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金融譜出新樂章 — 金融制度的問題在那裏？

第一九八四年遠颺，算算總成績，我國已躍居世界第十一大貿易國，近二十項輸出產品是世界第一。然而金融業瞠乎其後，非但沾不上翹楚地位，國內最大的銀行還遙遙落在世界五百大銀行一百八十名之外。
　關心金融發展的人士指出，銀行服務不僅未能在國際舞台上光彩奪目，與國內行業比較，它的效率低、紀律差與人才缺乏，更如一個繡蝕不能動彈的齒輪，卡在經濟環環相接的齒輪鏈中，非但未能善盡帶動運轉的功能，反而妨礙前進。金融業「未能配合經濟發展的需要，」就連中央銀行總裁張繼正也痛切指陳。
　這與許多經濟學家一再強調，金融應是開發中國家比較進步的部門，負責收集、分配資金，支援經濟發展，並且破除舊障礙，開發經濟新局面，完全相反。

愛惡錯雜的情結

　銀行與工商界、存款大眾向來互需至深。但在台灣，長久以來卻互相怨懟，形成資金供需者愛惡錯雜的情結。
　「誰都需要誰，但誰都看誰不順眼，」交通銀行副總經理白俊男嘆道。儘管銀行體系有一百億台幣的閒錢貸不出去，銀行家在抱怨企業存心銀行的賬，缺乏道德；另方面，馬路上仍有火燒眉睫的人在跑三點半；三方面有閒餘資金的人也抱怨存款利息過低，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管道欠流暢，很難從買賣公司票券與股票謀取一些利潤。
　金融服務管道不暢通，供需雙方紛紛走向黑市。據估計，有六三％的家庭參加過標會，全體民營企業三一％的貸款需求來自民間或地下錢莊，忍受平均為銀行放款利息一．九一倍（民間利率一八─三０％）的黑市借貸。
　再加上中央銀行行之已久的管制外匯與利率，更造成一些怪現象。由於存放款利率被管制得偏低（這可從官訂利率距離民間利率幾乎兩倍看出），造成有人從銀行借款，再轉貸給黑市。幾家家族企業所經營的信託公司與信用合作社，尤其把所吸收的大眾存款轉貸給自己的關係企業，違規經營，紀律蕩然，引起大眾注意。
　有人乾脆外流美金，存到外國賺取高利息。據一位美商銀行行員證實，去年光是他一個人手頭上就替有錢人與企業，轉賬一億美金到紐約銀行。
　銀行界也有些陋規常為人詬病。有些銀行要求貸款客戶回存一成做為補償，同時製造了銀行賬面上存款與放款的業績。前立法委員雷渝齊也曾經歷銀行人員索取三─一０％回扣。更有中小企業發現，某些銀行依照房地產抵押值的三成批准貸款後，有些操守不良的行員會充當掮客，拿同樣房地產做抵押，私下安排向地下錢莊高利借貸。這種事常在社會流傳，使銀行形象受損。
　從整體經濟與社會紀律看，一位金融專家指出，現行金融政策與制度的僵硬缺失，造成有組織的金融機構與不合法的錢莊同時並存。金融地上、地下雙元化，等於在間接鼓勵不法，造成地下經濟，扭曲了ＧＮＰ的計算。
　台大教授許嘉棟批評銀行因經營缺乏效率，導致國家資金配置不公平。民國五十四至七十一年間，就每千元的生產總額而言，公營事業平均可以從銀行借得二０七元的資金，而民營企業只借得到一二九元；公營事業借得銀行資金是民營事業的一．六倍。「我國金融機構在決定放款時，大抵偏愛公營事業，」許嘉棟表示不滿。

抱怨多感謝少

　中華經濟研究院在衡量台灣投資環境的報告中也指出，銀行業務範圍太窄，六四％是傳統的企業借貸。而且作風保守，以企業規模來分，七五％資金是借給大企業（包括公營事業）。但對佔全國公司家數九八％的中小企業，卻只分得二五％的資金，既嫌分配不公平，而且手續繁瑣，態度欠佳。
　據一位在台灣與美國都設有公司，經常跑銀行辦信用狀出口押匯的皮件貿易商的經驗，貸款至少要蓋五十個圖章，繳交二十二份報表文件，準備抵押品與保證人，等候一至三週，拖延誤事，才能借到被七折八扣的貸款，有時甚或被銀行摒棄。相對於有些大企業只要董事長簽字，隨時可取用銀行所備妥的信用額度，他說：「我對銀行是抱怨多，感謝少。」
　為了不妨礙商機，他常須借重民間高利貸款救急。「要不是付給民間利錢，一年營運利潤還可再增加一倍，」這位貿易商不勝惋惜地分析道。
　除了金融機構效率低、缺乏紀律，另一大弊病則是金融人才與技術追不上國際水準。
　三十年來經濟飛速進步，經濟學家劉鳳文回憶，我國從極度缺乏外匯，政府曾經要透過私人情誼，向陳納德將軍所經營的美商飛虎公司借美金，來購買民生必需品，才能維持島上軍民生計，到現在連年外貿出超（去年八五億美元），已躍居世界第十一大貿國（出口額三０六億美元）。
　然而銀行業的進步卻不明顯，在世界五百大銀行中排名非但遠落在一百八十名之後，甚而還遠遜於外在困境類似、而又負債累累的韓國。去年中、韓雖各有八家上榜，韓國每家名次都比我國超前，且已有三家搶在一百八十名之前。

會越走越吃力

　再從海外競爭面來看，貿易雖已走遍全球，銀行業卻少有跟隨而至，在海外只有十六家海外分行，相對於日本的一百三十四個、韓國四十六個海外據點，又遙遙落人之後。
　而環顧隔鄰東京、香港、新加坡，雖也在十年前與台灣共享經濟奇蹟的喜悅，但卻掌握良機同時拓展金融霸業，如今成為全球令人矚目的三個金融中心，其中新加坡金融服務業甚而佔國內總生產量（ＧＤＰ）四六％之高（我國才佔三％）。西方人士並估計東京將於一九九０年與紐約、倫敦成為三足鼎立的世界金融中心。
　「在金融服務業的全球激烈競賽中，我們不但起步晚，而且還慢吞吞走在隊伍尾巴，再不加緊快跑，將來會越追越吃力，」曾在花旗銀行工作五年的陳正明觀察有感。
　他剴切說出了很多人的萬端憂慮。當世界各大銀行已結合電腦與電訊科技，將銀行服務提昇為資金與資訊的全球流通網路，不再只是進出金錢，我國還有銀行仍須借助打算盤、公文往返、人情關說、房地產抵押與保證人背書來經營。單單為了結賬，幾乎動員全部行員對賬單、打戮記，從下午三點一直忙到晚上七、八點。
　這樣的金融市場，再加上資本（證券）市場紀律蕩然，如寶隆、丸億等爆發作假賬騙人，股票炒手持刀槍尋仇；貸幣（票券）市場還不夠大眾化，海外接觸面也窄小。而民營企業所需要的貸款，銀行體系只能供給五六％（表一）。
　「整個金融局面僵窒，已到亟需全盤規劃改革的時候，」台大教授林鐘雄說。

歷史的陰影

　金融體制為什麼落伍？為什麼談改革二十多年，卻無法改？
　「從來沒有人真心想改，二、三十年來問題都是用拖過去的，」一位素以耿直聞名的國家銀行副總經理指責。
　追根究底，歸納金融人士分析，是大陸失守前金融動蕩的歷史陰影，加上民營信託公司與信用合作社一再漠視法紀違規連連，迫使政府設下管制性的金融制度與政策。而工商界時有借錢不還，經濟犯罪層出不窮，更使公營銀行戒慎恐懼，此惡性循環以致問題糾葛重疊，窒礙難行。
　這些控制包括：限制設立金融機構、利率官訂與外匯管制。尤其為防缺乏企業道德的財閥把持金融體系，特別限設金融機構，形成保護現有公、民營銀行免受競爭。金融人士指出，競爭不足，尤其是金融落伍的病源。
　從民國五十一年（央行開始有統計資料）至七十二年，我國公司家數增加了十四倍（現有三十一萬家），而金融機構分支單位才增加一．六倍（現有二千一百個單位）。競爭之不足，尤可從每一金融單位平均服務人口數八千八百多人，遠不如先進國家較能週到照顧顧客看出（表二）。
　但銀行公營，固然受政府保護，也受到七種法令（審計、預算、決算、會計、公務人員任用、銀行、公司法）的約束，十六個機關（中央銀行、財政部廳、主計處局、考選、銓敘、監察、立法、省議會等）的監督管轄，應該將本求利的企業，卻被視為公家行政機關，層層束縛，經營無法自主。
　承襲文官制度，首當其衝直接不利的是中低層行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如何保護自己才是最重要，」一位貸款經辦人員回憶，有一次財政廳舉辦兩週講習，大部分行員不耐煩聽理論，反較熱衷下課大家交換「如何設法保護自己」的心得。

一生在傳票上蓋章

　中信局理事主管嚴雋寶從多年擔任銀行高級主管的立場，抱怨用高普考招進的行員，通過了國父思想、經濟學等普通科目，卻有很多人專業素養不夠應付工作，但即使不適用，也不能開革，造成冗員浪費、管理效率差的結果。
　最大弊病在公營銀行講究齊頭式平等，依固定比例加薪，大家輪流拿甲或乙的考績，至少要二十年才能做到分行經理，「從傳票最右邊的辦事員蓋章到最左邊的經理，長長一生就只見到小小傳票一張，如何要求他識多見廣？」中興票券公司副總經理齊寧媛說。
　即使在民營性質的中國國際商業銀行，積極謹慎還不如外國銀行。中國商銀一些國外回來的ＭＢＡ行員坦承，雖然薪水一律約三萬，比起外國銀行論功行賞，可拿到三至二十萬，相差甚遠。「但是扣除中午休息、提早下班，一天實際工作只五小時半，比起外銀結結實實十個小時，常加班、表現不好就被炒魷魚，還是本國銀行比較舒服，」一位已回國服務三年的中國商銀行員說。
　這與多數外商銀行注重培育管理人才，另外儘量用自動化、電子化取代人力處理瑣務，大不相同。以花旗銀行為例，即使不算總行，單就台北分行而言，五分之一行員是碩士以上學歷，新人第一年領薪水而不參與實際工作，只在各部門間輪轉實習，接受一些密集訓練，銀行平均要在一個人身上花一百五十萬台幣後，第二年才正式工作，各盡所能為銀行賺利潤。
　但是，幾乎每位接受採訪的各階層金融人士指為積弊淵藪，比銀行公營、中級人才短缺更為嚴重的問題，是銀行高級主管缺乏現代的觀念與知識。
　一位兼跨金融實務與學術的銀行經理指責大部分長官安排班底，打球飯局不斷，守成有餘開創不足，他說：「上面的不做事，下面的怎會用心？」
　細數各銀行高階主管，有三分之一是因個人官途或家世被任命，以致金融管理與政治結合，專業與官途、酬傭糾結不清。
　例如光是去年，金融界很多人批評，就有兩位銀行副總經理是缺乏實務經驗的行政官員三級跳升的，包括土地銀行副總經理伍錦霖（原任省政府交際科長）、中小企銀副總經理陳安治（原任省政府科員），被許多中低層行員、甚而資深專業人士批評為「外行領導內行」。
　
顧而不問董事不懂

　這樣的人事安排，據一位省屬行庫專門委員透露，打擊了銀行界所有工作二十年、論才學經驗都比他們更有資格陞遷的經理。
　許多不願透露姓名的銀行人士指出，過去政府照顧功在國家的退休將官，充當銀行監事與顧問，領車馬費。雖然目前各銀行這些顧問已隨歲月流逝而減少，然而沿襲陋規，政府官員（中央銀行、財政部、財政廳、省政府各處科）與地方士紳仍佔董監事三分之二的席次。
　幾位經常出席董事會的貸款經理批評，這些人「顧而不問，董事不懂」，他們公私兩忙，無法經常出席，偶爾出席也因不懂實務，鮮少發言，以致金額幾千萬、需要董事會通過的重大貸款案，循例由承辦人員花十分鐘讀大要就算通過。一旦碰到呆賬，例如大輝、偉成案，則由三十七位中低層行員扛負全部行政責任，造成人心不平。
　一直在期許建立現代化銀行體系，以配合經濟發展的王作榮教授，屢次提出他理想中的銀行人員，尤其是領導人物，須具備銀行與國際經濟知識，瞭解國內經濟趨勢，有眼光、魄力、冒險精神及開展能力，也具有社會責任感及個人成就感。
　「但是在台灣，就是缺乏這一類的銀行家，」他很不客氣地說。

政治籌碼

　像中央銀行原本打算自元月一日起邁出利率自由化的一大步，實施基本利率，讓各金融機構自己決定放款利率，央行不再干涉，將自主權交給銀行。但令人驚訝失望的是，被保護慣了的銀行界卻不敢負責，絕大部份銀行董事長、總經理反而擔心自己不懂得該如何依據成本，來決定做生意的價碼，一再推諉。在央行一再催促下，利率自由化暫延到三月一日才能實施。
　「這都是因為公營銀行多年習慣政府替他們決定事情造成的，」央行總裁張繼正指出。
　因而討論改革金融，很多人首先期望銀行人事安排要重視專業學養，擺脫官僚陰影。「這需要財金決策者的魄力，不能再把安排人事當做政治籌碼了，」一位經常協助財政部參謀作業的銀行人士直言不諱。
　公營銀行固然有文官制度的百般弊病，民營銀行卻也問題層出不窮，像華僑銀行董事不專心發展行務，反而賣股權牟利，爭派系，紛爭不息，成為大眾笑柄。
　金融人士分析，這問題部分出在政策性限制成立新金融機構，本來政府好意為穩定金融局面，設下家數管制，不料「不開放設立，民營等於也是公營，被保護獨佔，不求進步，」中信局理事主席嚴雋寶指出。
　像亞洲信託大量投資房地產、國泰信託超額投機股票、第十信用合作社吸收非社員存款，再把所吸收的錢轉貸關係企業，都被輿論批評為不求專業進步，違法謀取家族私利，擾亂了金融秩序與社會安定。

瓶子的侏儒

　觀察人士批評，整個金融界就在三十年保護下「長不大，好像是瓶子的侏儒，比我們的汽車工業還讓人心痛」。
　民營金融機構越是競相違規，越增添政府「民營銀行性惡論」的恐懼。環視金融業所處的大環境─工商企業界─缺乏商業道德與紀律，尤其令政府擔憂。
　財政部長陳潤康以上市公司寶隆紙業的部份經營人涉嫌拿回扣，製造假財務報表欺騙投資大眾為例，擔心假使開放銀行民營，股權為大眾所有，卻不能控制經營人，對社會的危害將更深遠。因此他堅決反對銀行開放民營，而將希望放在遙遙無期的「公營銀行法」修訂上。
　央行一位學養深厚的高階層主管指出，金融制度的建立完全是靠「信用」，是社會改革的一環，自然比經濟改革慢。如果社會上普遍缺乏「信用」的觀念，金融改革也就快不了，「癥結在需要一點一滴建立社會紀律，不是只開放銀行就能解決的，」這位主管說。
　而且，華僑銀行總經理林立鑫指出，長久以來，金融與工商界雙向溝通一直不夠，很多商人自己不肯讓銀行知道真實財務狀況，也不瞭解銀行授信是依企業信用條件而訂，卻一味指責。
　另一方面，過去銀行間也疏於互通情報，不在徵信上下功夫。像寶隆紙業在民國七十年就已週轉困難，但各債權銀行不知情，又拖了兩年，直到寶隆欠下二十八億，在證管會的調查下，銀行才知道寶隆早已無法週轉。
　「銀行付出太高的學費，受許多教訓，」曾任金融司長的土地銀行董事長許遠東指出。
　徵證企業的信用特別困難，一部分根源於我國工商界自有資金向來偏低，據中央銀行研究，企業自有資金僅佔三七％。「到現在企業還不改心態，賺了錢不先改善財務結構，卻再舉債，再擴充，利息負擔重，長期償債能力就低」，世華聯合商業銀行總經理倪德明指出。
　財政部長陸潤康也一再說，在企業未建立「守法」與「銀行是社會公器」的觀念以前，決不開放設立銀行。
　但大部分人並不同意這種保守看法，認為政府不能只滯陷回憶不愉快往事，拿不出魄力來嚴格懲治不法，而應師法外國進步的金融業務領先帶動工商發達。
　「見賢思齊，才是政府首應考慮的，」厚生橡膠董事長徐風和說。
　他一語道破的，正是「心態」問題。

還是決心重要

　企融業國際化不夠，尤其鮮明反映主管單位心態保守。根據財政部長陸潤康、央行外匯局長俞政的說法，我國的銀行缺乏國際金融人才、業務量也小，所以不適宜率爾去國外開分行。另一位資深財金官員則說，深怕萬一虧損，「浪費」了外匯。
　但是銀行界卻不服氣：「沒有給我們機會出去應練，如何變成國際金融人才？」
　他們舉第一銀行為例。八年前，一銀獲准到新加坡開分行，最初兩年虧損，曾引起台北金融界擔憂，卻在摸索學習中培養出林大佑、楊太平等國際金融與外匯交易人才，轉虧為盈。去年他們交棒新秀接跑後，回到台北總行籌辦境外金融業務。半年來，表現積極，吸收美金存款十億，遠超過中華商銀的六億，一銀也經由國際性貨幣經紀商居間牽線，率先放款到倫敦西敏寺銀行、及倫敦市場的幾家日本銀行去，這種海外開創作風已引起金融圈注意。
　觀念開明的央行總裁張繼正也說，如果各銀行事先做好妥善的研究，人才語言與業務都已準備齊全，央行原則上是同意銀行應多去海外設分行。
　政務委員李國鼎則回想當年籌辦中鋼時，曾極度擔心人才不夠，後來董事長趙耀東找到幾個關鍵人物，帶領年輕人訓練培植，如今都已當大任，他反覆回味這段經驗，再比較銀行界指出：「人雖是個問題，卻並不是太大的問題，還是決心重要。」

需要改革性的做法

　在金融決策者首重安定的想法下，三十多年來，除亞信與僑銀風波外，我國的確未發生過擠兌或物價波動等嚴重影響民心的金融風波，比起美國金融機構接連倒閉四十八家，甚而全國第八大的大陸銀行財務危機差點失去人民信賴，實具重大意義。
　然而經濟學家林鐘雄指出，這種心態也犧牲銀行體系開創性的發展，始終缺乏前瞻與全盤的規劃，只求保持穩定的舊局面。
　事實上，從十三年前李國鼎出任財政部長就提出金融改革以迄於今，近兩年央行與財政部也在調整銀行業務，學者專家每年都開金融檢討會議，甚而現任部長陸潤康也總想用增加金融機構分支，來平息地下金融猖獗、金融管道不通的問題。然而，期望金融當局徹底改革的人認為，這些改革措施仍停留在部分或技節、片斷改革，缺乏徹底深入檢討。
　「但就當前經齊金融情況言，我們需要的是全面性、前瞻性、並求突破局面的改革性做法，」立法委員簡又新在俞國華內閣首次到立法院報告施政時，起立直陳他的看法。
　但是如果金融局面不能加速健全，將立即且直接妨礙經濟活動。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李庸三、陳上程指出，不僅將攸關國民儲蓄，也將影響資金是否能有效分派至最具生產力的投資；否則將誤導資源流為囤積房地產、黃金珠寶。

受不了卡在這

　而過時的管制法令與繁瑣手續，影響融資方便與效率，非但妨礙國內投資意願，也將阻礙外人來華投資。像最近王安電腦較進步技術的顯現器，因為台灣限制外人投資所獲利潤，在會計年度結束、股東分紅以前不能任意匯出運用，所以轉到新加坡投資生產。世界最大產製積體電路的公司英泰爾也取銷來台投資的計劃。王安公司楊梅廠負責人蔡真亮說：「跨國公司最關心賺了錢能否立即到全球靈活週轉，那裡受得了卡在這裡呢？」
　金融業落伍對自身營運的影響，跡象也已現。最近幾年，本國銀行業利潤已在漸走下坡（表三）。中大型企業財務漸穩，而且培養出財務調度人才，有能力選擇外匯與諮詢服務較佳的外商銀行，或者發行商業本票，或股票，尋多元化途徑來籌措資金，不再只依賴銀行。以統一企業為例，總經理高清愿透露，去年底發行十二億公司債，以九％價碼（比銀行利率低一％），從貨幣市場拿到較便宜的營運資金。
　一銀董事長梁國樹因而預警：面對這樣的經營環境，如果依然墨守成規，而不做適當因應，則銀行經營將會遭遇困難。銀行業應加強與中小企業往來，並朝大眾化的零售業務開發，增加消費者授信。可惜大部分銀行並不熱衷。
　解鈴還需繫鈴人，很多人認為改革重責仍應在中央銀行與財政部。
　金融界人士慣將銀行拘限在小範圍內發展之過，歸咎央行「保守、擅權」
，像銀行高級主管人事決定常需揣摩前任央行總裁俞國華心意；對於彰化、
華南等商業銀行屢次申請到海外設分行，央行並無「不准」，卻總是「不表
示意見」，等於回絕。就連去年底財政部核准第一銀行到中南部增設四家分
行，也遭央行阻止，很多人批評「權責不分」，與央行應該只管貨幣政策與
銀行業務，財政部才是行政管理的原則不符合。
　但是一些擔任央行參謀作業的經濟學家則指出，持平而論，央行其實功過兼具，尤其最近幾年央行既有人力、能力，也有意願執行開明的金融政策，很明顥是有細節計劃、有步驟的開放。這可從總裁張繼正的成竹在胸談話：「央行終究會完全放棄對利率的管制，外匯管制朝放寬的路子走，」看出。
　事實上，前任愈總裁以長遠眼光，從民國六十年初期積極培養新血輪，到現在各局處都有一批人茁壯，能發揮研究建言的作用，共同協助業務的繼續改進。而且這些年來央行也的確在往開放的方向走，譬如從六十五年起建立貨幣市場，現在推動基本利率，去年央行放寬管理外匯等等。
　一位經濟學家因而認為金融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前途樂觀，因為央行主事者有心急著去做，也有能力做好。

固步自封的心態

　但是回頭看財政部，他就皺眉了。「相形之下，財政部的意向非常模糊，」另一位兼任兩個財金機關參謀作業的學者也犀利道出，財政部除了一些枝節性措施，如計劃放寬對銀行設立分支機構的限制外，對金融業缺乏前瞻看法，也沒有加緊訓練國際金融人才的構想。
　一般認為，財政部長陸潤康學法律出身，主持財稅頗具穩健實力，因而期望在他任內也能自法制上著手，重建金融紀律與全盤體制規劃。「金融管理需要規定清楚，然後嚴格執行，不能講情面，」一位金融高階主管說。
　引為憾事的是，金融人士指出，自從總統指示經濟走向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以來，金融方面雖已在動，腳步卻還不夠快。
　一位政務委員指出，在國際競爭劇烈的時代，我們步伐不僅要和自己過去比，也要和國外比。
　急迫該做的事卻遲緩迂迴，關鍵仍在固步自封，劃地自限的心態。
　「其實，如果有決心，如果大家肯認清當前迫切需要解決國家困境，我們應該可以做得到，」金融經濟學家林鐘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