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怎樣為將來打下基礎 — 危機意識和遠見

二十年前，一位社會心理學家麥克列倫（David McClelland）企圖以「成就動機」解釋不同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表現。而最近，許多學者又提出「危機意識」做為幾個經濟發展快速國家的共同特徵。不久前，國內對這一問題也有過熱烈的討論，尤其政府希望大家能透過正確的「危機意識」，瞭解我們當前的艱難處境和重大責任。本文的目的在嘗試探討新加坡政府所可能具有的「危機意識」與相應政策。

未受外力侵優

　以今天新加坡的情況而言，似乎並沒有什麼危機可言。
　在經濟領域內，不要說目前世界經濟復甦後的情況─毫無疑問地，新加坡也將獲益─就是過去兩年世界經濟面臨最低潮之時，新加坡仍然維持相當程度的繁榮：物價穩定、普遍就業、各項重大建設照常進行、大型購物中心如雨後春筍出現或興建中，以一蕞爾小島所擁有的外匯存底高達九十億美元，使坡幣成為世界上少數強勢貨幣之一。顯然，世界經濟衰退，只是延緩了新加坡經濟發展的速度，而沒有帶來任何嚴重的就業、物價或財政困難問題。
　在外交領域內，儘管今天世界烽火遍地，動亂不安。以亞洲言，兩伊戰爭、蘇軍侵入阿富汗、黎巴嫩所發生的列強衝突、印度次大陸政局不安，這一切，對於一般新加坡人來說，有如另一星球之事。唯一對新加坡有較密切影響的，乃是進據高棉的二十萬越南大軍和泰國邊境戰事。但是，實際上，越軍入高棉多年，已屬師老無功、強弩之末，並不構成重大威脅。
　在國內方面，在人民行動黨治理下的新加坡，經過十八年來的努力，可說政治上軌道，人民安居樂業。最重要一點，新加坡沒有外在敵人隨時伺隙而動，興風作浪，使政府可按部就班，實行各種計劃，大刀闊斧，不必有所顧忌。新加坡政府一向作風較強硬，自然要做一個受人尊敬，而不是討好人民的政府，這也和今天新加坡所處環境有關。
　依照上面所描述的，這一熱帶島國的當前情況，有如其東海公園大道的景色，一片風和日麗，花團錦簇，那有什麼危機可言！

真的沒有危機？

　新加坡真的沒有任何危機嗎？
　如果危機解釋為迫在眉睫的禍害，新加坡確是沒有危機。然而，這並非危機的真正意義。危機的「機」，應解釋為「機由」、「機鋒」或「機始」；所謂「天機不可洩漏」，危機應指不易表面觀察的危險。唯其不易覺察，人們才需要有「危機意識」，此即對於未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後─所可能發生的危害，有警惕，從而研擬對策，把握時機，從容實施，以消弭禍害於無形。這應該是所謂「危機意識」的真正意義和作用。否則，僅指對於當前燃眉之急的覺察，這是每個人或生物都具有的本能，何足珍貴。
　自這種長期和潛在的禍害觀點，新加坡未嘗沒有危機。從地理位置看，新加坡位於具有高度戰略價值的馬六甲海峽要津，圍繞於印尼、馬來西亞兩個馬來人國家之間，加上本身面積狹小，人口微少，又缺乏任何資源，基本上生存地位是相當脆弱的。因此，要謀求未來的繁榮和發展，端賴政府和人民攜手努力合作，克服可能困難，創造有利條件。在這情況下，某種程度的「危機意識」，無疑地將可提供背後所需要的驅動力。

政府領袖的憂慮

　似乎我們可以覺察到，目前令新加坡政府領袖感到憂慮的正是一般人民這種「危機意識」的薄弱。隨著人民生活之舒適與安樂，不但年輕一輩對過去艱辛日子一無所知，視一切享受為當然；就是稍年長者，對當年刻苦奮鬥的記憶，也逐漸淡忘。終而大家都變為好逸惡勞，只知道追求眼前享樂，這是萬分危險的。
　也就是為了喚起人民這種「危機意識」，政府在國營電視台節目中，經常插播一國防廣告，利用生動的畫面，顯示今日新加坡所感到驕傲的一切，如繁榮富庶的市面、高聳入雲的現代化建築、美麗潔淨的花園城市，但是這一切都可能因戰火在霎那間化為廢墟。告訴人們：「多年辛苦建立的基業，可能毀於一旦」，使人有不寒而慄之感。
　又如在不久前，廣播局投下鉅額人力財力，製作一「建國之路」長紀錄片，分別以英、華語連續播放。其中所描述的，也就是新加坡建國的血淚歷程，其中包括殖民地時代的獨立鬥爭、日本佔領下的黑暗日子、建國初期的左派顛覆暴動、印馬對抗所帶給新加坡的禍害等等。我們相信，新加坡政府不惜鉅資從事這些宣傳教育，不可能是沒有目的的。
　什麼是新加坡的隱憂？　
　一、敦睦鄰國關係
　對於新加坡的生存和發展來說，沒有什麼比敦睦鄰國關係來得重要。近十年來，東南亞國協之加強合作，使新加坡在國際舞台上，活躍於各陣營和組織之間，獲得更大的發言地位和一切事務上的活動餘地。這不能不說是人民行動黨政府建國以來最大成就之一。
　可是，在另一面，我們也應體認，由於種族、宗教和經濟利害關係之不同，加上國際風雲瞬萬變，要保持這種和諧關係，並非易事。由於這是一個不能絲毫大意的問題，對於今後新加坡的執政者，不管是誰，都代表一項最大的挑戰。同時，也是任何人探討新加坡各方面政策時，必須把握的一點。

小小聯合國

　二、消除種族界線
　在國內方面，華人在新加坡總人口中，雖然佔七八％之多，但是新加坡政府從沒有自認是一華人國家，而一向標榜為一多元種族社會或國家。李光耀總理深切瞭解和諧之重要性。譬如，在一九八二年職總出版的刊物「繼往開來」中，他撰有一文，特別提到戰後獨立的百餘國家中，許多都是由多種族、多宗教和多語言的人口組成，但是由於彼此間沒有共同的歷史背景，缺乏國家意識和凝聚力，以至於互相猜忌和敵視，互相傾軋，其至發生悲慘內戰，造成社會動盪，民不聊生，當然不可能有什麼投資和建設。譬如原文中舉出的牙買加、斯里藍卡和烏干達三國，加上今天的黎巴嫩，都是活生生的教訓。
　建國以來，新加坡政府對於不同種族和宗教採取公平對待態度，並盡力消除彼此間可能產生的隔閡。時至今日，各種族之間，雖未達到水乳交融的地步，但頗相處融洽，毫無芥蒂，這也可說是當局多年來苦心積慮所獲得的成果。這不但是促進國內社會的安定和團結，也間接有助於鄰國保持良好的關係。
　但是，一個國家只要有不同種族、宗教或語言存在，它就有釀成問題之可能。設如第二代當政者缺乏政治經驗，稍微處置不當，難免不會被少數野心家利用，從中挑撥離間，以至於星火燎原，不可收拾。
　三、培育本地人才
　舉世咸認，新加坡之有今天成就，主要歸功於人民行動黨政府的正確和強有力領導。做為人民行動黨中心以及政府總理的李光耀，更進一步歸於他的一群有卓越才幹及獻身精神的同僚。譬如，在一九八二年國慶獻詞中，他說：「根據我在政府中二十三年來的經驗，我認識到，由一位高度能幹的人員掌管一個部門或一個法定機構，對於一項重大計劃的成敗，有極密切關係。」一項重要理由是：「有高度才幹的人，一旦賦予重任，將會把其他能幹的人集合起來，組成一支團結隊伍，使計劃得以順利進行。」他特別推崇現任第一副總理吳慶瑞和最近故世的財政部長韓瑞生兩人，他說：「如果當時不是由於這兩位的才幹、創造力和魄力，我國過去二十三年來，怎能取得這樣大的經濟進展？」
　李光耀堅決認為：「新加坡是一個剛上軌道的小國，必定要由它的人民當中最能幹和最優秀的人才出來掌管政府，稍為差一點也不行。可是，這種人才非常難得的。建國初期，新加坡從外地─馬來西亞、印尼以及中國大陸等地─吸引了許多人才，彌補本地出生人才的不足。但是，目前情勢改變了，不但無法從這些地方獲得人才，本國人才還有外流趨勢。依他計算，這種人才荒的情形，將會愈趨嚴重。
　他估計，依智商的分佈情況，平均每一千人中可產生一位第一流人才。可惜的是，並非所有這些有天賦才能的人都兼具堅強的性格、健全的氣質和高度的幹勁。依他過去十五年來的細心觀察和研究：「我發現，兼具正直性格和品格的……實際算起來，每三千人中才有一人。」換言之，以新加坡目前每年出生四萬人而言，這種「兼具天賦才華及心智平衡的新加坡人，每年將有十二到十四個。」
　可是，令他擔心的是，這種趨勢將會越來越壞，因為受大專教育的婦女，根據一九八○年人口普查，平均只生一•六個子女，只受過小學教育的婦女，平均有二•七個子女，而未受過任何教育的婦女，平均卻高達三•六個子女。
　在上述論點發表大約一年以後，也就是在一九八三年八月九日國慶大會中，當舉國傾聽的一年一度總理國慶獻詞中，李光耀又正式提出這一個問題，以一系列統計數字為根據，說明問題的嚴重性，籲請國人對於受高等教育女性單身比例特高，以及所生子女人數特少這一現象，加以注意並建議對策。
　為什麼這一問題這麼重要，值得由身為一國最高行政首長的總理在最隆重的國慶大典上提出？這是因為他擔心：「如果沒有卓越人才，只要讓庸才執政五年─大概是組成一個聯合政府，新加坡就要跪地求饒，幾十年苦心經營，在社會組織、工業、銀行、商業、旅遊業等方面得來的成就，幾年內就會被摧毀。」可是，這種人才無法求諸外來，「做為政府領導份子的棟樑，必須是不折不扣的新加坡人。」
　在這情況下，這一人才匱乏問題，不能聽其自然。李光耀直接了當地說：「如果我們想靠運氣，聽其自然發展，那就有可能把新加坡交給一批平庸之輩手。這樣做，將是一種罪過。」我們從這種語氣看來，能不承認這代表一種危機嗎？
　四、消除移民心理
　新加坡仍是由外來移民所建立的社會，這種社會所表現的一種特色，就是人民往往對僑居地缺乏歸屬感。尤其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數百年來，不惜飄洋過海，所謀求的，就是以漫長的歲月和辛勞的工作，換取一筆財富，冀望有那一天，他可以「衣錦還鄉」，則所流血汗都不算白費了。但隨著新加坡擺脫殖民地地位，成為一獨立國家，而中國大陸淪入共黨之手，不僅貧窮落後，而且缺少安全和自由，使得今天居住在新加坡的人民，不可能像他們祖先一樣還返故里。

歸屬感不足

　可是，由於歷史傳統原因，當年移民社會的心理狀態，仍然殘存在目前社會中，影響了新加坡人對於斯土斯民的向人力和歸屬感。在新加坡，我們經常可以從政府首長的演說或報章雜誌的言論中，發現這問題被提出討論；如果這種移民社會心理不能改過來，無疑將構成國家意識之建立與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大基本障礙。
　當然，新加坡所面臨的問題絕對不限於以上所提出四方面；其他如工業升級、自動化生產、引進高科技工業等等，也都算是十分重要問題。不過這些問題乃是直接而明顯的；新加坡重視這些問題，謀求對策，基本上，一如台灣、韓國或香港。
　可是以上所提出的四個問題，本身都不是經濟問題；而且對於新加坡也不構成立即而迫切的威脅；它們只是代表一種潛在的和可能的危機。但是，我們卻發現，新加坡政府當局─尤其最高領導者─並沒有因為它們不構成立即禍害而忽略。我們認為，能夠重視這種潛在危機，在其形成以前採取對策，使之消失於無形，這就是遠見。

組屋和公積金

　新加坡人和政府領袖，一向自我標榜新加坡人是講求實際的。但是，我們發現，至少表現在政治領袖方面，這種講求實際精神，並非只是顧眼前而不管將來。檢討新加坡政府的重大政策和措施，許多對策並非只是針對當前經濟或政治情勢，而是蘊含有長期的重大社會意義，而且是前後連貫配合的。這恐怕是許多研究新加坡進步與繁榮的人所疏忽的一點。
　我們就以組屋的大量興建政策而言，它不但解決了人民居住問題，美化市容；更重要的，它使得目前佔絕大部份的新加坡人住在自己擁有的組屋內；有恆產，斯有恆心，無形中，增強了這許多人對於新加坡的歸屬感。
　再以公積金制度而言，使受薪階段每月必須繳納高達四六％收入進入中央公積金。這筆龐大的強制儲蓄，不但使政府獲得可靠資金來源，支應各種建設計劃（例如大眾捷運系統和興建組屋），也使全國所有受僱員工有所指望，安心工作，無形中，增加了社會的安定力。
　如前所述，傳統上，新加坡的社會結構，乃是建立在種族、宗教和語言基礎之上。也很自然地，基於這些特性形成了各種團體和派系彼此之間缺少交往，隔閡冷漠。
　儘管世界上有些國家企圖採取強制手段，進行同化，但新加坡卻以公正對待不同種族和宗教，並提倡彼此寬容和尊重，以求和睦相處。譬如以異族通婚而言，新加坡恐怕就較其他地方較能接受；尤其政府高級官員中，屬於異族通婚者佔有相當比例，很自然地產生一種示範作用。

重視語言問題

　在上述種族、宗教和語言三個基礎中，比較而言，語言乃是較可改變的因素。第一，新加坡社會語言本極複雜，除英、華、馬來及淡米爾四種語文外，還有華人之間流行的各種方言。因此，一般人多能操幾種語言，使得先天具備了改變的彈性。第二，隨著教育普及，兒童及青年都經過六年以上的學校教育，因此政府可透過學校用語政策，影響學生之語言習慣。第三，在新加坡，一人所用語文，和他的就業機會、經濟報酬乃至社會地位發生關聯。因此，由於現實利害吸引，使人們願意努力學習某種語文，譬如英文，就在這種現實環境下取得一枝獨秀的地位。
　同時，語文的社會影響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聖經所載，古巴比倫人觸怒上帝，被罰使用不同語言，使得巴貝塔無法建造完成。同樣地，人們也可因使用共同語言，增加接觸瞭解，進而形成共同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在某種程度內，共同語言所產生的凝聚作用，將可超越種族或宗教的籓籬，溶化彼此隔閡。
　新加坡自獨立以來，就十分重視語文問題；語文政策乃是整個教育政策之一重要支柱，而且隨情勢而調整。新加坡學校向有「華校」與「英校」之別；而且其間差別，除所用語文之外，也表現在校風、傳統和課程等方面。
　早期華校多於英校，但隨英語之日漸普遍，政府採取雙語政策。不同學校，可採英文為第一語文，華文為第二語文；但也可以華為第一語文，英文為第二語文；而九間特選中學，二者均係第一語文。但是整個趨勢是，以英文為第一語文不斷增加，華校招生不斷減少。據報載，一九八四年整個新加坡申請進入華校之小學一年級新生，只有二十三人。在這情勢下，政府正式宣佈，一九八七年起，所有中小學均以英文為第一語文，母語為第二語文。從此，所有新加坡人都將出身同一源流學校─有人稱之為「國民型」學校─所謂「英校生」與「華校生」之別及其涵義，都將成為歷史名詞。

代價與抉擇

　在這過程中，語言單純化的努力也應用於華人方言上，所謂「講華語運動」，就是在這背景下，鼓勵人們以華語代替方言。記得當舉行大規模的「講華語運動」大會那一天，李光耀總理親臨會場，宣佈運動正式開始，可見語言問題所受政府之重視。
　隨著新政策的公佈，很自然地，立即引起社會上極烈的討論和關注。主要關鍵，在於華文存亡和文化根源問題。論者擔心新加坡數十年後將成為單一英語社會而喪失東方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但也有人主張，乾脆將精力用於英語培育本身本文化。這一問題雖然是存在的，也許這是達成較單純的社會結構所要付出的代價，也許這是一種必要的抉擇，毋容外人置喙。
　令人感到興趣的是，這種由「分」而「合」的趨勢，除語文政策外，同樣也出現在近年所發生的幾項重大組織變動上。而每一變動也都是引起整個新加坡社會轟動的大事。
　首先，由陳六使創辦的南洋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為新加坡的唯一國立大學，並遷入新建校址。從此，在新加坡社會中，不再有新的「南大生」和「新大生」之分。

由分而合的趨勢

　其次，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這兩家私人報紙，在政府推動下，合併為聯合早報，成為唯一的華文大報─這有如台灣聯合報和中國時報之合併─政府允諾，這家華文報紙可印行英文晚報，以適應英文讀者增加之需要。
　第三，在工會方面，政府鼓勵專業人士加入，配合由基層出身的工會領袖，共同推動工會之發展。例如仿效日本之企業工會組織，培育工人效忠公司意識，消除可能產生之勞資對立，因此，這也視為一種推動「合」的努力。為了有效執行這政策並爭取基層工會領袖支持，政府派原任勞工兼交通部長，同時也是人民行動黨主席的王鼎昌出任職工總會秘書長，由此可見政府對於這一政策之重視。
　這三大改組，除最後一項目前正在進行之中外，其他兩項都順利完成，這充分表現了新加坡政府的魄力和手腕，這在世界上民主國家中恐怕是不多見的。這種改組所代表的社會意義，也是十分深遠的。
　由於這三方面的機構，分屬學校、報紙和工會，不禁使人想起在「建國之路」紀錄片中所留下的一些慘痛記憶。當時這些機構曾一度為左派共黨份子所滲透和控制，帶來了種種風潮和暴亂。目前政府的作為，是否記取當年教訓，根絕未來─即使機會是非常渺少的─歷史的重演呢！

多元化的發展

　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我們又看到新加坡的社會向「多元化」的發展。
　最明顯地，就是在教育制度上，進入這一個教育系統的學生，自小學到大學的歷程中，要經歷多次的測驗和分流：從所謂「小三分流」開始，到小學離校考試，劍橋普通水準文憑考試，劍橋高級水準文憑考試，到大學選拔攻讀榮譽學位，層層關卡，並非只是辨別成績高下，而是決定學生進入那種源流─不同源流，代表不同的修業年限、教學內容、就業種類及等級。
　譬如唸小學三年級的學童，經過測試後，就可能進入四種源流：「高才班」─屬於天資特別聰穎，潛力特高者，因此教育方式與一般不同（這是一九八四年才開始的制度）；正規課程」─修業年限共六年，學習雙語；「延長課程」─修業年限為八年，學習雙語；「單語課程」─修業年限八年，只習一種語言。前三種課程學生可參加小學離校考試，但最取後一類，將接受職業及工業訓練，成為建築或電銲工人。
　在這制度下，同時進入小學的一批學生，將經由各種測試過程，進入不同管道，被導引去滿足社會不同的人力需要。
　進入社會以後，隨著一人所受教育或訓練類型及等級，加上績效表現，所獲地位和報酬，也有極大差別。僅以公務員之正薪為例：屬於「行政及專業服務類」（administrative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最低一級之月薪為坡幣一、六○○元，而「超級」（superscale）最高一級為二一、七○○元，相差達十三•五倍。如果將書記、打字員等職位包括在內，則高低相差將達四十倍以上。
　這種教育和報酬制度背後所代表的精神，是求每一個人根據其天賦資質，獲得充分發展。新加坡政府堅決反對「平等主義」，李光耀總理曾說過：「平等主義」等於是「向有成就的人榨取以支付窮人福利，而結果是大家一樣窮。」

看不見的計劃

　綜上所述，我們似乎可以發現，新加坡政府在為國家未來打下基礎，實際上是從事一項看不見的社會重組計劃。他所要融合的，乃是建立在種族、宗教和語言基礎上的種種傳統界線和籓籬；他所要分出的，乃是根據一現代社會中經濟和社會功能結構基礎，不是一人所屬種族、宗教或語言，而是根據他的天賦和才能所提供社會及經濟的貢獻。
　我們認為這種作為不是偶然的或無意識的，而是出於新加坡領袖的智慧和遠見。去年七月間，第一副總理兼教育部部長的吳慶瑞博士，應聘為一九八三年哈利詹森紀念講座主講人，在他的「開發中國家公共行政與經濟發展」演講中，他首先指出，今日開發中國家所面臨的最基本問題，不是如何向富裕國家爭取貿易和援助，也不是單純地引入資金及技術，而是種種不合時宜的社會和政治制度。
　他認為，人們對於經濟發展，往往持有兩種錯誤觀念：第一，以為經濟發展只是狹隘的經濟問題，而不知社會是一個整體，經濟問題乃是和政治及社會問題交織在一起，無法孤立處理；其次，即使在經濟範疇內，追求經濟發展，也不是只要政府運用某些策略性經濟變項就夠了。
　這種觀點，或許我們早已聽聞，但是現在出於這位被譽為新加坡經濟發展之父的口中，應該具有特殊意義。它不僅代表這一新興島國二十年來成功經驗的結晶，同時也顯示其未來追求「更上層樓」的努力途徑。
　依照這一觀點，則本文中所提出的各項問題，以及新加坡政府所做各種努力，儘管表面上和經濟發展無關，甚至可說是不急之務，但事實上，卻可能是支持新加坡進入一九九○年代、或二十一世紀保持健全發展的最佳基礎。同時，它們也提供了本文主題「危機意識與遠見」的最佳例證。（許士軍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