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來,美國特別關切喪失競爭力的問題;依賴美國市場的國家(如日本、台灣),也非常好奇這個廣大的市場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以便有所因應。
要瞭解美國經濟病疴的種種原因,最根本的方法,還是得從主宰美國社會的思想型態(包括信念、價值觀等等)來探討,才能清楚的掌握美國社會過去為什麼成功,今天為什麼出問題,未來要如何變遷。
對政府決策者、企業管理人而言,了解競爭對手國的思想型態及衍生的制度,是國際貿易競爭中不可或缺的武器。
美國的競爭力從一九七○年代開始衰退,兩年前這個問題才開始有點受到重視;儘管如此,主其事的政府官員、企業界和學術界人士,多少低估了競爭力衰退問題的嚴重性。
高科技也走下坡
以一九八五年為例,當年美國的貿易逆差高達一千五百億美元,但是,它的勞務輸出再也不再如往年般平衡這筆差額,所以全國總收支呈現一千億美元的赤字,也使得美國必須面臨五十年來第一次淪為負債國的事實。
此外,過去幾年,日本及亞洲新興工業國,不只在一般工業產品(工具機、消費性電子產品、鋼鐵、汽車)超越美國,他們在部份高科技的競爭力也日漸增強。以日本而言,一九八五年,美國對日本的高科技產品逆差超過二百億美元。
面對國外的競爭,許多美國重要的公司,過去數年被拍大量裁員,甚至有愈來愈多的公司,將製造業移到海外生產,彷彿顯示美國的製造業沒落,幾乎是不可挽回的事實。當美國的製造商和消費者,對進口產品愈來愈依賴時,談再多的關稅保護,也沒什麼用處。
律師太多、工程師太少
事實上,美國公司寧願到海外設廠生產,美國寧願大量進口、大舉外債,彌補競爭力衰退的漏洞,所有這一切在在顯示美國人的逃避心態,他們不願面對現實,從根解決問題,因為他們擔心所有的處方,只可能加重病情。
促使美國競爭力退化的原因錯綜複雜,牽一髮而動全身,主要包括:儲蓄和投資比例偏低;勞資對立致使勞力成本偏高;美元價值高估;消費取向、先借再還的經濟策略,導使利息偏高;企業經營管理者的眼光短淺,重視每季利潤,忽視長期市場佔有率;忽略製造業創新和效率;志得意滿;教育素質差;太多律師、過度好訟,而工程師卻不足。
若從思想型態來探討,一位美國學者指出,過去一直崇尚個人主義的美國,今天已經被一些比較崇尚團體精神主義的國家超越。
目標明確的長處
這些國家的目標比較明確。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這些國家傾向於採取全國性策略:投資成長快速、獲利高的工業,以贏取、保持競爭力;政府有計劃輔導企業,重視長期市場佔有率,而非短期利潤;促進、維持社會共識,一齊對外。
此外,這些國家的勞資關係比較有利企業發展,工人生產力高,產品品質優良,成本具有競爭力。所有這些策略,讓這些國家得以將全國資源有效的運用在教育、研究發展與創新各方面,有助他們獲得國際市場的佔有率。
日本及其他新興工業國家成功的經驗顯示,明確的團體目標,結合團體力量,以國家利益為重一致對外等等,都是當前國際貿易競爭中非常必備的武器。但是,這種以社會、國家大團體為重的思想型態,卻與美國立國以來追求個人主義的思想型態,大相逕庭。
美國的典章制度,長久以來都是以早年英國哲學家洛克的個人主義學說為根基。過去美國面臨內部危機時,個人主義偶而暫時會被壓抑,以社會利益為重的呼聲會取而代之,最終個人主義還是會再次變成主流的思想型態。
但是,今天的美國,面臨外來的競爭,不得不因應,採取一些與美國傳統思想衡突的作法(例如:保護主義措施,違背美國人自由競爭的信念;允許特定產業的公司彼此合作研究,不合個人主義中反托拉斯的精神)。問題是,這樣的作法,又讓美國人覺得不妥,彷彿這麼做,就不再像是美國人。
事實上,光從表面上提出對策,因應變局,卻沒有考慮到這些對策可能違反社會堅信的思想、價值系統,結果必然會演變成整個社會言行不一、思想混亂、目標不明,防禦能力因而喪失,更不用提主動出擊國際市場。
這種言行不一的矛盾、與思想混亂曖昧,最後甚至可能使社會變得虛浮而不切實際、一味逃避問題,染上了「美國病」(American Diseases)。
簡單回顧美國近三百年來的演變,不難發現這種矛盾其來有自,只是在一九八○年代,面對與日俱增的國外競爭時,問題變得特別明顯、嚴重。
當美國最初還是英國殖民地時,社會上普遍充滿沿自中世紀歐洲的團體精神意識,這些清教徒信仰虔誠,認為他們蒙主寵召,遠離舊世界的腐化,前來新大陸開創新機,嚴謹的宗教約束,使他們非常重視團體價值。
以漢米爾頓為師
就在同時期,為了需要,新大陸與歐洲的商務關係日趨熱烈,但是既有的團體壓力、宗教約束,有礙商務的發展。因此,在往後的兩百年之間,雖然美國社會一直同時存在個人主義與團體精神主義的說法,但是由於新興企業的倡導,個人主義學說逐漸變成美國社會、政府、企業、社團組織等的存在根基。
在一片以個人主義為主流的聲音中,有人擔心個人主義可能帶來的缺失,例如,早期的政治家漢米爾頓就提倡政府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可能是第一位倡導「工業政策」的政策家,主張政府協助推動、規劃經濟發展,投資有潛力成長、出口的工業等。
漢米爾頓的這套說法,變成後來美國政府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切進行公共投資的根據,包括興建鐵路、運河、公路與鄉村電氣化等等。他甚至也為美國後來高築關稅壁壘,提供理論基礎。也有美國學者提出,日本的通產省,便是施行漢米爾頓學說最徹底的例子。
企業成主流
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以營利為主的企業相繼出現,新興的企業家幾乎一致接受個人主義的理論,政府不再帶頭推動經濟發展,而是採取自由放任的經濟型態。企業發展變成個人賺錢的工具。在一九三○年經濟大蕭條時,這些企業已經發展成美國社會的主流機構。
此時期,企業管理權集中於少數人的現象,開始讓一些人覺得不安,擔心個別小企業與個人權利,受到侵犯。因此在十九世紀末,為保障個別小企業的權益,以滿足個別消費需求,反托拉斯法因應而出。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為了建設國家,在商務部長胡佛策動下,工商界紛紛組織各式聯盟,合作收集、傳播資訊,將產品標準化,以便提高效率和競爭力。但是商務部的作為,引起司法部的抗議,認為企業合作,只會助長壟斷現象,侵犯個人權利,許多規模小的企業尤其不滿。
儘管如此,故佛的主張,在羅斯福的新政時代,變成顯學。最具代表的計劃是一九三三年頒佈的全國重整方案。為了重整大蕭條的社會,這個方案鼓勵企業成立聯盟,希望能重建理性的工商秩序,以穩定物價、工資和利潤,規劃市場,避免生產過度的浪費,以提高效率,刺激經濟成長。當時,這套方案普遍得到政治、企業、社會領袖的支持,同意它是美國從經濟大蕭條泥淖中起死回升的妙方。
各做各的美夢
從一開始,這套方案不只具有個人主義精神(鼓勵競爭、讓市場有效運作),也具有團體主義的精神(鼓勵合作、整體規劃市場)。結果沒有一方滿意:消費者抱怨物價偏高,失業率不見改善,小企業批評企業聯盟威脅他們的生存,勞工也抱怨他們所受的待遇太差等等。
一九三五年中,美國高等法院終於宣判這項方案失效。失效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政府施政忽略一般的社會意識型態混淆的嚴重性。政府在制定方案過程中,完全忽略了個人主義思想型態仍是社會主流的事實,卻一味要以適合團體精神主義社會的作為,強行加諸於篤信個人主義的社會。
此後,為了照顧貧戶與失業人口,提供國民住宅、推廣農業、抵抗外侮,同時也要建立社會共識,重建戰後的歐洲和日本,美國政府漸漸的脫離傳統個人主義政府愈小愈好的主張,而在施政上傾向採用團體精神主義的作為,政府主動出面制定公共目標。從此美國社會一方面普遍相信個人主義,另一方面卻又容許政府的角色和權力相對的、絕對的擴大。
問題就在,如果美國政府能夠徹底的接受團體精神主義,表示政府必須將對外與對內的整體公共需求界定清楚,並且要有擔當徹底執行。但是,美國並沒有如此做,而是在戰後二十年間,憑著經濟實力強大,而為所欲為,政府並沒有努力訂定、執行優先次序。結果是,到了一九七○年代,當美國開始出現問題時,政府和社會大眾卻還沒有心理準備來面對這些問題。
出現貿易逆差
當時的大政府作為,促使政府開支迅速大增,不只要負擔越戰,更要負擔全面消滅貧窮計劃的經費。支持大政府的經費不是來自稅收,而是借來的或大量印行鈔票而來,導致通貨膨脹的壓力以及企業投資不振等後果。
一九六九年,美國與日本的貿易,首度出現逆差,連西德也緊逼美國。當通貨膨脹開始上升時,失業率也跟著上揚。七○年代初,美國經濟開始出現停滯性通貨膨脹。雖然已有跡象顯示美國的工業開始走下坡,政府和消費者卻仍然大事花費,絕少投資。
來自國外的競爭及越戰問題,讓美國人開始內省。許多人開始批評政府龐大缺乏效率、腐化;也批評大企業官商勾結,只追求利潤,破壞環境生態。也有人批評工會自私自利,工會集體談判制度錯誤。
這些問題,最近是源自三○年代,到了七○年代終於全面暴露出來。到了一九八○年代,事實已經很明顯,美國政府已經不可能再為所欲為,從尼克森、卡特和雷根歷任總統的談話中,都不難發現他們對減少政府干預的期望。
儘管當政者希望削減政府權力,減少干預;但是,整個社會大環境求變的呼聲,卻促使政府與社會必須採取違反個人主義的作為,才能因應變化。例如:企業生產力降低,成本升高,與國外競爭日益困難的現實,促使政府採取進口設限、提高關稅、保護某些產業、鼓勵企業合作對外等等作為,與傳統對自由經濟的信仰不合。
此外,城市犯罪和貧窮現象,不見改善,許多人開始覺得只有透過共同參與社會,努力改善社會,個人自尊與理想才可能實現,因此,整個社會面臨月在危機與外在競爭的夾攻下,更加有求變的趨勢。
但是,這些企圖改採比較傾向團體目標的作法,只是在表面上應付社會求變的需要,卻不是要從根改變社會對個人主義的信念。當主其事的政府官員,為了解決日益複雜的貿易逆差、國際競爭力衰退等問題,而費盡心思時,在企業界及學術界卻有愈來愈多的人,仍然在大力鼓吹傳統個人主義的種種好處,包括自由經濟、自由貿易、減少政府干預等。
觀念相互矛盾
也就是這種思想觀念上的矛盾,使得美國在面對日本與新興工業國家更有策略的競爭挑戰時,變得不知所措。美國的企業界,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成長,寧可將製造過程轉移到成本較低的海外,不惜大批裁員,一方面振振有詞的倡導勞力市場自由競爭,另方面卻要求政府收拾失業率的爛攤子。
這種只享權利,卻忽略相對責任的觀念,也普遍存在於工會組織。過去工會最大的目的是,幫助工會會員向資方爭取更多的工資與福利,卻絕少考慮到如何增加生產力,如何為公司著想,提高競爭力。
對普遍消費大眾而言,先貸後還的消費取向,使得儲蓄普遍偏低。生活水準日漸降低。為了解決不見改善的社會問題,以及彌補製造業競爭力的損失,政府寧願不斷借貸、不斷進口,而不是盡力善競爭力體質。
重整思想型態
當國際貿易競爭舞台上,講求整體戰時,我行我素的美國個人主義行為,顯然是不合潮流的。如果崇尚個人主義的美國,有心重整國力,避免人民生活水準日漸下跌,避免國防能力惡化,或許美國必須重新檢討它的思想型態,包括:調整政府的角色,重新界定勞資關係,反省企業經營只重眼前近利不顧長期發展的觀念,重新確立人際關係中的責任與義務觀念等等。
只有從根本的思想觀念上改變,才可能對外打整體戰,因應擅打團隊戰的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的競爭。如果又是換湯不換藥,只會使美國的經濟局勢更加混亂,對外競爭力更加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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