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上陣．問題如舊 — 中共十三大後的經改前途

中共於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後，九個月來，外表上有反資本主義自由化運動，對學生、文藝、教育、宣傳方面工作人員增加管制，內部對經濟發展的路線、改革的步伐，尤其是所謂「政治改革」中的黨政分離和黨不干涉經濟行政、人事安排各方面，顯然經過多層面的鬥爭，部份結果終於在十月下旬的第十三屆黨全體大會時曝光了。
　
問題如前
　
　大會宣佈的黨領導階層換了一些人，比較年輕一些，但並非嶄新的面孔。鄧小平並未放棄軍權；顯然不相信趙紫陽能控制軍方首腦，也等於承認軍方不一定心甘情願擁護趙的政策。陳雲仍保有顧問委員會委員的名義，雖然外傳他年高體弱，不一定能干預政策或其執行，但是他一向主張改革步伐不可太快，不可失去控制；再加上李鵬可能真除國務院總理，而李氏在蘇聯多年，且與戈巴契夫為素識（或同窗）。「中」蘇兩國都正在進行經濟改革，雙方所遭遇的困難也許有共同透過計畫解決的構想。因此趙紫陽雖在大會上報告與對記者談話時，堅決表示將繼續並加深經改政策，事實上僅就人事方面觀察，只能說經改政策並未放棄，但是步伐可以多快，如何加深，十三大後與十三大前的問題並無兩樣。
　自從一九八二年底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政策宣佈以來，關於大陸情況的報導好壞參半。譬如有人說農村情況大好，農民修房蓋屋的很多，「萬元戶」的存在一時成為很多報導的焦點。相反地，也有旅客目賭睹赤貧如洗的鄉鎮人民。有人說城市內一般食品供應不太缺乏，但也有事事必須「走後門」的報導。其實這些相反的情況，很可能都正確。因為大陸各地情況不同，經改政策並非全國各地一玫地貫徹實施，地方條例也未必盡同，因時因地的個別觀察所得，並不能據以做一個準確的和整體的評估。
　
先瞭解病源與藥性
　
　大陸發表的官方統計雖然比十年前增多、統計的素質，除了一些可以直接從外對證，如國外純商業貿易（軍售不在內）之外，統計數據的搜集、含義、計算方法問題極多。因此如要分析經濟改革的成敗，必須先有一個理論的架構，就如觀察一個病人服藥後有無起色，應先瞭解病源與藥性，知道好轉和惡化應有的症候、各種象徵發生的先後，以及有些現象的真正含義是混淆不明的。
　而且很重要的一點是，為大陸經濟看病開方的郎中，常受他們個人的歷史經驗和意識形態影響，對病歷的解釋每有錯誤。尤其是所謂引進一些市場經濟的措施來「搞活」經濟時，缺乏對市場經濟運作過程足夠的了解。
　反之，外來觀察的客人也不一定對這些市場經濟和行政手段交錯影響的意義都能洞悉。但是至少應具有一個理論架構，來推測從大陸那樣的經濟改革時，勢不可免的一些後果，從而進一步認識大陸經濟與經改的現狀。以下便是筆者在這個方向的嘗試。
　趙紫陽在對「十三大」報告中明白表示大陸經濟有貪污腐化、物價上漲、所得差異加寬三項的症候，也是經濟改革後應剷除的現象。其實這三個現象只是經改過程中，尤其是大陸採用的經改措施、步伐、和政治規範幾乎必然發生的症候。
　首先，我們應當瞭解：大陸的基本經濟問題是貧窮、生產實值太小、人太多；三十八年來人口的增加抵銷了生產增長的大部份。
　共產黨以「平均」為號召，但所行的制度和政策使生產成長太慢，「均產」變成「均窮」。長時期的貧窮導致對生產不起勁。所以經改的第一步是增加對生產的興趣和誘因。
　這就是為什麼大陸一開頭，便為增加農產而准許農民保留政府徵購後剩餘的所得，並提高收購的議價，讓農民將自留部份的產品在市場自由議價出售。嗣後不但又准許農民向政府租土地使用，而且預備准許農民將使用權轉讓。否則農民個體戶會不願對僅能使用若干年的土地作長期投資，致令水利等設施荒廢與土地使用過分而損失地力。
　同時在公營及國營企業，對工人恢後獎金制度，給廠長和經理較高權力。最近更主張個體企業主管可向公家租用設備，自負贏虧。
　
物價上漲是必然的
　
　當然，以上這些辦法如果收效，後果一定包括：(1)生產增加，這顯然是近年來個別農作物與農業生產總值上漲的原因之一。(2)鄉村與城市家庭收入差異和不均程度增加。(3)政府因支付訂貨的貨價提高、工資與獎金提高，再加上在最初數年為維持城市內廉價供應「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津貼開支不免高漲，財政赤字加大，而以提高貨幣發行應付。(4)貨幣收入增加、物價上漲。人民苦了多年，一旦手邊較以前寬裕些，一定增加消費品的開支。所以在生產供應增加不夠快的情況之下，個別和一般物價上漲是必然的結果。(5)因為中共過去以物價穩定自豪，而維持一般收入在最低水準，是穩定物價與對付黑市，及實際控制開支、平衡供需的「宏觀」槓桿。現在在貨幣、民間所得和開支上漲的狀況下，物價上漲、所得差距擴大，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但這是「正宗」共產黨人（例如彭真）在意識形態方面難以容忍的，也是多年來習慣廉價與低收入、不喜歡漲價、收入又未必增加的許多大眾所不能理解的。
　再者，在消費品（包括服務）供應不足的時候，能直接或間接掌握實務的人便成為眾人願認識和拉關係的人，如果取得實物需要證件（通行證、購物券、買機票的工作單位許可、管護照簽證的證明），這些證件便有價值。能制定條例、規定某種證件為必要，這類人就有「特權」，「特權」就也有了市價。所以趙紫陽在十三大指出的貪污腐化、物價上漲、所得差異加寬，並不是經改中偶發性的不良現象，而是經改時不能使多數人同時很快地改善生活、不能使種類日益增加的物資快速成長的後果。
　
「紅」與「專」再度爭執
　
　要生產效率提高，當然要把有專業知識的人放在做決策的當口，或者在決策者的左右；反之，不應讓無知的人做決策，或阻礙別人。所以有人主張將黨從經濟管理分出來，甚至要將共黨書記從各國行政機構中分出來。但是在貧窮的大陸社會，共產黨黨員和書記是特權階級。掌握特權，便是掌握上一段所述需求極強的物資的門徑。
　我們沒有看到趙紫陽準備如何給這些應當從經濟行政（甚至於一般行政）和企業管理工作分開來的黨員，找些能使他們滿意的經濟出路。這些人之多可以想像，他們中究竟有多少人具有生產工作技能是可以質疑的。鄧小平改革初期整黨時，被排除的多半是文革時升上來的人。
　但是，到八六年再談「政治」改革–其實是行政改革時，要排開的人包括很多正宗共黨，也可能是文革時受害的人。他們是中共官僚體系的中堅。談「政」「黨」分離等於是要打破他們的飯碗。筆者猜測，這便是胡耀邦被迫下台的主因之一，這也是趙紫陽面臨的難題之一。
　
誤把過程當結局
　
　上面已經談到中共對刺激生產誘因，希望用「利導」。要公營企業自負盈虧，也像個體企業一樣有效率，必須使它們的產品價格反映供需的實況，同樣也要使成本能真正反映所使用物資的供應實況。但是價格取消限制後，各種產品彼此間的「相對價格」必起變化，一向缺少的資品價格必定相對上漲。這種相對的上漲，必然與前面所說的資幣供應和需求增加所引起的物價上漲混淆不清，一概被當作通資膨脹、「投機倒把」，作為取締的目標。
　大陸上所有的經濟犯罪，與一九八三年的反「精神污染」運動中的經濟項目，至少部份是把經改過程中的一環誤認為經改的最終結局。市場經濟的運作是要使上漲的物價發生刺激生產的作用。要使生產增加後再促使生產者降價。要生產增加得快，不應不准漲價，而是要使經濟體系的各部門和環節都能加速反應。
　
逐步放開不如全部放
　
　每當價格管制在某一部門放寬和「自負盈虧」後，供應該部門的前後環節（例如生產資料的供應和產品的外運與銷售部門），便需要有同樣的改革。也就等於說不能夠只在部分地區或部份生產體系進行改革。任何地方當局干涉物資和人力自由流通的情形也不應發生。事實上，大陸當局，包括趙紫陽等人，時常以謹慎從事，一步一步地開放自由市價自誡與誠人。殊不知全部開放自由市價，才是調整物價和消除因長期價格僵化而扭曲變形經濟結構的基本方法。
　但是一步一步地經改倒並不一定是中共當局不得已出此下策。可能是他們還沒有瞭解市場經濟運作的正常情況，以為慢慢地經改是最穩健有效的辦法。
　一九八六年底、八七年初，中共曾以允許某一瀋陽企業宣告破產作為經改前進的一大象徵。但是破產法迄今並未正式出現。原因有二：一是破產關門的企業多，會引起大規模的失業和安插問題。部份工人也許可以引用「勞教法」納入強迫勞動的行列。人數太多可能也有問題，但困難的是如何處置這些企業中的共黨幹部。不能找到幹部官僚體系可以接受的「解雇」方案，與胡耀邦的下台不無瓜葛。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想到：處置破了產的國營與公營企業資產必然引發財產權的問題。
　截至現在，共黨已盡力將所有權中的使用權和最終處置權分開。但是一個破了產的國營企業是否可以將資產轉給一個「個體企業」和私人來隨意處置呢？這個問題不但可能在與外資企業交往時發生，也可能在中國人企業間發生。這個理論與意識形態上的問題是能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關鍵。趙紫陽是否將用大陸尚在「初階社會主義」階段的說法來解釋開這個結，現在還不能確定。
　
動搖政權的根基？
　
　如果將資源如何運用、生產與投資的方向、工人的雇用和開除等決定權下放到企業單位，或由中央政府部門下放到省、市、地方機構，結果一定使資源轉移入權力在下的經濟部門，使行動較為遲緩的中央管轄部門掌握的物資減少。中央所轄的企業、發展計畫、以及黨、政、軍的預算都可能受影響。
　到那時中共中央如何應付形成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增發通貨，用通貨膨脹來爭取資源？緊縮開支，放棄大規模的專政？或是放棄全國性的經濟發展，將部份大陸的發展棄而不顧，但是這個辦法必須要將部份人民與其他部份的海外隔絕，使他們不能逃亡。最後當然還可以放棄經改，犧牲經濟發展來保護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