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在沙灘上的金元王國 — 信託業好景不再

民國七十一年八月－亞洲信託三天之內被提走將近新台幣六十七億存款。
　七十二年五月－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奉命代管亞信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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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四年二月－國泰信託發生擠兌，一週內一百三十億存款流失。
　同年三月－銀行團奉命進駐國信，存款仍然繼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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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四年九月－華僑信託擠兌情況日趨嚴重，世華銀行接管，展開全面重組。
　
國信喪失寶座
　
　信託公司接連出事，使國內信託業者之間的勢力分配一再發生重組。一位資深信託業者形容，亞信出事，使國泰、中國、亞洲三家信託投資公司從「三強鼎立」（市場佔有率合計七五％以上）的局面轉為國泰和中國信託「兩雄爭霸」；現在，中國信託更因國信事件受惠，以三分之一的市場佔有率成為信託業界的「一枝獨秀」的局面。相對地，國泰信託的佔有率僅存一九％。
　中國信託投資公司今年上半年的存款（即一般所稱的「信託資金」）增加了將近十八億。國泰信託則短少了二百一十億存款（約佔原來四六•六％），喪失了一一％的市場佔有率，至九月底信託資金更僅存一百九十多億，拱手讓出從六十九年以來一直保持的「第一大」寶座。
　由於法規的限制及大眾信心的影響，信託投資公司的存款總額半年來銳減二○％，將近二百四十億，使中國信託副總經理金作謨神情激動地說：「一家、兩家都出事了，政府總該給我們一條出路。」
　引人注意的是，國信事件發生半年以來，信託投資公司的存款持續減少，毫無回升的跡象，華僑信託事件更如「火上加油」，不像亞信事件三個月後，存款即再度明顯回升。一位學者明白指出：「信託投資公司的信用已跌至谷底。」
　一位資深財政部官員強調，信託公司頻出問題，經營者的居心不軌、人謀不臧，要負起最大的責任。他形容大多數信託業者好大喜功，「把自己的企業帝國建築在沙灘上。」
　多年來，信託公司為大量吸收民眾存款，不惜在原有利息之上，再加一層保證紅利（年利四％左右），因此，信託資金得以不斷高速擴展，由六十年的七億台幣，增加到今年六月底的一千二百六十多億，成長超過一六五倍；尤其七十二、七十三年的成長率都高達三○％，較之銀行同期一八％及二二％的存款增加率，顯然高很多。
　
知法玩法
　
　信託業為何能迅速膨脹，實和業者錯縱複雜的幾套知法玩法的手法有關。以蔡辰男的國泰信託為例，國信是所有信託公司中擴充最速的一個，今年一月底出事前，它的信託資金總數已高達四百五十億元，幾佔全體信託業信託資金總數的三分之一。
　付高利息吸收資金，由於成本較貴，與一般銀行競爭放款，頗為不利，於是信託資金公司常不得不降格以求，接受安全性較差的放款對象，吃倒賬的風險因此相對增高。
　而為滿足追求高利潤的心態，一些信託資金公司更逐漸將大筆資金轉往房地產及股票等風險性更高的投資上去。
　一位信託界的人指出，國信在今年初出事前，放款比率只有三二％，不及它向民眾所收信託資金的三分之一，一位信託業的競爭對手認為：「其他資金恐怕都到了高風險的投資上去了！」
　事實證明，國泰信託以信託資金所購買股票、證券的總額及比率，長久以來，一直急速增加。（表二）
　到年初出事前，國信投資股票、證券的金額甚至已高達一百五十億以上，超過信託資金的三分之一（三四•六％），也就是說，蔡辰男把從公眾那裡吸收來的錢，三分之一都拿去買股票（見圖一）。
　
股票、房地產兩大暴利投資
　
　「過去，股票和房地產是信託公司能夠獲取暴利的兩項投資。尤其房地產，從前幾乎是一本萬利，」一位熟悉信託投資公司財務報表手法的財務分析專家指出。雖然財政部從今年五月開始，明令禁止信託投資公司以信託資金從事房地產投資，而從資產負債表上，也不太能看出信託投資公司投資房地產的總額，但這位財務分析專家指出，「信託資金帳上鉅額的『其它資產』，看來實在可疑。」
　據一位主管的財政部官員私下透露，「其它資產」中的主要項目，實際上就包括了房地產及保證業務，而國泰「其它資產」的總數，今年一月底，竟然高達一百九十億左右。
　從「自有資金帳」看，國信在房地產投資方面的野心就更為明顯。
　按照「信託投資公司管理規則」，信託公司的「自有資金（和由公眾所吸收來的「信託資金」同為信託公司的財源），投資在房地產或證券的比率，都不能超過公司淨值（即股東權益）的三○％。
　然而，國泰信託的房地產投資不但連年大富增加，今年一月底，總額甚至高達二一•六億，幾乎達到淨值總數，超過法定限額三倍有餘。（見圖一）
　「保本保息、成本高的信託資金，用做高風險的投資，就怕碰到不景氣，」一位學者指出。景氣好，信託公司賺錢，存款人還可以坐享高利，景氣不好，信託公司賠錢，存款人的資金也就失去保障。
　
轉不動的鈔票
　
　不幸的是，近一年來，國內股價指數從最高點一路下跌近三分之一，握有大批股票的國信，如果脫手，必然造成鉅額損失，於是只好看著大筆資金，變成「轉不動的鈔票」，面對資金週轉的危機。
　而過去一本萬利的房地產業，近來更是一蹶不振，「有價無市」。這項從前景氣時的賺錢法寶，在不景氣時，便成了困住國信的第一環。
　除去高風險的投資之外，「關係企業也是信託投資公司出問題的重要癥結，」一位財政部官員指出。按照信託公司管理規則，信託公司不准利用「信託資金」投資生產事業，但「自有資金」在一定限度之內，可以同時經營股票、不動產、以及生產事業。
　
利用制度的漏洞
　
　因此，一位國內公營銀行主管指出，信託公司會有今天，除了業者經營心態有問題之外，制度的缺失，也難辭其咎。
　多年來，蔡辰男就是利用這種制度上的缺失，一方面以信託公司銀行的本質，向社會大眾吸收鉅額存款性質的「信託資金」，另一方面，再以信託公司本身的「自有資金」，兼併成立了三十一家關係企業。
　這些為數眾多的關係企業，在「總管理處」的統一調度下，逐一向國信貸款。於是，國信大筆的信託資金，便得以合法的「放款」名義，流入關係企業，據估計，其總數約佔國信放款總額的八○％以上（見圖一）。
　不僅如此，蔡辰男還利用信託資金可以投資股票的漏洞，以公眾的錢，買進自己關係企業的股票，做關係企業的靠山。「又當債權人（放款）、又當老闆（股東），根本抓不到、管不了！」一位學者指出，制度的漏洞使得居心不軌的信託業者，可以「合法地」行不法之事。
　
公器私用
　
　一位財政部官員也指出，信託投資公司在放款及運用資金時，關係企業都享有優先權，「純粹是以大眾資金做私人用途，」他說。而奉派接管國信的交通銀行副總經理（現任國信總經理）張天林，就為國信錯縱複雜的關係企業，頭痛萬分：「事情比我們原先想像的，複雜得多，」他批評國信的情況，是「典型的公器私用。」
　「商業本票保證」是國信為關係企業護航的另一項重要工具，其間關係更是盤根錯節。
　蔡辰男利用國泰信託的「信用」做本錢，大量為關係企業所開立的商業本票作保證，然後由國內三家票券公司以買斷的方式承購，再分銷給國內其它金融機構或企業、個人，國信因此達到進一步為關係企業聚資的目的。（見圖二）
　國信出事，國內三家主要由中央投資公司、台糖、及公營行庫等公家單位投資設立的票券金融公司－中華票券、國際票券、中興票券－也都受到不小的波及。
　過去，由信託投資公司保證的商業本票，在市場上的流通率相當高，三家票券公司都是先買斷，再予分銷。尤其國際票券公司，由於本身股東就包括辜濂松、蔡辰男等信託業的負責人在內，更是大量買進信託公司保證的商業本票。據瞭解，金額曾高達六十億以上。
　
互相保證、彼此牽連
　
　然而，國信事後，經它保證發行的商業本票頓成燙手山芋，無人問津。據瞭解，三家票券公司曾經積壓了近三十三億的商業本票「存貨」在手，銷不出去，資金的流動大受影響。存貨金額已高過三家公司七十三年底的二十五億資本總額。
　國信龐大的保證業務，實在令人觸目心驚。七十三年底，整體信託業的保證業務，國信就包辦了五八•五％，總金額達二百一十一億。而其中，商業本票的保證，就佔了二百零五億。二百零五億的商業本票中，又有三分之一以上（超過八十億），是國信關係企業的商業本票。
　「碰到不景氣，關係企業週轉困難，國信不但得代付利息，甚至要負起『連帶賠償』的責任，」一位負責信託業務的財政部官員指出，這也是為何國信會轉不動、出問題的主因。
　如今，接管國信的銀行團在龐大商業本票的壓力下，只得不斷地代償利息，避免商業本票發生跳票的情況，使三十一家關係企業維持表面上的存在，以防止再次引起金融風暴。
　據瞭解，最近華僑信託發生財務危機，商業本票保證也是主要禍因之一。
　譬如熟悉內情的人指出許多信託資金公司另一個慣用的聚財障眼手法是－互為彼此的關係企業保證。為了避免承購商業本票的票券公司產生疑慮，國泰、華僑兩家信託公司經常為彼此的務係企業互做保證。華僑為國信關係企業商業本票做保的累計金額，達到了將近十二億台幣左右。國信出事後，長久的代償利息，使僑信陷入財務危機（見圖二）。
　除了國信為關係企業做保、聚財之外，國信各關係企業之間的互保關係，更是被人形容為像「蜘蛛網」般的糾結不清，極易引起「一家倒、家家倒」的連鎖反應。
　例如，國信旗下的大西洋飲料所涉及的商業本票金額超過十二億，牽扯的其他關係企業也有十七家之多，只要其中任何一家發生問題，大西洋飲料就必須代償債務，這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常險象環生。
　
信託業也有模範生
　
　而根據調查，除了國信之外，亞信和僑信都各有十一家及三十家左右的關係企業，就是現今信託業第一大的中國信託，也有十六家關係企業。
　隱藏在關係企業背後，最令人膽戰心驚的一個問題是，信託投資公司向社會大眾吸收了大量的資金，但卻又完全不顧財務獨立的原則及政府規定，將「信託資金」與各公司本身的「自有資金」相互流用（稱為「信託往來」），完全漠視存款人的權益。
　根據經革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去年整個信託業挪用信託資金的總額，將近四百五十億，幾乎佔了全部存款的三分之一。
　雖然一般信託業者抱怨政府規定限制太多，若不違規實難生存，但第一信託公司對這說法卻不以為然。
　「我們完全沒有關係企業，」被財政部官員稱為「信託業模範生」的第一信託總經理馬建明（Thomas M. Mckeon）舉出這項事實來說明第一信託的「清白」。
　「我們對信託資金的吸收非常謹慎，有把握放得出去才吸收，」馬建明認為，有計畫地吸收資金，不因資金過多而經營高風險投資，是第一信託今天能夠穩住腳步的重要因素。
　國內一位報業會計師分析，沒有關係企業的第一信託，能夠維持八○％的放款率、一成左右的股票投資率，沒有不動產投資，保證業務平均也只佔三•六％的市場，經營作風可以稱得上是「中規中矩」。
　由現在一家獨大的「中國信託」資產負債的情況看來，雖然，中國信託投資股票及房地產的比率，一直不高，保證業務也不斷縮減（去年底甚至縮減至四•九％，不及國信十分之一）經營可謂保守。但是，由於信託資金增加快速，放款比率最高時也只有四一％，因此，中國信託現在積壓了一百一十億以上的信託資金，放不出去。
　「現在對大筆存款，我們已經不太歡迎了，」一位中國信託主管如今也表示。
　
遷就現實與利益的產物
　
　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批評，國內的信託制度根本就是「先天不良」，他指國內的信託投資公司是「遷就現實需要和政治利益的產物」。
　民國六十年初，由於國內的經濟發展，企業界需要中長期資金來源，而華僑也不斷要求在國內開設銀行，但既定政策又不准私人開設銀行，「於是左砍、右砍，就砍出了信託這個金融怪物－不該給的業務給了，該給的又不給」他說。
　「我們的信託投資公司根本是個『畸型兒』，」一位財政部官員不避諱地指摘國內信託公司功能、角色混淆不清－成了銀行、信託、投資三者一體的「超級銀行」。
　一位學者認為，功能混淆，使得信託投資公司得以利用不公平競爭牟利。他指出，信託投資公司以銀行本質，利用放款徵信，取得大眾無法得知的企業內幕資料，再以信託之名，進股票市場購買企業股票，「一手市場（放款）投資、二手市場（股票）投資，同時進行，全讓信託公司一個人玩了。」
　「信託投資公司有銀行之實，但我們卻不能以銀行法來約束它，」難怪一位財政部官員語氣中充滿了無力感。
　不僅如此，一些信託公司還利用制度上的缺失，一再大膽地以身試法，迫使政府接受既成事實，逐步化非法為合法，「信託業者自始就居心不良，」一位學者例舉政府妥協的事實：准許信託公司吸收不定期存款、准許設立分支機構、辦理「聯合簽帳卡」業務、對於各種違規事項避重就輕……現在，竟然還考慮把信託投資公司改為商業銀行，「這就好像明明是不乖的孩子，你還給他糖吃，」他忿忿不平地說。
　去年銀行法修正時，以蔡辰洲、蔡辰男為首的信託投資公司關說行動曾在立法院引起軒然大波，多次爆發劍拔弩張的局面：信託投資公司的違規事件更是屢見不鮮、屢罰不改，看準了政府絕對不敢讓金融機構倒閉，公然對金融管理進行挑釁。
　
金融警察代替金融父母
　
　學者再三呼籲：「政府應該扮演金融警察的角色，而不是金融父母。」
　新任財政部金融司長陳思明表示，政府打算儘早完成「信託法」的立法程序，來約束信託投資公司的業務。這將是「信託法」第三度「敗部復活」。在六十六和七十一年，信託法曾兩度在草擬後「無疾而終」，約束信託投資公司的有力工具，一再流產。
　這也表示，政府並未真正放棄信託投資公司的經營型態。一位資深財金官員認為：當務之急，是快快將信託投資公司重新定位。
　一位學者指出，目前處理信託投資公司問題最合理、便捷的方式是先給它短期資金業務，再將信託業務獨立出來，使信託投資和銀行業務完全分離，企業主持人或關係人也不能繼續參與經營金融機構，「就是叫大企業家和銀行家劃清界限。」
　雖然第一信託總經理馬建明肯定地說，以第一信託的表現為證，「現有的信託投資業務，應該可以維持生存，」但許多人指出，美國和日本都有信託投資業務併入銀行業務的發展趨勢，不和趁此機會將銀行全面放開民營，在一家的設立標準和限制下，准許信託投資公司改制為銀行。
　
拋開心結
　
　一位學者表示：「痛苦的代價已經付過了，為何不趁這個機會徹底改一下，」他認為將銀行全面開放民營，正符合當前金融自由化、制度化的政策。
　他強調，政府必須拋開保守的心態和歷史陰影帶來的「心結」。因為「經濟改革要看政治力量是否支持」，「技術性官僚高喊改革，政治力量不支持，沒有用。」
　正如經濟評論家王作榮所說：「進步的國家之所以能進步，就是能吸收失敗的教訓，化危機為轉機。」
　金融制度的脫胎換骨，現在正是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