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急切、積極的一代

　赤腳走路上學，水煮紅糖加冰塊是夏天最好的享受……那段物質匱乏的成長歷程，點滴串成他們的童稚歲月。
　「存在主義」加貓王歌曲、是他們青年時期大學教科書外的另一章。
　民國六十年代，釣魚台事件，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等層層外交挫折的事件，也曾激起他們年輕的憤怒。
　而今，年輕的狂飆期已隨風而逝，這個三十歲到四十五歲的一代，已多半逐漸擁有成熟與踏實。
　特殊的生長時代背景，將他們推往另一個新時代浪潮的頂端。
　他們逐漸脫離年輕時的好高騖遠，漸漸遠離喊口號，真正動手做起事。
　尤其台灣過去三十五年來，經濟列車快速飛駛，其他有關觀念、法令、制度卻給遠遠拋在後面，對於這個新起的一代，更有很多事可做。「我們這一代永遠有個起跑線可跑，」三十一歲的匯豐證券公司研究室主任陸成堅說。
　三十五歲的惠普科技台灣公司總經理柯文昌也這麼認為：「國家在進步中，有很多事情可做，非常exciting，何必老往壞的地方想？」
　在還沒有建立起制度的國內證券市場，兩年半前由美國拿到企管碩士的陸成堅，放棄另一更高薪水的工作，走入他認為更具挑戰性的證券業。「這是一個很有潛力，可以改善的市場，」陸成堅說。目前陸成堅工作的重點放在分析上市公司的基本財務狀況，並且主動與國際證券公司接觸，讓國際知道台灣的市場，同時也主動瞭解國外的技術。
　在繁囂的商業活動中，也有人在寂冷的學術界開創研究的新領域，尤其是比較重視如何應用到今天的社會。
　三十七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邢義田教授，目前就想直接由研究中國的史料來瞭解中國的歷史，不想像以往有些學者硬拿西方的思想理論框框，來解釋中國的歷史。他強調：「不管時代變化多快，中國過去的經驗，是我們掌握未來的重要資源，因此，必須重新瞭解我們的過去是什麼？那些可幫助我們把今天的國家社會，帶進更好的生活？」
　當多半人抱怨國內研究環境不好時，台大醫院兩位研究肝炎的醫院－四十一歲的陳定信教授與三十八歲的賴明陽副教授，以為國內比美國更適合做研究，因為中國人罹患肝炎的比率最高。
　儘管台大醫師待遇低，他們兩人卻堅持晚上不開業，一起擠在台大醫院二坪不到的研究室做研究，年復一年，周遭的書本幾乎快淹沒了他們的書桌。

和尚的鐘敲破了

　身為教授的陳定信，前陣子才由朋友處獲贈一輛十年車齡的舊日本汽車代步；賴明陽更曾為了等台大醫院研究工作正式名額，整整四年每月只拿二千元的兼差津貼。「大環境會影響你應做的事，但苦一點，還是可做點事，」從不自尋煩惱的陳定信說：「即使和尚的鐘破了，也要想辦法敲響。」
　也有的人脫離「留學生模式」，回到國內過他覺得比較有意義的生活。
　亞新工程公司副總經理歐晉德十年前自美國留學回國，是國內唯一的大地工程博士。他在美國唸書時，與當地留學生、華僑交往頻繁中，強烈感覺到他們有一種共同的「留學生模式」－拿到學位、留美就業、買新車、洋房、假日去渡假、與朋友聊自己的妻與子。他心中有個矛盾：應追求美國這種物質穩定的生活？還是有意義的生活？他選擇後者－回到國內。「在美國做事，只有一％是為國家；台灣，則一○○％為國家，」歐晉德說。
　事實上，四十歲的歐晉德很慶幸他的選擇。十年前，歐晉德回來時，正逢十大建設，讓他有機會參與高速公路、台中港、中鋼的興建，台北市的高樓大廈也是最近十幾年才興建的，參與的機會很多。「很幸運，可以接觸到這種留在美國也不會有的機會，」歐晉德說。
　他每年還規定自己寫一篇有關地下工程的論文，在國際有關刊物發展，並參加有關大地工程的國際學會，讓國際瞭解台灣的工程技術水準。「只要覺得國家有希望，要知道很多事都需一點一滴做，才能見到成效，」歐晉德說。
　惠普的柯文昌則是另一個例子。他在美國拿到碩士學位後，留在美國ＩＢＭ研究發展部門工作四年。之後，他決定辭職回國。因為他覺得如要住在美國，一定要住得口服心服，要關心美國社會，然而他在美國看報紙就像看故事一般，不能引起他的關心，不像在台灣看報紙容易感動。
　當柯文昌準備回國之際，一些朋友告訴他：「你瘋了！台灣未來的狀況也不曉得會怎麼樣？」柯文昌說：「No choice。我家人留在台灣，如有危險，我仍然要回台灣，何況如果早回來，多做點事，可幫忙降低台灣遭遇危險的可能性。」
　即使是在外商公司工作，柯文昌也認為，經營好台灣惠普，對公司、國家都有貢獻，不僅把技術帶到國內，也讓外商願意來台投資。此外，由於惠普賺錢，柯文昌每年都要說動美國總公司同意捐錢給國內大學或醫院。
　有的年輕人當了公務員，就決心有所不為，全心全意做好公事。三十四歲的賀陳旦，多年前自美留學回國，就在市政府都市計劃處工作。四年前，他滿三十歲時，寫了張賀年卡給朋友，告訴他們：「三十歲了，要有所不為。」意即既然選擇在公家機關工作，應該有所不為，不要太為自己的陞遷、薪水打算，以致影響工作意願。
　像這樣一批批有理想、衝勁，又較實在的這一代逐漸步入壯年的人。在各行各業，匯積成人才的海，這一股有勁的後浪，正不斷往前推，奮力要激起最美麗的浪花。
　他們生長於特殊的時代背景。三十七歲的台大社會系教授蕭新煌形容他們這一代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沒有嚐到戰亂滋味的一代：也是最後一代知道生活的困苦。」
　他們生長在由蒼涼胡琴拉出的中國抗戰、剿匪戰亂曲中，嘎然而止的休止符上－也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生，戰後剛好就讀小學，或戰後五、六年在台灣出生的一代。
　他們佔台灣總人口的一六•四％，是台灣戰後一股新生、相當有工作經驗的人力。
　有人歸納這一代有兩個共同特色－一是他們自小學起，連續不斷在台灣接受中華民國政府一套自主、完整的教育。這有別於台灣上一代在戰前接受日本教育，在大陸又被戰亂切割成零碎的教育。據統計，這一代人受過大專教育（五專以上）的約有三十四萬人之多，比四十五歲至六十歲一代的九萬五千人，多上三•五倍。
　此外，在他們由幼年到壯年的三、四十年間，也戲劇化體驗到台灣戰後的經濟奇蹟，親嚐貧苦與富裕的滋味。
　這段時期，台灣的每人年平均國民所得，由三十三年前的一百四十四美元，一躍而為去年的二千六百七十三美元；馬路上，觸目所及的，也由過去稀稀落落的腳踏車，搖身一變而成擁擠的摩托車、汽車。
　眼前的高樓、車水馬龍，以及五光十色的物質享受，與這一代人正當童年時的經歷，有如住在茅草屋的灰姑娘，乘著台灣經濟快速成長的列車，直駛富裕的殿堂。

童年回憶

　對他們而言，當年猶如簷前風鈴般，回憶起來，仍依稀是串串可聞的小音符。
　中研院邢義田還記得小時候，身著麵粉做成的內衣褲、腳拖木屐走在台北市的碎石子路上；三十七歲的台大經濟系教授薛琦還記得小學時，把球鞋掛在書包上，捨不得穿，赤腳上學；三十三歲的政大廣告學老師羅文坤說：「雞蛋加醬油加豬油拌飯，是最好的一餐」；來自岡山空軍眷村的交通大學英文老師顧燕翎說，竹籬笆、臨時搭建的房子之外，公廁，是小時的家居環境；三十九歲的中聯信託襄理張慈讓，還記得幼年時常趴在長板凳子上寫功課；歐晉德唸成大時，還去買豬油拌飯吃，補充營養……種種數說不盡的物質匱乏，猶如張張泛黃的照片，遙遠、模糊中，帶點熟悉、親切的味道。
　他們大半相當珍惜這段經歷。「知道貧窮是什麼味道，還是快樂得很，」台大醫院的陳定信說。
　由於有過這段貧窮經歷，這一代人多半珍惜物質，比較節儉。據調查，國內購買力最強的是十三至十七歲的青少年，反而不是這個已有相當經濟基礎的一代。
　他們既不像許多上一代長時期處在貧苦、戰亂、不安中，相當刻苦自己；可是也不像下一代不懂得珍惜物質。「我實在看不慣年輕人對於金錢easycome, easy go的輕忽看法，」羅文坤說。
　然而羅文坤又認為上一代過分刻苦，不是在過生活。他認為，他們這一代多半比較能量入為出，追求品味。「花一塊錢要有一塊錢的品味，」羅文坤說。
　品味包括一些無形的精神回饋。三十四歲的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副局長韋端說：「不要為一個古董花錢，但會花上千元去聽一場音樂會。」

戰火餘波

　這一代雖沒有親自去打過仗，但至少感染過戰火的餘波。陸成堅還記得民國五十三年的一場颱風中，「飛機比人還重要」，當空軍的父親跟著飛機到南部躲颱風，留下母子去對付被颱風吹歪的屋頂。
　一些由大陸遷居台灣的上一代，心中總或多或少缺乏安全感，總帶點過客心理，外交部長朱撫松夫人徐鍾珮女士，在民國四十年出版的「我在台北」一書中，就曾形容這些早年穿山越海、擠在太平輪二等艙來台的人是「無根的浮萍」。
　與上一代不同，這些在台灣生長、受完整教育、目前仍留在台灣的年輕一代，時時刻刻關心的是：「台灣如何守住目前的成績？」
　尤其是他們歷經大學時期的摸索「存在的本質」，以及遭遇過台灣在外交上頻頻挫折之後，同時眼見台灣的經濟奇蹟，這一代有一批人有較強的生存韌性。
　三十五歲的台北市立療養院精神科醫師楊庸一形容民國六十年代，他就讀台大時，校風非常純樸，有錢人家子弟坐轎車來上課，只敢停在新生南路側門，再步行進校園，不像現在的大學生是開車由正門直接進入。
　這一代人也多半在成長、求學、價值體系有待確立的青年時期，深刻感受我國在六十年代所遭遇外交劣勢的悲憤。
　韋端記得民國六十一年，聽到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那一年，他正在營房裡，很多人都流下眼淚，那時每個人心中都有種感覺：「要將自己奉獻出去，不是退縮、流淚。」
　交大英文老師顧燕翎十年前參加加州某個大學語言中心的會議時，第一次親身經歷到自己國家的國旗是否能代表中國時，深深感到悲憤。
　三十六歲的新聞局資編處副處長鄭淑敏，也記得她在比利時魯汶大學攻讀大眾傳播學時，所看到的「昨日之怒」。她親眼看到好好一個中國同學會為了釣魚台事件，弄得四分五裂－有的偏左、有的偏右，有的極端憤怒地投書當地報紙相互抗議。
　歐晉德也是在出國留學時，第一次瞭解我們的國家受到屈辱。「第一次覺得我們要站起來，國家也要站起來，」歐晉德說。

較有彈性

　陸成堅在美國上企管課時，尤其記得美國教授在課堂上，指著自身上台灣製的尼龍襯衫說：「台灣只是一個賣廉價品的國家。」他心中悲憤地感到台灣的工業一定要升級。
　於是經過年幼時的貧苦，讓他們比下一代心中較有期待、有理想。「我們這一代苦盡甘來，因為苦過，知道期待明天更好，」蕭新煌說。
　此外，經過年輕時的憤怒，以及與國外先進國家比較，這一代人比較重視實質的效益，想法也較有彈性。蕭新煌分析他們這一代，甘苦都嚐過，較不容易走偏鋒，同時也受過完整教育，較少喊口號，而偏重實際行動。
　蕭新煌分析，在第三世界國家中，中華民國是少見的國家，竟可靠經濟成長，使多數人在約莫二十五年中，由貧困一躍而為有穩定收入、較有安全感的中產階級。
　「父母年輕時，幾乎都為生活奔波，現實比較重要，」三十歲的台北花旗銀行經理陳正明說：「但我這一代，多多少少有些理想要改變現實，會為理想做事。」
　這一代人在安定的大時代下，藉由受教育與勤勉，基本上都不用擔心生活的問題，轉而比較關心如何使自己的國家更進步。
　他們有的出國留學、看過國外的做法，要求比較嚴，「尤其從小沒有直接受過戰火災難，喜歡拿日本、新加坡來七，覺得自己的國家有待進步的地方還很多，」現年三十歲的華光電腦行銷經理高帆指出。

沒有制度的繁榮

　於是，當這一代埋頭在各自行業的跑道上衝刺時，面對沿途的障礙物仍難免心急、憤怒。
　「一打開報紙，就是會旗、會歌、社會治安、殺人、搶劫等令人生氣的問題，」健康世界雜誌總編輯王溢嘉相當沮喪。
　他們多半擔心社會繁榮之後，人民卻沒有足夠的進步觀念來與之配合。「沒有制度的繁榮，很容易曇花一現，」三十五歲的亞新工程經理高聰忠博士擔心：「這個社會裝了新地毯之後，是否能去掉隨地吐痰的習慣？」
　許多人更看不慣一些人的暴發戶價值觀。「一個月餅要一百六十元，這中間隱藏著多少虛榮、浮華？」三十四歲的工研院研究員江炯聰說。
　還有人擔心，目前一些「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官僚作風，會影響年輕的公務員，使他們成為「年輕的官僚」。高帆眼見一些同學進了公務機關，已給磨得差不多。譬如有的年輕人在國外推廣貿易，好不容易說動外國買主來國內採購，卻為碰到很多繁瑣的稅、海關、出入境手續的耽擱，而感到氣餒。
　他們尤其認為有很多觀念有待澄清。譬如政府與人民協調、溝通是應該的，應能分清楚「官民協調」並不是「官商勾結」；此外，「為民圖利」並不是「官民相護」。
　江炯聰更認為，領導者應把目前社會的許多問題，如垃圾、治安問題，做個全盤規劃，不要讓這些問題，日後惡化成危機爆發出來。「要控制危機的發生，創造另一個新天地，」江炯聰說。

不能單打獨鬥

　面對世界競爭激烈，企業界也不能再甘於以往的小企業規模。三十歲的聯華電子行銷經理宣明智以為，今天單打獨鬥的企業型態已無法生存下去，小公司技術慢慢會遭淘汰，「如果不曉得研究發展，不想出市場行銷策略，有如在刀口上舔血，」宣明智說。
　宣明智認為今天企業要做長期打算，也要注意到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在那裡。
　年屆三、四十歲，他們也比較想未來的遠景，尤其關心他們下一代未來所處的環境。「希望政府設一個全國努力的目標，讓民眾有個夢想去開創，」高聰忠期待。
　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也漸相信許多事需要時間。高聰忠指出，何況台灣過去成長太快，很多東西需要慢慢消化，但仍要為進步觀念的實現排出一個具體可行的時間表。
　尤其「一個善意的批評，還不如具體的建議，」歐晉德說：「消極批評時，為何不停下來想想自己該怎麼做？能做什麼？不讓我做這個，我還可做那一個？但方向要清楚。」
　有人指出，對於這批已有相當工作經驗的人才，政府應想辦法做整體規劃、運用，做法也應有彈性些。面對混亂的都市規劃，建築師潘冀、彭蔭宣都說：「如果市政府需要我們幫助，我們願意義務幫忙。」
　對於這個嚐過甘苦、受過完整教育、經驗漸豐富的、漸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的一代，如何讓他們發揮潛力去創造一個更健全的環境，讓他們接起社會的棒子，加速開創中國的新史頁，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