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日本風在台灣已經成了氣候。
到西門町逛一逛,文具店凡是可愛小巧、色彩繽紛的鉛筆、橡皮擦,是日本進口的;服飾店從去年的乞丐裝,到今年的海軍裝,一切的顏色、設計、搭配,是從日本抄來的;街頭一張張迎人淺笑的海報主角,是日本的青年偶像中森明菜、藥師丸:報攤上最顯目的地盤,現在也讓給了日本少女雜誌。
而從十五歲到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正是追逐這股東洋風潮的主力。
他們的購買力非常強。有的在半工半讀,有的已經在工作,有的完全要靠家每個月給的零用錢,從兩、三千元到五千元不等。有時是「要多少給多少,」一個國二的男生說,他父親是做生意的。
他們更來自各種不同的家庭及教育背景。父母從當老闆,到公司職員、公教人員、或水泥匠都有,而上了高中的年輕人,多半是唸私立學校及夜校。
「我去跳舞,還認識很多從眷村來的,他們才愛『現』呢,」父親是中醫的蘇上儀這麼說。她所謂的「現」,是穿得很時髦,全身都是日本貨,又愛炫耀。
在她的眼,有些年輕人喜愛日貨的程度,已經到了盲目追求的地步,「我覺得他們是有點崇日,以為日本的東西什麼都是好的,不必要嘛,」她撇撇嘴。
「我喜歡日本的東西,愈新潮愈好,」一個二十歲剛出頭的年輕人,堅持他身上的紅T恤、藍色牛仔褲是委託行買的日貨,不是美國的。
他十九歲的女朋友在旁邊咯咯地笑。她青橄欖色無袖的T恤遵守乞丐裝的原則,在手臂上多掛看一小塊布,一襲深藍色的圓裙長及足踝,腳上是雙平底涼鞋。
這樣的打扮,已經跟日本服裝雜誌中的少女沒有兩樣。「她都是我指導的,」男孩得意地說。
不一樣的年輕人
到處賣的都是日本味的流行服飾,到處看到的也是穿上這些衣服的年輕人,一位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女學生形容:「走在西門町,有如走在東京的原宿。」
而對一些年輕人來說,要穿得跟別人不一樣,彷彿是一種背叛行為。
「我也不喜歡穿得像日本人,可是只有這樣穿,才能表示我也是這一代的年輕人啊,」一個十七歲的女孩,道出不能擺脫流行的無奈。
台灣不僅在服飾上走日本風,自從兩、三年前,錄影機進囗的數量猛地成長之後,錄影帶的營業曲線也跟著暴起。在其中佔大量的日本節目錄影帶隨之風行,節目二十歲不到的影、歌星,也變成台灣青少年的偶像。
永漢國際書局的經理楊廷發,親身體驗到這股日本明星熱。「不僅是台北的,連在宜蘭的學生都會打電話來問某某明星的新書到了沒,」楊廷發表示他們店有關明星、服飾流行的雜誌銷售量,比四、五年前至少增加了十倍。
新聞局的統計資料,也證明台灣對日文傳播媒體的需求。以雜誌為例,去年我國進囗了日文雜誌七十五萬七千冊,超過其他語文雜誌的總進口量五千本。
不懂日文好像不是一個很大的閱讀障礙。去年才從復興商工畢業的胡覺隆說:「日本的雜誌已經好到可以用圖片說明一切,」現在一家雜誌祉做事的胡覺隆,一個月至少花一、兩千塊買日本雜誌,吸收頭的創意與編排方式。
在這種強勁的風潮下,台灣商人也正在動腦筋,準備大發利市。
在台北幾個主要的鬧區,賣日本流行服裝的商店一家擠著一家開;西門町一些商業大樓,原本賣玩具模型的店面,被日本明星海報、相片、鉛筆盒取代。
就連大眾傳播媒介,也掀起一陣模仿日本風潮。
國內兩大報的生活版,最近就很明顯地在報導日本影歌星消息的次數,愈來愈頻繁。
現在跟日本「技術合作」的,不但有談科技的牛頓雜誌,講少女服飾的儂儂雜誌,把日文刊物的部分內容化為中文。更有許多未得日本方面授權,就翻印,盜用原名的婦女雜誌紛紛在街頭出現。三十年來,台灣的出版界,可能還是第一次出現這種情形:從同一個國家,同時且大量地引進對方的生活方式,如服飾、插花、美容等。
「我看到台北一家很有名的服飾店,把日本店的裝潢都學來了,甚至連名字也照抄,實在不好,」來台半年,飛利美容室的總經理森本貫也把頭一偏,好像在替台灣的仿冒商覺得不好意思,「不過看到日本的東西在台灣這麼流行,還是有點優越感,」不到三十五歲的森本又不太好意思地笑了起來。
店愈開愈多,競爭自然轉強。逼得服飾製造商,到日本「學習」的腳步愈加頻繁、快速。
一位曾在服裝公司做事的委託行老闆說,以前廠商抄襲日本布料的顏色、花樣平均大約一季一、兩次,現在手腳快一點的布行,一個星期就仿製出來了。
分析推動這股風潮的原因,一般認為錄影機(帶)普遍了、地緣又近(三個多小時的飛機就到了)、開放觀光、民俗風情類似(看西洋片需要換一套價值觀才能接受,看東洋片不必),甚至身材差不多都有影響。另外就是生活水準提高了以後,消費者對品質的要求,也相對增強。
從經濟到文化的侵略
一些身在學術界或商場中人,大致都從台灣經濟與社會結構兩個角度,來看日本風所帶來更深一層的意義。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其南認為,年輕人喜歡日貨,並不一定表示他們崇日。這個現象至少有一個意義:台灣的商人無法提供足與日貨抗衡的代替品,「他們是在抗議,」陳其南點著頭。
一樣是從模仿歐美的創意和設計入手,日本人卻能加以融合、再創造,從仿冒、抄襲的「學習過程」畢業,使日製小汽車、隨身聽、錄影機暢行世界各國。經濟勢力由弱轉強之餘,西方人在用日本機器的同時,也漸能欣賞日本的吃食、日本的服裝設計帥、及日本式管理等「軟體」。
這一、二十年來,他們「不斷地在小東西上下大工夫」,艾倫木業的負責人顧卓雄,對日本人以國際市場為目標的眼光,和長期規劃、處處用心的態度,又敬又妒。
一再堅持生意人更應該有文化素養的顧卓雄,對國內廠商三十多年來多半還停留在模仿、而小動腦筋創新的短視做法,一再搖頭,「日本人就厲害在經濟出擊的同時,讓消費者透過精緻的產品,肯定日本的文化,」他說。
從台灣這群追求日本風的年輕人身上,似乎可以感受到這種文化的影響。
凡是看過日本雜誌、錄影帶的年輕人,沒有一個不稱讚日本東西品質好、設計精細、節目有創意。
而且很多人表示日文雜誌、錄影帶,都是被彼此借來借去,傳閱率極廣。
「我是朋友介紹,才開始買這些雜誌的,現在我也會借給別人看,」兩頰長著青春痘的高二學生詹鵬斐,抱著剛買的三本日本明星雜誌說,他今天就帶了兩個同學來逛專賣日本雜誌及明星海報的商店。詹鵬斐還很不贊成把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形象,延續到今大,「為什麼要把過去的事併到現在談?人家進步是事實,」他托一托眼鏡。
而國泰建業廣告公司的王念慈,對這種影響力非常憂心,「這等於我們把自己的孩子放棄,讓日本的媒介來教育他們: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品質,」王念慈做個搖頭、擺手的大動作。
成就感飢渴
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日本已經從一個經濟弱勢的國家,一躍而為經濟強勢國,台灣在無法提供同樣「物美價廉」的貨品時,除了禁止進口,很難躲掉日本對我們的經濟出超。
另一方面,部分青少年對日本東西這麼樣有接受力,多半是因為要追求一種在課業上無法獲得的滿足及快感。「有時候買衣服變成一種魔力,不買不行,好痛苦:買下來以後真是快樂,」正在補習班補習的蘇上儀說。
在台灣目前的社會結構下,十五歲到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人,做個好學生,是他們最重要的社會角色。但是,「現在有很多孩子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唸書,」已經有十年經驗的救國團「張老師」王慧君說。
王慧君十年來跟學生、父母接觸的經驗是,許多現代父母對子女的要求,往往是一張表現不錯的成績單。大部份父母以為核子只要做一個好學生,就什麼都有了。
一旦青少年在學業上表現不太好,他們幾乎就很難獲得足夠的成就感。「結果只好把腦筋花在如何打扮上,以標新立異來肯定自己,」王慧君說。
而日本融合世界流行趨勢後,再設計的服裝,就恰好能抓住日本及台灣青少年,在服飾中肯定自我的心理。
以去年流行的乞丐裝為例,芝麻百貨的總經理徐莉玲分析,這種服裝的搭配,有洞的衣服穿在「裹外皆宜」,直統腰身的設計,讓你的腰帶可以繫在臀部,也可以綁在腰上,甚至不用腰帶也行。「這就是自由嘛!」徐莉玲急急的說。
在這些經濟、社會的背景下,以及中研院的陳其南所提醒的:「這一代的年輕人,已經此較沒有民族仇恨的歷史包袱」的心理,就造成一濤洶湧的日本風。
「日本貨又時髦、又好又不貴,我為什麼不買日本東西?買日本東西不對嗎?」這是許多年輕人反問的一個問題。
需要創意再出擊
救國團的王慧君認為,消費者喜歡日本製品,是無可厚非的事,她認為日本風的吹襲,已經不是「好不好」,或「該不該禁」的問題,而是用膩了「日本製」以後,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再去抄美國人、歐洲人的流行嗎?「到底什麼是現代的、中國的東西?」她問。
也許沒有人可以說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正如同沒有人能夠很精確地回答,這陣日本風還能吹多久,這群年輕人長大後,會踉這代的成年人有何不同,日本服飾、雜誌、錄影帶盛行的結果,會對中國的文化、生活型態、價值觀發生多大的影響?
又如在日本婦女雜誌中,出現的女性,多半是僅只於可愛、打扮得整整齊齊,會花道、茶道、烹飪;這多少反映出日本社會對女性角色要求。但女性在台灣有較獨立的社會地位,如果長期接觸日本婦女雜誌,女性對自我角色認識、期許是不是也會傾向於日本式?
但中研院的陳其南冇比較樂觀的看法。他認為文化要再重新獲得活力,接受外來文化的刺激,是必要的,不必太過憂慮。但關鍵在學習態度上。「問題是你到底是想從日本學東西呢?還是抄東西?」
他問。
態度的不同,決定未來台灣社會的面貌。可以確知的是,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大眾對品質的要求也不斷增強,「只要每個商人都能夠多動一點腦筋,主動開發市場,還是大有可為,」艾倫木業的顧卓雄說得振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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