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結相扣的網路

日本電子、電器業勢力的大網早已撒佈台灣。
　不論是貨櫃車往來、煙塵瀰天的基隆六堵，遠洋貨輪幅輳的高雄加工出口區，甚或散植檳榔、空曠綠野的屏東潮州鄉間，處處可見穿著公司制服、不輕易對外發言的日籍幹部，指導我國作業員孜孜生產小如電容器、錄音磁頭等電器零件，新如隨身聽、雷射唱盤等流行電器產品。
　這張日本電子、電器業勢力的網路此後勢必更加緊密。因為湧進國內的日商突然增多了起來。
　
日商大舉來台
　
　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會的統計，去年新進台灣投資的日商數目（八八家），比前年增加近二倍。而今年一至四月的新進日商（四七家），更比去年同期多出了三八家。
　連原來本已在國內設廠的日商也在這股投資熱潮中紛紛擴大規模。去年全年，投審會總共核准一四六件日商增資案。
　前年下半年起巨幅升值四○％的日圓，無疑是把日商推出國外找尋生產據點的無形巨手；而高減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台灣，也正為方便外資進入而打開大門，適時提供了尋求低成本、高品質製造基地的日本廠商一塊安身淨土。兩相配合，使得東京通台北的投資管道熱絡異常，引得一位剛來台灣主持新廠的日商用「日本企業網狀噴射過來」字眼形容這般盛況。
　生硬的統計數字卻反映，八○年代的日本企業已經不再把每個國家視為單獨的市場侵吞，而是攤開東亞地圖作為棋盤，把每個國家視為一枚棋子，由日本下起全盤的棋局。
　根據曾分別在泰國、台灣主持飛利浦家電銷售的白理德觀察，日本電器廠商過去到海外投資設廠、或技術合作，還是以就近生產供應所在地消費者需求，佔有當地市場為首要考慮。在台灣生產的產品，主要是為了在本地市場銷售而規劃。
　
全球分工合作
　
　在保護主義高漲、匯率鉅變的洪流中，這種作法已不再符合經濟原則。日經新聞週刊總編輯河村有弘在去年八月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明白指出，在經濟變局中，以全球市場為舞台的日本企業要維持產品的競爭力，只有依國際分工的原則，考量各國家的競爭優勢，在不同國家生產最合適的成品、零件，相互流通，滿足整體需要。而東亞的新興工業國尤其是他們眼中理想的生產伙伴。
　仔細審視日商在台灣的動向，充分反應這種分工合作、互通有無的大策略。由於台灣勞動力工作勤快，教育水準又比東南亞各國高，加上本地已建立了較完整的電器零件工業，日商已經把台灣視為重要的生產兼零件供應基地，而不再只是單純的裝配廠而已。
　二十五年前領先日本同業在台灣設立工廠的松下電器，（在去年天下一千大企業排名中位居第十五名），自去年起，不但把電腦監視器自日本移來台灣生產，同時透過日本商社在台辦事處，大量採購零組件，供應松下在印尼、泰國、秘魯的電視機工廠，以及在日本的錄放影機、電子監視器工廠所需。
　
代理新力遠征印尼
　
　而錄放影機生產廠新傑在成立不到三年時間內的轉變更是曲折。日本的新力在一九八四年，以五一％股份和台灣新力合資成立新傑時，為的是要儘速搶佔受到保護的國內市場。但自去年起，日本新力劃分責任範圍，由日本生產高級型，新傑負責普及型。由已成為日本以外新力最大錄放影機工廠的新傑，將每月一萬八千台產量的半數出口，幫助新力在Beta規格錄放影機在北美市場節節失利之際，攻掠仍大有潛力的東南亞、中美洲市場。
　自今年初起，新傑在新力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又自生產據點向前跨進為前進基地。為了規避印尼對錄放影機成品進口的限制，新傑透過新力的行銷網，把新力錄放影機以套件方式出口，到印尼後由新力當地經銷商所設的工廠裝配。「這只是第一階段，」新傑總經理小野保男肯定。下一階段，新傑則要充分利用生產經驗，提供設備，並派人到當地協助設立有規模的錄放影機工廠。
　加入日本新力已經二十八年的小野保男相信，是新力的管理配上台灣的人力，使新傑能在成立三年內受到重用。「如果我們沒有這實力，東京就拿過去自己做了，」他說。
　
鄰居最方便
　
　另有一批來華的新客，以往從來沒有出走日本海外的經驗。這群專為日本大電器廠商製造零附件的中小企業，以往一直安居日本，扮演衛星廠商的角色。
　匯率風暴迫使這些中小企業移走國外，而他們所選擇的落腳地點尤其集中台灣、韓國等相鄰國家。「他們（中小企業）不像大企業，比較沒有全球的想法，只有找鄰居最方便，」經濟部投資處組長潘憲榮分析。
　去年十一月才在中壢工業區開工生產的臺灣三研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第一次在日本以外設廠的三研，單為確定設廠地點就花了一年多時間，奔波台灣、美國考察。最後這家在日本塑膠界排名約二百名，有一三○員工的公司，終因「語言講得通，作業員手藝也不比日本差，」捨美國、取台灣，以五千萬台幣資本、八三％股權建廠，專門生產雷射唱片、磁碟片的塑膠外殼，透過日本三研已建立的銷售管道，外銷美國、也回銷日本。
　正如開工剛滿半年的三研，過去絕大多數日本電子、電器商在台投資事業的行銷工作，都還緊握在日本母公司、或與母公司有密切關係的日本商社手中。至於產品的研究開發更少有可能移出海外。就算新一波來台的日商也沒有改變這一基本型態。
　例如特別強調以廠商承諾研究發展作為設廠審核要件的新竹科學園區，至今仍不見日商的影子。惟一獲得入區許可的日商妙得公司，核准至今已一年半尚未開工。而在過去一年中，曾有五○家日商及一百個由日商組成的團體赴園區參觀，其後有二○家廠商提出設廠申請，卻沒有任何一家獲准。問題都出在日商所提的投資計劃中，只願雇用從事裝配、加工的作業員，卻不承諾聘用相對比例的工程師，推動具體的研究發展計劃。
　在這種沒有開發、沒有行銷、全力生產的型態之下，日商一向只將生產技術、市場都已穩定的成熟期產品交給台灣製造。
　錄放影機就是一例。
　
勞力不再廉價
　
　正當日商電子廠商紛紛摩拳擦掌，準備要投入新的八釐米錄放影機銷售戰時，原有半吋規格的錄放影機市場也正開始緊縮，價格大跌，以致在去年不少家電廠商紛紛把錄放影機移交台灣、新加坡生產。
　除了由內銷而外銷的新傑之外，自去年五月起船井（Funai）、三菱、歐麗旺（Orion）在台灣的子公司都陸續開闢錄放影機生產線，各自以每月一萬五千到三萬台的產量，全數外銷。
　由於臺灣勞工已不再廉價，日本在台的電子、電器業已經開始彈性調整，由機器代替手工處理例行動作，把需要判斷的工作留給台灣高教育水準的勞工，兩者適度搭配，以維持成本、產量的競爭優勢。
　
品質和日本相當
　
　在基隆六堵，是全球最大乾電池碳棒廠的台松工業（松下投資六○％），由於製造過程簡單、固定，在成立二十年、產量已佔全球三分之一的今年，開始減少對人力的倚重，改製造為電腦化的一貫作業；而在中壢的新傑卻把電路板檢驗工作，交給一位作業員和一台八○萬日幣的機器，比起在日本由千萬日幣的電腦檢查，不但「品質已經和日本相當，成本卻比較低，」總經理小野保男肯定。
　走進日商在台設立的有規模的大廠，幾乎都可看到處理電路板插裝的自動化設備，在每日工作一班的員工下班後，仍然馬不停蹄地二十四小時全天候轉動，把生產能量推到最大。
　位在高速公路旁的台北美上美公司嘉義工廠，尤其是個中極致。去年在自動化生產設備投資三千萬的嘉義廠，不但機器終日不停，人工也是每日三班，全力生產小馬達、錄音磁頭。問起是那種產品要這般拚命製造，一九一六年在天津出生的總經理近藤恆弘，在為了利用本地勞力而興建的工廠前點頭輕笑答道：「單價比較高的。」
　日本人把這點點滴滴為個人、整個工廠的生產力而下的工夫聚合起來，竟成了一個由零件而成品的完整體系，像網般包住我國的電子、電器業。
　日本企業會建立起這種結結相扣的網絡絕不意外，他們一向以長遠的眼光看待生意。
　新傑的小野保男認為品牌形象和市場佔有率兩者影響長遠，是確保公司生存的兩個要素。「沒有他們（品牌形象、市場佔有率），也不可能有短期利潤，甚至連公司都可能保不住，」小野保男說。
　除了凡事往長遠看的心態，日本企業喜好以組織戰的方式攻取市場，也是日商會在臺灣建立起網絡的一大原因。
　
日本的縮影
　
　自從松下、日立最早在二十五年前進入台灣，盛行日本的中心、衛星工廠體系就被在台日本電子、電器業引為藍本。製造產品的大廠，不但引入本身的零件工廠，也在本地積極找尋衛星工廠，要求品質、提供技術，建立長期的關係。一位曾留學日本的人士不禁形容國內的電器業「簡直就是日本經濟社會的縮影。」
　日本錄音機零件生產廠德納信，儘管已在北部建立林口、宜蘭廠，卻把新廠地點選在屏東潮州，於去年五月開工生產。今年四月份剛到台灣親自坐鎮屏東，卻不願透露姓名的該公司副董事長表示，把新工廠放在南部的重要考慮之一，就是要就近供應在高雄加工出口區的客戶，加強合作。
　在中壢一家日商電器公司服務的幹部，根據他的經驗分析，日本電子、電器業者在台灣採購零件，最喜歡的伙伴，是在日本即與母公司合作的廠商；其次再找以往沒有合作的日資廠建立關係；至於國人開設的零件廠，除非「品質非常好，價錢非常低」，要打進日商這個閉鎖系統非常困難。
　但是，新力子公司東洋通信副總經理高連進卻認為，在台日本廠大多向日資零件廠買料件，生意的考慮多，感情的成份少。「日資廠的零件，品質的確比較好，價錢有競爭力，交貨也很準時，」他肯定。
　
國內零件廠不安
　
　因此，在新一波日商零件廠相繼來台叩關之際，某些國內零件廠忐忑不安。一家位在台中的電器生產廠經理，在費盡辛苦爭取到日本在台廠商的客戶後，聽說有兩家與自己同類型的工廠即將進入國內後，不禁擔心「日本人一定照顧日本廠商，一定會搶走一些我們國內的生意，」他沈吟。
　儘管日商這個封閉的系統在國內電子、電器的影響又深又廣，但除了少部份消費電器品廠商外，大部份日商卻都是默默地作，不多出風頭。一位日立電視的國人幹部在該公司東洋風味的會客室裡坦承：「我們這些海外工廠，就是生產工廠而已，根本沒有必要上報。」
　但這群日商卻也一向在默默觀察台灣，非常了解國內電子業及投資環境。高雄加工區一家日資廠商的副總經理坦承，他必須定時撰寫台灣政、經情勢的報告送回日本母公司，作為往後再投資的參考。這位台灣光復時已在台灣大學前身－台北帝國大學唸一年級的中國幹部，在他堆滿日文報紙的辦公室中，指著辦公桌旁一台日文文書處理機說：「這就是為了寫報告用，剛從日本帶回來的。」
　國人要打入日商這個閉鎖的系統固然困難，希望能自來華日商學習技術也很辛苦。
　中日雙方愛恨交織的技術轉移關係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
　透過合資、技術合作，日本一向是國內電子、電器業最重要的技術來源（根據投審會所作調查，國內電子電器業者每十件技術合作合約中，七件是與日商簽訂的。）但是，正在探討日商技術轉移成效的中華經濟院副研究員薛光濤發現，許多與日商有合作經驗的國內廠商，都覺得日本公司「把重要的東西都藏下來」。
　一位日本商社的課長承認，日商對技術合作的確不放心，「我們還是喜歡投資的作法」。日商願意與本地商人簽訂技術合作合約，是在無法投入資本時，確保仍可賺到技術權利金的變通作法。
　也因此，國內技術合作廠商能拿到的新技術更為有限，引得中國生產力中心一位副總經理半開玩笑地說：「要跟日本人學技術，還得受過情報員的訓練。」
　
技術轉移是做生意
　
　此外，日本移到台灣的技術，大都是與生產直接有關的製造、品管，也不多解釋背後的理由，以致生產力中心方至民感覺：「日本人只會教人如何做，不會告訴人為什麼這樣做，」國內廠商很難就產品來推想設計的原理，以建立自己的技術。
　但從日方角度看，這又是生意問題。今年來台訪問的日本電腦大廠富士通社長山本卓真就認為：「技術轉移還是在做生意，要看是否合於生意原則決定。」一位日本商社在台負責電子業務的職員就認為，日本為了技術合作已經吃虧不少。「像韓國只要技術，學到了就說再見，自己開起公司來跟我們競爭，」這位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日本人，在日本出生、受教育的人士說。
　而一位已屆六十三歲、年初剛來到國內的日商負責人卻認為，問題不在日本人是否移轉技術，而在國內的電子、電器業對日商的要求太高。「台灣人不要想靠日本人來幫忙，應該自己來做，」他略顯激動地說。
　造成這種明知找日商會有爭議，卻仍找日商合作的情況，多少與國內中小企業欠缺對海外技術管道了解有關，但是日本商界能夠提供方便服務更是關鍵因素。
　由於中日兩國距離近，日本能夠迅速協助國內廠商解決生產時遭遇的難題，「一通電報，技術立刻就到了，」薛光濤分析；而與歐美廠商技術合作，出了問題，多半只有停工等待。
　加上日系廠商、商社在國內觸角伸得遠，時常主動撮合國內業界和日商的合作，不收任何費用。「我們（商社）看長期，只要以後把進出口業務交給我們處理就行，」一位商社幹部說。
　
是依賴的關係
　
　從研究發展、行銷到生產技術完全被日商掌握，一位著力了解日系企業的人士不禁說：「這根本是依賴的關係。」
　高雄加工區一家日資工廠的中國幹部相信，靠著這層依賴的關係，造就了台灣的電子、電器工業。「沒有日本，怎麼會有台灣今天這種規模的電子業？」他問道。
　經濟部工業局一位常與家電廠商來往的幹部也認為，日本廠商雖然封閉，但「他們對我們的輸出值很有貢獻。」
　而日商更是堅信他們渡海而來，對台灣有絕對的貢獻。已屆退休年齡的德納信副董事長，為了潮州工廠，難開家人隻身到台灣，除了「為工作，為生活」之外，也是為「對提昇台灣工業有幫助，」他表白。
　這位副董事長顯然忽視了一個對台灣更基本、更關鍵的問題：在日商大舉來台、台灣大開門戶之際，究竟台灣應該是誰的棋子？主控權在日本、還是台灣？這個問題顯然不能再由日本人來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