灣分公司總經理坦承犯了溝通太遲的錯誤後，放棄在鹿港建二氧化鈦廠。
　
　大工廠不敵老百姓
　
　這幾家節節敗退的公司，多是世界級的石化廠家（根據一九八七年財星雜誌企業排行，中油在全球名列一○四，南亞四六七，杜邦則是全美第九大公司）。昔日叱吒風雲的經濟功臣，面對緊逼到門口的憤怒群眾，卻束手無策，一再遭挫。
　石化業過了一個最寒冷的冬天，業者大聲疾呼：石化業發展瀕臨危機，將對台灣整體經濟造成莫大衝擊。更直指政府：石化業的政策在那裡？台灣到底要環保還是要工業？
　業者憂心如焚，不只是眼前的計畫停擺，更因台灣石化業正值轉型的關鍵期，猛然受挫，殺傷力更強。隨台幣升值、工資上漲，業界正在淘汰附加價值低的產品，如低單價的鞋、傘、玩具等，紛紛移轉到東南亞或大陸；另方面，科技層次高的新產品，正一點一滴建立中（如六輕下游發展出一系列的電子、汽車用工程塑膠）。
　「這是石化業的新陳代謝，美國日本都走過，不必擔心產業空洞化，」來台四年，為二氧化鈦設廠奔波鹿港的柯思祿說，值得憂慮的是，環保、工業僵持不下：「新的蓋不成，舊的加速流失，對石化業的損傷無法估計。」
　再放眼國際競爭，對手國正野心勃勃地大肆擴廠。以石化最上游原料乙烯為例，韓國明年產量將倍增為一百萬噸，首度超過台灣；大陸的產量，依日本化學工業日報估計，到明年將近二百萬噸。
　目前世界石化原料行情大好，以塑膠粉為例，國際價格一年內漲了近一倍（從一公噸六百多美元漲到一千多美元），業者眼看其他國家急著建廠趕上時機，而台灣環保問題的解決遙遙無期，於是有人乾脆連原料廠也設到海外去。與王永慶共創台灣塑膠粉天下的華夏趙廷箴，就和台聚公司攜手向菲律賓政府申請建輕油裂解廠及一系列的下游產品。
　「想為台灣做事，結果被攻成一團；而東南亞國家，甚至大陸，都在誘惑我們去設廠，」台聚一位參與菲律賓投資計畫的主管憤憤地說。
　
　王永慶也打算走
　
　就連反對鞋、玩具等石化下游廠商到東南亞投資、以免反過來打擊台灣的王永慶，也在一再受挫下宣布：「（六輕）已經等了一年，實在不能再拖了，非認真考慮移往國外設廠的可行性不可。」
　這樣的情勢，對台灣經濟將造成多大的衝擊，很難以具體的數字顯示。三十年前參與台灣石化工業的創立、傾向於相信台灣發展必須靠石化工業的化工博士嚴演存，認為影響巨大。依他評估，如果在民國七十一年蓋五、六輕，那麼到八十四年，我國的工業規模將比不蓋高出一倍。
　再就影響而言，石化工業在台灣舉足輕重，占三個三分之一－產值占國民生產毛額三分之一，就業人口占製造業三分之一、外銷金額占總出口三分之一，一旦萎縮或崩潰，影響層面極廣。
　「石化是台灣目前少數能和韓國競爭的產業，」生產人纖原料的中化公司董事長周啟錦說：「一旦競爭力消失，市場給人占領，又沒有足以替化的工業或服務業出來，大家的生活靠什麼？」
　
　紀錄不良的代價
　
　業者振振有詞，但平心分析，石化工業今天的困境，是過去紀錄不良所致。擁有十多家石化相關公司的華夏董事長趙廷箴坦陳：「過去追求經濟成長，對環保疏於注意，不能怪老百姓吵。」他到石化廠聚集的高雄，看到天空紅的、黃的、各種顏色，就對自己廠內員工說，為了健康，人員必須輪調。
　在環保單位的查緝與民眾自力求濟的壓力下，石化業者坦承過去的缺失，並擬定巨額污染改善計畫，據石化公會估計，逾兩百億元。但被污染困擾了十多年的民眾，卻失去耐心和信心，不願再等待，也不相信工廠開出來的支票。「從過去的污染來看，石化廠的誠意很稀薄，」宜蘭縣長請來審核台塑六輕環境影響評估的於幼華說：「那個公司不是說幾億幾億，我們擔心這些錢會不會花在刀背上。」
　所以儘管中油列出將近一百億的環保預算，後勁居民掛在高雄煉油廠大門的白布條仍牢牢封住員工進出口；台塑費時九個月動員五十多人，做了一千六百頁六輕環境影響評估，宜蘭縣長仍率居民峻拒六輕設廠。
　擁有良好政經關係的石化公司大老闆，轉向政府求援，結果發現，「什麼叫『上面』？和我們一樣，兩手一攤，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華夏董事長趙廷箴說。一位在石化業二十多年的高級主管更透露，所有財經官員，甚至俞院長及當時任副總統的李登輝都找遍了，答案卻是：「時間可以解決，現在不能採強硬態度。」
　
　『上面』也處處挨打
　
　為什麼現在不能採強硬態度？經建會主任委員趙耀東說，目前環境的變動，讓台灣經濟政策的方向除自由化、國際化外，還加了民主化的因素，而民主化，一定要有共識才能做事：「以前是政府一個命令一個動作，現在是自由化、國際化、民主化，政府不能再下命令了。」
　夾在民主化與民眾不信任的縫隙中，政府看似面面挨打，對工業與環保的死結無計可施，拿不出清楚、有力的政策。「現在簡直是無政府狀態，公權力不夠力，」南亞新成立的環工中心副經理王敏治說。
　廠商希望政府訂出明確的標準，不合標準，不蓋廠；合標準，就該以公權力防止不當的設廠阻礙。而民眾也希望政府主持正義，讓過去受污染的得以補償，未來有乾淨的生活空間。可是從兩年前鹿港杜邦事件迄今，政府還沒拿出一套雙方都信服的方法。
　新竹水源里的溫漢柱就冷冷地說，為了李長榮工廠的污染，他寫了三十多封陳情書，所有行政、立法單位都試過，但沒結果：「靠政府沒用啦，一切還是要靠自己。我們不付出這麼大代價，李長榮那會停工？我們不是破壞公權力，是幫忙執行公權力。」
　政府目前的困境，十年前的日本也身陷過。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詹★，在研究日本通產省兩年後指出，計畫經濟「就像軍事單位，只問成敗，不計犧牲」，所以很難兼顧工業生產和環境保護。而當問題發生，雙方對立後，計畫經濟最需要的共識被破壞，就會「方寸大亂，無法掌握重點」。
　就在這種衝突、不決的情境下，一個新的政治市場誕生了。各方人物湧入，爭取資源、重新定位。舊的主導勢力如中央政府、大企業、經濟部，被迫放棄部分以前獨占的權力，給新興的地方攻府、民眾、環保單位。更有外圍的政治人物、民意代表、學者、記者等加入，推動環保運動之外，連帶地得到個人形象的養分。但也因每個人從不同立場講話、輿情紛陳，而使決策更形因難。
　「這個新的政治市場，不爭取就是不懂行銷，」社會學者蕭新煌說：「執政黨也可以加入，知識份子也可以爭取。」
　執政黨雖在鹿港事件晚反對黨一步，但很快就致力爭取這個新市場。上任不到二十天的新竹市黨部主委秦金生，在水源里居民慶祝圍堵李長榮週年時，親送「勞苦功高」匾額到現場。「執政黨在地方上扮和事佬，」坐在放著「政通人和」卡片的祝賀履新盆景對面，四十二歲的秦金生說：「我們希望讓民眾覺得被關心，而不是孤單、悲憤。」
　領導水源里居民的溫漢柱，是新竹市黨部評議委員，他說：「國民黨、民進黨都站在我們這邊。」
　對民意代表而言，更是個不容錯過的好題目。民進黨籍立委朱高正，為六輕設廠舉行公聽會，但他表示：「六輕是什麼我也不太清楚；該不該建，我沒什麼立場。」六輕公聽會只是上個會期他辦的八場公聽會之一，而他辦公聽會的最終目的，是希望藉聽各方意見充實立法的內容。
　
　權力大風吹
　
　新舊勢力的消長，在中央、地方政府之間，十分明顯。原來的決策過程受到挑戰，一個人就可以否決中央決策。宜蘭縣長陳定南，巧妙的運用中央各單位間的矛盾，反對工業局批准六輕在宜蘭設廠。理由是：此舉與經建會所訂「宜蘭應為主要糧食基地」的最高原則相違。陳定南更強調：「即使將來環保署通過台塑的六輕環境評估，仍然反對台塑來宜蘭設廠。」
　這種現象，給廠商帶來極大的因擾。李長榮經理葉吉享抱怨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權力在重整中，把我們夾在爭執中間。」葉吉享舉例說，環保局會下一紙公文給新竹市府，說經美國專家評估，李長榮停工原因已不存在，可以復工，可是新竹市府公文未發給李長榮，所以無法復工。
　新竹市長任富勇解釋說，問題出在環保局和市府對據以停工所用的法認定不同：「一樣是政府機關，如果上面處理不當，我們同樣可以申覆。」當中央和地方意見不同時，「我們會站在地方的立場做決定，」這位國民黨籍的民選市長如此說。
　權力的消長，也從經建單位移轉到環保單位。在經濟掛帥的年代，經濟部、工業局大權力在握，工廠的設立與否，有最大決定權。現在環保的最高行政單位由局提升為署，工業局在決定工廠能不能蓋時，常要委託環保署評估。「工業局很尊重我們，我們說不通過就不通過，」新上任的環保署長簡又新說：「我們在收拾經濟奇蹟的殘局。」
　
　媒體是觸媒
　
　在權力重組中，大眾傳播媒體更為新勢力添翼。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張茂桂說，媒體一直是環保運動的重要因素，它塑造事實、界定問題，而且：「媒體提供學者發表意見的管道。」
　學者關心環境，並透過媒體發揮影響力，原因很多。台大社會系教授蕭新煌在九年前即關心這個問題，希望發揮所學，幫助弱勢的民間：「大巨人（指工廠）和小孩打架，你幫誰？」台大環工所教授於幼華表示，學者專家的公信力逐漸增加，要在輿論上表示意見，做點社會服務。
　但對一些年輕新進的學者而言，媒體對環保問題的重視，是另一個「促銷」的機會，一位從美國回來兩年的社會學副教授私下無奈地說：「現在沒點知名度，連學生都覺得你沒學問。」
　
　環保舞台，各擅勝場
　
　隨著環保新聞在媒體的重要性、篇幅日增，也產生新的明星記者，走出新聞幕後，為環保代言。原在聯合報跑環保的楊憲宏，現為人間、當代兩本雜誌撰稿，人間大幅報導他從事環保新聞的過程，稱讚他「做出了一般記者十年裡也做不出來的事」。而學牙醫的楊憲宏拋開新聞學傳統客觀的要求，採取運動推動者鮮明的立場，甚至要求：「誰錯了誰下台，誰誤事誰道歉，」楊憲宏在「當代上寫著。
　當各個角色活躍在環保舞台上，各擅勝場時，問題就更形複雜，更難處理，因而在社會上引起相當的疑懼。工商時報社論即指出：「目前我們的社會幾乎可以說是處在一個法律失控的狀態下，人民遇事不循法律途徑解決，動輒自力救濟走上街頭，自力救濟已成為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法律反而擱置一邊不用……社會上黑白不分，是非不明。」
　
　放任於先，卸責於後
　
　處理問題，追究責任，「政府錯最大，」一位經建會高級官員說，一開始政府就錯了，未定標準、不能執法在先，又無環保執行決心在後，才使企業與老百姓吵架而無所遵循：「放任於先，出問題後又推卸責任。」
　「自力救濟是不正常階段的正常現象，政策卻不可永遠被自力救濟牽著鼻子走，」民眾日報社論批評說，政策或政令多依循舊章，不能因應政治的革新而改變或修正，一旦面對人民自力救濟，卻又倉皇不知所措，最後則將既定政策七折八扣或明一套暗一套地實施，以平息民怒。
　對廠商而言，他們期望政府的有兩件事：訂定標準，從而決定是否能建廠，並依法執行；以及明確的石化工業政策。
　第一件事已有眉目。環保署正和工業局研擬設廠的核准標準，預計今年可施行。初步決定分甲、乙、丙三種審核程序，甲種工廠有重大污染可能，必先經環保署通過污染防治計畫，然後找廠地，做環境評估，經環保署通過後，才准設廠。乙類工廠屬污染性小，經工業局或建設廳評估污染防治計畫即可。丙類工廠無污染，可直接申請設廠。
　這套辦法千呼萬喚始出來，從鹿港杜邦事件算起，總共費了近三年政府才給廠商、民眾一套有公信力的遊戲規則，「實在太慢了，」一位石化原料廠商抱怨。
　石化工業政策，政府的態度更保守。除了在大環境輔導改善外，業者必須自求多福。經建會部門計畫處處長李樹久表示，自由化、國際化前提下，政府不干預產業發展，只在大環境上著力，像鼓勵研究發展、培養人才等。民國七十九年獎勵投資條例屆滿後，不再針對某產業而獎勵，也就是「不再有策略性工業，也不抑制某產業的發展，」李樹久說。
　
　沒有歷久不衰的工業
　
　在財經官員的台灣經濟藍圖裡，石化業將不再是最重要的火車頭工業。「天底下沒有一個工業歷久不衰的，」經建會主任委員趙耀東說，石化業已經夠大了，在量上不必再擴張，未來的前途：「不在政府政策，而在自己提升體質，培養國際競爭力。」如果中油供應的基本原料不夠，就到國際上買，否則「一切都希望國內供應，算什麼國際化？」
　一向被稱作工業保母的工業局，局長楊世緘對石化業的未來，看法和趙耀東相同。「石化中上游以後要有國際觀，」楊世緘說，要敏感地掌握下游的需求變化，進一步到國際市場尋求料源：「不光看生產，也要看世界性貿易。」今後政府對石化業的協助，將以附加價值高的特用化學品為主，而台灣未來的產業之星，不再是石化，而是機械、電子業。
　在政策、工業、環保三巨頭的互動中，在「你吐苦水、我歎苦衷」的紛陳議論裡，我們的共識是什麼？穿越瓶頸的方法在那裡？決策的力量又如何產生？
　首先，在解決工業與環保對立的問題上，政府、民眾也要求廠商負起責任，必須先把過去的污染問題解決，並有足夠的誠意讓民眾相信，將來工廠會成為好鄰居。「王永慶也未及時做出決策來，」經建會法規小組的一位高級官員指出，業者始終沒表現出讓百姓相信的誠意來，總是顧左右而言他，老是打馬虎眼，老百姓積怨深，彼此沒有互信基礎，更不必談溝通了，只好怒目而視。
　「問題的根源並非來自民眾，而先在於業者本身，」王永慶在台塑內部發行的刊物上說，絕大部分的公民營企業都有相當的誠意要和居民溝通，作必要的說明，但是問題可能出在業者對事的重視程度不足，緊張性不夠，所以常常造成失敗的結果。
　
　業者的抉擇
　
　美國在二十年前也發生過同樣的難題，他們廠商發展出來的處理方法，值得借鏡。杜邦台灣分公司總經理柯思祿說，在美國，工廠廢棄物排放都由廠商的電腦嚴密偵側，一有逾越標準，主動向環保署報告；如果掩蓋不報的話，一被查到，處罰極重。而杜邦更積極參與當地社區活動：「使自己成為社區的一份子。」
　接著，在政府明白表示環保重於石化，電子、機械取代石化成為台灣經濟火車頭後，業者必須作明快決定。石齊平分析說，政府看大家的價值判斷、對環境污染的要求到什麼程度，訂出標準後，企業就必須自己取捨，是遷到海外，或自信能達到標準，繼續在台灣發展。
　最後，政府、業者也要求民眾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除提出問題外，還進一步了解問題，協助解決問題。日本的「公害防止協定」值得參考。這是由廠商與居民訂定，有四大要件：協定內容是科學技術能確認的具體要求（如那個排放口達怎樣的標準），而不是抽象道義的說辭；不只力求嚴謹，更要符合地域特性；民間團體自行設立科學化的觀測網，以確保企業遵守協定；地方居民要對公害有認識，知道該要求什麼，以得到真正的保障。協定訂定後，工廠即可設廠或再開工；這樣的協定，光橫濱一市，五年內就訂了二十一個。
　日本的環保人士，也強調反求諸己。「國民如果只是意識到自己是公害中的受害者，無法解決問題，」日本全國公害對策聯絡會會長肥川治一郎說，民眾必須對公害問題有正確的理解，並積極與籌措解決方案的政府、地方公共團體及企業合作，才能有效地解決公害問題。
　
　綠色資本主義
　
　合作共識，已成環保運動的新潮流。去年美國環保人士艾金騰和柏克合著的「綠色資本主義：工業追求環保的卓越」中強調：由於體認到經濟與環保的依存關係，環境保護的新精神是「合作與溝通」。
　不只環境保護，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政策的制定，更需要合作與溝通。
　「日本第一」的作者傅高義，在研究日本成功的原因後指出：「日本成功之鑰，應該是在於許多人都以國家前途為己任，而大家雖有不同的立場，卻不吝共同合作，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一般民眾則對於整個過程不但能夠尊重、瞭解、而且能夠忠誠、努力和通力合作，以達成共同目標。」
　這段話值得台灣每個人深思。

台塑總經理王永在：台灣還要不要石化業？

　在石化業三十年，本來感覺很愉快，因為一天天成長，工作忙就感覺很愉快。我想，我們做的事多少對經濟、社會各方面有點幫助，進口資源做成原料，賣給加工廠，加工廠也可以繁榮。台灣沒有天然資源，又沒有原料，只有進口資源，發展加工業，不然你怎麼生存？
　我們現在做六輕，很多下游計畫屬於特用化學品，附加價值比較高，可是碰上自力救濟這個局面，沒有辦法，只好全部停下來了－沒有原料怎麼做？
　台塑到美國設廠是可以，不過一個人工作要有意義，我們希望根在台灣－那一個國民不為自己的國家好？到別的地方發展，只有賺錢而已，意義就不一樣。
　可是現在社會上不允許我們做。台灣不能做，我們想辦法，還是不行，除了放棄以外有什麼辦法呢？社會的環境我們無能為力，除了政府負起責任來，誰有這個力量？我最近到美國，就和這個事情有關，在德州，我們已經正式宣布要擴廠。
　污染防治其實是可以做好的，像宜蘭龍德廠，我去看，水流出來可以養魚，也可以拿來喝。政府訂的ＣＯＤ標準是三○○ＰＰＭ，我們做到幾十ＰＰＭ，比規定的低三分之一。他們還要罵，我們也沒辦法。
　彰化台化廠的廢水，一部份因氯氣漂白還有問題，已經動工做處理設備，今年十月應該會完成。做不出來就關廠，我有這個決心，而且保證書都給環保署了。寫出來就要履行，不然面子都掃光了。
　政府有沒有石化工業政策，我也不太懂，應該是有，至於到底要怎麼做，我也不曉得。現在官員都怕事，有人自力救濟就怕。輕油裂解廠全世界都做了，為什麼台灣不能做？政府叫我們國際化，到國外找原料，開玩笑，你現在找找看！本來自己生產的原料只要一塊錢，卻要到國外買兩塊錢的原料，講這種小孩子話。美國也是進口石油生產石化原料，我們再買他們的原料運到台灣來，合算嗎？加工以後有沒有本事再外銷？
　這樣下去，我不曉得台灣還要不要石化業，大概是不要了，要做高科技、服務業啦。學者也都這樣講，他們有學問，做過研究，大家就都往這個方向。這個很好嘛，大家水準提高，錢自然會跑來，幹嘛做工業？大家來做服務業，大家繁榮嘛。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就是這樣子繁榮起來，現在收支不平衡，愈來愈嚴重，也是這樣子來的。
　台塑對服務這兩個字外行，不想做。我們骨頭生出來就是做苦工的，改不了，輕鬆的事不會做，也做不慣，也沒有這個腦筋。
　現在很多人到大陸，我們沒有到大陸的計畫。台塑不能跟別人一樣偷偷摸摸去投資，政府不准，就不去。假如政府開放對大陸直接投資，我們會去的。

經濟部長李達海：石化業不需要再保護

　問：最近有石化業者對政府的石化政策執疑，長遠來說，政府到底對石化工業有什麼樣的政策？
　答：政府的政策是工業發展要平衡。這平衡大約分三大類：已經建立的是石化工業，從上游的原料到下游的人織、塑膠、紡織、消費品，這個體系的份量已不算小。石化工業今天應該考慮，除大宗原料，像聚乙烯、聚丙烯外，可做些特用化學品。今天你有能力了，這麼多年來，獲利情況好，可以花點錢培植點人才，往附加價值高的特用化學走，不必一味在量上擴充。
　下游也一樣，不要一天到晚光做便宜的塑膠袋，全世界超級市場都要你的塑膠袋，也不是特別有面子的事，可以做點特殊的產品。
　另兩類政府正在提倡的工業是資訊工業和機械工業。資訊、機械工業擴張後，石化工業占的份量相對就變小。工業政策，在政府來看，要平衡發展。但千萬不要誤解政府不重視石化工業，而是政府覺得它還有很多改進餘地。除了特用化學品外，本身現有的產品也可以改進。事實上，石化業已經有競爭能力，不需要政府再保護了。
　問：部分石化工廠目前和自力救濟者僵持不下，例如李長榮事件，經濟部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法？
　答；這類事地方政府要負責。這是今天我們面臨的難題。實際上是由省政府執行，但很多人認為環保運動已造成困擾，中央政府應該接管。這不行的，一接管，馬上又有人說不依憲法辦事，省議會又和立法院衝突了。
　問：對於石化業是不是可以建六輕廠，政府的立場是什麼？
　答：既然設立了環保署，環保署應該制定環境評估的程序，如果通過評估是合格的，當然就可以設廠。
　問：如果環保署訂定了環境評估的標準，那麼環保與產業在政策上那個重？
　答：環保署訂定環保程序時當然需與經濟部磋商，不能一廂情願訂得很高，否則做不到有什麼用？環保標準訂定後，產業的發展只要符合規定就可以做。
　但訂標準並不是高度技術問題，因為全世界對改善環境的步驟已弄得很清楚，有很多國家可以參考。所以這件事追究起來，是制度訂定後，執法的問題。
　問：有些石化業者或因為環保不合格，或因為台幣升值，開始往海外走，這樣會不會影響台灣的發展？
　
　答：這個問題可以分兩方面談。第一類是，企業因為國內環保標準太嚴格而到國外設廠，生產基本、中間原料，再運回台灣加工，這種做法政府當然同意；另一類是，生產後又一步步做下去，這樣沒多大意義，因為帶出去的是國內的資金、機器，把國內工廠關了，原來工廠的員工必須轉業，會造成失業問題，這類政府不鼓勵。
　石化工業上、中游能製造的就業機會不多，如果到國外設廠，再運到國內加工，這樣原料費用比較便宜，對國內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