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市是距離東京北邊大約一五○英哩的一個城市。燕市附近的一個人煙擾攘的鄉村小鎮中心,座落著一個漂亮寬敞的日式建築宅邸。用棟木搭建起來的屋樑,上面舖著弧度優雅的瓦頂,和四周幽暗的小商店恰成鮮明的對比。不經意的路人也許不會注意到,這是幢非常大的房子,包括好幾個內庭別院,很像古代北京的四合院。
這裡是丸山家族的邸宅-也是丸山家族經營了七代之久的工廠所在。宅院後面,有個獨立的建築物,走進屋內的一個大房間裡,只見一群工匠坐在矮凳上,駝著背,很辛苦地將複雜的圖樣鎚進銅製的器皿上。由於這需要相當的手藝,因此丸山製的銅器可以賣得高價。雖然如此,但根據市區一位官員估計,這個工廠每年的總營業額超過五十萬美元,實在很令人懷疑。
如果說丸山工廠是個典型的日本工業,一定會讓人覺得荒謬-但同樣的話也常用來形容豐田、新力,或日本鋼鐵。在某些重要方面,燕市這個小工廠,實際上,比那些效率奇高、美國人一聽到「日本工業」就聯想到的日本大公司,更具有日本經濟生活的特徵。
比美國沒效率?
幾年前,在紐約的里爾曼學會(Lehrman Institute)的一個會議上,一位特別坦率的日本通產省官員,名叫內藤正久,斷然聲稱:「就整體而言,日本經濟,實際上要比美國經濟還沒效率。」乍聽之下,雖然令人頗為吃驚,但這句話不難用統計數字來證明。在某些主要工業方面,如汽車、鋼鐵,日本勞工生產力在世界上固然是首屈一指、所向無敵。然而,就以一九八二年來說,美國勞工生產
力整個看來,仍是日本勞工的一倍半以上。
主要原因是:日本是被社會學家所謂的「雙重經濟」(dual economy)所苦呢,抑或深受其惠,完全視個人的觀念而定。日本那些經常和兩方有關聯的大企業,只是日本經濟冰山頂點的一小部份而已。七○%以上的日本勞工受僱於只有三百人以下的小公司。一半以上的日本製造業僱用的員工不超過五人。合計起來,這樣的中小企業,佔日本全部工業生產的五○%以上。
此外,日本經濟中還有兩個重要範圍,迷你企業更為普及。農業是其中之一,仍存在日本的五百萬農民所耕種的農地,是如此的狹小,即使是在美國新英格蘭,也只被認為是還過得去的秣地而已。另一個就是日本過於龐大的經銷系統。日本全國共有二百萬個批發商與零售商,就「平均每人」來算,這幾乎是美國的兩倍,而且多半是只有夫婦兩人的店面。
「小即是美」這句話也許不錯,但對日本經濟而言,至少為此付出相當痛苦的代價,由來已久。就拿農夫來說,每人平均生產量比美國農夫的四分之一還少。而零售業普遍無效率的作業系統,導致日本物價偏高。
中小企業的功勞
即使是小型企業真的達到相當程度的競爭力時,多半也是犧牲相當大的社會代價換來的。因為這類公司的員工,婦女及老年人佔絕大多數比例,而且通常沒有任何正式的工作保證。(所謂的「終身僱用制度」僅侷限於大型企業;日本勞工大約只有三○%的人,享有這項福利。)其中一部份是因為他們大都不屬於任何工會組織。小公司的員工平均所賺的錢,大約只及大公司同等員工的七○%。薪水低,福利少(如養老金),日本小公司的工作時間卻很長,例如:在日本大公司的工人,一星期五個工作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但在小公司來說,仍是罕見的現象。據統計,一九七八年,百人以下的日本公司中,超過九七%仍然實施一星期五天半以上的上班時間,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公司是一星期六天制。
這聽起來有點像中小企業的功勞-很多情形確實如此-但絕不能把這所謂的日本傳統經濟全然當作一種弊病,或是日本社會的累贅似一筆勾銷。至少在很多方面,它反映出日本一些值得讚賞的態度與價值。
大概除了日本歷史上開天闢地的早期外,直到現在日本始終過著資源稀少的經濟生活。這對日本人的心態與行為產生了許多相當深遠的影響。我認為其中之一就是,日本古代的製品,即使日常用的,皆顯現出日本人匠心獨運,設計典雅簡潔的特質。這不僅可看出日本人在美學上的敏感度,也反映出資源物質供應非常有限,所以務必珍惜。
日本幾世紀以來,長久經歷著刻苦簡樸的生活環境,也是造成日本人工作狂熱的主因。當西方人稱他們「工作狂」的時候,日本人認為那是一種輕蔑,往往會來上一段長篇大論,加以反駁。日本經濟企劃廳的經濟學家吉富勝則解釋,日本如此辛勤的工作,主要原因是,他們沒有其他更好的事可做。「在這小小的國度裡,無論你到那裡鬆弛身心,享樂一下,都很擁擠,」他說。「如果週末實在沒有什麼刺激、有趣的事可做,何不乾脆工作算了?」
吉富的說法,多少有幾分真實性,但顯然不是很完整的解釋。另外認為日本人工作努力主要為了獲得更高的物質生活享受。這種說法也不完全。不過這些的確是許多現代日本人所渴望企求的;然而哈德遜學院(Hud-son Institute)的培博(ThomasPepper)指出,封建時期當物質報酬還非常微薄的時候,日本人也同樣非常辛勤的工作。結果還是回溯到最傳統的解釋:日本這種強烈的工作狂熱,是日本人渴望獲得團體認可的強烈意識下的產物。但日本人這個團體導向意識,似乎也可能被視為在這種經濟機會異常有限的環境中,求生存不可缺少的工具。
無助感與危機意識
不過,在傳統的日本,生存問題不只是資源貧乏的問題;日本海島常遭到地震、海嘯,以及颱風等各種天然災害的襲擊,因而更加強了生存問題的嚴重性。生活在這種既貧乏又險惡的環境下,無怪乎日本很早就產生一種日本心理學家土井武夫所謂的「無助感」( consciousness of helplessness )。這種心理狀態也可稱為
「危機意識」(sense of vulnerability),對外國人而言,這個字眼大概比較易於瞭解,因為「無助感」畢竟含有被動的意味;然而日本人對天然災害隨時可能發生的這種根深蒂固的恐懼,在很多情況下,反而策使他們表現得更積極進取。
在經濟生活裡,這種危機意識的具體表現就是,日本不論大小公司,彼此競爭非常殘酷激烈,遠甚於美國公司。通產省的內藤承認:「日本公司會情不自禁的利用劇烈的競爭手段,竭力擴展他們在市場上的佔有率。因此經常可以發現一種產品的售價,會跌到業界的平均生產成本之下,顯然已嚴重損及那些效率較差的廠商。這類事情,一點也不足為奇。」
同樣的,這種由恐懼衍生而來的強烈競爭性,也嚴重影響到日本與世界各國的關係。不容諱言,奠定日本國際經濟成功的基石不外是,工作勤奮努力,組織健全,產品優越,但除此之外,日本人的成功也是憑藉著他們那種積極侵略性的-有時甚至近乎強食掠奪的-經營手法。不管怎樣,當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的公民極力對外辯稱,由於他們幾乎所有的原料均需仰賴進口,使得他的國家易受傷害時,西方人會立刻反駁,在今天,所有的國家在經濟上都很容易遭到傷害;有的甚至只將這種說法當作笑柄而嗤之以鼻。不過問題是,日本人真的衷心相信他自己說的那番話。
私人的社會福利
日本歷史變遷的過程,使得這種深植於日本民心的危機意識更形強烈。和歐美國家不一樣,日本幾乎是完全直接從封建社會進入工業時代的。其結果是,封建社會的心態與行為模式特徵,至今仍普及於現代日本社會。在任何西方自由主義者看來,這似乎是很可悲的,但實際上卻具有正負兩種影響。
日本的社會福利制度就是個最貼切的例子。在古代日本社會裡,年老力衰無法工作的人,必須仰賴家人照應,或充其量依靠封建貫族贍養。在今天,這種情形已不復存。社會負有照拂年老、不幸的人們的責任,這種觀念在日本原則上是普為接受的事實,實地裡也一樣。但是不像在西方社會,日本政府至今仍未完全負起福利的責任。
在日本,民營企業反而擔負起一大部份社會福利的義務。構成日本現代經濟的大企業,藉由健康醫療保險制度、房屋津貼,失業保險制度等方式,替政府擔當起一部份責任。但是,這種私人福利制度畢竟十分有限。因為構成日本主要傳統經濟的小型企業,根本負擔不起這樣的員工福利制度。甚至在大公司裡,所謂的「終身僱用制度」,在管理階層下的員工,並沒有真正享受到;他們通常到了五十五歲左右,就必須退休。
這在日本造成很嚴重的老年人問題,是日本國內的當務之急,日本人口的平均年齡正在急速上升。大部份的日本勞工必須到六十歲,才符合社會保險制度的資格。最近為節制國庫在社會養老津貼方面的支出,日本政府現在又打算把年限延到六十五歲;也就是說一個普通日本工人從他退休,到開始可以支領養老津貼,這中間有一段了無收入的漫長日子。而且就算他開始支領養老金,通常也是不足為用。例如一九七九年,一個從年薪一萬五千美元的工作退休下來的日本工人,養老津貼一年只有四千八百美元(在美國同樣的工人,大約可以領到六千美元)。
為退休做準備
對退休的日本工人而言,應付這個問題的辦法之一就是出去再找事做。據統計,日本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中,將近半數仍在工作,在美國只有二五%。但是這種「退休以後」的工作,報酬通常很低。而且,日本絕大多數的老年人都找不到工作。因此,日本人大半從年輕時就開始儘量一點一滴的積攢儲蓄,好為將來年老時打算。「到最後的結論是,三十年的工作期間,你必須預先為未來十五年的退休期做準備,」經濟學者吉富勝說。這種制度看起來似乎冷酷無情,但另一方面卻為日本帶來無以數計的好處。為備置將來退休金,以及籌措子女教育費,日本平均每人把他每年可支配所得的二○%儲蓄起來,是所有先進國家中最高的個人儲蓄率,大約是美國的四倍。這種高儲蓄率的結果是,為日本提供大量資金,用以促進日本工業的成長與發展之需。
雖然支撐日本現代與傳統兩大經濟主體的精神基礎,在許多方面很相似,但有些在小型企業表現得更為明顯。事實上,日本的傳統經濟也正在急劇蛻變之中;因此,若要真正瞭解當前的日本經濟,就必須先對構成日本傳統經濟的三個主要部份:農業、經銷零售業,以及小規模製造業,做一番深入的探討。
農業
日本沿岸的新瀉縣是日本主要農業區。佐藤山平在此落戶務農,已相傳三代了。但在當地而言,這並不算長,例如,離佐藤家幾英哩處的木原先三就煞有其事地說,他現在耕種的土地是祖傳下來的,就他們所知,迄今已有四百年。而且木原家不同的是,佐藤家原是佃農,直到麥克阿瑟在日本厲行他的土地改革計劃時,他們才把自己耕種已久的土地買過來。
七十一歲的佐藤山平,長的矮矮胖胖的,頭也有點禿了,卻享有著日本人最珍貴的一樣財產-一幢寬敞舒適的宅邸。他家總共有十四個房間,房內舖著榻榻米,幽雅而寬敞的傳統日本擺設,在任何東京人的眼裡,這根本是不可奢望的事。他解釋,他必須要有這樣大的空間,因為他們夫婦倆有六個兒女,每到放假的時候,兒女們通常會攜伴著媳婦、女婿,還有十二個孫兒,一起降臨這個祖傳農場上來。然而,除了佐藤夫婦兩老外,平常還住在家裡的只有三十二歲的兒子公明和他的太太,以及兩個孩子,外加一條狗。
在新瀉,一般農地大約只有四又二分之一英畝大。按照這個標準,佐藤算是較大的一個,農地分為三部份,最遠的一部份,距離住宅約四分之三英哩,佔地五又二分之一英畝,其中約有一又二分之一英畝是佐藤向放棄務農的親戚租來的。但即使是五又二分之一英畝的生產收入,也不足以賺回成本。所以,佐藤和對街鄰居合作耕種。兩家共有十一英畝地,使得他們在經濟上可以向當地農業合作社借取政府補助的農業貸款,購買了大批的農業機器設備,包括一架牽引機、一架收割打穀機,以及一架自動插秧機。
富有的農家
跟他四周的鄰居一樣,佐藤種植蔬菜、大豆作為家用,以及定量的大麥好賣錢。不過,他最開心的穀物還是稻米。佐藤很快就會告訴你,新瀉的米特別好吃。在收成好的豐年,佐藤先生的稻田每英畝大概生產兩公噸,在新瀉一帶這算不了什麼,但卻比美國一般稻田大約多出五○%左右。
和戰前的日本農民比較起來,佐藤實在是過得相當舒服,不僅擁有一輛汽車,而且收入幾乎總在兩萬美元以上,一般新瀉農民的收入,大致也就是如此。但是如果完全只靠耕作務農維生的話,他們一家人大概就不可能,甚至根本無法過著這麼舒服的生活了。所以,佐藤的媳婦在附近一家幼稚園上班,而他的兒子公明雖然在播種插秧和收成的季節,還會打起精神下田工作,但主要還是從事焊接生意,在住宅後面開個小店,專替一家農業機器製造商包工。甚至連佐藤老夫婦自己,有了這份他們所謂的「我們老年人的工作」,每年仍有大半時間花在公明店裡的一個角落,為當地一家家用器具製造廠商,從事不鋼器皿的擦拭、包裝工作。
事實上,只要他願意,佐藤大可不必這麼辛苦的工作。他在新瀉的地,目前的市價高達一英畝十萬美元左右,也就是說,他面值五十萬美元左右。但是他如果把農地賣了,光是稅就可以吃掉他大半的收益-而且,他以後又能為自己做何打算呢?
佐藤山平並不是個典型的日本農夫,這不僅因為他的土地比一般農民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願意和鄰居共用機器與農地。為了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日本近年來一直極力提倡這種作法。但是執意獨立自足的農民到處可見,至今絕大多數的日本農民仍然寧願完全主宰他們自己那一小塊、一小塊的土地。
不能靠天吃飯
不過,佐藤無法只靠耕田維生的事實,卻反映出日本鄉下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目前只有一三%的日本農民可以完全靠天吃飯,而實際有七○%以上的農民,從事其他工作所賺的錢比耕田賺的還多;換句話說,對絕大多數的日本農民而言,務農真正只是個副業罷了。
即使如此,仍需大量借重政府的介入,才足以維持日本農業人口的生存能力。如果任由他們自行發展,日本農民根本毫無國際競爭能力。雖然日本農業總產量,遠低於美國,但日本的農民人口卻是美國的兩倍;再加上過度仰賴化學肥料的使用,使得日本農業生產成本簡直高得過份。例如生產一噸稻米的成本,在美國只需四二○美元,在日本卻高達美金一二○○元。
照理說,只要把這無數個麥克阿瑟土地改革計劃下形成的迷你農田,一一合併為較大、較有效率的耕作單位,至少就應該可以解決一半的問題。但實際上,這根本行不通,日本政府只好退而求其次,採取補助津貼的方式,支援戰內大部份的農業。舉個最過份的例子來說,日本每年的稻米收成,都直接由政府以高於國際價格甚多的價錢,全數收購,然後再賠本售給消費者。在間接輔助方面,日本政府則限制外國牛肉進口,以保護國內生產成本僅次於種稻農民的肉牛飼養業者。日本政府也以同樣的手段,使種植柑橘類的果農免於來自國外產品的競爭。
這些對日本社會而言,無異是項巨大的負擔。例如對農業直接的補助津貼,估計已經高達二百億美元;在一九八二年,幾乎佔了日本政府預算赤字的三○%。日本消費大眾為維繫日本農業的生存,付出無以數計的代價;在日本,甚至連米、麵包這類主食的價格,通常是國際平均價格的兩倍到三倍。因此,一九八○年日本糧食購買額,就佔了消費者總支出的三二%;相對的,美國只有一七%而已。
農民的政治勢力
這幾年來,日本政府改進這種浪費無度的農業制度方面,已有所進展。例如,為了減輕稻米津貼在財政上造成的巨大壓力,日本政府已經強迫縮減稻米生產面積。此外,對進口牛肉與柑橘的限額,在美國的壓力下,也已放寬許多。
然而,這樣的努力,幾乎到處受挫。日本農民雖然只佔人口總數的一小部份,卻擁有相當龐大的政治勢力,這是因為日本目前所劃分的選舉區,是三十五年前,當農業人口還相當多的時候所建立的,以致造成今天國會裡農業地區代表過多的現象。如此一來,自然增加了農民反對解放農產品進口的聲勢,不僅十分頑強,有時幾乎不近情理。一九八二年,我前往新瀉拜訪木原先三時,他曾辯稱,儘管大部份的日本人民不吃美國米,但准許它進口仍然是椿很危險的事。他手
裡揮動著一瓶酒,十分不情願地承認,那是瓶質地極佳的加州清酒,接著他進一步解釋說,日本清酒釀造商需要消耗大量的米,如果是在自由市場的話,他們理所當然會覺得加州米要比日本本土的米便宜,而且正符合他們的需要。
要是沒有這種不同的政治勢力,光靠他們自己的力量,日本農民也許無法避開糧食自由貿易的衝擊這麼久。但是由於那種國家危機意識遍植民心,使得農民在非農民人口中,找到眾多的同志。日本在一九六○年時,糧食生產量還能供應國內九○%的需要,但今天日本卻只有七○%的自足能力,是所有主要國家中最低的比率;顯然也就是說,國外供應的糧食,若是發生任何嚴重的中斷,都足以對日本造成嚴重的傷害。
農業政策自欺欺人
越來越多,絕大多數是在政府機關與現代經濟組織工作的日本人,認為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實,並且把日本這種自給自足的夢想,視為古代留下來的遺風;日本最大的超級市場的老闆中內功甚至稱之為「荒謬」。而且事實就是就此-不只是因為所有已開發國家現在都必須仰賴一、兩項輸入品為生;而是因為除非日本能徹底改變它現有的社會組織與生活水準,否則絕不可能達到糧食自給自足的地步。坦白說,甚至由日本官方正式宣佈的七○%的自足水準,也是自欺欺人的說法,因為若是沒有進口的動物飼料與進口石油製成的化學肥料,日本目前的牛肉與穀類產量,勢必會急遽下降。
但是這樣的論證,對日本大眾仍然發生不了什麼影響力。很明顯的,趨使日本最近朝較合理農業政策改進的壓力,並而主要來自美國的堅持。依照美國的標準來看,日本的消費團體對於自己權益的要求,即使在氣勢高漲的時候,都顯得過於謹慎;而且,一觸及糧食價格過高的問題,他們反倒完全採取極端相反的態度了。
這主要是因為日本人擔心外國糧食隨時可能中斷對日輸出,在意識上所產生的一種恐懼。這種恐懼到了一九七○年代初的尼克森時期,愈形強烈。當時美國的時發生大豆短缺的現象,尼克森於是猝然下令中止對日本的輸出。禁令雖只是曇花一現,然記憶猶新。「我們不能只為了美國的糧食比較便宜,就這樣地把自己的生命存放在它的手裡,」日本消費聯盟的竹內直在一九八二年五月時,如此聲稱,並且還說:「為了自給自足,即使必須付再高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同情農民的都市人
此外,日本城居大眾對於政府過份溺愛農民保持沉默的另一個原因是,那些價格過高的食物當中,最令西洋訪客吃驚的牛排、橘子等,並不是日本人每日必食的主要食物;價格高,自被視為理所當然。
還有一個更重要,但無法用統計數字來衡量的原因,就是日本都市人對農民的一種感情。在他們不切實際的想法裡,農夫都過著艱苦的生活,所以應該受到特殊的照拂。「你要曉得,有一大部份的日本中年人自己就是鄉下出身的,這些人難免會保有一些農民的心態,」道德威爾(Dodwell)英國貿易公司甫皮爾(Mark Popiell)說,他的公司在日本已有一百年以上的歷史。同樣的,這些人對日本農村生活的瞭解,想必也依然停留在那段人工插秧的辛苦日子裡。因此,對他們而言,農夫能過著有彩色電視、有汽車的富裕生活,就如同火星人入侵地球一樣的遙不可及。
行銷網路
瘦瘦高高、英俊瀟灑的鹽屋健,才三十出頭,臉上永遠隱約透著一絲訝異的表情。他是新瀉市一家酒類專賣店的小開。自從他的祖父在新瀉古町區一帶,開設了這家酒店,傳給他父親,直到現在,始終沒有遷移過。
鹽屋家的店,只有十五英呎寬,二十英呎深,店面雖小,卻不嫌雜亂,頗有現代化的風貌,這主要是因為店裡所有的貨品都規劃、排列的很妥善。陳列架上不僅擺設著日本清酒、啤酒,以及各式各樣的日本酒,同時還有一系列進口酒,例如英格蘭威士忌、英國琴酒、法國白蘭地等外國名酒。不過鹽屋健承認,除了逢年過節,日本人會買洋酒送禮外,平常他們名貴洋酒賣的並不多。至於稍微普通一點的蘇格蘭酒,日本人則寧可花錢買日本國產的桑德利酒,如SuntoryReserve或Suntory Old。而且出人意料地,桑德利現在是世界上銷售量最大的威士忌廠牌。
鹽屋健把日本人不願購買便宜蘇格蘭酒的原因,多多少少歸咎到日本的超級市場身上,認為他們以打折扣價錢出售這種酒,有損酒的形象,讓人覺得買來送禮會不夠體面。鹽屋健很明白的指出,自從新瀉地區有了超級市場,對他的生意很有影響。「我們算準了他們什麼時候會大減價,因為一到那個時候,我們準會少掉一些生意。」
其實,鹽屋健並不是真的很擔心會失去顧客的愛戴,因為他提供了不少額外的便利。譬如說,一般大店都在下午六點打烊,鹽屋總是一直開到八、九點;星期假日大店不開,鹽屋則是每月最後那個禮拜天照常營業。七、八月是日本喜慶佳節最頻繁的兩個月,也是選購禮物的熱季,在這期間,鹽屋是一星期七天,天天都照常營業。
這樣的營業時間,事實上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難以應付。鹽屋家裡共有五個人,包括:鹽屋健、他太太、父母雙親以及一個妹妹,輪流在櫃照顧生意。而且,一家人都住在一起,不必浪費時間通車。
夫婦倆的生活寄託
鹽屋健一看就讓人覺得是個腦筋靈活、相當聰明的人。但是,除了安心做這家小店的小開外,鹽屋健並無另謀發展的欲望,也看不出他有任何嚐試新事物的意圖。和鹽屋家打交道的七個批發商,大都已是多年的生意往來,在鹽屋健看來,他與蘇格蘭酒進口商之間,本來就應該經過兩層批發商。但是有一點鹽屋健卻表現得十分積極主動,一點也不含糊。他解釋說,設置在日本都市裡的酒精飲料販賣機,內部都裝有定時器,用來確定每天只固定操作幾小時。但是往往會有些無恥的商人不守法,企圖切斷定時器。為了防止這類不公平的商業競爭,鹽屋健斷然不苟地說,他和其他酒店老闆定期巡視區內的自動販賣機。
在日本,像鹽屋這樣的商店,就有成百上千家,更別說還有其他無數個比這更小、存貨更少、更落伍的小店。根據道德威爾公司商業研究部所作的一項調查指出,全日本有一百六十七萬三千個零售商。美國只比日本多一○%,卻可供應兩倍於日本的人口。「這類商店有許多只是夫婦倆在照顧生意。店裡也沒有任何儲藏設備;你在架上所看到的就是他們全部的存貨。實際上,他們通常只是白天把東西擺出店面,到了晚上再收回屋內。許多情形就跟農民一樣,他們這一小塊資產的市價可是非同小可。但他們對這並不感興趣,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維持家計,找些事來做做。他們的店就是他們生活的寄託。」道德威爾的甫皮爾說。
這種生活的報償之一,就是日本店主可以從他們與批發商經年往來所建立的私人交情中,獲得精神上的慰藉。「我們的銷售系統有史以來,就是建立在中間商的基礎之上-越多中間人越好,」曾任日本外務大臣的經濟學家沖田三郎說。據道德威爾統計,目前日本全國約有三十六萬九千家批發商,和美國相差無幾;這也就是說,在日本每一筆零售交易之前,經手的批發商是美國的兩倍之多。
無知與憤慨
日本這種過於龐大的批發系統,必然會引起價格膨脹。美國洛杉磯的日本產品會比東京便宜,一點也不稀奇,只因為貨品從日本遠渡太平洋到美國的運費,比經過國內幾哩內層層經銷網還便宜。
同樣不幸的是,日本行銷系統這種特性,也是導致外國廠商無法打進日本市場的主因,進而造成日本與主要貿易國家的關係惡化。一部份的問題所在是,至今日本業界與政府中仍有許多人,就是不願見到外國產品在日本市場上佔有任何地位,於是千方百計,想盡辦法,阻止這種現象發生。另外一個問題,還是在大多數的外國公司本身,未能通曉日本行銷體系的複雜性,不管這是出於無知或憤慨,結果造成他們所採取的辦法,註定會在日本市場上失利。
當然,這並不是問題的全部所在。誠如鹽屋健所指出的,日本消費者大多仍相信應該「愛用國貨」;儘管他們熱愛洋貨,但通常也只有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才會購買那些舶來品。
由於受到日本消費者購買型態的習染,日本批發商多半將進口貨列為稀有產品項目,並且大幅度提高售價-因此,更加確保進口貨在市面上「物以稀為貴」的地位。
如果說這些全部都是根深蒂固而無法改變的事實,倒也不盡然,因為日本的零售業也正在不斷地轉變之中,經營超級市場的中內功,就是最明顯的實例。他經營的大慶擁有一七○個連鎖店,遍佈日本各地。六十歲的中內是個性急而坦率的人,他費盡心思,擺脫傳統式經銷網路的羈絆,直接向外國供應廠商進貨。另外也引進美國超級市場的一些方法,如獨家標籤(private label),或原廠牌(gen-eric brands)等,使得他的價格比那些只靠夫婦倆經營的小店,要低得多。他表示,他的食品利潤平均只有一二%,而其他一般小店則高達二五%。
大慶就是這樣從一九五七年的一間小店,一步步竄起來,成為目前日本最大的零售企業。至今即使是極端保守的鄉下婦女也承認,至少有些東西她們是必須到當地超級市場採購的。在城市裡,超級市場早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一部份。幾年前,東京一位小學老師表示,他已經不能只用「應該到那裡去買肉類、蔬菜、牙膏?」這類問題,來測驗小學生的普通常識能力了,因為除了肉店、蔬果商店及藥房等傳統的答案之外,有些學童竟然只用一個字:「超級市場」。
要救小商店
不過至少在可預知的未來,超級市場以及廉價商店還不可能大事革新整個日本零售體系。因為從一九七○年代中期開始,日本政府就已採取各種方式,限制一地區超級市場的家數以及市場的規模大小。這種種的限制多少正反映出日本小零售商的龐大投票勢力。事實上,地方上的商會根本就有權禁止當地商店設立超過設定規模的店面。
此外,日本政府本身也唯恐這種改變會帶給社會不利的影響。「我們不能讓所有的這些小商店,就這樣被一舉消滅,」經濟企劃廳的吉富辯道。
吉富並且企圖把這種干涉主義的態度,納入日本政府一向公開主張的自由市場哲學。他聲稱,日本現存的行銷系統大致反映出大眾的需求。「我們的消費者口味依然過份講究,所以零售商不得不特殊專門化,」他說。這句話至少有幾分真實性,舉個例說,日本人對店裡的水果、蔬菜品質的要求,比美國一般高出許多。同時,不可否認,一般日本人家裡能存放食物的空間,實在很小,逛街採購也正好讓年輕的日本媽媽們有難得的機會出門一趟。因此,至今大多數的日本婦女仍舊每天上街買菜-去惠顧當地那些特殊商店的生意。
除了上面所說,一般公認,日本眾多的批發、零售組織,還具有一項重要的社會功能。日本的失業率一向非常低,例如一九八二年只有二%左右。其中部份可歸因於,日本有一大部份的人,在從事國內的商品買賣。若以經濟標準來衡量,其中有許多人顯然根本未充分就業,有的甚至近乎失業。但不管是多麼的有名無實,對他們而言,擁有一份工作,至少還可享有一點自尊。總而言之,就誠如中內功喜歡指出的,在他的國家裡,傳統的批發業與零售業,跟農業一樣,都是構成「日本式社會福利制度的要素。」
製造業
三十一歲的井口俊夫長得結結實實,一張四方臉,就像電視上那些推銷烤肉架的廣告影片中,所刻劃的「現代」日本丈夫。他和他太太有個理想的日本家庭-一兒一女,住在東京近郊,房子寬敞舒適,有個漂亮的岩石花園,一家人過著十足的日本中產階級生活。其實井口家的生活方式,只有兩點稍稍與眾不同:他們家的庭院格外大;另外不同於大多數東京人的是:井口俊夫不必通車上班。
這是因為井口俊夫自己就是老闆。井口製作場為公司的名稱,是一家兒童玩具錶製造商的承包商。他的「工廠」,實際上就是設置在院子一角的一座大鐵棚,裡面主要擺著三架射出成型機,井口俊夫專門用來製造玩具錶的塑膠零件。
曾經有段時間,井口俊夫僱了四個工人來照顧這三架機器。不過,他坦白向紐約時報記者斯托克斯(HenryScott Stokes)承認,結果並不理想,因為他從來不能確定,他的工人該來上班的時候,到底會不會出現。當其中年紀最大,也是唯一最老練的工人,被同行給挖走的時候,他確實深受打擊。更糟的是,剩下的年輕工人,也因為在辦公室與咖啡廳裡找到更好的工作,一一離去。到了一九八○年的春天,井口俊夫已經沒有任何工人了。
新開發的人力資源
在以前,井口俊夫大概就這樣結束他的事業了。但是沒多久,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井口俊夫求助於日本最新開發出來的人力資源:機器人。近年來,日本人所謂的「電機學」(mechatronics)-電子與機械工程結合起來的工業技術-發展神速,相形之下,井口俊夫用來操作射出成型機的機器人,還停留在相當初步的階段。目前最進步的機器人是用電腦磁帶控制的,井口俊夫的機器人則是用固定順序機器人來操作,因此不易「重新輸入」(reprogrammed)。就連這麼簡單的機器,它的售價也會教一個總資本額不過四萬美元的公司吃不消。所幸井口俊夫從一家叫日本機器人租賃公司(Japan Robot Lease),租到了他所需要的機器人,租金只有以往付給工人薪水的一小部份而已。
成了一人隊伍之後,反而大量簡化了井口俊夫的工作。如今他只需將成型機填滿塑膠,便可坐收機器人做好的零件,然後打包送往裝配廠。他再也不必擔心工人曠職怠工,或是核發工資,況且機器人不會出錯;由於成本降低,公司的競爭能力,也隨之提高。「這的確是應付目前這種勞工狀況,最有效的途徑,」他說。
然而,儘管人工昂貴又不可靠,井口俊夫不得不承認,他蠻懷念工人在的時候那段友誼。雖然他現在可以多花點時間和家人在一起,但不知怎麼著,似乎就是無法填補這個空虛。所以,只為了找些可以談話的對象,他開始熱衷高爾夫球。
不可否認,日本有數以千計的中小型製造廠商,遍佈各地,舉目可見,不僅製造的東西不盡相同,生產製造的方式與技術更是個有千秋。其中大概有一○%的工廠仍像燕市的丸山銅器店一樣,從事於傳統的手工製品,如宣紙、瓷器等等。另一方面,也有像三見電子公司這類極端現代化的公司。座落在東京附近的三見,採用高科技精密機器,來生產製造細密複雜的積體電路。
許多隻看不見的手
但是,不論他們從事何種生產,日本的中小型製造業大多屬於家族企業或是一人公司。據估計其中約有六○%的公司,並不生產成品,類似井口俊夫,只是個轉包商而已,專門製造零件配備,然後運往大工廠裝配。就如同日本的行銷系統一樣,製造業在日本也是椿非常複雜的事情,通常牽涉到許多隻看不見的手;譬如說,一項打著名牌商標的產品,實際上很可能就是經由層層的轉包工廠,共同製造出來的一件合成品。
有很多的情形是,這些轉包廠商把他們全部或近乎全部的產品,單單只賣給一家大公司,而且實質上根本就成了它的工業「集團」的一部份。這對轉包商而言,好處是既不必負擔行銷支出,也不用擔當市場風險。可是一旦這唯一的主顧,強迫它提高品質、降低價格的時候,它除了唯命是從,別無其他選擇的餘地。「這並不是平等互惠的事情。條件完全操縱在大公司手裡,而且它付給轉包商的價錢
,也只夠餬口的,」道德威爾公司的甫皮爾說。
對那些產品充斥世界各地的日本大企業而言,這種安排可以說是最佳的經濟後盾。舉汽車工業為例,美國福特、通用的汽車零件三分之二是由自己製造,只有賸下的三分之一依賴轉包商;而日本的豐田、日產的比例,則正好相反。
從各方面來說,這種依賴轉包工廠的作法,實有助於日本大型企業有效控制他們的成本。第一,可以減輕他們的零件存貨壓力;也就是說,他們不須在倉庫、房地產、存倉管理人員以及搬運工人等各方面,投下太多的資本,而受到牽制;這些都可以包出去給小型工廠,由他們來做,還更便宜些。
因為日本小型製造廠商和那些大規模的公司企業不同,他們不會利用終身僱用制度,或其他昂貴的福利制度,來吸收那些優秀人才。相反的,比較低層次的勞工,尤其是那些兼差打零工的工人,才是他們汲取的對象。
大企業的手段
此外,站在日本大企業的立場來看,這種轉包制度還有另一項好處,那就是在經濟情況不佳的時候,它就成了大企業降低成本的手段。「當經濟不景氣,或市場競爭更形激烈的時候,這個國家的大企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壓榨它的轉包工廠,」甫皮爾指出。只要削減轉包商提供的零件、服務價格,大公司不但立刻就可降低成本,而且公司員工的士氣也不會受到減薪的影響。
也正因為這無數個製造廠商與轉包制度的存在,才使得日本大公司能夠在營運上,比歐美的大公司更富有彈性。誠如日本最大的轉包公司日本海豹石油公司(Nippon Oil Seal)社長★正人所指出的,大型製造商要求它的供應廠商提高品質,通常要比強迫自己公司員工來的容易。同樣的,為了順應市場上的需求,必須更改產品設計時,指揮幾個小公司,總比轉變一個管理階層組織複雜的大公司,容易得多。同時,比起大公司來,小公司也比較願意對一項成敗未卜的產
品,孤注一擲。
當然,這種賭注失敗的次數也夠多的了。一九八一年就有一萬七千六百家日本公司宣告破產,負債總額達一百二十億美元。從一位經濟學者的觀點來看,並不值得擔憂。誠如通產省的內藤正久所指出的,在理論上而言,讓老化或不合經濟效益的產業自行滅跡,與促進新興工業的發展,幾乎是同等重要。但是,不論這種產業新陳代謝的過程,對整體經濟有多麼的重要,如果一個巨型企業倒閉破產,必然會引起很大的社會混亂。日本成千上萬的小企業,在這方面顯然又發
揮了很大的功能。因為在日本,倒閉破產的實際上都是他們,輪不到大型企業;因而,大量減少了社會方面的損失。
雖然日本小型製造業人口過賸的現象,從來不像日本農業以及行銷系統那麼嚴重,但也足以成為日本非正式社會福利制度的一部份了。明確的說,就是對於日本國內那些不太受歡迎的勞工,那些因為上了年紀,未受過教育,或有障礙如已婚婦女,以致無法在大公司裡找到工作的人,小型製造業等於是提供了最佳的就業機會。不過,這種現象已有日益式微的趨勢,因為日本的小型工廠正以神速徹底改變他們的勞工型態。
導致這種改變主要是基於經濟與社會兩方面的因素。由於大公司不斷施加壓力,要求轉包廠商降價並同時提高產品品質與可靠性,迫使這些小公司不得不尋求提高勞工生產力的途徑。要達到這個目標的最佳途徑顯然不外是,僱用活力充沛,教育水準較高的工人;換言之,就是那些具有高中程度的年輕人。
合用機器人
但是,正當對這類年輕人的需求量大幅增加時,日本的出生率反而逐年下降。一九六○年代,日本婦女平均每人有二•一個小孩,現在只有一•七個。因此,日本人口中年輕人所佔的比率,正逐漸減少中。在僧多粥少,各方競相爭取的情況下,年輕人多半不願到一般薪水待遇較低,工作環境較差的小公司做事。
結果造成近年來,越來越多小型企業開始面臨和井口俊夫所遭遇到的同樣問題:棘手的勞工短缺問題。就在這個節骨眼兒,日本政府毫不費勁地施展了它干涉的本領。東京的達官們只消在各處,運用點手腕,略施壓力,就說服了三十六家日本剛剛興起的機器人製造廠商,組織一個聯合公司,專門出租機器人。對機器人製造廠而言,這無異是擴展市場潛力的大好機會。但更重要的是,對整個經濟而言,這不僅使得小型製造廠商,雖然買不起,比如說,價值四萬五千美元
的機器人,現在每個月只要花七五○美元,就可以直接租到了,同時還保證他可以隨時更換新機種,以便符合未來發展的需要。
就這樣循著政府為他們舖好的道路,日本許許多多像井口俊夫這類的小型企業,現在都已從人工操作轉換為機器人了。至今美國人仍然以為,機器人是個很複雜的裝置,只能適用於類似汽車裝配線這樣巨大的作業系統上;但是,在日本,小公司裡用機器人來做焊接、噴漆、或是鑽磨的工作,已經成為稀鬆平常、很普遍的事了。就以一九八○年來說,據估計,員工人數在三十到一百人之間的日本公司中,有四一%至少已經開始使用機器人了。而且當那些尚未「機器人化
」的公司,開始發覺已無法如他們競爭時,上面這個數字必然會像滾雪球似的急速增加。
一九八二年春,吉富勝曾經對我表示,在未來,一個典型日本家族企業裡的情形將是這樣的:媽媽管帳,爸爸照顧機器人,兒子則專門為這些機器人寫程式。雖然當時吉富勝是笑著說的,但是他顯然並不是在開玩笑。
機器人時代來臨
在日本傳統的經濟中,除了製造業之外,日本的服務業早晚-大概在未來二十五年內-勢必也將邁入機器人時代。
服務業在日本一向被經濟學者取笑為「勞力密集」。幾年前,人類學家泰格(Lionel Tiger)有一次在讚揚日本料理的時候指出,要準備一道看似很簡單的傳統日本料理,所需花費的人工,遠超過西方任何烹調。同樣的,日本其他各行各業,也總是僱用了一大堆林林總總不同階級的接待人員、跑堂、茶房,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種類繁複的工作人員。記得我在日本的時候,凡是所到之營業場所,沒有一家不是立刻從一群貌似端莊的娘子軍中,派遣一位來招呼我茶水、果汁或是咖啡,而且常是三個連著一起來。在好幾種場合上,我還碰到轎車司機強要送我到下一個約會地點。
和西方一般粗率、冷漠的交易方式相比,這的確增添了不少殷勤周到的感覺。但是這種人力資源的濫用,在現代日本經濟中,已經昂貴得令許多行業負擔不起了。於是,為了保存他們這種傳統的行為模式,日本人再次求諸於機器人。早在七○年代中期,日本的商店、餐廳裡,開始普遍採用身穿和服或是侍女制服的「機器接待員」(robot greeter)了。日本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信號自動變換器,也開始改由自動操縱的機器信號旗手與交通警察(robotflagmen and trafficcops)取而代之了。
所有這些徵兆只不過是日本服務業機械化的頭一步而已。一九八一年來,在日本版的經濟學人(Ekonomisuto)這份普受重視的刊物中,有篇非常嚴肅的文章,文中一位名叫井原鐵男的大學教授憧憬著日本的未來。在那裡面,不但是由機器理髮師或美容師來為人們理髮做頭,連衣服都是送到「機器人操作的洗衣機店」去洗,而且「洗得和現在你家附近的洗衣店一樣整潔。」未來的東京人,如果想上館子時,井原鐵男建議他到同幢公寓裡的一家「佈置非常雅緻」的餐廳,想要吃什麼,「只要插入點菜卡,那裡的機器廚師(robot chef)就會立刻為你烹調。」
井原鐵男所想像的未來世界,在許多西方人聽起來,一定會覺得是冷漠無情、了無生氣、缺乏人性的陰森恐怖。但是日本人大半都不這麼想。相反的,日本人一般而言都非常喜歡機器人。幾年前,在東京的一次研討會上,日本聯合汽車勞工協會(UnitedAuto Workers)的主席庄司一郎注意到,日本汽車裝配線上的工人,對待機器人就像們自己的「夥伴」一般。「他們會和機器談話,拍拍他們的手臂,甚至還為他片取個親暱的綽號,」庄司帶著一絲沉醉的笑容說。當時在場的歐美人士不約而同地互換著滑稽的眼色。直到拜訪了一家大型汽車製造工廠之後,我才深深領會到,庄司只是據實以報而已。
喜歡機器人的民族
但是不論日本人在心理上對機器人有何特殊的親和力,這種親和力必會有增無減。到現在為止,日本所採用的機器人,大半都用來代替人工從事那些艱苦、費力、具危險性的工作。更重要的十,自從引進機器人以來,並未造成多少日本人失業。事實上,目前的機器人化,甚至還無法滿足日本經濟整體的人工需求量。例如一九八一年,日本工業一年創造六十萬個新工作職位,而機器人的產量一年總共只有二萬個。雖然能夠替代兩、三人工作的「智慧型機器人」即將來臨,但日本目前一般實際上的作法仍然是,一個機器人只能替代一個人的工作位置。
此外,如果樂觀者的看法正確,那就沒有理由說使用機器人會造成日本普遍失業。樂觀者認為,從整個經濟觀點來看,架辭使用機器人的結果將會與十九世紀川洲的工業革命相同:將會提高勞工生產力,促進經濟成長,然後必會導致商品與服務的需求增加,就業機會也將隨之提高。
莫須有的恐懼?
當然,絕不是所有日本人都這樣樂觀。一則是,心存懷疑的人士指出,世界經濟大致已顯出,可能成為零和理論(zero-sum game)裡面的各種令人引以為憂的徵兆;在那種情況下,需求是不會自動增加的。再說,縱然日本經濟仍在繼續成長,但成長率已遠比六○年代緩慢多了。不管未來日本整個就業情況有多麼樂觀,日本大批的中小型製造業與服務業蜂湧急速地轉求諸於機器人,仍然可能致
使很多人陷入失業的困境。日本大企業雖有能力而且也做到把被機器人取代的多餘人工留下來,調派到其他工作;然而,對那些成千上萬受僱於小公司的日本工人而言,這種安全網根本不存在。
不過,對於這個問題,日本人普遍的看法,正如經濟記者池旗啟二所言:「過於憂慮機器人所帶來的影響,會引起許多莫須有的恐懼。」即使小型工廠與服務業的機器人化的過程到時真的造成過多的經濟、社會問題,就像保護農民及小商店老闆一樣,日本政府必然還會介入此事。何況到目前為止,使用機器人最主要的效果是,加強了日本小型企業服務大企業的效率與彈性。總而言之,機器人大量提高了日本勞工的生產力;其實,也預示著有一天,美國對日本所佔的經濟優勢,很可能只賸下糧食原料的生產了。
天下新聞室精選最具時效性、最重要的深度內容,每週五發送
精選當週熱文,週五寄送
請查看您的信箱,我們將寄送驗證信給您,確保未來信件會送到您的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