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管制即將解除。
在外匯存底上升至六百億、貨幣供給增加率高於五○%、台幣升值超過二○%,央行匯兌損失一年超過一千七百億的此刻,實施長達四十一年,飽受輿論抨擊的外匯管制政策,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於行政機關達成決議,又在一週內於立法院三讀通過,即將徹底放手。
自政府三年前宣示自由化國際化政策以來,這無疑是最具震撼力的動作,對台灣經濟影響的深度及廣度,遠非零星的降低關稅和解除貿易管制所能比擬。
但財經官員們在宣布這項政策時,態度卻顯得十分輕鬆。中央銀行總裁張繼正說,由於我們已累積了足夠的外匯,「可以安心的開放」、「盡速全面通通開放」。另一位官員則私下表示,這項政策的衝擊,「可能出乎意料之外地小。」
表面上,似乎是本錢雄厚,風險又小,因而決策從容不迫,事後高枕無憂。
暗流洶湧
然而,表面輕鬆態度的背後,動作上卻顯得忙亂異常。
最明顯的證據,是行政院將管理外匯條例送立法院審議時,並未將相關法令一併提出(如「外國人投資條例」、「華僑回國投資條例」、「獎勵投資條例」等),受到立委們質問後,經濟部只能以「正在處理」搪塞。
由法律而衍生的命令及辦法數量更多,其中必須加以廢止或修正者,央行有十九項,經濟部有十八項,財政部則估計至少有十餘項,目前各單位都忙於「亡羊補牢」之中。
法令之外,許多機構的職權與運作基礎也受牽連。如一向以結匯權為手段監督外來投資的投審會,經費來源依靠廠商出口押匯金額抽成的外貿協會,如今皆已產生「前途茫茫」的手足無措。
這些都還是明顯可觀察的現象,是與管制外匯有直接關係的可預期的技術性問題,另一些間接、難以估計、不易明顯觀察的其他影響層面,就更眾說紛云了。
一位主要代理外來投資業務的著名律師事務所負責人說,諸如「投資移民」、「百慕達逃稅天堂」等現象都可能緊接著發生、流行、甚至蔚成趨勢;另一位傳播媒介負責人則擔心我國的「經濟自主性」會受到侵蝕,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也將隨之而改變。許多充滿危機意識的人士更指出,緊跟著外匯管制的解除,許多原先地下、非法、小規模的經濟及社會怪現象,都可能加速以堂而皇之的合法面貌大規模擴散。
整體說來,解除外匯管制仍是項期待已久的受歡迎政策,政策宣布前,是「國人皆曰可放」;政策宣布後,許多人卻吃驚地表示:沒想到是這麼樣放法!
樂觀其成
問題的關鍵,當然在於決策前的溝通準備不足,決策過程太過匆促,決策後又缺乏宣導和周密的後續活動。
據熟悉內情的財經官員透露,財政部及央行遲至今年四月間才接獲俞院長正式指示,研究開放事宜,內部作業在「很快」的期間完成,提交財政部長及央行總裁,兩位首長會商「兩三天」後,於五月一日送交行政院,由政務委員周宏濤負責審查,隨即於院會中通過。
同樣的解除管制過程,在日本卻耗時十餘年,才有計畫地一步步放寬。尤其在一九八○年制訂「外匯管理法」徹底開放外匯管制前,更花了近兩年時間,由大藏省、產業界及學者共組「外匯、貿易法制懇談會」,仔細研究各項細節及應對之道後,才釐訂採行。實施前,大藏省還指示企業界發起運動,提醒各公司大股東抓穩股權,勿受外來資金侵蝕,「動搖國本」。
與日本做法相較下,無怪乎一位學者要質疑我國的作業程序,「是不是在巨大壓力下的倉促反應」?一位財經官員更私下指出,四十多年來,外匯管制的政策已與台灣許多經濟上的「內在管制」融合成盤根錯結的安全保護網,欲以一項條文的修訂解放此一體系,無異是「緣木求魚」。
究竟在央行放棄「守門人」角色後,會出現那些經濟運作上的新狀況?許多反應靈敏的業者從切身利害出發,各自有和自的估計。
從「好處」上著眼而表示樂觀的,當然不在少數。一位大貿易商的高級主管預期,未來由於結匯限制的放寬,公司在支付海倉儲費用,佣金及廣告費用時大為便利,十分有助於在海外的營運,較易建立據點,發展自己的行銷體系以便打出自主的品牌。
一家製造廠商負責人表示,外匯管制解除後,該公司將自中到海外收購高科技公司,引進技術,提升產品水準,不再因行政及結匯手續繁複費時,坐失收購良機。
許多承作貿易的廠商都表示,解除外匯管制,也等於解除了付款期限的限制,將可更自由地選擇各種交易條件。若能熟稔貿易、船務及保險技巧,彈性運用,獲利空間將大為擴張。
銀行及金融體系所受到的衝擊最為直接,除了可以取代黑市過去的外匯業務,還有一塊新生成的肥美市場(如私人銀行業務、投資銀行業務)等著他們瓜分。
但由於各金融機構處境不一,本錢不同,能分到的大餅也不一樣。第一銀行副總經理黃天麟指出,外商銀行及國際證券信託投資公司將是最大的受益者,其次是設有信託部及海外分行的本國外匯銀行,既無信託部,又無海外分行的本國銀行。恐怕很難分到一杯羹。
的確,外商銀行無論是外匯業務及信託投資,在人才,經驗及服務項目,都佔盡優勢,一家正在裝修內部的外商銀行,聽到外匯解禁的消息後,立刻將原先設計的的外匯業務交易能量擴大三倍,準備大顯身手。
跨國性金融機構之外,另一群摩拳擦掌的樂觀者是處理國際性商務的專業人士們。他們預見外匯解禁將帶來無窮的投資機會,而無論外資的進入或本地資本的出口,都必依賴中介專業團體的服務。對他們而言,「市場擴大的潛力可是超乎想像的」,一位圈內人如是說。
在解禁政策的利害估計中,自認處於劣勢的悲觀者,數量也不少。悲觀的程度又可依各自處境分為三類:第一種人是因解禁而被「繳械」或「失去優勢」而擔心自己過氣者;第二種人是在新形勢中自認處於競爭劣勢、「分不到一杯羹」的無奈者;第三種人是無法掌握解禁幅度,因而產生困惑或焦慮者。
外匯黑市業者,可能是在解禁中「全盤皆輸」的明顯代表。這些依附在外匯管制下的銀樓、旅行社及船務公司,估計在台北市就有一千多家,今後他們黑市業務都要收攤了。
同樣地,某些依賴管制而運作的機構,解禁後頓失依憑。如外貿協會,過去抽取出口抽匯金額的萬分之六萬二五為經費來源,如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貿協秘書長江丙坤在得知解禁消息後,曾親向央行總裁求援,得到的答覆是「愛莫能助」。貿協目前正在研究如何自立更生。
投審會也是一個例子,過去因握有結匯審核權,才能順利推展僑外投資,技術合作及國人對投資業務。如今倉促間被「杯酒釋兵權」,執行秘書王志剛忙著檢討相關法規及本身業務功能,以免變成「空頭機關」。
即使明顯得利的外商銀行,也正擔心政府在解禁後不能同時放寬他們的業務,使解禁的好處變成「掛在空中的大餅」。他們並且憂慮未來必須和更多的跨國金融機構競爭,因為屆時許多原無分行在台的國際機構,「只要設個辦事處」,就立刻變成了平起平坐的強力競爭者。「這樣會使我們失去在台設立分行的誘因」,一位外銀主管忿忿不平地說:「我們做二十年乖學生的功勞全都被忘記了。」
作了更久乖學生的本國銀行,當然牢騷也更多。他們在業務被綁手綁腳之餘,對新形勢更有感嘆,覺得「像是被派到火線打仗的老弱殘兵」。期望政府能讓他們脫下束縛拚一場,一位本國銀行副總經理比劃著:「不要太小看本國銀行的人才及能力。」
目前已設立的四家國際證券信託投資公司,及八家證券信託投資顧問公司,也都面臨不能施展手腳的困境。目前財政部在研擬方案,準備讓他們放手施展,並同時准許更多專業金融機構來台搶攤。理律律師事務所銀行組長林秀玲透露,目前至少已有五、六家國外金融機構正在投石問路中。
因技術問題而產生困惑的,包括了許多承做貿易的廠商。高林實業的一位主管指出,過去他們憑結匯書即可將外匯支出列為費用入帳,將來則不知該在會計上如何認定。會計師游勝福也指出,未來許多公司必將涉及外幣資產與負債,匯兌損益目前尚無公認的會計原則,應及早未兩綢繆。
淘汰部分產業
除了機構和業者外,手頭上有些餘錢的許多「個人」,問題更多。一位外銀行員舉例說,在日後匯入款仍須管制的情況下,若個人將對外投資的本利匯回時,是否必然照准?本金及孳息有無差別?若仍須由央行審核,個別投資人將面臨額外的風險。
這類開放後所面臨的技術細節,十分令人遺憾的,並未於宣布外匯開放政策的同時,一併加以考慮。遲遲無答案的現況,造成了許多機構及個人的無所適從,不能根據新政策做出個別的調整與預期計劃。
另一些迄今無答案,影響卻更深遠的事項,有關「國家整體利益」的考慮。在一次來賓包括企業聞人與官員的聚會中,當記者提出有關「整體利益」問題時,企業人士不約而同地遙指一位央行官員說:「這是他的職責。」官員卻苦笑著說,央行將不能也不欲再扮演守門人的角色了。
的確,當業者紛紛就本身利益自求多福,官員則不欲再以「整體利益」監護人自居時,解禁政策可能留下一大片空白空間,供玩法者馳騁,而由社會大眾付出代價。
一位著名律師指出,由於企業界人士在國際化上領先政府,熟悉各種政府可能思慮未及的操作工具,反應又特別靈敏,許多「小動作」將陸續出籠,解禁後必將愈演愈烈。
譬如說,一家電腦公司在研究解禁後的各種避稅措施,考慮將公司註冊地移往「避稅天堂」百慕達,使未來股東的股利所得,不必併入股東的綜合所得中,避開最迥稅率為五○%的稅負,而只須在股利匯出時,繳交二○(或三五)%的扣繳稅。
會計師游勝福也指出,法令如不更改,解禁後外國分公司將盈餘匯回時,可能毋須扣稅,而外商在台的子公司在匯回股利時,卻要課稅。
待遇既有差別,不免造成外商紛紛設分公司而不設子公司的結果,對我國企業結構甚有影響。
解禁的另一明顯後果是,國內投資環境將更無設防地暴露於國際投資者間,使國內經濟穩定性與自主性面臨新挑戰。台大經濟系副教授陳博志就認為,解禁很容易造成匯市不安定及金融失控,政府貨幣及財政政策的效果,均將大打折扣。
一名央行官員也承認,解禁後央行掌握匯市交易情報的能力降低,加上金融性交易數量增加,使央行主導匯率的能力大為削弱,匯率波動幅度將擴大。若民間不能及時掌握預估匯率的能力及操作外匯技巧,不免造成意外損失。
而投審會在失去結匯權這項「立竿見影」的利器後,外資在我國境內的活動,只能由市場原則決定。一位官員預估,日後企業界將更易發生以大吃小,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式競爭。
一位新聞媒體負責人擔心,在台灣失去主控權的加速國際化步伐中,最後可能變成像香港一樣,大家除了追求金錢及效率,其他的價值都被迫靠邊站。
解禁政策的影響甚至會侵入社會人心的層面。一位資深新聞從業員舉例說,過去雖有資金外流,辦移民、買護照,但畢竟不那麼正大光明的做,外匯解禁後必生推波助瀾之效,「堂而皇之做起來,」最後大家變成一群「只認護照,不認國旗和國歌」的國際人。
外匯解禁的連鎖反應到底有多深,有多廣?並不是一件容易預估的事。目前的形勢是,民間有人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有人憂心忡忡,充滿困惑。政府官員則保持一貫的莫測態度。
可以肯定的是,主事者如果至今仍未細思這些問題,就一定太晚了。一家大企業負責人在批評外匯解禁是「沒有政策目標的政策」之後,同時表達了一項代表許多人心聲的期望:希望政府在正式開放前,能慎重地再把目標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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