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替政府首長捉刀？

歷任的政府首長說過些什麼？
　無論浮現在民眾眼波腦際的，是一串串八股教條，或是字字珠璣雋永、足以發聾振聵的警語，政府首長公開揭示的政策宣言、專題講演和各類文稿，永遠都是大眾媒體爭相披露的要聞。
　隨著社會多元化的趨勢，朝野間溝通的需求日益增高，政府首長發表言論的機會著實可觀。
　
有專人備文稿
　
　權威消息人士估計，身為全國最高統帥的總統，一年中致詞、講話、指示、申賀，再加上接受採訪的次數，不下四、五十回。而行政院長平均每兩天就有一次演講的邀約。至於掌理眾多民間團體的內政部長，更經常為到處「講話」疲於奔命；一天之內趕赴兩、三個場合的情況，數見不鮮。
　場合不同，表達的內容也自不相同。當這些忙碌非凡的政務官，挾帶早已寫妥的講稿，從容不迫地在台上侃侃而談時，一批運筆如飛，專門為他們擬稿撰文的幕後人物，往往正磨拳擦掌，為首長的下一次演出做準備。
　「我希望幕僚給我的書面資料，能夠主題明確、重點清楚，且有恰當的詞彙，方便我運用，」被認為口才好、富急智的內政部長吳伯雄不諱言，台前的成功，著實有賴台後的充份支援。
　事實上，若揭開簾幕，歷任的首長政要，幾乎都各攬有一、二專人替他們執筆捉刀；和國外的作法一無二致的是，對於某些影響重大的政策宣言，則更齊集囊括學者、專家在內的浩浩團隊，發揮群體智慧。
　
最忌掠人之美

　「世界各國的領袖皆然–他們有資格運用最好的人力，」深知個中內情的國科會副主委王紀五剖析，政府首長日理萬機，必不可能事必躬親。在美國，確有專業的講稿作家，按官員口授的意旨搭築架構，為要人幕後捉刀。
　從財政部到行政院編譯室，曾替嚴前總統家淦刀十二年，現任中國信託副總經理的金作鏌，不僅兼寫中英文，稿件的內容也隨上司職務的變遷，日趨廣泛。
　然而，儘管位居要津的首長、領袖在講台上光芒四射，多數幕後捉刀的人卻絕少探出頭來，甚至始終不曾具名發表論述，畢生默默無聞。
　「擔任這樣的工作，最忌諱掠人之美，藉領導者的聲望抬高自己，」民國四十年代曾替先總統
　蔣公撰擬文稿，現任中視董事長的楚崧秋強調。
　不過，有些幕後撰稿者隱隱然的內心衝突，仍是有跡可尋。一位大學校長就曾私下告訴友人：「我一生只有幾篇文意是傳世之作，但很遺憾，都不是用我的名字發表的。」
　令人好奇的是，究竟有那些人，或那些專職單位，扮演過幕後捉刀的角色？他們有何背景？具備什麼樣的特長？在工作中領略的甘苦如何？
　一般而言，為各級首長捉刀的有正規軍，也有游擊隊。所謂「正規軍」者，諸如總統的侍從秘書、行政院的編譯室主任（後改為秘書室）、各類主管的主任秘書及顧問等……，至於「遊擊隊」，則包括學有專精或特具 見識的各方賢達。其中有關財經文稿的起草人，多年來，素以經建會的經濟研究室為臥虎藏龍的發源地。
　
幕後捉刀的鼻祖
　
　早在民國十年初，國民革命軍剿匪以至抗戰期間，便以文字輔佐領袖蔣公的陳布雷，被同行譽為個中鼻祖。
　他由從事新聞工作的報人，轉任蔣公侍從室主任，雖不再為自己發表文章，但名聲依然響噹噹。許多蔣公早期的重要文稿，如抗戰時膾炙人口的宣言–「和平未至絕離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以及感人至深的「報國與思親」、「抗戰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行的道理」，都是經蔣公口授，陳布雷之手完成。
　「我的腦筋已油盡燈枯了……，人生到不能用思慮，生命便失其意義……，」陳布雷在多年的幕後筆耕工作下，憂時憂國，深感心餘力絀，終極竟以身殉。
　源源不絕的後起之秀，承繼了陳布雷的香火。據悉，總統府的中、英文秘書，始終由浙江和湖南人士一脈相 承。政府播遷來台，現任中視董事長楚崧秋、中央通訊社董事長曹聖芬、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中央黨部考紀會主委周應龍、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前駐美大使沈劍虹、現任駐美代表錢復、文工會主委宋楚瑜……，在不同時期，均曾先後駐官邸，擔任替總統起草中文或英文稿件的工作。
　
總統的文字秘書
　
　縱觀政府遷台至今，國學根底深厚，頗合先總統蔣公遣詞用句風味的秦孝儀，兩次進府任中文秘書長達十七年，可謂年資最深。由於他熟黨務，蔣公過世後，他仍為現任總統蔣經國起草黨務方面的文稿。
　據悉，目前替蔣總統在一般年節講演、致詞主筆的，則是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
　張祖詒祖籍江蘇常熟，既無特殊背景，又無赫赫學歷；最早從中央印製廠主任秘書做起。蔣總統經國先生任行政院長時，他官拜副秘書長，後來又被調進總統府。知情者指出，他的文字白話而通俗，淺近易懂，並能抓住大原則，掌握政策路線，因此被總統選為起稿人。
　雖然幕僚人員代為擬稿，事實上，以充滿溫情創其獨特風格的蔣總統，最精彩的講話，往往仍是他提綱挈領、切中要害的即席之言。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行憲紀念大會，蔣總統在致詞中提及–「自己的體力雖不如前，但愛國愛民的意志和信心，卻因歲月的增加而更為堅定」，接著又口頭補充說明，蔣家的人不能也不會競選下一任總統；台灣不能也不會實施軍政府統治。懇切的話語使聽者動容。
　國事經緯萬端，總統府縱有中、英文秘書，遇國外記者來訪，或外交、經濟等專門問題，幕僚人員主筆成稿 前，常會博采學者專家或業務單位眾議，匯總參考整理。
　以財經會談為例。身涉經濟研究三 十多年，有經濟數據「活字典」之稱的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從六十八、九年開始，便因實際需要，由起初報告當時經濟狀況、記錄總統指示的角色，逐漸轉為代擬建議稿。這個「額外」的差事，一直延續到前年中，總統不再召開財經會談為止。
　通常，他總是先提出四、五條建議，由總統看後選納。因為事涉高度機密，對外，他從不承認自己參與其事，甚至連家裡的電話也不輕易語人。
　他接到擬稿的指示，思慮不濟時，往往苦熬到深夜兩、三點，也擠不出一條來，緊張和焦慮的程度，甚至使他罹患胃潰瘍。
　「我體會到陳布電所說的『油盡燈枯』的感受，」他記憶猶新地表示。
　民國七十年以後，他把這份個人差事擴大成集體作業，延請現任經研室副處長周慶生、專門委員石齊平、呂 惠恕等人，一起參與提案，組成一個 強有力的智囊團。因此不僅突破了個人的瓶頸，也把幕僚給培養了起來。
　因撰稿專才受政要賞識的另一個典型代表，是三十年來，幾乎用英文替所有的財經首長擬過稿子的經建會副主委–崔祖侃。
　
寫英文稿的高手
　
　大學時代，崔祖侃在美國攻化學工程。然而，他從小就對英文有濃厚的興趣，以專門委員的身分進入工業委員會、美援會、經合會、經設會、經建會至今，寫稿雖不是他分內的工作，卻無時間斷。
　歷任經建會首長中，舉凡李國鼎、費驊、張繼正、俞國華，及嚴前總統家淦、前經濟部長楊繼曾、孫運璿等，在財經任內，出席重要的國際會議需以英語發表演講時，講稿都或曾經他翻譯、修正，或直接由他撰寫。
　事實上，直到現在，行政院長俞國華發表的英文講稿，還常被幕僚送到經建會來，請精通英文的崔祖侃先行看過。
　「英文好的人不少；懂英文又懂工業、經濟，還能隨傳隨到的人，怕就不好找了，」坐在副主委室裡，他憶 及無數個挑燈「份外」寫稿，偶爾，長官們甚至還出馬替他搜集資料，臨 上場前換好禮服，親自到他辦公室拿 稿的日子，嘴角溢出一抹百感交集的笑意。
　請專才額外撰稿的情況究屬少數。通常，各級首長的秘書群理所當然地負有替上司準備文稿的責任。部會裡的主任秘書、行政院的編譯室主任、副秘書長，工作裡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幕後捉刀。
從財政部到行政院編譯室，曾替嚴前總統家淦捉刀十二年許，現任中國信託副總經理的金作鏌，不僅兼寫中英文，稿件的內容也隨上司職務的變遷，日趨廣泛。
　金作鏌表示，嚴前總統本身的學養又博又專，對自己發表的演講或文字非常重視，替他寫稿，絕對沒有一篇文章一次就可以算數。為了達到上司的標準，凡是嚴前總統平日閱覽的書報、雜誌，他也去看，以便在吸收新知上，和首長處於平衡狀態。
　名專欄作家，現任聯合報副社長的楊選堂，也擔任過行政院編譯室主任，替俞鴻鈞、嚴家淦主筆過許多重要的文稿和報告。離開政府機關一、二 十年來，他仍是半個隱形人，以顧問的名義，替世界及亞洲反共同盟理事長谷正綱，和其他政府要員撰寫演講稿。
　
重視院會報告
　
　對行政院長而言，每年最重要的文稿，不外例席主法院、中常會及國民大會的報告。作業的程序，大多是先由各部會提擬業務說明，再由負責院長文稿的人匯總，呵成一氣。
　曾任總統府第一局局長十二年，孫運璿出掌行政院時，被攪為副秘書長的符滌泉，正是撰寫院長出席重要會報的要角。據悉，孫院長中風的前一晚所傾閱，準備第二天早上到立法院宣讀的報告，就是由他主筆的。
　為現任行政院長俞國華籌畫一般文稿的，則是重慶大學商學系畢業，做過新聞記者，對大陸經濟素有研究的副秘書長吳祺芳。他在孫運璿任經濟部長時代任商業司長，後隨長官陞遷行政院至今。
　放眼目前的各部會首長，大概僅有經濟部長李達海的文稿，有專人–經濟研究室主任劉榮主負責。其他官員大多分層作業，必要時，每個單位都參與供稿。
　經濟部經研室成立於前年九月，徐立德就任部長後。這以前，孫運璿、張光世、趙耀東肩下的經濟部，只有學者、專家（如王作榮、徐育珠……）組成的顧問室，替部長策畫擬稿。
　和徐立德有師生關係，政大公行所畢業的劉榮主，事實上，早在徐立德任財政廳長、財政部長時代，就以幫辦、金融司副司長的身分替他主稿。
　現任財政部長錢純，在早年俞國華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央行總裁時，也曾偶爾出手為主管捉刀。如今錢部長獨當一面，需要演講、報告時，倒是由財稅、金融等部門分別提供資料，並無專人擬稿。
　或許是為彌補行政單位智囊團的不足，當前政府面對重要政策宣言，或總統、行政院長接受國際媒體訪問時，新聞局經常出面邀請學者、專家，一同研商擬稿，達到集思廣益之效。
　
政府擴大智囊團
　
　一位參與其事的學者，把這個吃便當想點子的差事，稱做「打臨時工」。知情者指出，養下這個風氣的源頭，直可追溯到中美斷交後，蔣彥士任外交部長、丁懋時任新聞局長時。這個事件突如其來，由於缺乏先期作業，外交部發表聲言和收尾的工作，都略顯手忙腳亂，一批在野的專菁人才，便因此被攬進了政府的智囊團。
　「我想，部長對我有充份的信任，才會放手讓我擬稿，」一位主事者分析自己受青睞的原因。
　若通盤歸納，做為稱職的幕後捉刀者，個性安份、平穩，能夠瞭解政策方向和主管心態，建立首長的信任感，確是重要的條件。
　而後，捉刀者必需把自我縮至最小。「你不過是站在他的立場，根據他的想法，用你的文字技術，把它表達出來，」經驗豐富的金作鏌強調，無論主管交下的指示是多是少，文稿的主旨必得忠於首長的意旨。「絕不能違背主管的思想，」他再三說明。
　在這樣的原則下，擔任幕後的寫作工作，究竟是否能得到激勵自己前進的滿足與成就感？
　本身寫社論又寫小說的聯合報副社長楊選堂認為，替首長寫稿，固然因考慮他的地位、政策，和話說出來以後的影響，下筆時多所限制，但想到筆下的文稿能夠宣揚、表達政策，並為政府的公信力盡一份力量，便滿懷使命感。
　「這是一個知識份子奉獻國家、社會的一個方式，」他以此自勉。
　民國四十年代，曾替當時叱吒風雲、身兼數要職的尹仲容，撰寫文稿七 年多的名經濟學家兼作家王作榮，也深深引當年這份工作為至榮至樂的差事。
　他說，那時「王作榮」這三個字雖然沒人知曉，但看到自己的意見被長官納為政府的政策，被社會大眾接受，心裡的暢快無可言喻。
　王作榮為尹仲容捉刀的文稿，不僅限於財經問題，後來集成「我對台灣經濟發展的看法」、「我國工業發展逆流」、「我國工業政策試擬」等專集發行。
　他的觀察力敏銳過人，每篇文稿都運用同一模式–分析問題的性質、發生的原因、不解決可能產生的後果，最後，再畫出政策走向，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頗能達成溝通和教育的功能。
　
成敗的關鍵何在
　
　熟知內情的經建會副主委王昭明指出，「尹王」二人合作成功的主因，在於首長對幕僚的充分尊重與信任。這種情形，往往可遇而不可求。
　秘書出身，替不同長官寫過文章的王昭明解釋，一般說來，直接影響文稿品質的最大因素，是首長的作風。有些政要才氣縱橫、政策方向明確。他們重視自己具名發表的文稿，撰寫的過程中，不但主動提出大綱，反覆和幕僚討論，並容許屬下對自己的觀點挑戰，相互激盪後，常能成就一篇 有主見、富新意的精彩好稿。
　也有少數首長因工作繁重，演講前沒有時間構思題裁，只好由執筆者揣測成稿。為了怕出錯，這種稿子多半會被寫成四平八穩的官樣文章。
　文章官化、缺乏吸引力事小，批評者指出，令人擔憂的是，因為講的人的想法和寫的人不盡相同，有時候，甚至會演成首長對公眾講的是一套，實際執行時又是另一套的矛盾現象。
　此外，場合同時也可左右文稿的內容。一位年紀雖輕，已替院長、部長擬稿多年的經濟學家體驗，首長蒞臨非常大的聚會的演講，必然像流水帳般，最為官化；重要會議的開幕、閉幕詞，如國建會、科技會議……，倒 偶可發揮，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名詞。至於在特殊場合的報告，如三中全會、五全大會……，幕僚若構思得宜，足可成為財經政策的導向。
　「這和我國的政治文化有關，」他認為，由於政要一向不太願意在公開場合談太露骨的話，真正具關鍵性的大事，少有可能在演講稿中出現。相 習之下，一般民眾也不太預期從政府首長的談話裡，聽到重要的訊息。
　
新國政要重視溝通
　
　同是中國人，新加坡則不然。他們的官員似乎視公開發表講演和文稿，為一個溝通政策、宣導政令的大好機會；老百姓對政要的言論，亦多能側耳傾聽。
　明顯的事例是，六年前，新加坡政府決定調高工資。在此之前，商工部長吳作棟便為此做了若干次演講。他在言談中剖析新加坡的經濟情勢和重要問題，進而帶出政府研擬政策的過程、內容，和有待社會大眾配合的地方。
　美國的情形更是如此，政要演講中，經常會做重大的政策宣佈或說明。
　前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曾應邀在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中講演。他藉此宣佈政府的「歐洲復興計劃」–美國將經濟援助歐洲，是為經濟援助政策的開始。哈佛大學的聲名因之更加大噪。
　近年來，儘管美國的貿易赤字不斷跳升，失業問題日趨惡化，被公認為溝通高手的美國總統雷根，仍經常藉各種管道疏解社會疑難，維持聲望不墜。
　眾所共見，雷根的演講用字遣詞總是力求簡單。他擅於用故事或譬喻來表達心意，結果常能打動聽眾。
　縱使文化背景有別，這樣的效果值得我們政府首長參考。
　有識之士認為，在大眾媒體發達、觀念趨向多元化的民主社會，是否能善用時機和民眾溝通，對政績的成敗有關鍵性的影響。一篇成功的文稿，實應用簡明的言辭、詳實的資料、生動的說法，來介紹新觀念、創造新想法，或強化政策的推動力。
　幕後執筆捉刀的人，有無可旁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