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外商打場嶄新的球賽

IBM、AT&T、FORD、PHILIPS、NATIONAL、SONY……
　就像中古時期的教皇，以技術為披風、金錢為權杖，多國籍企業（甚至是超國籍trans-national）挾著掌握大部分世界市場的優勢，向世界各國空降而至。台灣自然也不例外，從台北到高雄的路上，時時可見這些企業超人的蹤跡。
　到去年為止，三十三年來，我國核准的外商投資額是三十三億美元，比起交易熱絡、每年上千億的國際投資，無異滄海一粟，但是落種在台灣這個島上，卻是很重要的一粟。自一九六○年代起，這一粟解決了我國部分勞動力的就業問題，間接促進了社會的安定，更彌補當時的儲蓄以及外匯的「雙缺」窘境，是「台灣經濟的推進器」。
　多年來，政府對外人投資積極而歡迎，從現任政務委員李國鼎、已故的經濟部長陶聲洋到現任經濟部次長吳梅村都曾奔走國際著名公司，燃起他們來台投資的意願，前任經濟部長趙耀東在他任內更主張引進大型國際企業，如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豐田大汽車廠（計劃已停止），現任經濟部長徐立德除了製造業外，對引進服務業，如創業投資公司也很有興趣。
　政府首長這兩年，對外人投資這麼積極，無非是體認到我國在世界經濟大戰裡要從輕量級轉打重量級，企業所需的裝備、體型和智慧都不一樣了。去年行政院長俞國華上任時更提出今後經濟要走上「國際化」，期望我國能從外商學得技術、管理及行銷，更可以外商為我國企業往國外投資的學習對象。「今後工業不是往上走，就是往下走，」一位在瑞芳深山裡的鞋具工廠老闆也深深有此體認。
　連一向主張模仿日、俄自力發展重工業的經濟評論家王作榮也認為「我們不能再等了！」應趕緊打開大門，讓外面的資金、技術、管理進來，以贏得分秒必爭的世界經濟大戰。
　蔣總統也對我國現在投資環境相當關切，在去年十一月，敦促為了達成國際化，甚至不惜付出若干代價。例如最近製造IC的美國摩托羅拉（Moto-rola）公司進來時，經過行政院長俞國華同意，可不受一些外匯管制及保留盈餘規定的限。
政務委員李國鼎解釋：「希望能實驗一下，改善我國投資環境。」
　但是在朝野一片呼應聲中，我們也必須檢視外商對台灣過去、現在的影響，以及未來如何帶動台灣工業，甚至整個經濟升級。「國際化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裕隆汽車研究設計中心主任朱信說。
　今天，外商在台灣經濟地位已舉足輕重，天下五百大企業裡，外人投資超過五○％以上的就有七十五家。此外，還有很多大公司裡外資佔了小股，例如第十五名的統一企業有二○％股份屬美國通用食品，排名二十二名的三陽工業有一三•五％來自本田。
　而民國七十二年的三十大外銷廠商裡就有十家是外商公司。
　我國引進的外商對各產業有階段性的影響力。民國五十年代，電子廠商蜂湧而至，利用台灣廉價勞力從事電子零件裝配。通用器材、德州儀器都是當時進來的，接著ＲＣＡ、增你智、松下、日立等看著前人投資成功，也跟進來了。到今天外商投資額的四○％是在電子業；而且從電子零件培養起電視機、乃至電腦終端機及磁碟機的基礎，這也是韓國及新加坡不及之處。
　民國六十年代，外人投資石化業，看中的是國內已具雛型的市場，因此也促使我國的鞋、玩具、傘、紡織品也有了穩定的原料來源，而有在世界爭奪第一的本錢，如多年來獨家掌握大宗石化原料生產的台聚、福聚、中美和等，都有五○％到一○○％的外資加入。
　同期間，當時的交通部長高玉樹也引進了ＩＴＴ（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及ＧＴＥ（吉悌電信），各與電信局及民營企業合作，藉著生產電子交換機，帶動電訊工業，加上最近ＡＴ＆Ｔ與我國合組的美台電訊公司，將掌握未來我國的電訊服務和電訊工業的品質。
　今日及明日之星–高科技，如ＩＣ（積體電路）的設計、發展；生產電腦及週邊設備，更靠著外國公司帶來技術與資金。四年來，營業額成長十倍的科學園區裡的三分之二以上廠商都有外資介入，尤其結合了很多我國旅美學人鑽研多年的技術，如最近將開始生產大型積體電路的國善公司及華智公司，就是這樣的結晶體。
　外商也風起雲湧地從製造業步上了服務業。三十一家外商銀行相繼登陸台灣，帶來金融操作的新觀念及做法。徐立德在財政部長任內引進國際證券投資公司，希望將正派作風帶入本地以投機為主的股票市場。去年我國廣告界是最能響應國際化的尖兵，國泰建業裡已有四○％股份為美國第三大奧美廣告所投資，格雷廣告公司也投資華威二五％。
　從總體的觀點來評估外商對我國的貢獻，根據經濟部投審會調查，外商在民國七十一年帶來的直接就業人數佔我國就業人口的一八％；我國輸出額的二○％，是由他們所生產；繳納的營利事業所得稅佔全國的八％；其營業收入佔全國國內總生產量（ＧＤＰ）的四•三八％。

輔導零件業

　外商為了自己的利潤，希望在本地採購零件，以減少庫存及運費，常會帶動我國零件業的發展。例如美商勝家是帶動我國成為世界第一縫紉機出口國的功臣。二十年前它進來時，本地業者強烈反對，經過政府的協調，勝家同意輔導我國衛星廠生產標準零件，使得縫紉機水準日益提昇，自製率達九○％，成為年出口額近二億美元的重要產業。
　為科學園區裡慧智公司生產終端機外殼的明星塑膠廠總經理黃文隆，感於慧智對品質的嚴格要求說：「他們引導我們走上了世界品質。」
　而幾個大的電子公司如通用、德州儀器，飛利浦，也各隨著台灣經濟結構轉變，提昇其產品水準。從最簡單的電容、電阻等零件做起，到現在的電腦週邊設備。ＩＣ包裝，也採取自動化。通用器材十年前僱用一萬七千多名工人，目前只有一萬人，產能卻增加一倍。台灣的通用生產量已佔到總公司營業額的三分之一，是通用生產量最大的基地。此外，並有四十二位研究發展人員，負責產品發展及改進。飛利浦建元電子及台灣標準電子更派遣工程師或管理人員，到國外的公司
參與產品設計及管理。
　一般觀察，多國籍企業帶給台灣最大的實效，是技術經由母公司轉移給我國。有許多外商公司的高級職員離職後，自創公司或跳進本國大企業工作，將其所學運用出來。最著名的說法是：「通用和德州儀器是我國工程師的訓練所，安培是我國製造印刷電路板廠的老祖宗，而不計其數的工廠領班是由ＲＣＡ訓練出來的。」
　根據通用器材估計，從該公司出來的員工自組工廠的有一百多家，很多都已開花結果，有的更在世界市場上以自己品牌行銷，例如七位工程師從通用出來後，創立了國資第一家整流二極體廠–麗正精密電子，產品奪得世界銷售量第一，營業額在八年內成長六十倍。目前我國生產ＬＥＤ（發光二極體）最大廠商–光寶電子負責人宋恭源也是從德州儀器出來的，帶來所謂技術擴散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
　近年來，國內企業也開始欣賞外商公司出來的人有系統的做事方式，例如一向橫衝直撞的國資宏電腦集團，從通用請來了財務長黃國昌為他們立下穩健的制度；裕隆汽車請了以前在福特任職的王可濟，擔任負責業務的協理。

搬個學校進來

　根據經建會調查，外商的資深管理者及工程師每年約有一○％的員工流動，產生了技術擴散的效果。「外商來，就像把個學校設在台灣，看你自己願不願意學，」諮群企管負責人衣治凡說。　事實上，可從外商學到的不但是技術，更有很多看不到的經營理念。ＩＢＭ、日本三井、三菱、荷蘭飛利浦都有近百年歷史，而我國幾乎沒出過百年老店。台灣有些歷經三十年的大公司已老態叢生，頻頻要求政府保護其產品來抵抗外貨競爭，是什麼使得這些多國籍企業能歷百年而不衰呢﹖
　這些多國籍企業不管在其本國或世界市場絕大多數沒有受到保護，必須面對眾多敵手；他們各有一套成功法則，或在產品創新，或在市場行銷，或在管理卓越、能留住人才，我國企業可從中學到很多的成功模式，選擇最適合自己的來應用。
　而外商公司不惜代價訓練人的做法更值得本國企業借鏡。台聚副總經理林雲騰記得十五年前，投資台聚的ＮＤＣＣ（國民製酒公司）第一年在他身上就花了二十萬美元的訓練費；ＩＢＭ的行銷業務員必須受訓一年後，才能單獨面對客戶；惠普公司每個員工今年平均要參加九天的訓練。「這種整套的訓練，國人企業怎麼對付得了，」一位人士擔心仍在打亂仗的國內資訊界如何因應國外公司。外商有計劃地培訓人才，會使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但是，並不是每家在台外商都有這麼好的成績。在我國的外商至少有一千家，外人擁有經營權的也至少有三百七十多家，其中很多是在加工區裡老舊灰昏的廠房裡；一望無際的生產線上的女工，仍然裝配著電視機、電路板及其他電子零件。雖然加工區管理處宣佈：五三％廠商已實行自動化，但是據圈內人觀察，這種自動化只是在小部分工作流程裡，用機器代替人工。

技術資本不夠密集

　在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的指數上，整體外商的表現並沒有比我國企業平均表現得好。例如據投審會調查，七十一年外商每位員工年平均營業額是一百二十萬元，與我國平均的一百萬元比，相差不多；外商花去的研究發展費用只佔營業額的○•四％，比全國製造業研究經費佔其營業額比例○•六％低很多，「並沒有產生示範性的效果，」一位經濟學者說。
　又如，外商投資額四○％是集中在電子業。但是七十一年裡，外商的電子業資本密集度（每位員工使用固定資產額）在其投資的十六個行業裡只排名第十四，遠低於機械儀器業、化學製造業等，可見我國吸引資本密集的外商並沒有落實。據一些人分析，十多年前，我國政府為了解決就業問題，對外商來華投資的審核並不很嚴格，而這些外商來華後，也沒有太大改進，一直靠著裝配賺取盈餘。
　一些人批評很多在台外商公司「只有手，沒有腦」，從總公司接了訂單來生產，不知道為何要做、怎樣改進、做完了銷到那裡、兩年以後的計劃在那裡，在台灣的總經理其實是個廠長，「只有廠務，不是完整的企業體，」台灣標準電子總經理毛渝南說。
　而很多歐美及第三世界學者從一九六○年代開始，紛紛警告多國籍企業帶來的政治及社會問題，例如很多公司為了謀取最大利潤，採取「內部轉價」（internalprice transfer），高價進口母公司原料，在本地加工後低價把成品運出去，減少子公司所在地的盈餘；也有人認為多國籍企業財雄勢大，可以壓低價格，壟斷國內市場，扼殺國內企業，例如中南美國家便認為多國籍企業以種種優勢，剝奪了他們經濟成長的機會。
　根據一些過去在美、日商工作過的管理人員的說法，內部轉價情形常可見，以平衡母公司及其他公司的盈餘或虧損。但是飛利浦駐台總裁貝賀斐認為這是可以防範得了的：「貴國稅捐機關可以查發票、看帳簿，加強稽征。」
　而面對外商低於成本競爭時，尤其一些日商公司為了求得市場佔有率，以極低價打擊國內廠商。一些法界人士也認為我國亟需制定反傾銷法、反托辣斯及反獨佔壟斷法等。「政府就是要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不但外商，本國企業也同樣需要，」投資聯合服務中心主任周肇隆說。

不能自絕於經濟潮流

　在國外科技、資訊一日千里之際，幾乎每個接受訪問的人都認為我們絕不能以民族主義的情緒，關起大門，自絕於世界經濟潮流外。而是要在這個新階段中，如何使我國及多國籍企業都能互相蒙利。
　在二次石油危機以前，我國對外資的期望是帶動就業和促進外銷，而外商也樂於利用我國廉價勞力，加工成品，運往第三國，雙方可謂有志一同。但是我國現在及未來引進多國籍企業的目的，是希望他們能帶進技術，包括設計、管理、行銷。這些都是多國籍企業足以壯大的命脈，如何才能互相蒙利呢﹖
　「我們得仔細看看有什麼可以使別人蒙利的籌碼來交換」，幾乎是每個觀察者的結語。
　不管外商或本地企業都認為，台灣最可貴的籌碼，仍然是人–可供訓練的人，包括作業員、專科以上畢業的技術員、工程師、管理者，也就是這批人的素質使得香港跨橋公司創辦人舒唐納，有信心對想去大陸投資的外商說：「台灣才是亞洲工業的重心，因為這裡鼓勵工商業人才出頭。」
　同時也就是這批人的素質使得台灣飛利浦總裁貝賀斐有信心：這個台灣基地未來四年內的生產額可從三億美元增到十億美元，到時候，飛利浦的規模將比目前國內第一大民營企業｜南亞塑膠還大，他說：「台灣人力具有高度競爭力。」
　位於高雄加工區的飛利浦建元電子就是主動運用這些人力的最好例子。十年前中國籍總經理羅益強不忍看見屬下工程師被太多例行工作所縛而灰心喪志，所以鼓勵他們把包裝ＩＣ用的機器逐步用電腦控制而自動化，經過幾年的實驗改進，生產力起碼增加十倍，發展出的機器甚至賣給韓國等飛利浦的生產基地。飛利浦更在最近要到科學園區生產個人電腦，成為從加工區步上科學園區的極少數廠商。
　羅益強並不是被動地等著接訂單，他說：「身為分公司負責人，我必須主動告訴母公司，我們能做什麼，有什麼潛力。」

努力開發人

　第二次能源危機後，由於我國工資高漲，失去了競爭的優勢，一些外商撤資，其中最有名的是歌蘭蒂電子、大力鐘錶、飛歌電子。經建會專員曹文麟認為這並不值得驚恐：「這是他們沒有善用中國工程師的才能，改進生產力，以至工資一上漲就失去了競爭力。」
　既然人是我們最大的資源，但是我國就業人口的五六％還停留在初中畢業程度，而普遍工業結構又停留在裝配階段。「我們就應該趕緊開發人，」一位有心人士說。
　開發人的工作，包括政府應更積極投資於技術職業教育以及培養高級工程管理人才。政府更可以抵減稅的特別優惠，鼓勵外商舉辦員工在職訓練，提昇勞工水準，「對我國的利益是要誘出來，而不是逼出來的，」曹文麟說。

學習技術中的技術

　政府也可運用外商來作職業訓練，例如這兩年，內政部職業訓練局，和飛利浦及西門子合辦精密機械及電子電機的三年訓練，三百多人結訓後將到國內企業就業。這套課程是飛利浦經過五十年才逐漸發展而成。很多人認為此舉可增加多國籍企業對本地的貢獻，而我們也能有效地利用外商資源。
　另一項籌碼是台灣每年成長一○％的消費市場。毛渝南說：「市場就是資源。」這項資源加上我國的人力可換取同為資源的「技術」。例如我國與ＡＴ＆Ｔ協議合資時，ＡＴ＆Ｔ可在此製造電子交換機，供我國電信局採購，等於擁有部分我國市場，但ＡＴ＆Ｔ附屬的貝爾實驗室，必須派人來指導我國電子所及數據通信所的研究計劃。趙耀東認為此舉可訓練我國目前最缺乏的研究專案負責人（pro-ject manager），統籌這次談判的周肇隆說：「不只學產品的技術，而且要學到發展這個技術的方法，也就是know-how中的know-how。」
　同樣地，美國著名日用品公司寶鹼來台投資，受到業者強烈抵制，經濟部最後規定寶鹼必須七○％外銷。但是衣治凡認為寶鹼最傑出的是它的行銷。我國政府及合資公司為什麼不就此點要求寶鹼大量訓練我國行銷人才，將來成為為我國產品打國際品牌的資產，而在我國市場裡，寶鹼儘可公平競爭。
　對於某些產品是否要開放給外人競爭，很多外商及貿易代表都肯定地說，台灣有二十項產品奪得世界第一，外貿額幾乎超過國民總生產量，怎麼還需要保護呢﹖「只有開放市場、自由競爭才能達成長期經濟目標，最傑出的人總會贏的，」荷蘭貿易代表史威爾說。

精挑細選合作人

　但是接受訪問的人並不贊成無限制讓外商進來，而希望選擇能真正帶動我國工業升級的產業或公司。至於何種科技、何種公司能適合我國需要，必須民間企業主動地去找。例如三富汽車決定與法國雷諾合作前，鄉土味很重的董事長李水土花了一年多時間，帶著律師及高級管理人員出入歐美各大汽車公司，最後精挑細選上了雷諾。簽約後雷諾慷慨地把一箱箱的資料寄給三富，又派出多位技術人員指導。因為雷諾希望三富趕快長大，可以對付日本人。這和三富以前的合作對象
–日本速霸陸汽車小器的作風不可同日而語。為三富談判的律師丁懋松表示李水土黑手起家，對製造車子技術在行，知道自己技術的缺點，以及要尋求何種合作對象來彌補，而雷諾的行銷也很在行，將來可幫助其外銷策略。

時間就是優勢

　丁懋松認為，技術轉移成功的關鍵在於我方有誠意及能力趕也學，自己技術有了深厚基礎後，學生和教師就能處於平等地位，發問及學習才能深入。
　除了民間企業基於本身利潤，要尋求合作對象外，惠普科技公司總經理柯文昌認為，政府也應儘量把我國的優點推銷能給提昇我國經濟水準的公司及地區。
　他希望政府趕緊做出行銷計劃（marketing plan），清楚地告訴其他國家：中華民國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具體目標，如發展何種科技、國民素質將達到何種程度；也要告訴他們，我們縱使現在有缺點，但是有決心去改，這樣外商看在未來發展的潛力上，仍然會希望早日登陸台灣。
　他頓了頓：「時間就是優勢。」
　根據天下雜誌在去年十一月號所做的外商對我國投資環境的評估裡，外商對於政府行政效率批評很多，例如審核准許投資、工廠及公司登記、海關等手續繁瑣，曠日廢時，影響生產力；外匯管制使得財務很難調度；以及以安全理由限制較進步的電訊設備等。一位投資官員形容民間企業突飛猛進，政府機關卻還抱殘守缺：「就像跛了一隻腳，另一隻腳走得再快，整個經濟也會被拖慢下來。」
　面對同對積極吸引外資的新加坡、韓國、乃至日本，如何使台灣吸引到真正需要的外資，進而成為國際經濟社會的重要份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處長黎昌意引了一句耳熟能詳的標語：「吸引外資，人人有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