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起亞洲軟體中心 — 新加坡的一著險棋

一九八○年的國慶，絕大多數的新加坡國民照例等在電視機前，看總理李光耀的文告演說。
　那一年他們看到的是李光耀挺著胸膛，告訴每一個人，八○年代是電腦時代，新加坡立志成為亞洲的軟體中心。
　「我們必須從低級技術邁向高級科技，否則新加坡將會面臨日益增多的競爭對手……政府、工業界及每一個國民，都要為重建經濟而努力，每一個人對機械化、自動化及電腦化，都負有責任。」

不可思議的夢

　接著幾天的報紙，便熱熱鬧鬧地宣揚這個責任；新加坡幾乎沒有任何天然資源，所以必須充分開發人力資源。為了每年提高生產力六─八％，維持經濟成長，新加坡必須發展電腦工業，以加速自動化……在經濟重組的過程中，電腦服務業是新加坡經濟成長的支柱！
　但這個雄心壯志，在外人眼中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新加坡如果要達成目標，每年需培養七百個電腦專業人才，當時新加坡每年只能培養出兩百人。人從哪裡來？師資哪裡來？設備哪裡來？
　而且不僅人才缺乏，新加坡地方也小，國內市場極其有限。現在許多軟體公司都還在為生存掙扎，新加坡如何培植這些公司，讓他們有能力外銷？
　這樣的困難，使得新加坡決定成為亞洲軟體中心的計劃，像是在世界經濟大賽中，部下一著險棋。也使得台灣許多業者以及官員，對新加坡發展軟體工業的前途，都搖搖頭，理所當然地問：他們憑什麼？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底的新加坡，到處洋溢著耶誕節的氣氛，國家電腦局也不例外。電腦局的秘書兼行政主任佘家兒在說話時，臉上自信的微笑，也沾帶著節日的喜氣：「新加坡要做一件事，一定先有詳細的計劃。成為軟體中心的目標，當然也是一樣。只要按步就班地做，應該可以達成目標。」
　電腦局的董事莫地瓦拉（Jazar Motiwalla），說得更直接了當：「我們憑什麼？憑我們有決心！」
　「有決心」的表現，在於新加坡有長程的計劃、有專責的執行機關、政府部門間的全面配合，還在新加坡有大筆預算。
　全國電腦發展的策略，在一九八○年由七位部會首長組成的委員會擬定。首先決定政府部門全面率先電腦化，以創造電腦市場並鼓勵民間效法，其次決定加速並擴大電腦教育積極培植人力。
　次年九月正式成立國家電腦局，全力推動這兩項任務。
　電腦局的人員，在兩年內急增至兩百七十人，負責以四十億台幣的預算，在五年內將十個部會全部電腦化。兩百七十人中，大部份是只有一、兩年經驗的新手。

一群不認識impossible的人

　「他們是一群不認識impossible這個字的人，」新加坡國際控制系統公司的董事莊紹川，認為電腦局的人非常有魄力：「如果是其他公務員，交給ＩＢＭ做就好了，多省事！」
　「但是被政府電腦化吸引進來的外資軟體公司，顯然並不太欣賞這種魄力，他們疑惑地問：為什麼新加坡寧願冒這麼大的風險，而不委託給有經驗的外資公司？
　「政府既然給我們權力，我們也必須負起相對的責任。何況依靠外人做，萬一失敗了，誰能擔起這個後果？我們寧願冒自己的險，也不願意冒別人的險。主權必須在我。」國家電腦局的董事巫貴昌理直氣壯地回答，話語中流露出一股自信。
　但這種自信絕對不是盲目的，為了彌補人員經驗不足的缺點，電腦局在一九八二年，到美國、加拿大和英國，大登求才廣告。以非常具有「競爭性」的薪資，招聘具有十年以上經驗的專業人員。目前，電腦局有十名左右這樣的外籍兵團，擔任指導。
　為了確保軟體設計的品質及電腦的有效使用，新加坡又花大錢，以三十萬美金一年，請美國顧問公司來做電子資料處理的稽核，以避免產生買入高價電腦而不知有效利用的情形。
　除此之外，電腦局更掌握選購電腦的權力，統一採購。為政府爭取到比市價便宜二○─三○％的電腦。大批訂單，同時也引起世界各大電腦公司的注意與競相爭取。
　為了刺激電腦市場快速成長，讓軟體公司茁壯，新加坡政府除了本身先全力電腦化，鼓勵民間企業依樣畫葫蘆外，更動用了所有管道。
　翻開新加坡去年的報紙，常常可以發現各部會首長，包括警政署長、國防部長、貿工部長、教育部長，甚至第二副總理，在公開場合呼籲民間企業趕快走向電腦化，以迎接資訊時代。
　新加坡去年生產力月的活動主題是管理，當然在一連串密集宣傳中，少不得又強調電腦化對加強管理能力的重要。
　除了利用各種傳播媒介做廣告，政府更是誘之以利，來鼓勵電腦使用者。例如公務員買電腦，可得六萬台幣的低利貸款；從一九八三年開始，公司買電腦一年就可以折舊完畢，以前要分三年。「這等於買電腦不用錢，」新加坡王安電腦的總經理李新滿說。
　兩年前，新加坡政府更從學校教育開始，積極灌輸學生的電腦知識，培育他們成為將來的電腦使用者。
　新加坡從小學開始，就廣設電腦俱樂部，現在全國各級學校共有一百三十一個電腦俱樂部。並且從三年前開始，為全國中學三、四年級的學生，開設電腦課程。
　出了校門，社會重要的民間組織，如人民協會，全國職工總會、後備軍人協會，近年來也如火如荼地擴大電腦俱樂部的規模。據統計，經由這三個組織電腦俱樂部訓練出來的人，已有兩萬三千個。
　「兩、三年前去新加坡做生意，感覺他們對個人電腦的需求只有一百套；沒想到現在給我的感覺是三千套。新加坡真的動起來了，」神通電腦的國外部經理朱清榮，對新加坡的改變印象極深。
　政府各部門間的全力配合，是形成這股「動」力的最大因素。電腦局的董事會名單，多少反映出這個事實。由貿工部兼財政部長陳慶炎找來的八個電腦局董事，分別來自企業界、教育部、國防部、電訊局、財政部、經濟發展局、和學術界的高級主管。以這樣的組合，董事會有任何決議要與其他部會配合時，自然有相當的推動力。一連串的教育推廣、獎勵措施才能接二連三地出來。「跟他們的組織戰法比起來，台灣各做各的做法，簡直像在打游擊，」國內一位業者憂心地比喻。
　各部門良好的配合，像一輛有四個平穩輪子的賽車，使得行駛間能夠更順暢；但強勁的引擎，才是最重要的驅動力。而電腦局，就是這個能源不絕的強力引擎。

大力借用外籍兵團

　新加坡國家電腦局，是附屬在財政部下的「法定機構」（statutory board），他的經營方式向民營機構，有相當自主權決定人事編制的擴張、或裁員，並且掌握自己的預算。
　新加坡政府就以創造強勁的電腦局，再策動各部門全面配合的策略；不但不遺餘力地刺激電腦市場，更大刀闊斧地解決新加坡電腦專業人才不足、師資缺乏的問題。
　電腦局對新加坡先天的限制，非常清楚。它明白如要以新加坡有限的師資，絕對無法在一九九○年培養出所需的五千八百至七千八百個專業人員。所以不惜以三十四億台幣的巨資，廣建訓練機構，更重要的是積極借用外國人才以為已用。
　從一九八一到一九八二短短一年間，新加坡就分別爭取到美、亞、歐電腦公司中最頂尖的ＩＢＭ、ＮＥＣ，及英國的ＩＣＬ（international Computer Lid.）來為他們訓練人才。
　「除了相當不錯的薪水以外，我們並沒有給這幾家公司特別的好處。為什麼可以吸引他們進來？大概他們覺得是再作一件好事吧（good-will），」電腦局董事莫地瓦拉說起這些事來，一派輕鬆。
　但新加坡顯然善於利用外人做「好事」的意願。新加坡不但是三家公司提供師資，甚至使他們捐贈教學所需要的電腦設備（當然都是三家公司自己的產品），日本的ＮＥＣ更提供創立學校的費用。
　更進一步，為了避免重複投資的浪費，新加坡事先設計好，讓三家機構招收教育程度不一樣的學員，訓練成為不一樣層次的電腦專業人員，從系統分析師，到程式設計員都有。
　新加坡政府的算盤，更精到與英國、日本的電腦人員資格評鑑團體合辦考試，使新加坡專業人才的合格執照受國際承認，以助於產品外銷。

給予企業實惠

　除了吸引外國師資為新加坡訓練人，新加坡從一九八二年開始，決定每年花六百萬台幣，送十二名高中生出國學電腦。
　「以前要一年之內訓練出五百個電腦專業人員，當然是不可能；但是經過這兩年的努力，應該是沒問題了，」電腦局董事長莫地瓦拉還是笑嘻嘻地說。
　一般電腦公司，對政府如此有計劃地培訓人才，都很感激。因為市場對電腦人員的需求遠超過供給，使得新加坡電腦界的挖角風很盛。「電腦局大力訓練人才的做法，對我們很有幫助。至少兩年後，我不必再像現在一樣，每年加薪五○％來留人，」電腦管理公司的董事經理韓期廣（Hon CheeKong）說。
　電腦局對業界的幫助，不僅是長期地提供人力，更有短期的優惠措施。
如果電腦公司要派人出國學習新技術，電腦局可以為他們爭取開發基金（skill development fund），最高可以補助七○％的費用。為了降低軟體公司本的成本，電腦局在裕廊工業區，提供租金比市價便宜一半的辦公室，現已有十五家電腦公司搬了進去。
　同時為了加強與外國的技術合作，為開拓國際市場舖路，兩年來，電腦局曾率領新加坡的電腦公司，到美國、日本訪問。日本之行被新加坡報紙形容為「極大的成功」，有七家日本公司計劃在新加坡投資。今年二月，他們準備把觸角伸到澳洲。
　新加坡電腦系統諮詢公司，更得到政府「小企業基金」（Small IndustnyFund）一千萬台幣的輔助，與日本一家公司合資，共同開發操作系統。這個輔助計劃，正等著有計劃、有野心的公司去申請。
　新加坡大力推動電腦工業的歷史，也不過兩年多。但由於這種強有力的密集安打配合，使他們進展的速度驚人，連李國鼎政務委員在考察後，也不得不以「神速」二字形容。

用電動玩具溝通

　電腦局與民間企業保持緊密的溝通，是能針對業者的需要，給予「實惠」的主因。
　雙方除了透過新加坡電腦工業聯會，每個月做正式的交談外，電腦局的工業發展部主任，更常常跟電腦公司私下「聊天」。「我時常一個個去拜訪廠家，多的時候一個月有二、三十次。這樣比正式開會，更能知道他們心在想什麼，」電腦局工業發展部的主任楊啟龍說。
　許多軟體公司負責人很欣賞這種非正式的溝通方法。他們說由於雙方都是同一代的人，不是同事過，就是同學，「常常我們都是把腳抬在桌上談，要不然就先打個電動玩具再聊，」電腦管理的韓期廣回憶。
　他們常聊的話題，正是所有國家在建立電腦工業時所碰到的問題：公司的老闆寧願用算盤、不用電腦；，顧客對軟體價值認識不夠，不肯付大錢（據統計，新加坡一九八一年全國花在購買軟體的錢，是買機器的十分之一）；一百多家軟體公司中，大部分都規模太小，常競爭得頭破血流；軟體版權問題……。
　電腦局雖然以為這些問題應該由自由市場的運作來決定，但再過兩、三年，它也準備插手這些問題。「電腦局在過去和未來兩年，都是在準備期，過了這個階段，要想的問題太多了，」電腦局的巫貴昌說。
　這些問題，也是許多有心人想問電腦局的：新加坡到底想成為什麼樣的軟體中心？市場在那？賣什麼東西出去？怎麼賣？誰來賣？

「他們當然能！」

　「新加坡給我的感覺是只有成為軟體中心的遠景，卻還沒有清楚的定義。不過一旦他們決定了，以他們做事的方法和速度，你想他們能不能成功？當然能！」新加坡王安電腦的總經理李新滿分析。
　如果十年內，新加坡真能成為亞洲的軟體工廠，新加坡國內經濟結構的改變，生產力提高，自是必然的事。到那個時候，新加坡在兩年前所下的險棋，也正是他們自我突破的高招，在國際經濟地位上，自然又跨了一大步。
　但國內大部份的電腦界人士，對新加坡發展電腦服務業猛進的做法，並無所感。有位電腦教授說：「放心！他們差我們遠了」；一位官員也說：「誰說他們電腦工業進步？那是個很大的誤會……」。
　而一位從台灣去新加坡工作的電腦工程師對國內這種掉以輕心的態度，感到十分焦急：「現在無論電腦人才的經驗、數量，新加坡的確不如我們。但要看十年以後啊！誰敢說他們不能超越我們，揚長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