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青世代交替 — 看時代變遷的軌跡

由民國七五年秋末至七六年開春，是消息靈通人士的熱季。大家忙著讀報紙、看雜誌，然後請客吃飯，在飯桌上傳播、捉摸、推敲、印證－變的消息。
　由社會、經濟到政治的變，已不再是少數人之間的傳聞。一向埋首生活的小市民也探出頭來，問聲：到底怎麼回事？新聞圈更流傳一句新術語：什麼事都可能發生！
　「變」像一頭被盲人包圍的巨象，龐然大物，人人摸得著（而且觸感厚重），人人僅執其一端。弄清楚的肌理猶且不易，遑論析其筋骨，透視中樞，找尋動力來源了。
　社會上的變早已不是新聞，新生事務湧生，乍生乍滅，又似乎循著某種脈理持續推進；經濟上的變源有外部衝激與內部蛻化兩種，大勢所趨明顯，應對之道闕如；政治之變，來自積蘊三十年之社會力與經濟力發展，造成既有體制鉅大壓力，如今閘門一道道開啟，各方力量一湧而發，相激相盪，影響面既深且廣。
　四種人與變有關。在變的表層，是群活力充沛的行動者，忙於開發或掌握新潮流，乘著潮流的浪尖往前衝；守護閘門的權責，掌握在與行動者間隔著一道神祕面紗的政治上層，通過種種管道，吸取變的消息，孤獨地思索閘門開閉間的激流走向與速率；夾在行動者與權責者間的，是面對行動壓力與決策拘束的執行者，在有限空間中，或抗阻浪潮，或推動閘門，承受來自雙方的擠壓；在浪潮與閘門相激盪所產生的無數漩渦中，散布著一群群圍觀者，或猜疑或期待，想理清楚變的渾沌，在頭開個竅，為自己預留方寸迴旋餘地。
　這四種人的活動，只構成了變的表象。在變的層真正推動閘門的主力，不是活躍的浪花，而是世代交替的潛流。正由於人人置身這股潛流中，它隨著時序一直默默前進的步伐反而不被注意，即使是已到關鍵處的此時此刻。
世代交替的明證，是政、經兩界居高位者的普遍高齡。根據天下雜誌最新統計，年過七十高齡的政經決策者，佔了執政黨十二人政治革新小組的七五％，中央常務委員會的五八％，行政院政務委員會的七二％，資深國會代表（立法院八六％，監察院八○％）；（見七六頁表二）「天下」十二大民營企業集團負責人的六七％，天下五十大企業負責人的四六％。（見九一頁表）這些居高位老一輩人物的行將退隱，是不可抗拒的事實。
　少數個人的退隱不能算世代交替，整代居高位者的同時期退隱，不能不稱之為世代交替，尤以當繼任者極可能屬於另一代時為然。大企業負責人交班，由於血源因素的影響，年齡由六、七十歲遽降至四十歲出頭，已經不斷發生，且將加速進行。政治人物的交班動向，則可參考下列統計數字：(在執政黨中央一級以上主管及行政院政務委員會中，中生代（五十五 至七十歲）與新生代（五十五歲以下）數量相當；(在透過選舉產生的中央級民意代表中，新生代人數超出中生
代數倍有餘；(若將中央級重要職位（包括選舉及委任職）一併計算，新生代人數也遠超過中生代。（見七六頁表二）

可能隔代接棒

　按一般常軌，五五至七○年齡層的中生代，應是政治高層的主力。如今被新生代迎頭趕過，實為我國政治發展之特異現象。由此而另一特異現象－「隔代接棒」的發生，就充滿可能性了。
　相對於政治高層和大企業的世代交替，在最為反映時代脈動的社會範疇中，世代轉移卻早已完成。根據天下雜誌所選出的社會有影響力人士，老一輩（六十歲以上）占二五％，壯年輩（四十至六十歲）占四二％，青年輩（四十歲以下）占三三％，正好符合社會中堅分子的常態分布。（見一○一頁表）
　目前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社會層面的世代轉移已經順利完成；企業界的世代交替正進行中，日後將加速推展；政治上的世代交替尚未開始，但已迫在眉睫。
　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政治、經濟與社會範疇內，各有依實際需要而產生的不同斷代標準。國內人都認為，可稱之為老一輩人物的年齡分界點，在政治高層是七十歲，在企業界是六十歲，在社會活躍人物則為五十五歲。這是說，我們的社會比經濟年輕了五歲，經濟又比政治年輕了十歲。無怪乎，變革壓力的方向是由社會而經濟而政治，交班的急迫性又反之，由政治而經濟而社會。
　冷硬的年齡統計之外，在天下雜誌對近百位各類型菁英份子的採訪中，世代交替的癥兆更呼之欲出（詳見後文）。
　在大公司豪華辦公室內，可以輕易嗅出企業家第二代急於表現，「掙脫父性形象的陰影」，或者對倉促接棒所感受的壓力與挑戰；同樣的氣息，在政治廟堂的新生代身上，被改換成欲語還休的壓抑，卻同樣地清晰可感。在政治上，老一輩人物的「不放心」，形於言表；在企業界，同樣的心境轉變成了第二代耳邊不斷的叮嚀；在社會耆宿口中，這種心境則被演化成感嘆世界的悲愴情懷。
　大體來說，樂觀的聲音多半來自政治新貴（選戰英雄）、社會新秀（掌握趨勢者）、專業經理人、第二代企業家；憂懼的嘆喟主要發自老一輩政治人物、年長的企業家、和年長的知識份子；無力感瀰漫於中生代政治人物和企業界老幹部間；徬徨中急於求表現的，則是新生代政治人物及企業家第二代。
　這種種反應，初看雜亂無章，細看條理分明。凡在時代調整中找到座標定位的、能掌握趨勢且自設目標的，與既有權力來源無牽連的、感覺「時間站在我這邊」的，都顯得篤定；凡陷於權力轉移漩渦中的，受交接班過程影響的，就免不了徬徨、著急或產生無力感。

布置未來的舞台

　無論如何，世代交替已命定式地由零星而全盤，由算術而幾何加速，從時代舞台邊緣向中央推進。種種跡象顯示，政治領導人顯然已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因此加緊「鋪設軌道」，替未來情勢布置舞台。由此也可說，它是近年來種種政經變革的主要肇因，更將超越少數人為的因素，與變革間產生互動，決定未來變得方向與速度。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交替中的世代，並非普通世代，是從革命而承平，從匱乏而富足，從同質而多元，從中國而台灣的世代。因此世代所交替的，就不僅是人物，而是一整代的經驗、風格、價值觀、生活型態和行為模式。處身於這個時代大移位中，人們所該思索的，就不該只是得到的什麼，也該包括失去了什麼。
　事實上，由於變幅深廣，已構成近四十年未有的大架構重組，許多既有角色，都得找尋新定位。
　舉例說，原先習於扮演執行者角色的中上層官員，勢必在未來擔負規劃功能；過去主要是批判者的在野勢力，將被課以制衡者的責任；如今以催促或護航者自居的傳播媒體，將擔任起反省與溝通功能；現在的掌權者，則將以輔佐繼位者為主要任務……。

潘朵拉的魔盒

　角色轉換之必然，其實已明示於目前變革方向中，惜於當事人未能充分準備或至少深刻體察，仍有交棒者不放心，接棒者目光短淺，應參與者的看熱鬧，應規畫者的無力感等現象。
　明顯的事實是，社會力透過開放政策而納入政治運作後，若產生良性循環，則必激發社經中堅份子的積極性，足以稀釋現有的兩極化影響，使社會整體走向整合與多元動力；若生出惡性循環，則無異開啟了「潘朵拉的魔盒」，缺乏遊戲規則的競技場，將成機會主義者的冒險樂園。解放了力量而失去控制，脫序與分化將成必然結果。
　更由於變的本身會刺激出更多的變，開放機能將牽一髮動全身。譬如說，開黨禁，政治規範必受衝擊；開報禁，必對社會反省與整合力、對政治體系反應能力構成高壓；開放市場機能，則企業間的競爭規則將受考驗……。凡此種種，不可能依恃「看不見的手」自動把各動力源歸定位。政府對開放的準備工作是否縝密，將大部分決定了開放的結果。
　往後看五年、十年，在台灣出生或成長的一代將挑起所有重任、意識型態式的差異，將隨老一輩人物的凋零而漸去，年輕一輩的競賽，將無認知或情感上的包袱，剩下的，或許只有利益上的爭執。目前急於請纓出戰的政界與商界新生代，屆時因處身不同位置，必有不同的利益取向。他們共同透露出的願望，是一個公平決鬥的戰場。可以想見「公平」將是未來菁英份子間的主要共識，也成為協調各方動力與維護社會秩序的法寶。捨此無他。

微妙的省籍問題

　據接受天下雜誌採訪的政治新生代意見，政治上涉及公平的因素主要有兩項，一是黨籍，一是省籍。至於何者將更成為重大問題，須視政府的處理方式而定。
　但概括的說，黨籍問題是有形的，主要與競爭規則有關，只要制定與執行過程公正，雙方應有度量接受競賽結果。政府只要具備公正的意願即不致造成問題。
　省籍問題則無形，它在社經生活中早已隱而不現，現而無感。但每遇重大政治爭議，又如影隨形，無所不在。舉凡選舉、政黨運作、政治任命、甚至國家前途問題，皆因省籍考慮之浮現而夾纏不清。影響不可謂不大。
　接受採訪的新生代人物，都強調應對省籍問題加以「淡化」，但他們同時也都認為省籍是重要問題。這就顯示出了省籍問題的兩難：大家都希望淡化，又都睜大兩眼瞧它有何變化。因此所謂「淡化」，就不能僅是置之不理或加以否認。而應相對地強化其他可被大眾接受的標準（如公正、合理、能力、親和等），使省籍因素相對地被淡化，不再成為一種標誌或資源，使有心利用者欲「強化」也不可能。

新機會與新挑戰

　一言以蔽之，當政者須徹底驅除因省籍因素而造成的「心中之鬼」，而才能改善大眾「口中無省，心中有籍」現況。如此則不僅「中國結、台灣結」可解，其餘大政方針也將「只有認知問題，沒有感情糾葛」。使省籍問題與其他歷史包袱一般，隨著世代交替的腳步，由時間加速沖淡。
　對企業界而言，世代交替帶來的影響有：(政治換班可能帶來新的經濟理念，影響未來企業間的競賽規則；(政治換班將使大企業喪失原有政治關係上的優勢，企業家第二代將面臨第二代企業家強有力的挑戰；(世代交替將加速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蛻變，刺激市場轉型；(轉型中的國內市場，將更易暴露於擅長行銷的外來競爭壓力中。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很可能發生企業重新排名的結果。
　總括來說，世代交替可能帶來權力、財富和影響力的新機會，也將同時帶來嚴酷的新挑戰。不能掌握時代脈動的人，必然加速被淘汰。但最要緊的是，當大多數人受新形勢吸引而忙於調整的同時，外在環境也正高速變遷中。若社會菁英皆埋首於內變，無法對外來挑戰做出回應，整個社會必將為此付出高昂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