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少性、生產可能曲線、機會成本 — 探討幾個基本經濟問題

　「你無法藉沒有節制的消費而帶來繁榮，你無法藉削弱強者而強化弱者；你無法藉打倒老闆而幫助僱工；你無法藉鼓勵階級仇恨而增進人類的友善。
　你無法藉摧毀富人而幫助窮人；你無法藉入不敷出而免除麻煩；你無法藉剝奪一個人的進取心與獨立性而培養其品格與勇氣；你無法藉替別人做他們自己能做也該做的事，而永遠幫助他們。」
　這一段話是林肯在一八六一年講的，充份顯示了他對貧富懸殊、經濟成長、社會公平有深刻的瞭解。他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經過了一百餘年的考驗，到現在仍充滿了啟發性。經由刻苦自學與經驗累積，他體認到經濟活動是一種人人都參與，但卻只有少數人才有正確認識的活動。
　我們要瞭解各種經濟問題的來龍去脈，就必先要耐心地瞭解一些經濟學上的基本觀念。下面分成七項予以說明。

一、稀少性：一項基本的經濟難題

　每個社會都必須面對一項基本的經濟難題：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做最佳運用，以滿足無窮的慾望。這就是經濟學上稀少性（scarcity）的問題。
　對絕大多數人而言，「稀少性」是生活中必須接受的事實。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大都是有價格的「經濟財」（ economic goods ），而不是免費的「自由財」（free goods）。即使是「自由財」，有時也不是免費的：對夏威夷的居民來說，陽光與綠地是免費的，但是觀光客就必須花時間、精力、金錢才能去那邊渡假。湖泊中可以垂釣的魚可能是自由財，但在超級市場出售的魚就不是自由財。
　「稀少性定律」（law scarcity）　：經濟資源是稀少的。我們永遠不可能在一定時間內生產出所有人類想要的東西。稀少的資源就算能增加，也是要靠努力或付出代價，而且無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資源的稀少迫使每個經濟體系都必須有所選擇。決定多生產某項產品，通常就意味著決定少生產其他的產品，所有有的社會都面臨的基本問題，就是決定該犧牲什麼以換取想要的東西。這也正是經濟學探討的中心課題。
　因此，經濟學探討的一個主題，就變成了資源利用的選擇。尤其在經濟政策方面，當達成某項目標有多種方式時，決策者就必須儘力做最佳的選擇，總體與個體經濟學理提供出一套準則，以界定資源最佳利用的條件。在以後的系列討論中，這些準則即可用作制定與評估經濟政策的方針。

二、生產財貨的三大問題：是什麼？如何？為誰？

　經濟體系的一個主要職能是將資源、慾望、技術三者組合起來，這一「組合」牽涉到三個基本並且相關的問題。
（一）社會應該生產的財貨與勞務「是什麼」？
　社會稀少的資源應如何運用？是否應該將生產消費財（食物、衣服、汽車等）的部份資源，用於生產資本財（工具、機器、廠房等）？例如，生產資本財的比例提高時，日後製造消費財的能力即可增加，但是我們必須要犧牲目前的消費，以換取未來更多的消費。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每種貨品應生產「多少」？多少汽車？多少衣服？多少食物？這種決定牽涉到價值判斷與優先順序。也就是社會必須要在「目前」的犧牲與「未來」的滿足，或者「目前」的滿足與「未來」的犧牲之間做一抉擇。　
（二）資源應「如何」組合以供生產？
　大多數產品的生產方式都不僅只有一種。例如台灣由於土地相對於勞力而言較為稀少，所以農地耕作較為集約，而美國由於地廣人稀，農場經營就較為粗放。同樣地，如汽車的生產，也可利用鋼、鋁、或玻璃纖維等原料不同的組合，或是資本與勞力的不同組合。任何社會均須決定該如何「組合」稀少的資源來作有效的利用。

重要且富爭論性

（三）產品該「為誰」生產？
　經濟的大餅（economic pic）該如何分配給社會上每個人，是一個極重要而又爭論性的問題，這不僅牽涉到經濟面，也牽涉到政治面。共產主義即自稱是懂得如何以「公平分配」來奪取政權，資本主義則標榜懂得如何「大量生產」來贏得人民的選票。因此，「為誰生產」的分配問題不僅影響到個人的生活水準，亦深遠地影響一國的政治體系及經濟制度。
　財貨生產過程中，「是什麼」、「如何」、「為誰」的三大問題，是任何社會共同面臨而必須解決的問題。而每個社會所採用的解決方法並不相同。其中一個極端的方式即為「控制經濟」（command economy）、主要由獨裁的政府決定該生產什麼、生產多少，以及為誰生產。蘇聯、中共、古巴等即屬於此一類型。另一個極端則是「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在此體制下，上述三大問題均在公開市場中，透過供給與需求的競爭力量而解決，而毋需政府時時刻刻的干預（參閱本刊三十期「市場經濟」一文）。
　因此，在「控制經濟」與「市場經濟」這兩個極端之間，出現了現代「混合型經濟」（mixed economy） 。在此體制下，上述三大問題大部份由自由市場的供需力量來解決，小部份則係由中央政府的干預來決定。大多數經濟進步的國家如歐美各國均屬此種類型，只是在實際運作上，各國對市場機能與政府指導的依賴程度稍不相同。

三、生產可能曲線（production possibility curve）

　由於資源的有限而人類的慾望無窮，所以產生了「匱乏」這個基本的經濟問題。當我們不可能得到所有想要的東西時，我們就必須要懂得取捨及選擇。因此，有人認為：如果社會沒有匱乏，就不必注重取捨與選擇，因此，也就不必要探討經濟學理，所以也可讓經濟學家個個失業？
　生產可能曲線（production possibility curve；簡稱ＰＰＣ）即可用來說明上述的問題。這條曲線在現有土地、勞力、資本與技術水準下，可顯示一國經濟所能生產的是些什麼。雖然資源及生產能力有限，但是對於要生產那種財貨或勞務，我們還是有選擇的權力。
　在面對成千上萬種的產品時，我們所要做的選擇極為複雜。為了便於說明，讓我們以一個僅生產兩種產品（棉布與小麥）的基本經濟型態為例。如果我們想多生產棉布，則小麥的生產就得減少，反之亦然。
　表一所顯示的是兩種產品可能有的生產組合，表現於圖形，即為圖一的生產可能曲線。有一種極端的情形下，如果我們把所有的資源均投入於生產食物（小麥），則如圖中Ａ點所示，可生產二十單位小麥，但是卻無法生產棉布。在另一種極端情況下，如圖中Ｆ點所示，我們將所有資源投入於生產棉布，則可生產五個單位，但卻沒有小麥。

資源專門化的特性

　這兩個極端顯然均非所宜，因為棉布和小麥都是消費者所需要的，因此再探討一下介於兩者之間的可能。由Ａ點出發，假若我們移出部分最適合種植棉花的土地來生產棉花，則只需放棄很少的小麥產量，卻可獲得很高的棉花產生，如Ｂ點所示，小麥產量減少一單位，卻使棉布能多生產一單位。
　如果還想生產更多的棉花，則勢必要將生產擴及至比較不適合生產棉花的土地上，所以必須放棄二單位的小麥生產，才能增加一單位的棉花生產，如圖中Ｂ點至Ｃ點所示。生產第二單位棉花的「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亦即必須放棄的小麥生產–大於生產第一單位的機會成本。
　隨著棉花的產量增加，機會成本也愈來愈高。例如由Ｅ點至Ｆ點，為了增加一單位的棉花，必須放棄的小麥高達八單位，這是因為適宜種小麥的土地，也被勉強地用來生產棉花。
　從這個例子中，可以顯示資源具有專門化的特性–即是同一資源並非同樣地適合於生產不同的產品。因此，立刻產生了機會成本遞增的情形，使生產可能曲線呈向外彎曲。
　生產可能曲線顯示的是經濟所「能夠」生產的，而事實上的生產往往並未充分發揮這種能力。如圖二中生產可能曲線內部的Ｕ點，代表有大量的勞動力失業，如果我們能讓這些勞動力充分就業，則可使兩種產品的生產組合達到生產可能曲線上的水準（如Ｂ、Ｃ、Ｄ或Ｅ點）。
　因此生產可能曲線代表的是一種「邊界」（frontier），只有在經濟運作良好並維持高度就業時，才能達到邊界的生產組合。另一方面，在現有的資源限制及技術水準下，我們也不可能達成生產可能曲線之外的生產組合（如圖二中Ｔ點）。
　
成長的原動力

　隨著生產能力的增加與經濟的成長，可以達到圖二的Ｔ點。一般來說，成長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技術改進，採用更新更好的方式生產。
（二）資本量增加。
（三）勞動力增加。
　以技術改進而言，若在上例中，假設我們發現了一種新的肥料，可以顯著提高土地生產力，而使小麥與棉花的產量均可提高，則生產可能曲線即會外移，如圖三中的新生產可能曲線ＰＰＣ2。因此「成長」（growth）即是生產可能曲線向外移動。
　圖四所示的技術進步，可使小麥與棉花的生產均增加。當然也有些技術改進，僅能提高一種產品的產量，例如發展出某種能抗疫病的小麥品種，將可增進小麥的產量，但對棉花的生產則毫無助益。如圖四所示，如果我們將所有資源用於生產棉花，則產量不會有任何增加，仍為Ｆ點，但是若用於生產小麥，則產量會由Ａ增至Ｂ，因此新的生產可能曲線乃如圖中的ＰＰＣ3。
　除了上述的技術改進外，我們現在再考慮成長的另一來源：資本量的增加。我們現有的資本固然有限，但是卻可以增加，所以若干年後的資本量，大致以取決於現在及以後打算要累積多少的資本財上面。
　為了說明方便，我們更換另一種生產可能曲線，如圖五所示：資本財（如機器與廠房）和消費財（如食物、衣服、電視機）的生產組合。

不同的局面

　圖五中有兩個不同國家的經濟，在一九八○年時，面對相同的生產可能曲線均為ＰＰＣ 1980。但第一國的人喜歡及時行樂，生產較多的消費財和較少的資本財（Ａ點），因此到了二○○○年，他們的資本存量並不會比目前增加多少，而ＰＰＣ只會外移一些。但是第二國的人民則是緊縮消費，累積較多的資本財（Ｂ點），因此到了二○○○年，他們的生產能力大為增加，ＰＰＣ外移的幅度也較大。他們犧牲了目前的消費，來換取未來較高的所得與消費能力。從上面的討論中，每個社會都會面臨一個選擇：應該犧牲多少目前的消費，以使未來的消費能夠更多？
　對於那些平均所得已經相當高的國家而言，成長的快慢並非迫切的問題，即使成長較慢，人民未來的生活水準仍可提高。
　但是對一些貧窮的國家而言，在考慮經濟成長的問題時，卻會面臨兩難的局面（如圖六所示）。如果他們將目前的產出全用於消費（Ａ點），則將永遠停留在ＰＰＣ1 的水準，未來的生活不會有任何改善。但是如果他們想要經濟成長，則必須累積資本財，而減少消費財（如Ｂ點），如此，將使原已低落的消費水準更形降低（由Ａ點到Ｂ點表示），也許就會有人挨餓。
　當然由長期看來，成長的策略是有利的。由於在Ｂ1累積了資本財，將使生產能量提高，生產可能曲線往外移至ＰＰＣ2。這時該國可再選擇Ｂ2點，享受與Ａ點相同的消費水準。再由於資本財不斷的累積，生產可能曲線即可不斷外移，如Ｂ3 點，而消費財與資本財均可持續增加，使經濟「起飛」。
　上述的經濟起飛的推理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是成立的。但是在共產經濟制度管制之下，因為生產誘因的缺乏、優先次序的混淆、行政效率的低落，儘管蘇俄一直把較多的資源用之於資本財的累積，但是年復一年，蘇俄人民的生活水準仍一直未有明顯地改善。

四、機會成本與取捨問題

　由於人類對資源的需求常多於資源的供給，因此我們就必須要決定如何有效地來運用這些有限的資源。例如石油有各種不同的用途：車輛的動力、房子的暖氣、電力的發動等等。因此當石油花在某一用途愈多，則可用在其他目的的石油必然將減少。對資源不同用途的選擇，宛如魚與熊掌之不可兼得，在經濟學中，我們把這種選擇稱為「取捨」（trade-offs）。
　再以石油為例，如果我們用較多的石油來生產汽油，則必須犧牲多少燃料用油？這種被犧牲掉的他種用途價值在經濟學上被稱為機會成本。如果我們使用某一種量的石油可以生產一加崙的汽油，假如除了汽油以外，生產燃料用機會成本，就是使用同數量的石油所能生產的燃料用油的數量。
　測定機會成本的一種方法是透過圖七的生產可能曲線。在某一定量的資源下，可以生產兩種不同的產品，橫軸代表汽油生產量，縱軸代表燃料用油生產量。
　如果在一年中我們所消費的石油，全部用來生產燃料用油，我們大約可生產四十億桶；如全部用來生產汽油，大約可以生產三十億桶（這是因為原油中只有較輕的油才可以鍊製汽油）。這一曲線代表在固定的石油數量下，我們可以生產的汽油與燃料用油的各種不同組合。
　圖七曲線上的Ａ點表示每年約生產二十五億桶汽油與二十億桶燃料用油。如果我們想多生產五億桶汽油，就得犧牲掉二十億桶的燃枓用油（見圖八Ｂ點）。因此生產五億桶汽油的機會成本就是二十億桶燃料用油。
　為什麼多生產汽油的機會成本會如此的巨大呢？這是因為並非所有的石油都適合鍊製汽油。輕原油很容易鍊製汽油，但是如果想從重原油鍊製汽油，那麼每桶原油所能生產的汽油就會較少。反之，如果想要將石油都用來生產燃料用油，最後所犧牲的汽油產燃料用油。
　
取捨關係不固定

　也就是因為機會成本會愈來愈大，所以生產可能曲線會向外凸出。由於某些原油適合生產汽油，而某些適合生產燃料用油，所以在汽油與燃料用油之間的取捨（即機會成本）關係，並不是固定的，假如原油不僅適合生產汽油，而且也適合生產燃料用油，那麼取捨關係就是固定的，在這種情況下，生產可能曲線就是一條直線。
　機會成本愈來愈增加的現象，不僅存在於汽油與燃料用油的生產，而是存在於每一種產品的生產。一般說來，投入於某一產品的資源愈多，那麼他所犧牲掉的生產其他產品的機會成本就愈大。

五、追求「完美」的代價

　一國的資源有限－有形的如土地，無形的如首長的時間–當有限的資源用之於推動甲、乙、丙、丁等公共政策時，就不得不同時放棄或減少推行戊、己、庚、辛等公共政策……。這就是上述機會成本的觀念。因此推動某一組（最佳的）公共政策的成本，就是放棄或減少推行另一組（次佳）公共政策所可能帶來的利益。
　假定甲、乙、丙分別代表政府用以減少公害、兇殺、搶劫、貪污與逃稅等的各種措施。如果公害等情況在某一時空下日益惡化，人民當然有權利要求政府徹底地、訊速地予以改善。如果政府用盡了資源在短時間內確確實實減少了這些缺點，正得到人民稱讚時，經濟學家不免會擔心；這種集中全力、完美地執行某些施政措施；是否會使其他「百廢待舉」的公共政策受到漠視？也就是一組政策的完美執行，無形中可能因另一組政策的擱置而帶來了不完美的後果。
　用經濟觀念來權衡這些政策時必須遵守一個原則：就是在執行某一公共政策時，當「邊際社會成本」超過了「邊際社會利益」時，就產生了資源過多的誤用，變成了「得不償失」。
　因此，大家應當冷靜地思考：是否應該要求政府在執行各種政策時，處處做到符合大家完美的要求。例如：
　一、交通擁擠要減到最少；
　二、犯罪要降到最低；
　三、貪污與逃稅要滅跡；
　四、行政效率要提到最高；
　五、公害要完全消除。
　基於機會成本的道理，政府首長應當不斷地告訴人民：「如果政府部門把資源集中在處理幾個問題上，可以做到大家完美的要求，但這樣的做法會犧牲到對很多其他問題的改善。因此，政府不可能處處追求完美的境界。我們應當按照優先次序及有限資源把大家關心的交通擁擠、犯罪、貪污、逃稅等等減少到『最適量』（ optimal level ），但不是減少到最低或最少。大家容忍社會上存在一些『小錯失』不一定是錯。」
　
追求「最適量」

　在批評政府決策時，如果大家掌握住了「機會成本」的觀念，也許就能瞭解：「政府的決策就不一定要使社會大眾全部就業、學生全有學校讀、貧窮完全根絕、空氣污染完全消失、工商業全部借到錢。如果要這樣做，那是不計成本的理想境界，但不是『最適當』的資源分配。」
公共政策所應當追求的是：
　在總體資源分配上，不是「完美」（perfect） ，而是「最適量」，也就是「適可而止」。但是在個別政策的執行層次上，不是「適可而止」，而是要止於至善。
　在討論政府決策層面時，也許我們應當要提倡一個被忽略了的觀念：
　–處處追求「完美」不一定能達到完美。
　–容忍一些「小錯」不一定是錯。
　當人民對機會成本有了正確的認知之後，從政者的責任沒有減少，但受到曲解及誤解的可能性將大為減少。

六、經濟活動的循環周流（circular flow）

　市場經濟的主要特性，是在較少的政府以及外界的壓力下，消費者與生產者可以自由地交易。這種經濟活動先用圖一加以說明。該圖暫不包括政府部門，假設一國經濟只包括兩個部門：家計部門與企業部門。圖八顯示這兩個部門在兩個市場－產品市場與資源市場–之間的活動情形。
　在「產品市場」，家計部門購買企業部門所出售的財貨與勞務，而付出的消費支出即為企業的收入。在「資源市場」，企業部門購買家計部門提供的生產因素，而付出的成本即為家計部門的貨幣所得。
　這些交易都是在自由市場中完成，透過價格體系，企業可以決定在產品市場該生產「什麼」，而在資源市場該「如何」生產。
擴大的混合型經濟模式
　上述兩個部門的模型，是所謂私經濟活動的範疇。現在增加了第三個部門–政府之後，如圖九所示，模型變得較複雜，顯示出十二項經濟活動的循環周流，反映出整個社會的和經濟部門與公經濟部門的活動。
　政府在資源市場按市價購買生產因素，然後利用這些資源生產社會財，以供家計與企業部門使用。而這兩個部門則以租稅或規費提供政府各項活動所需之經費。
　政府部門也有一些資源，如土地，在資源市場出售或出租，並且在產品市場購買財貨與勞務。
　除此之外，各級政府並在產品市場出售、或補貼出售某些產品（如郵政服務、健康保險、平價住宅、大眾運輸等），並且取得收入，這時政府部門就可能會與企業部門發生競爭。
循環周流模型是現實的簡化
　圖八與圖九所陳示的循環同流模型乃是經濟體系與經濟活動的簡化，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說明總體經濟中各部門間的相互關係。它和其他的模型一樣，是事實的抽象化，所描繪出的是森林，不是樹木；是輪廓，不是細節。這個模型省略了兩點：
（一）此一模型未提及個別消費者或生產者的行為，也未提及他們在產品或資源市場中，如何決定均衡的數量與價格，因此是一個「總體」而非「個體」模型。
此一模型假設循環周流是在穩定中進行，所以沒有指出生產或僱用發生變動時的後果，因而忽略了大家關心的物價膨脹與經濟衰退的問題。

七、清晰的思想

　在研習經濟問題時，自己首先要保持一個客觀而中立的態度：訓練自己具有清晰的思考能力，一方面要避免受情緒的干預，另一方面要避免推理的謬誤。現分三點說明：
（一）瞭解專用名詞的定義：經濟學上的名詞有它嚴格的定義。一般人常用的字彙如「投資」、「支出」，並不就等於經濟學上的定義。例如對個人而言，買一幢舊房子是「投資」，付孩子的學費是「支出」，但從經濟學理上來說，買賣房子是一種財務性的移轉，不是生產性的投資；付學費則不出支出，是是一種「人的投資」。
（二）不要被名詞所隱含的情緒左右：在大眾媒體上，大家常看到這些標題：「政府赤字不斷上升」、「強大的工會要求加薪」、「多國企業企圖壟斷市場」。在這些標題中，「政府赤字」、「工會」、「多國企業」等名詞都被塗上了情緒的色彩。我們應當要冷靜地分辨每一件事實，不應先入為主的認定赤字是可怕的、工會是不講理的、多國企業是貪婪的。

常見的謬誤

（三）避免推理上的謬誤：
　「謬誤」（ fallacy ）一詞，通常是指錯誤的觀念或不實的想法。但是嚴格說來，「謬誤」指的是推理或論證上的錯誤。這所謂的「謬誤」，則是指那種似是而非、易造成混淆的推理。下面引述一些討論經濟問題時常見的謬誤。

偽因謬誤（fallacy of false cause）
　每種科學都嚐試要建立起因果關係，偽因謬誤即發生於這種過程中。當一件事之後發生了另一件事，或是兩件事同時發生，如果有人錯誤地假定這件事為因，另一件為果，就容易犯上這種謬誤。
　我們可以下列「若–則」形式的論證，說明偽因謬誤：
　「若Ａ發生，然後Ｂ發生。
　則Ａ造成Ｂ。」
　這個結論並不見得正確，因為它有好幾種可能：
　第一，Ｂ可能是湊巧發生的。
　第二，Ｂ可能是由Ａ以外其他的因素所造成（或是另有一因素Ｃ，是造成Ａ與Ｂ的共同因素。）
　第三，也可能是Ｂ造成Ａ。
　下面再舉一例子說明：
　某公司僱用了一位新的銷售經理，而不久該公司的銷售量大增。因此，推理為銷售的增加是新的銷售經理之功。
　上例可能就犯了「偽因謬誤」。它未指出：雖然銷售的增加有部分是新的經理的功勞，但絕大部分可能是其他因素所造成，如售價降低、買主所得提高、市場中買主增加等。

合稱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與分稱謬誤（fallacy of division）
　現在再簡述另兩種謬誤。合稱謬誤是指當全體中的部分為真時，便誤以為該全體亦為真。而分稱謬誤則是指當僅有全體為真時，卻誤以為其部分亦分別為真。
　下面的兩個例子用以說明合稱謬誤之容易產生：
　例一：在經濟衰退期間，個別家庭為了自身經濟的安全感，增加儲蓄減少消費支出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所有家庭都這樣減少支出，經濟活動中的總消費就會下降，使經濟衰退及惡化，總所得水準下降，使得家庭儲蓄不增反減。
　例如：如果某一產業的價格提高，該產業的利潤或許會提高。但如果市場上所有產品的價格都提高同樣比例，則廠商們不能普遍獲利。
　合稱謬誤提醒我們：個體經濟方面的通則，並不見得適用於總體經濟的情況。分稱謬誤則提醒我們：總體經濟方面的通則，並不見得適用於個體經濟的情況。
　這些概念出現在教科書上時，似乎十分明晰，但在探討實際的經濟問題時，卻常常變得極為隱晦了。（編者按：因篇幅限制，省略附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