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隔海競賽到直接競爭 — 台灣海峽兩岸的經濟發展

在過去三十五年中，台灣海峽兩岸的經濟發展，可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三十年(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雙方實質上乃在實驗兩套截然不同的經濟體制與發展策略。由於實績相去懸殊，促使中共統治集團改弦易轍。近五年來中共在發展策略上開始仿效台灣。過去台灣與大陸只是隔海競賽，極少接觸，今後可能進入直接競爭。茲就海峽兩岸經濟發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作一簡括的分析。

一、前三十年的比較

　過去三十五年，在發展策略上，台灣採取溫和漸進路線，以民生福利為依歸。在投資優先程度上，採均衡成長政策。保持農業與工業間、輕工業與重工業間的平衡。由發展農業開始，逐步建立輕工業，再進而發展重工業。

台灣均衡成長

　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年第一個四年計劃中，農業及輕工業居於主導地位。一九六○年後，始引用國外資金從事較複雜的精密工業。一九七三年以來，推行十項建設及十二項建設，進入發展重工業及技術密集工業階段。由於循序漸進，故基礎較易穩固。
　在投資方面上，台灣不僅看重物質資本的積增，亦注重人力資本的擴增。三十年來對普及教育不遺餘力，平均每年學生人數增加五％，遠比人口增長率二•七％為高。目前台灣人口中，每四人即有一人是學生，每百人中有七人受過高等教育、三十七人受過中等教育。由於教育普及，使工業能獲得優良技工，在吸收國外技術上具備有利條件。
　大陸的發展策略，係追隨史達林模式。這一模式包括下列幾項特點：(一)全力追求高速度發展，維持高投資比率；(二)中投資於發展工業，特別是與國際有關的鋼鐵工業與機械工業；(三)長期搾取農業以支持工業部門之擴張；(四)忽視輕工業發展，壓制民間消費；(五)大型及資本密集工業之發展。
　三十年來其發展策略雖不斷變更，但直到近五年才有較重大修正。由於長期搾取農業以支持工業化，且忽視與民生有關的輕工業，結果在重工業雖有顯著增長，但形成經濟偏枯局面。資本形成率雖極高，資本生產效益卻直線下降。
　與台灣對外開放策略相反，在毛澤東的統治下，中共一直以「自力更生」為標榜，排拒非共國家的投資與貸款。一九六○年與蘇聯鬧翻後，「自力更生」更成為大陸經濟發展的指導原則。這一閉關自守的鎖國政策，使大陸經濟與世界經濟隔離。原來即已落後的技術差距，至是更加擴大。

雙方實績的對比

　由於經濟制度與發展策略的迥殊，無論在經濟成長、經濟穩定、產業結構、所得分配及生活水準各方面，台灣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成就，均遠在大陸之上。
　先談經濟成長。在一九五二至五九年間，台灣與大陸總國民生產量(GNP)之平均增長率大致相等。台灣平均每年增長率約七•二％，大陸約為八％。
　自一九六○年中共推行「大躍進」失敗後，大陸成長率即直線下降，而台灣自一九六三年起即進入高速成長階段，雙方差距愈來愈大。一九六○至七○年間，台灣GNP平均成長率每年九•七％，大陸成長率為六•一％。由一九五二到一九八○年的長期成長率，台灣為九％，大陸只有五•六％，即大陸長期GNP成長率僅為台灣的六成左右。
　再言經濟結構。根據世界先進國家先例，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在國民所得與勞動力構成中的比重，必逐步下降，而工業比重，必逐步上升。這一升降幅度，即為工業化進展的標誌。一九五八年台灣國內生產淨額(NDP)中，農業佔三○•八％，工業佔二三•七％，服務業佔四五•五％，顯示工業化程度仍低。到一九八○年，台灣農業比重降為一二％，工業上升為四五•三％，服務業佔四二•七％，已接近其他工業化國家的所得構成。
　大陸國民所得的結構，一九五二年農業佔五八％，工業佔二四％，服務業佔一九％。到一九七九年，農業下降為三七％，工業上升為四七％，服務業約為一六％。工業比重不但高過台灣，且接近最先進國家。但這一現象並非表示大陸工業化程度極高，而係由於農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且工業產品作價過高所由致。
　若從所得分配予以比較，台灣成就亦極斐然。照一般的想法，大陸由於消滅私有財產，且多年倡行大平均主義，所得分配應較台灣平均，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台灣由於迅速工業化，就業大幅度上升，實質工資不斷提高，所得差距逐年縮短。佔人口二○％的最高所得階層，與最低階層收入的比率，由一九五二年的十五倍，到一九八○年已降到四倍。

所得分配懸殊

　大陸所得分配的懸殊，導源於三項因素：一為各省市所得相去極大。如以全國平均所得為一百，貴州之平均所得只合六十五，而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郊區所得為二百，相差達三倍以上。二為城鄉收入之差別，全國城市居民收入平均為鄉村居民的二•二倍；三為農村間貧戶與富戶的差別。近年農村高收入的農戶每年收入可達一萬「人民幣」，而最低者不到一百元。可見收入不均現象不但未見消除，且隨「包產到戶」的推行，而有擴大的趨勢。
　至於海峽兩岸生活水準的差異，已為眾所週知的事實。一九八○年台灣每人每日食物熱量約為二千八百卡，大陸上約為二千三百卡。衣著方面台灣每人平均每年用布二十八平方公尺、大陸每人只有十平方公尺。台灣每人居住面積達二一•五平方公尺，而大陸只有三•六平方公尺。目前大陸上每千人才有一大學生，而台灣每千人有十九名(指在學者)無論在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大陸均無法與台灣相比。(見表二)

二、近五年來的發展

　兩個模式的優劣，已由統計數字充分予以證明。一九七九年前，中共官方文件中，絕少提到台灣經濟的成就。在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禁錮下，所有非共國家及地區的政治經濟都被中共宣傳機構，描寫成百孔千瘡，以證明其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一九七九年八、九月間，中共政治局委員，前「國務院副總理」( 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在一篇有關「政治經濟關係」的講話中，首次承認大陸與台灣在這場和平競賽中已居下風。承認「台灣經濟迅速發展，一般人民生活都比各省人民生活高幾倍」。自此以後，儘管中共領導集團在公開場合仍避談台灣模式，但暗中已採取步驟，有系統吸收台灣經驗：
(一)在福建廈門設立「台灣經濟研究所」，蒐集有關台灣經濟資料，進行系統研究。
　(二)公開印行「台灣企業管理文集」，介紹台灣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
　(三)官方發行的經濟性刊物，如「經濟日報」、「經濟管理」等經常轉載台灣報刊有關企業管理的文章。
　(四)今年七月上旬上海為促進產品升級，曾舉報「進口輕工業展覽會」，台灣產品數千件亦在會場展示。
　近五年來，中共在大陸上所推行的幾項重要措施，如經濟特區的建立、個體經濟的復活、農村「包產到戶」的實施、均衡策略的採用、採外開放政策的推行等等，都直接間接受台灣模式的影響。
　一九八○年初，中共中央宣佈在廣東、福建兩省，實施對外經濟新體制，仿效台灣高雄加工出口區，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設立「經濟特區」，以特殊經濟政府和管理方法，用各種優惠條件，來鼓勵外商及華僑在特區內投資。這是中共「經濟學台灣」的主要步驟，代表中共發展策略的一大轉變。今年四月，更決定將特區政策擴展到沿海十四個城市及海南島。差不多囊括沿海全部重要通商口岸。

肯定個體經濟重要性

　與對外開放同時推行的，是公開肯定個體經濟的重要性。認為個體經濟能﹁廣開就業門路，活躍城鄉市場，彌補國營和集體經濟之不足﹂。除允許個體經濟復活外，並鼓勵個體工商戶聯營。到一九八三年底，據稱大陸已發展個體經濟五百八十多萬戶、七百五十多萬人，預計到明年年底，將增加到二千萬戶。
　在農村方面，中共雖未能仿照台灣的耕者有其田，但已變相解散有二十年歷史的「人民公社」，實施「包產到戶」。這一新政策代表中共在農業經營上，由共產制度向個體經濟的大退卻。表示在土地使用上，中共亦進一步向台灣模式學習。
　在發展策略上，中共更與台灣亦步亦趨。如在投資優先程序上由重工業轉移至輕工業及紡織工業；加強對外貿易；全力爭取外國資金技術；擴大勞務輸出；開發旅遊事業等等，無一不師法台灣。
　這一連串新政策的實施，顯示中共對台灣模式，已由過去的排拒漠視，轉變為仿效與學習。這些轉變，已收到若干效果。
　第一，在「包產到戶」之下，農民對剩餘農產品有若干支配權，積極性顯著提高。一九七八至八三年間，大陸糧食產量平均每年增加五％，遠較﹁公社﹂時期為高。這一增長率雖含有復元成份，不可能繼續保持。但困頓凋敝的大陸農村，總算呈露一線生機。
　第二，由於個體經濟復活，小商販大量出現，城市服務業亦有若干的改善。
　第三，輕工業產品的增加，使大陸人民能獲得一些台灣在六○年代即已大量供應的產品，如電風扇、電視機、電冰箱等，生活水準略為提高。

台灣產業升級運動

　鑒於中共對外經濟政策的改變，可能藉大陸低廉勞工來與台灣爭奪海外市場，在過去五年中，台灣經濟亦有幾項重要的轉變。
　第一是推行工業升級運動。主要是進行工業結構的調整，把過去以勞力密集為主的工業結構，轉變為以技術及資本密集為主的工業結構。初步選擇機械與資訊、電子工業為策略性工業，全力輔導其發展。選擇關聯效果(linkage effect)及市場潛力大的產品為優先發展項目，從技術、管理、市場、融資等方面，由政府提供協助，促進其全面升級。
　這一新發展策略，經過近五年來的推行，已發生顯著效果。一九八三年，台灣各項資訊產品外銷總值已達四億一千萬美元，較八二年成長二倍以上。今年上半年外銷額已接近去年全年總值，預計全年可達十億美元以上。去年台灣十家營業收入成長最高的企業，有一半是電子廠商，可見電子與資訊工業已逐步取代傳統性工業。這是台灣工業升級一項重要成果。

自由化、國際化

　第二是推行自由化與國際化運動。過去由於台灣民營經濟基礎薄弱，政府不能不一面扮演企業家角色，負起籌集資金、發掘技術、創辦新企業的任務。同時以行政措施干預市場機能，以維持經濟的正常運轉。為保護本地工業，更採取一系列保護性措施。
　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台灣私營企業已羽翼豐滿，成為一個具有活力的企業集團。政府的保護與干涉，反將束縛民間潛力的發揮。近幾年來台灣正在推行自由化與國際化運動，廢除及修改過去的干預保護措施，以開創一個自由開放的經濟社會。
　第三是致力於社會環境的改良，包括污染問題的防治、倫理關係的重建、交通與治安的改善、教育與文化的推進等等。
　總括言之，過去五年中，海峽兩岸的經濟政策及經濟制度，均朝著較合理方向發展。大陸不但修改其發展策略，並從各方面來仿效台灣。台灣工業的升級，並對內推行自由化，對外開放化。從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而言。代表著一新改進。

三、經濟競爭的新階段

　在第一個三十年的競賽中，台灣顯然佔取上風。近五年來大陸開始向外發展，已逐漸構成台灣的威脅。今後十五年間(一九八五─ 二○○○年)，雙方經濟競爭，可能進入白熱化階段。
　中共現階段的發展目標，是要求到本世紀末，大陸每人平均收入達到美金八百元，達成鄧小平所謂「小康局面」。從國際標準來看，這一數字仍低得可憐。但要在十億人口中實現這一目標卻並不容易。

擴大輸出

　照中共官方的估計，要使大陸每人平均收入達到八百美元，必須使工農業產值在二十年內(一九八○─二○○○)翻兩番。即由一九八○年的七千億「人民幣」，增加到二○○○年的二萬八千億「人民幣」。根據前三十年的資本與生產比率(capital/outputratio)推算，須投入基本建設投資二萬三千億人民幣。估計短缺資金在三千五百億﹁人民幣﹂以上。按一九八三年外匯率計算，約缺少一千七百五十億美元。
　欲籌措這一龐大資金，必須向外大舉借款。鄧小平最近表示要向外國借入近千億美元。但外債必須償還，主要靠擴大對外輸出。
　一九六五年至八三年間，大陸輸出由二十二億三千萬美元，增加到二百二十三億三千萬美元，增加九倍，平均每年增長率為一三•六％。過去大陸輸出以農產品及農業加工品為主，約佔輸出值四○─六○％，近幾年來最主要輸出項目為紡織品及成衣，約佔大陸出口三分之一，原油及石油製品約佔二○％。
　由於近年原油產量停滯不前，紡織品及成衣成為中共輸出的主力。其中尤以化纖產品最具潛力。大陸化纖產量，由一九七○年十萬噸增為一九八三年五十三萬七千噸，發展相當迅速。目前在興建中即將完成的化纖工廠有多座，均裝有日本最新設備。
　照西方專家的估計，到一九八四年末，大陸化纖生產能力可能抵達七十二萬噸。目前大陸輸出的化纖與棉布混合紡織品，已居世界第一位。中共對世界市場大規模推銷紡織品、成衣及低級輕工業品，不可避免地將搶走部份台灣產品的市場。

一場潛伏的經濟戰

　這一場醞釀中的經濟戰，最近由於中共採取一系列的新措施，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勢。
　第一，中共繼宣佈開放沿海十四個城市及海南島之後，最近更宣佈要把東南沿海，特別是寧波、溫州、福州、廈門等與台灣相對峙地區，劃為「黃金海岸」。要按照台灣行之有效的各種辦法來進行開發，作為吸引外資及技術的「經濟開發區」。這一計劃如認真執行，對台灣將構成一直接的挑戰。
第二，為影響台灣經驗，中共近月在香港大量購入台灣的化纖原料，在深圳加工後，以較低價格輸出，以打擊台灣產品。同時在新加坡購買台灣成套工廠設備，準備仿製後輸出，與台灣爭市場。
第三，鄧小平最近對日本公明黨代表團談話時，宣稱中共有足夠軍力鎖台灣，顯示中共企圖以封鎖台灣為威脅，來擾亂台灣人心，影響台灣經濟。

台灣怎麼辦？

　面對著中共層出不窮的壓力，今後十五年台灣的經濟發展將比過去三十五年為艱難。要克服來自大陸的各種威脅，必須使工業產品結構不斷升級，向技術密集的產業轉移。同時應加速台灣經濟的國際化，使中共封鎖台灣的陰謀，成為影響國際經濟的禍首，遭受全世界的譴責。
　另一方面，台灣主管財經機構及工商人士，應更密切注意中央的經濟動向，對中共的各種策略有明確的認識並能預籌對策。以台灣三十五年來建立的經濟基礎，相信必能克服來自彼岸的各種壓力，為未來的中國建立一更完善的楷模。
(鄭竹園為美國博爾大學經濟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