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來當立法委員 — 名人參政風

　有一張名單，照著順序唸下來，在一堆人的名字中，先看到了黑幼龍，然後是趙寧、蘇瑞屏，還有傅達仁跟周荃。
　什麼事能把這些人擺在一起？電視節目主持人聯誼？新電視節目主持人名單？愛心晚會特別來賓？
　
知名度與政治
　
　都不是的。原來這些享有高知名度的人士，都被政治吸引住─就像鐵片無法抗拒磁鐵的吸力一樣，紛紛出馬，在執政黨內候選人提名登記簿上，滿懷期待地簽下自己的名字，爭取競選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的資格。
　在民主社會裡，憲法賦予每個公民參政的權利，名人當然不例外，就像台大哲學系教授劉福增所說：「名人也是人啊；去登記、又沒有名的人不是更多。」
　話是不錯，但今年發生的一個趨勢是，沒名的人意興闌珊，有名的人卻興緻勃勃。
　以台北市為例，三年前共有五十四人爭取八個執政黨提名為立法委員候選人的機會，其中大概只有簡又新、趙寧算是名人。
　三年後，登記總人數銳減至三十九人，但「社會聞人群」卻膨脹了，包括黑幼龍、韓定國、趙寧、蘇瑞屏、傅達仁、周荃等政壇新手，及仍在市議員任內的趙少康。這還不包括爭取連任的紀政、洪文棟、簡又新、林鈺祥，真是一次粥少僧多的局面。
　
大家一起來
　
　自從美國接連出現明星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明星市長克林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之後，名人參政現象，也頗引人注目。
　時代雜誌專欄作家卡塔默（Char-les Krauthammer），形容這是政治型通貨膨脹─太多的名人追逐太少的政治機會，就像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貨物，會引起經濟型通貨膨脹一樣。
　台大政治系教授呂亞力指出，引起台灣政治型通貨膨脹的主因，是因為這些名人受到鼓勵。他說，過去基於競選花費過鉅（甚至有三、四千萬選一個立委的傳言），執政黨提名時，主要考慮候選人的財力背景，及地方勢力。
　但是自從紀政、簡又新、趙少康都能以最高票當選後，「證明好的形象不但可以羸得選票，而且成本低，」他說。
　這種成功模式，鼓動了知名度高，又有正面形象的名人，紛紛追隨。在言談間，很容易就嗅出名人這種受鼓勵的心理，他們常說：「某某都能進立法院，我為什麼不行？」宏電腦副總經理、「新武器大觀」的主持人黑幼龍更坦白表示，他直到自己有了點名氣，才敢考慮參政的可能。
　
中產意識抬頭
　
　「這表示政治市場開放了，」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蕭新煌認為，這些名人的共同特質是年輕、無明顯地方派系、無雄厚財力，標準的中產階級。他們參政意願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表示選舉不再是地方政客、大財主的專長，以溫和改革為特質的中產階級，也可以在政治體系中，發出另一種聲音。他並預測：「這股力量會越來越強。」
　「這種事也只有在台北才可能發生，「市議員趙少康解釋，台北市選民程度高，又年輕（二十到二十九歲的選民占三三％，大專程度以上占二五％），所以比較「自主、獨立」，不易受派系、金錢甚至黨別的影響。
　台大政治系研究所游盈隆所做的碩士論文─系統取向與投票行為，對六十九年度台北市中央民代選舉所做的調查中，證實了這一點。
　經過問卷調查，他發現影響市民投票的最重要因素，前三名都是候選人取向（政見、成就、品德），共占樣本勾選次數的六八％，黨團取向（黨團的吩咐）居第四位，而且出乎預料地只占總選擇次數的九％。
　在這種優良的先天環境下，名人參政的意願，就像一顆深埋的種子，在氣候適宜的春天，慢慢發芽，破土而出。只是驅使每個名人出頭的力量，不盡相同。
　
是犧牲，是奉獻
　
　一般人對民意代表，最直接的印象，恐怕不脫名與利、關說等。這批熱衷政治的名人，都否認是為了名或利，而是為了「正義、理想」。台視的傅達仁坦率地說：「名，我們已經有了；利，恐怕還輪不到我們。出來參政純粹是服務、是犧牲。」
　有的出發點，是出於個人動機，和對一般社會問題的關切。像宏的黑幼龍，說他一直喜歡與人接觸、溝通；參政，可以提高他接觸的層面，並且「做政府與民間溝通旳橋樑」。
　「我打球時就考慮退休後要做什麼，」三十歲的籃球神射手洪濬正，繼他的大哥─台北市議員洪濬哲之後，返回老家基隆，想競選國大代表，要「大力加強硬體，建設基隆」。 　
　而歸納其他人的從政動機，可以發現兩個不斷出現的主題；對目前職權不滿，想要爭取層面更高、更直接的影響力；其次是基於政治觀點，想要使執政黨更積極，並平衡黨外的對峙力量。
　對部分名人來說，對現職的無力感，促使他們挺身而出，企圖以擔任民意代表的方式，參與政治，來改變現狀。如國營會副主委王玉雲，因拒絕驗收美術館、禁止夫妻同在館內任職而聞名的北市美術館長蘇瑞屏，北市議員趙少康，和中視記者周荃。
　王玉雲雖堅持他想選立委，是因為志趣，但言談之間，存著一絲不滿的意味，「你可以去問執行長，我有什麼事做？」王玉雲表示，國營會只是幕僚單位，最多只能讓他發揮兩成。
　而去年以最高票當選連任北市議員的趙少康，也想提高問政層次，甚至不惜在市議員任期未滿之時，向立委進軍，直指中央政策，不願意再只管「路燈、水溝」的市政問題。
　
平衡的力量
　
　另外，周荃和蘇瑞屏，主要是因為工作關係，覺得法令過時及不足（如肯花幾億元蓋文化中心，人員編制卻限制在二十一到四十四人），才想進立法院，希望能加速法令規章的現代化。
　「為什麼法令總走在時代後面，」周荃表示，憑她敢講話的個性，如果有機會進立法院，絕不會讓官員打馬虎眼。
　最近黨外街頭活動頻仍，引起社會的關切，這些名人也不例外，想以一已的力量，企圖解決這個問題。
　出身台大政治系的師大社教系副教授趙寧，自願做執政黨的另一種聲音，促進更開明的政風。「為什麼黨內就不提戒嚴法？如果敢提，就不需要黨外了。」
　曾領導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而在泰國三年多的韓定國，眼見高棉政權分裂後，負擔痛苦後果的事件，認為「政治是無法做實驗的，」現任寬達食品副總經理的韓定國，自認這段親身經歷，使他有能力直接與群眾溝通，掌握群眾情緒，以此制衡黨外的街頭運動。
　因採訪、轉播體育活動，而到過古巴等共黨國家的傅達仁，也有同感。「人都有小瘡小疤，不能因此把頭割掉，」中興社會系畢業，台視新聞部體育組長傅達仁，因此願意「努力提高社會福利，讓人人以中華民國為傲」。
　
泛政治風氣
　
　不但如此，在他們的眼裡，中央民意代表彷彿是個百寶箱，要什麼有什麼。可以替廠商解決問題（報關行、建築商……），可以為民眾抱不平，可以立法設立有線電視、或設立公立幼稚園，可以做國民外交……。
　中研院的蕭新煌認為，這種現象反映出社會有泛政治風氣，「以為什麼事都要透過政治解決，」他列舉最近連里長選舉，都有競選車、一大堆流言、黑函，說明社會上普遍存在一種心理─政治是解決問題的捷徑、任何地位、力量都要透過政治才能更上層樓。
　市議員趙少康更指出，這是社會不夠多元化的結果，各行各業民間團體的影響仍未充分建立，許多事仍會受到來自政治體系的干預，「使得大家不安於位，」他說。
　整個社會的權力結構不平衡，可能是使得在各行業有正面名聲、有意見的人士，出頭參政的原因之一；而聯合報新聞供應中心的陳春木，提出另一個可能─名人自認號召力很強的心理。
　「當我站在宣傳車上，我真有一種感覺，自己是與眾不同的，」去年曾競選市議員的陳春木，第一次嘗到掌聲使人迷失，又飄飄然的滋味。
　這種受群眾擁護的「感覺」，存在於每一個欲參政的名人當中。
　
自我膨脹
　
　黑幼龍覺得這幾年剛有投票權的年輕人都會投他的票，因為這批年輕人是標準「新武器大觀」的節目迷。
　趙寧和韓定國一再強調他們有深厚群眾基礎，因為他們一年平均演講三百多場。趙寧多年來更收到一萬多封讀者的來信。「我跟他們有感情基礎，」因為趙寧大部分的信都是親自回的。他們都相信聽過他們演講、寫過信的人（或他們的家人、親戚）都可能投他們的票。
　台視的傅達仁，更是信心十足地表示，只要他出來競選，他有把握使全台北五、六十萬本來不投票的選民，起碼有「○．五％出來投我的票」。
　傅達仁認為他主持過蔣總統秘錄播報工作、反型綜藝節目、及運動節目的訐述，正適合社會上、中、下層人士的口味，這些看過他節目的人，都會來投他一票。
　真的嗎？喜歡這個人，跟選他當民代之間，真的有一個等號嗎？部分專家的答案是無可奈何的肯定。
　
明星型的候選人
　
　台大的呂亞力指出，民主政治基本上相信，人是理智、生而平等的，現代媒體的發達與影響力，使得選民在遇到英雄式、明星型的候選人時，往往變得不理智。
　例如今年二月在美國，民主黨舉辦一次黨內投票，選出黨員心目中的最佳總統候選人。結果因一本自傳和電視廣告片風靡全美的艾科卡（LeeIaccoca），得到第三名─儘管他是個登記的共和黨員。
　
形象至上
　
　中研院的蕭新煌進一步表示，台灣一般選民仍停留在「行為參與」（去聽政見、去投票），而非「認知參與」（去了解候選人及他的政見）的階段。所以容易造成「形象」重於「實質」的現象。
　兩百年前，全世界陸續掀起民主思潮，多少人為了這個理想拋頭顱、灑熱血；如今在媒體的籠罩下，政治人物的衣著、他、手勢、言談都需精心設計。這種以形象為先的民主形態，恐怕是那些烈士所無法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