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貌中的德國經濟與德國人

去年十月十五日，我離開殘暑猶存、紅葉未開的東京，搭乘德航班機，飛越俄京莫斯科，僅十五小時的航程，但到達德國法蘭克福市，已是紅葉落盡，深秋初冬的季節。
　我那次去德國，是接受慕尼黑的經濟研究所理事之一，拉烏瑪博士（Dr.
Helmut Laumer）之邀，個人自費去參加該研究所主辦的一次國際會議。
這家研究所，通稱ＩＦＯ，是名聞全球的德國五大研究所之一；而那次會議的主題又是「成長中的東南亞市場」，討論投資合作的機會與風險。協辦和支援那次國際會議的是巴伐利亞（Bavaria）州經濟部、西德聯邦政府的經費部與經濟合作部，在布魯塞爾的ＥＣ總部領銜，其他尚有全德各地二十二家工商協會、財團、基金和大企業。會議中討論、研究的對象雖號稱「東南亞」，主辦者卻正式把中
華民國的台灣、韓國和香港亦列入其中，但把日本除外。外籍講師和參加討論者來自亞洲各地，卻並無一個日本人在內。我國被邀去作專題講演的有兩位，一是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所所長蔣碩傑博士，另一位是國立台灣大學的陳正澄教授。
　我與德國，闊別五年。這次重遊舊地，覺得德國變了。下機後我首先發現德幣馬克由強轉弱。五年前馬克尚是世界最強勢的貨幣之一，幾乎是和瑞士法郎併肩稱雄。我那時在昔為詩人海涅出生地，仱為日商僑居中心的杜塞道夫住過一星期，美金一元只能兌換到一個多馬克，覺得德國百物昂貴，旅遊期間，便得省吃節用。這次一元美金，居然能兌換到兩個馬克以上，使我手頭寬裕得多。不過馬克雖已眨值，但在全世界不景氣下的歐洲諸國中，德國還是一支獨秀，經濟固
然停滯，尚無貧傖的景象。失業人數雖然不能算少，但社會保障使他們不做工亦能溫飽。德國的失業者在第一年中可以向政府領原薪六五％的失業津貼過活，以後三年中繼續按月領原薪的一半，即五○％。因此使有些游手好閒的人，即使有工可做，寧願辭職不幹，靠這項失業補助費過四年清閒的日子。
　至於有職業的德國人，在戰後的勞工法之下，每星期只工作五天，休息兩天。每年依年資有四–五星期的例假，薪水照領（美國僅二週）。此外尚可請事假二週，而有妊的女職員和女工，不得辭僱，生產後產假四十五天。
　一位在美國股票投資公司服務的德國年輕朋友對我指出，今天的德國人已和以往不同，懂得享受作樂，一週工作五天，尚嫌太多，目前工會正聯合起來，推行一星期工作三十五小時的全國性運動，假如不是保守性甚強的柯爾（Kohl）總理當權，工會的這項新要求可能早就被政府接受了。

過多的福利保障

　我聽了頗為詫異，因為數十年來我對德國內有一個固定觀念，認為他們和鄰國愛玩好吃的法國人正成對比。是從小到老，自早迄晚，工作不息的勤勉吃苦的民族，和東方的日本人可配一對。
　那位年紀雖輕，但持論頗為公正的德國朋友笑著說：「我們德國人今天懂得享樂，脫離勤勉的傳統，不得不歸功於社會黨十三年來長期執政的『造就』。德國執政黨是反共的，但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不得不逐步推進增加社會福利、保障工人的政策，來爭取他們的支持，結果造成了今天『福利與保障』過剩的現象，而在另一方面則加重了納稅者的負擔，同時亦產生了政府預算的『赤字財政』。」
　這位朋友又接著指出：「今日幸而保守派的椅爾總理上台，發覺這嚴重的矛盾與國家財政的危機，但想要在短期中糾正社會黨當政十三年所留下的『後遺症』，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達成的。」
　那一次在慕尼黑召開的、以東南亞市場的成長為研討主題的國際經濟會議於十月十九日上午正式揭幕。會期整整三天，參加人數約三百六十餘人，專題講師三十餘人，三分之一以上來自亞洲各地。
　主題雖是一個，但分成十九個子題，在六次會議中，從「東南亞在德國經濟中的重要性」和「東南亞全體及地域性的今後經濟開發的展望」，通過「東南亞各國獎勵外貿和貿易障礙」及「歐洲國家在東南亞直接投資的體驗」，到「如何融資與促進對東南亞直接投資」，可以說是分析嚴密，討論詳盡。對與會者，即聽眾中大多數未曾出門到東方的德國中小企業經營者來講，該有相當的啟發，並為德國工商業和企業家打開進入東南亞市場的門窗。從這兩點看來，那次會議有其意義，亦有其收穫。更何況這一類性質的國際會議恐怕在歐洲應當是創舉。

打破保守觀念

　但是很遺憾的是主辦那次會議的ＩＦＯ經濟研究所籌備近一年，所想介紹的是亞太地域中的開發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而站在這群國家中最先端的當然是中華民國和韓國，也是ＩＦＯ所想強調並推薦給德國企業群所認識的。台灣介於東北亞和東南工間，韓國則是純東北亞國家。
　正式的會名一旦戴了「東南亞」的帽子，雖然議事日程表中的議題多處介紹到台灣和韓國，仍難免使好多人覺得﹁張冠李戴﹂，或﹁名不正、言不順﹂，不便為台灣多發言。同時早預定出場主講的兩位韓國代表又因緬甸的仰光爆炸事件臨時缺席，使台灣在會場討論中更覺孤單，而東南工各國的講師遂盛氣凌人，每次開講或發言之前必先聲明他僅「代表ＡＳＥＡＮ（東南亞國協）說話，」很明顯地是想公開把中韓置之度外，以「東南協」諸成為會議的主角與重心。
　主辦那次會議的ＩＦＯ研究所的幾位理事們亦覺察到這個盲點，向我表示遺憾。但我則指出事實和統計數字勝過雄辯，何況出席的德國人雖然多未去過亞洲，卻是上海話所謂的「行家」，明眼知理，黑白分明。問題是每次會議台上學術性的講述太多，台下與會者發問的時間太短，不能通過互相問答，使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結果講師所說的太專，企業家想知道的實務問題沒時間提出。
　總之，通過那次慕尼黑會議，我們可以覺察到德國經濟因景氣的停滯，正在轉變到一個新的方向。這新的方向的第一步是先打破一向墨守成規的保守觀念，然後以革新的手段來振興近乎癱瘓的德國經濟。

鼓勵創新事業

　對外而言，是認識亞洲市場的重要性，使官民一體能協調合作，增加德國在亞洲開發國家中的投資，擴大與它們的合辦事業。德意志職邦經濟部長望克博士（Dr. Jurgen Warnke）曾親自從首都波昂趕到慕尼黑會場中發表演講，其中坦白承認德國歷年來沒有看重東南亞，以致今日日本在該地域的投資十八倍於德國，連美國在同地域的投資都高出德國十二倍，使德國在亞洲的地位與聲望一落千丈。他接著宣佈德國已草擬並批准一套針對開發國家的新方案，它的特徵是把德國對外投資和貿易及技術合作的重點，今後由黑色的非洲（Black Africa）轉到東南亞。這東南亞當然包括中、韓在內。　對內而言，望克經濟部長在該次講
演中同時亦透露德國今後將以低利貸款方式積極支援中小企業，使它們能投資開發「創新事業」（venture enterprises），是向東南亞和東北亞國家進軍。他宣佈經濟部為達成這方針，已初步撥出一億馬克（約四千萬美金），低利貸借給中小企業。他透露，凡願向開發國家投資的中小企業，可申請貸款，利息僅二•五％，期限十五年；凡願投資於「創新事業」的中小企業亦可申請貸款，利息在第一個五年期內可降低到僅一分，在第二個五年期內，略增為二分。
　為避免預定於十月二十一日在首都舉行的十萬人反核子戰爭的大示威遊行，較預定日程提早一天離開波昂來大會演講的望克經濟部長，面對與會的二百多位德國中小企業經營者們強調說：「這是政府自動提供的支援，使德國經濟能發揚些進取的精神與創意的慾望，向東南亞開拓新的出路並開發足以調整國內經濟的新環境！」

企業界太懶

　德國經濟部長的這一席話，雖然是在慕尼黑ＩＦＯ所主辦的國際會議中發表，但同時亦顯然是針對德國的新聞及輿論界而說的。因為恰巧在我訪德之前，德國各大報先後批判政府和財經界落後的經濟政策。因為德國企業傳統地以鋼鐵、造船、汽車這三行為主體，於景氣旺盛的五○和六○年代大賺其錢，國庫豐裕。可是自從七○年初期石油危機帶來了全世界的不景氣以後，德國當局和財經界依舊墨守成規，以不變應萬變，致數年來經濟停滯，成長低落，毫無生氣，外銷市場既未開展，對目前盛行於美、日的高度科技的開拓和所謂創新事業的樹立，亦似乎漠不關心，以致德國報界和輿論界譏稱德國在「打瞌睡」，並批判德國企業及財經界「太懶」。　德國當局雖然否定這些批判，但事實上這些批判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客觀地來看，德國民族性是相當保守，重視傳統，因此「安全」兩字是德國財經界的鐵則。今天使美、日經濟於世界全面不景氣之下能有起色的是尖端科技的開發所導致的venture enterprise（創新企業）的創立與發展，而「創新事業」之設立、發展當然需要資本，這資本在英文中名之為venture capital（創業資金），但在德文字典中則稱為riskokapital（風險資金）或wagnistinanzierung
（風險融資）。在以「安全」為投資鐵則的德國財經界，「風險」（risk）和「投機」這兩個名詞是犯諱避忌的。因此所謂以新開發的科技起家的「創新企業」在德國多年便差不多沒有立足之地，今天在這一方面的努力恐怕還趕不上台灣。
　近年來，一部份德國有識之士也看到德國財經、企業界的這個盲點，對其缺乏開拓新科技、創新企業的進取精神，開始公開批評。而保守黨政權在柯爾總理的領導之下，也開始注意到這一問題，幾個月來連續打出新牌，以優惠稅率來獎勵企業投資，同時削減對陳舊的大企業的財政補助。
　有一位在美國開業的德國律師評論德國財經界的這一缺陷時指出：「問題不是在沒有資本或是新穎的產品，而是在整個德國人的民族性，阻擋了典型的實業家精神。」
　這可以說是一針見血的話，但是正如前述，我此次訪德，發現五年來德國人變了，德國經濟亦在逐步變貌中。上個月在慕尼黑由ＩＦＯ經濟研究所主辦的以東南亞諸國的經濟成長為主題的一場國際會議便是一例，因為這在五年前是不可想像的。（李嘉為駐日資深新聞從業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