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害給台灣的借鏡 — 沒有勝利的戰爭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日，日本公害病－水俣病第一審判決的日子。早上，雲層很厚、天色陰黯，熊本地方法院前站滿新聞記者和前來旁聽的年輕人。有人手拿麥克風為身為原告的水俣病患者說話；隱約聽得到採訪新聞的直昇飛機在上空盤旋的聲音，約有一千三百多人集合在法院前，等待這纏訟十數年公害審判案的結果。
　
沒有萬歲的勝利
　
　結果是：原告勝訴。被告－日本窒素（Chisso）肥料公司必須償付一百三十多名患者，總額九億三千萬圓賠償金。窒素公司將含汞廢水排放到海，魚貝類體內積汞，熊本縣水俣灣 附近居民吃了魚後，中樞神經系統萎縮退化，精神陷入狂燥狀態，症狀像小兒麻痺，患者嚴重者死亡，要不就終身殘廢。判決勝訴後，原告家屬濱元發表感言：「不是高興，也不是悲傷，只覺得身體像被掏空了似的，很空虛……。」濱元的雙親因水俣症死亡，染患同疾的弟弟臥病在床；日本新聞界用「沒有萬歲的勝利」形容這次審判後的現場氣氛。
　這次審判是繼日本三大公害審判－一九七一年九月新瀉水俣病，翌年七月的四日市氣喘病及同年八月痛痛病等訴訟勝訴後，又一次公害患者控告肇事企業勝訴，獲取賠償費案件。
　四大公害審判呈現的意義是：企業必須為疏忽安全、導致人民生命財產受損負法律上責任。
　回溯歷史發現，由於日本在一九六○年代竭力發展重化學、鋼鐵及造船等工業，所以當時的公害被稱作「產業公害」，而企業是公害的主體。日本全國四十六家報紙曾調查一九六一年至六五年公害事件，發現約有七成是因企業製造過程所排放的污染物造成。
　「企業不負責，是發生公害第一要因，」每日新聞曾引述民眾的指責。
　四大公害訴訟案之所以成立，就因製造公害的企業不願負責，拒絕接受調查，而又缺乏明文罰則，使原告走向訴諸法律之途。
　熊本水俣病是最能代表企業逃避責任的事例。一九五六年，住在水俣市的造船工人田中義光五歲的女兒，突然手不能握住筷子，走起路來跌跌撞撞，說話含糊。後來，病情更惡化，整個人精神狂亂，四月，住進窒素附屬醫院，兩天後，她兩歲多的妹妹也罹患相同病症，醫院院長細川一從沒見過這種病例，判以「原因不明的中樞神經疾病」。三年後，參與研究病因的熊本大學醫學部發表是有機水銀中毒所致，而且問題出在窒素水俣工廠排出來的廢水，同年，細川一院長也證實此事。
　那時，本應馬上停止生產，進一步探究原因的窒素公司，非但沒這麼做，反而請來其他醫學家實驗，以結果不同予以反駁；另一方面，強迫被雇用的細川一中斷研究，拒絕熊本大學研究員進入工廠檢查，態度蠻橫無理，以致延誤研究進行，拖了四年，才由熊本大學肯定禍源確是窒素工廠在製造乙醛過程時排出有機水銀所致，並獲得國際性學會承認。
　
企業逃避責任
　
　但窒素公司仍不認為該負任何責任，僅以付了探病慰問金搪塞；一九六四年，在新瀉縣阿賀野川下游，發現第二個水俣病，約半年後，由新瀉大學椿中雄教授等人證實，肇事的昭和電工鹿瀨工廠同樣拒絕負責，而且事發後，非僅毫無悔意，還撤走出問題的生產設備和燒燬工程圖，企圖湮滅證據。
　企業憚於負責，表現在對防治公害設備投資的態度消極。一九七○年六月，日本經濟新聞曾調查五十家大企業防治公害設備投資，發現僅占設備投資比例三％，「製造工業原料的企業對防治公害意願不高，」當時任職通產省官員山口務坦承。
　「從企業立場來看，投資防治公害的設備，對提升生產力毫無幫助，所以態度消極，」經濟學家分析。
　此外，企業主拘泥私心，自己不住污染區內，十足表現了己所不欲、卻施於人的心態。例如，一九七○年在東京召開國際性環境問題座談會。來自各國的專家為想了解日本公害實況，要求到富士市和大阪等地參觀，當一群人到達被造紙工廠嚴重污染的富士市時，問了市民，才知道那家造紙公司老闆自己不住市內，別墅遠在熱海；至於其他重要幹部也都全在富士市外，換句話說，這些應負起污染環境責任的人都不住被害區內。
　其他以重化和石油工業為主的新興工業城情況一樣，當時，污染嚴重的大阪市，主要企業的兩千多名幹部中，居住市內的不超過一百五十人，占七％。
　
著手強化法令
　
　任職朝日新聞的富田英二郎指責，企業雖口口聲聲說社會責任，但在他們的觀念，「住民的被害不在責任之內。他們所謂的社會責任指的是提高生產，在這『責任』，沒有『住民』的存在。」
　日本政府也體認到防治公害是非收益性的作為，「為提高效率，唯有強化法令，」官方刊物「環境白皮書」中記載。
　日本在一九六七年公布施行公害對策基本法；三年後，制定環境保育優於一切的環境政策，翌年，成立和通產省、大藏省平行的一級主管單位－環境廳，並授權地方自治團體肩負測定、監視及取締公害責任。
　後於一九七二年確立企業「無過失賠償責任法」，明白指示，在空氣污染和水質污染方面，無論企業有意或無意，只要企業因從事生產活動產生上述公害，影響人體健康，企業就必須負賠償責任。
　
記取慘痛教訓
　
　以著名的熊本水俣病判決案為例，熊本地方法院在判決文中寫道：「儘管被告排放廢水中的有害物質含量符合政府規定的標準，廢水處理也比其他同類化學工廠好，但窒素工廠仍不能推卸危及地方居民生命、財產及安全的責任。」
　此外，針對企業主，日本政府於一九七三年重新修訂「公害健康被害補償法」法案。法律的精神在於：企業主從事生產活動所產生的空氣污染和水質污染使人健康受損時，必須給付醫療、看護等費用，以使被害者得到迅速公正的保護。其中對受害程度、給付金額、對象等，都有明確規定。
　其他有關法律還有：公害紛爭處理法、工廠用地法，以及特定工場（指會產生排煙、廢水、噪音、粉塵、振動等的製造業）必須設立防治公害組織等。
　法令完備，處罰就有了依據。日本民間大企業在投資防治污染設備方面，果然有所進展。一九七五年，大企業（資本額一億圓以上）在這方面共投資九千六百多億，占總設備投資一 七•七％，其餘民間企業投資也不低，約八％，比美國全體企業防治公害投資平均比例五％還高。日本投資防治公害設備最多的業別是：鋼鐵、火力發電、化學、石油、機械。
　「日本政府之所以確立企業責任、被害救濟原則及力除公害，是從教訓中汲取的經驗，」日本環境衛生專家庄司光評論。
　據了解，一九六○年代，日本的國語字典找不到「公害」兩字；到了一九七○年，公害成了流行語，「那時，報紙的社會版也許一天沒有殺人消息，卻沒有一天不發生公害事件，」庄司光形容。
　日本政府之所以想革除「公害實驗場」渾名的主因有三個：人民健康受損，環境遭破壞，及響應聯合國「保護環境」運動。
　一九五五至一九六五年因致力發展重化學工業和地域開發，以致因工業污染而相繼發生公害病，如水俣病、痛痛病、四日市氣喘、多氯聯苯（見天下四三期第二一○頁），及空氣污染、砒中毒等，截至一九七五年為止，患者達兩萬多人，死亡人數約五百 人。
　另外，因大事開發導致地盤下陷，颱風來襲造成災害及工業污染，如工廠廢水危害漁業、光化學霧等環境遭嚴重破壞事件，在七○年代前後層出不窮。一九七二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環境會議，題名「只有一個地球」，公開呼籲世界各國愛護環境，日本政府代表在會議上，針對本身只顧高度成長、造成環境缺陷的事實進行自我批判。
　日本學者揣摩政府力圖改革環境政策的心態時指出，日本國土小、人口多，經不起公害肆虐，「何況，防治公害是今天不做，明天仍然得面對的問題。」
　日本政府努力的結果，環境保育有了起色。有關環境保育和公害防止的預算，正因效果卓著而逐年遞減，例如，一九八四年的防止公害費用為一兆一千六百多億圓，比前一年減少三百多億。
　然而，公害仍沒有結果。
　
公害方興未艾
　
　「我們不了解被害者受苦的真正狀況，以及重症患者如何日漸萎死，就不能說公害已經結束，」學者庄司光和宮本憲一在「日本的公害」一書中陳述。
　例如不治之症的公害氣喘病，即使吃了藥也無法止咳，夏天還好，但到了冬天，「患者從深夜一點咳到清晨五點，是常有的事，」日本公害報導攝影家樋口健二在目睹四日市氣喘病患者發作後說。他花十年時間追蹤報導四日市公害。
　日本環境廳出版「日本的環境政策」一書坦承，一九七七年為止，在臨海工業區，如川崎市、四日市、千葉市，仍出現因空氣污染而罹患氣喘病的患者。
　「水俣病是日本公害問題的縮影；因水俣病產生的各種後遺症如不能解決，日本的環境就沒有進展的道理，」三年前，出席水俣市環境會議的與會人士一致指出。
　無論從經濟發展、醫學或社會福利各方面來看，因公害迸發的後遺症，的確沒有痊癒。
　囤積在水俣灣內的水銀泥沼，儘管花了四百八十多億圓及十年時間清理，但漁業真能再生嗎？這是個問號。窒素工廠在水俣病事發（一九五六年）後，才在一九六八年停止生產製造公害的禍源－乙醛。而當時近二十萬居民住在那附近，這些人不無受到感染的疑慮，「由於醫學認定困難，一時測不出他們受感染的程度，無法明瞭被害的全貌，這些人今後的命運難測，」追查水俣病二十五年的醫學專家原田正純擔心。
　中樞神經系統遭破壞的水俣病患者，因治癒無望，將承受終生殘障或神經失常的痛苦，以致心灰意冷放棄治療。「這些人終生行動不自由，形同被囚的奴隸，」原田無限感慨，認為需要有健全的社會福利來幫助他們重建生活。
　
重人命才是文明
　
　產業公害無疑是日本初期公害的特徵。日本人道主義者強調，產業活動唯有在對人命的尊重和精密科技的基準上，才能展開。
　學者柴田德衛和松田雄孝在「產業公害」一書中指出，儘管法律明文規定企業應加強投資設備和技術，使公害發生的可能降到最低，但如果企業沒有這種認知和自律，一逕將確保利益放在首位，「那麼，任何新技術也無法防止公害。」（取材自「日本的公害」、「水俣病仍未結束」等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