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根的大樹？ — 讓教育帶動良性循環

　在中外歷史上，教育一向扮演移風易俗的主角，今天社會大多數人更期望教育成為帶動「良性循環」的起點，因為「全國沒有一個團體能組織起這麼多人，」台灣省教育廳廳長林清江說。

　在台灣，每四個人就有一個是學生，每一百個人就有一個教育行政人員或教師，而每年七、八月間走出校門投入就業市場的近二十萬新鮮人（佔現有勞動力的二•八％），都能成為良性循環的動力。

　放眼世界，以教育興國的例子多不勝舉，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從「國民教育」出發，產生了一批具有現代知識，紀律嚴明的國民，才能奠定日本現代化的根基，更能在二次大戰的斷垣殘壁中迅速復國；十八世紀德國政府從教會接管了中小學，重拾普法戰爭後日耳曼民族衰頹的信心；美國二十世紀進步運動中普設公立中學及大學，加速了科技及國力的三級跳，成為世界的盟主。　

量的擴張 　

　我國政府遷台後，也決定以普及教育為首要任務，現在國民義務教育已達九年，九九•八％的學童就學率已能詮釋「全民教育機會均等」。民國七十一年度與三十九學年度相較，大專生增加了五十六 倍，高中生增加了四十倍，又說明了高等教育的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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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級學校分別提供了技術及管理人才，使我國工業化的腳步，越踏越穩，也越踏越大，終於在六○年代，掀起了台灣經濟起飛的旋風，國內外人士往往將這股旋風的動力歸於教育普及產生了一群勤勞、很容易教的勞動力。

　但是三十年來，教育質與量卻像在龜兔賽跑，質 的進展遠遠落在量的擴張之後，甚至反而稀釋，高懸的教育宗旨「德、智、體、群、美」，落在學校課程只剩下智育，例如四十節課，近三十節都是數學、英語、國文、史地，「不管中外教育理論都是先做人，後做學問。」大多數教育專家表現了對我國學生缺乏生活教育的憂慮。

　但是就連這智育也只剩下灌輸、記憶，只能算半個智育，中正國中一位音樂老師說：「天天被灌水泥的學生，頭腦已逐漸僵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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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人都把今日的教育問題歸於升學主義。的確，升學主義就像在「教育」這個龐大的事業，撒下了一把沙，不再運轉自如。考試、背誦成為教育的主調，據估計，一個國中生三年內約考三百次試，學校成為「烤箱」，通過聯考成為教育的目的。三年前一位台中大里國中三年級學生陳維貞在上書給蔣總統的信上很疑惑地寫著：「如果硬要比成績，何不造機器人代我們讀書，這種教育有什麼價值呢？」　

不會找人生方向 　

　原本應該活蹦亂跳的青少年無言地接下升學重擔，戴著厚厚的眼鏡在書桌前讀到晚上一、兩點，焦慮、壓迫感取代了天真活潑，缺乏運動使得四肢細 弱，甚至很多學生得了一遇考試就上吐下瀉的恐懼症，「在升學競爭中，他們身心都烙上了傷痕，」台大醫院醫師文榮光說。

　於是在成功嶺集訓的大專生中，七○％是乙等體位，六○％患有近視眼，「成為近視龍，既看不遠，也跳不高，」師大特殊教育中心主任吳武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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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聯考領導教學，現今以選擇題為主的升學考試，造就了一批不願思考，只靠直接反應的學生，就連進了大學後，也要求老師繼續用選擇題來考試，組織力表達力和判斷力都付之闕如，台大數學系教授楊維哲引用林則徐的話「鴉片煙不禁，二十年後無可用之兵」為「這種考試形態不改，十年後無可教之大學生」。

　「選擇題時代」的學生還善用消去法作答，就是把答案一個個消去，剩下的一個就是對的，「但是人生方向何其多，能用這種消去法來選擇嗎？」東吳大學教務長劉源俊解釋現今年輕人對自己方向的迷茫。

　而學生從小必須與別人嚴酷競爭，失去了應有的安全感，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魏鏞說，長大以後，就會排斥他人，不能冷靜判斷，沒有一流人才的胸襟和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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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升學主義做「因」，固然能解釋教育怪現象，但是它同樣也是「果」，例如政府人事法規幾乎以學歷為唯一衡量標準，又如不升學的國中生沒有接受職業訓練的途徑，只能做非技術的勞工；高職畢業生沒有再進修途徑，不甘終生做「黑手」，只有和普通高中生搶入大學窄門。　

升學主義是果 　

　而且升學主義也不是使教育失靈的唯一因素，果真如此，志不在升學的高職、專科學校是否就沒有大問題了呢？「還是很多，」教育部技職司司長張一蕃搖搖頭，例如職校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法培養專業精神、職業道德。

　談到教育問題，教育人員多半推到目前社會的觀念和風氣不好，老師埋怨家長緊逼升學率，家長埋怨老師沒有教好，校長埋怨政府的教育部門限制太多，不能辦出有特色的學校，教育首長埋怨學校不能嚴禁補習，督學未克盡職責，所以「誰該負責」就變成很方便的燙手山芋，可以丟來丟去，「為什麼，我們不能從自己開始做？」建中一位國文老師說。

　很多觀察敏銳的人發現，這種推諉責任，不從自己開始做的心態，本身就是重重問題教育下的產品。

　教育圈內外的人都在感嘆，現今很多教育人員失去理想，可能比升學主義更危急，因為他們不再堅信並實行「教育」是為了百年大計，是為了發展學生潛能，是為了塑造學生人格。

　綜合了教育界的現象，在平靜的校園，主導教育的力量似乎不再是理想，而是商業化、形式化、標準化和僵化了。

　「這四種，都是最反教育的，」一位教育專家警告。

　商業化讓學生感染了急功近利，想抄捷徑；形式化可能教出一群將來只會做表面功夫，不求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標準化限制了個人潛能的發展；而「一群只死抱著法令，不願深究法令精神的公務員很可能就是僵化教育下的產品，」教育部常務次長施金池說。

　商業氣氛早早掩入了很多校園，例如從國中起，很多老師慫恿學生去自己家或補習班補習，把考題預先出給補習的學生，上課時有意無意留一手，一些「紅牌」老師月入二、三十萬元。教育部長朱匯森心痛地說：「這種老師本身就不及格。」

　這些紅牌老師的特長不是作育感化，而是精於和聯考命題人員鬥法–猜考題，有特別竅門幫助學生記憶或解答數理習題。所以很多高三學生最後一個 學期竟然休學，到補習班追隨這些紅牌老師，「功利主義已深入學生心理，」一位高中老師說。

　很多私立大專更藉著私人興學之名，卻行「賺錢」之實。人文科學系往往是私立大學的「策略性」產品，因為投資最少，不必買儀器設備，所以在過去十五年擴張得很快，與注重專業的工商業社會脫節，形成教育性的失業。

　而私立五專設備簡陋，剋扣教師薪水，校產和私人財產不分，更時有所聞，「要賺錢的，為何不去開公司，光明正大地賺錢？」一位工商碩士憤恨地說。　

社會化第一課 　

　形式主義更是學校應付教育主管機關督導的萬靈丹。學校本是學生學習社會化的場所。但在這，小孩學習社會化第一課就是做表面功夫，例如「督學明天要來，教室和廁所要特別打掃乾淨」，第二課是做假，「督學來了，趕快收起參考書，正在上數學課的學生馬上到操場上打籃球。」

　「這麼早就實習撒謊，將來就不會恥於做假帳、欺騙顧客，」建築師潘冀說。

　形式主義的極致是走法律漏洞，新店的一所女中要招國中生，但國民教育例由政府辦，該校就投資了近百萬元購買各種樂器，表面上要招音樂資賦優異班，核准後卻招收普通生，以考上明星高中為號召。

　「今日的學校就像一面鏡子，社會上的壞現象似乎全在這映現了，」一位校長耽心學校不能成為移風易俗的堡壘。

　教育上僵化的例子處處可見，最典型的是，近年來，高職已成為中等教育的主流，但是高職的教師任用資格仍然比照高中，必須以師範教育出來的教師為主，於是有經驗的專業教師被摒棄於門外，校長也是以前普通高中派去的，還是用以前普通高中的精神來辦學。

　又如九年國民教育已實施十六年，但是科目安排仍承襲以前小學六年、初中三年級的方式，有的內容重覆，有的又難度相差太大，造成很多國中生學習困難，不能通盤規劃現代化國民所需的知識和道德。　

崇拜標準化 　

　今日的教育尤其崇拜標準化，從小學到高中，統一髮式、統一制服、統一教材、統一教學進度，連國中考試日期都是統一的，「就好像把所有人擺在同一跑道，不管你跑得快、跑得慢，甚至跑不跑得到，」教育部技職司司長張一蕃說。

　根據高雄教育局一項調查，市內國中生國、英、數三科中有一科以上不及格的佔了八○％，只有一 套標準化的教材、教學和考試，使得很多學生不能見容於只以成績衡量個人價值的學校與家庭，所謂「後段班」（昔日為「放牛班」）學生挫折感與日俱增，加上青春期特具的反叛性，很容易走上極端，民國七十年青少年犯罪有三五％是國中在校生，「這是教育製造出的問題，」師大心理系教授張春興說。

　標準化的要求本來是為了應付近年來大量生產教育發展出來的，取其簡便，於是學業表現成為很方便的衡量工具，一批會唱遊、體育或喜歡動手的學生不容易得到鼓勵，教育的目標似乎要將每個人變成學者，「這是少數人的教育，與中世紀貴族教育無異，」一位關心教育的人士說。

　標準化的另一後遺症，據教育部次長李模說，是埋沒了不少傑出人才，雖然現在設立資賦優異班，大學生可提早畢業，但是沒有靈活的升學管道和專人輔導，這些人才可能發揮不出他們的光澤。

　關心中國現代化的經濟學家王作榮說，我國教育必須趕快培養出領導人才及不埋沒天才，前者是穩定社會的中堅支柱，後者是帶動人類進步的力量。

　更有很多教育圈內外的人指出，我國現有的教材幾乎綜合了這些形式化、僵化和標準化的缺點，例如教科書撰寫通常只有半年時間，每本教科書後面雖然列出了二十多位學者專家做編輯委員，但是大部分只是掛名而已，很多連編輯會議都沒有參加過，也沒有專任編教科書的人。

　又如小學公民課本中大部分都是古代人物事蹟，與現實脫節太多，一位小學生看到程頤的兩個弟子站在雪等老師睡醒後才敢離開的故事，就舉手發問：「這樣不是會感冒嗎？健康教育課要我們保健身體。」

　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說，這種特殊性的倫理並不適用每個人，也不能適用於普遍情況，反而學生認為教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克難期已過 　

　從明清以後，我國教育就由政府主導，政府遷台後，一方面鑒於在大陸鬧學潮以及私人沒有財力興學，所以政府幾乎成為唯一的辦教育者，民國七十 二年會計年度，教育經費支出總額一千一百億，其中八七％是由各級政府支出，大部分學者同意，在國防為先的此時，政府能如此大力開展教育實屬難得。

　但是更多人關心，我國教育的克難期已過，不應再求教育「帳面」上量的好看，而真正提高教育品質。因為步入開發國家所需的有遠見、有感召力的領導人才，高技術的人力，以及一批嚴守社會紀律、重公德、守法的國民，都只有經由教育才能培植出來。

　但是環顧世界，從美國、日本到新加坡都在學制、生活和道德教育大刀闊斧改革，富強如美國，更以「國家深陷危機」呼籲學校加緊改革的步伐，「我國似乎慢了很多，」許多社會上的人士都說。

　從社會不斷傳出的「教育改革」呼聲看來，教育顯然有缺失，但是並非到絕望的地步，少數較有遠見的人認為，以提高質為目的的教育改革一定要從根做起。　

改善師資的師資 　

　例如教育專業最大的資源是人，主體是教師，加強教師在職進修、提高教師待遇、恢復師道尊嚴固然重要，但是提高師資的師資，也就是師大、師範院校的水準是更根本的做法，使學生在接受師範教育時就確立教師的理想和專業精神，進入校園後，不致商業化、形式化和標準化，二十多年前台大校長傅斯年到師大演講時就說：「台大辦得好不好，要看師大辦得好不好，因為台大的學生都是師大畢業生教出來的。」

　我國一向以公務員來經營龐大的教育事業，常顯得精疲力竭，顧此失彼。例如管得太緊，斲喪各校發展特色的生機；管得太鬆，某些私校又變成開學店，收放之間，必須拿捏得準確。

　根本之道，仍然是創造一個有吸引力的環境，使從業人員在物質上能維持生活的尊嚴，精神上有成就感，吸引優秀人才進入教育界。從教育部長到教育廳長、科長、督學等，也才能夠制定合宜的政策和法令，執行時兼顧教育和行政的需要。

　例如韓國、日本、新加坡的教師及行政人員待遇分別比我國多兩倍到五倍，希望能使好的人才留在教育圈。

　很多專家也同意，另一根本之道是我國教育必須開始長遠的計劃，因為教育出來的學生是要為將來所用，可是我國到現在還沒有常設的教育機構，耗費十億元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和十二億元各縣市的文化中心都已紛紛成立，「不像我國一向注重教育的傳統，」一位立法委員表示。

　缺乏中長程計劃最明顯的例子是十五年前，政府只花了一年時間籌備就匆匆將國民教育延長為九年 ，小學生固然可免試升學，但是一年間就必須多容納十萬國中生，校舍、師資、教材、課程都因陋就簡，至今仍有四分之一的國中教師是當時應急招來的專科畢業生，多少降低了教學的素質。

　這與英國為了延長國民教育一年，曾籌備十二年 之久，有很大差別。

　這兩年，政府為了培植高級技術人才，大量增設工程類研究所，有的研究所連專任教師都還沒聘到，儀器設備也還在招標中，教育部批准後就急急招生，一位研究所所長就擔心會重蹈延長國民教育的覆轍。

　政務委員李國鼎更堅持教育決策及計劃不應只是教育圈內的作業，所以要廣泛召集各方意見，「因為教育出來的人是要給社會用的。」

　師大教育系教授蓋浙生則建議，教育計劃的第一 步要確立我國各級教育的目標，國民教育的目標是培養現代化國民，就要探討現代化國民應具備什麼特質，學校教育能達成什麼特質。有了確定目標，學制、課程、教材才能依循此軌道，使每個學生都能在教育系統找到自己的「定點」，而發展出潛力。

　教育廳廳長林清江說，教育計劃更需要有未來觀的教育人員配合，因為教育人員都是受「過去」的教育、「現在」從事教育，教出來的學生要為「將來」社會所用。

　所以清華大學教授沈君山認為，教育不能再以過去為導向了，老師必須想到教出的學生能適應社會的變遷。例如教師必須是教給學生一套如何能自我教育的方法，使他們畢業後，仍能獲得更多知道，「這樣的人，如果不成為進步的動力，至少不會抱殘守缺。」

　在新科技不斷發展下，現代人加深了迷惘焦慮，加上我國身處轉型期，舊倫理和新規範不盡融合，教育改革的成果，更需要家庭教育和社會來維持。

　「教育畢竟只能做個良性循環的起點，」一位教育專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