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終點的競賽

　再細追下去，日本每年出版新的兒童讀物也居世界后冠，就可解釋出那一群群在地下車人手一卷的閱讀習慣是自小養成的。

　在日本，教育競賽是沒有終點的，學校教育固然是主調，但是家庭和社會教育也是重要的和聲。根據日本總理府的統計，三五％日本人接受公司在職訓練，五○％的人參加函授課程。

　日本的學校、家庭、社會更像協奏曲，時時提醒著日本人行為的準則和生活的目標，遵循的人就會被週遭接受為團體的一份子，等於發給了社會的通行證，「大部份日本人有了團體歸屬感，才有安全感，」三十八歲曾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的東洋經濟記者中岡望說。

　政府在教育過程中扮演主動的角色。日本能復興得這麼快，與其說是戰後教育的發達，不如說本世紀初接受教育的人在戰後正好發揮了力量，甚至還要提到更早的十九世紀末明治維新時對教育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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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從中國傳來的文化中，早已肯定了教育的價值。封建時代，各地領主為了鞏固自己力量，設立上萬個鄉村廟堂學校教育平民；明治維新前，日本已有四五％的男人識字，與當時的英、法兩國相差無幾。

　明治維新期間，日本人更深切體會到教育必須擔任吸收西洋科技的主角，於是從一九七二年以後的六年，三分之一的國家總經費用在聘請外籍教授及選送學生出國，以達到維新時的宣言：「廣求知識於世界。」

　當時，日本以有限的資源，躊躇不定於應該辦幾所大學足以驕傲世人，或大興小學教育，以提高平民教育水準。

　「他們決定與其只求山頂突出，不如先鞏固山腳。這個方向真是走對了，」日本前文部省大臣（相當於教育部長）永井道雄掩不住欽佩之情。

先求根基穩固

　一九○七年，亞洲各國還在為主權獨立或內戰紛擾之際，日本就開始實施六年義務教育。一九一○年，小學入學率已達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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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視基礎教育的精神流傳至今，具體表現在政府光是投資公立學校（不包含大學）的經費就佔了各級政府支出的二二％，幾乎一半的日本人完成高中，成為分佈在社會各個角落，帶動日本重建的中堅力量。

　而且年輕人的教育水準也在迅速升高，一九八一 年，初中畢業升高中的有九四％，高中畢業升入大專的有三八％。

　此外，大大小小的私立學校，特殊訓練（如廚師、茶道、駕駛員、外語）班以及圖書館、博物館等社會教育機構，與正統與校互相呼應。在東京地下鐵車站張貼最多廣告的可說是學校了，使得日本人的文盲比率已降到○•七％，比美國還低。

政府重視教育

　日本政府重視教育，不僅是在有形的經費投資，更重視社會大眾對教育的意見，每隔一、兩年，總理府會做普遍調查，詢問民眾，希望學校加強何種教材活動，舉辦大、中、小學生對家庭、學校、社會甚至人生的看法，並發表白皮書，陳述政府對教育的關心，以及今後應採的措施。今年三月並發表特別白皮書，析述日漸上升的青少年犯罪事件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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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文部省也為各級學校訂出教育綱要和課程目標，以供教師參考，連設在海外的五十多所日僑學校也必須遵守，日僑學校的老師更由文部省選派，兩、三年輪調一次，就像外交官一樣。如此一來，子女再回日本，就很容易插進國內學制，適應容易得多。

　「日本第一」的作者傅高義（Ezra Vogel）稱讚這種作法，使得全國國民教育水準趨於一致，對「建立共識」很有助益。

　日本政府對教育的影響力甚至及於家庭。今年三月發表的白皮書上，政府明白地表示，子女發展有很多階段，在嬰兒期要訓練自制，孩童期必須訓練團結和責任感，少年期則要認識自我，並呼籲父母子女之間要多多溝通。

家庭培養「日本人」

　家庭是培養「日本人」的重要場所，母親毫不遲疑地接下了這個擔子，雖然四○％的女人唸完高中，但是在「男有分，女有歸」仍然嚴格的社會裡，一半以上的女人仍然全天在家裡料理家務，教育子女，很多家庭主婦只做兼職（parttime）工作，以便丈夫回家時，「一推開家門，就有人送上熱茶和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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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部份日本家庭主婦終生都在接受教育、吸收知識，他們經常組團去參觀名勝古蹟，或上藝術課程，例如住在京都的秋道悅子太太主持三家涮牛肉店，每天工作十五個小時，她每星期還去聽古典文學講座。

　父母親教育水準高，對子女教育就非常重視，在狹小的臥室裡總希望能儘量塞下一、兩張書桌。東京霞關區牙醫師小林宏德的十三歲大兒子課後已經讀了兩年的補習班，考上了有名望的私立麻布中學，「希望六年後能考上東京大學，」他對著在旁兩手垂立的兒子說。

　一般相信，日本近年生育率急速降低（目前為千 分之一三•七），也是父母體會到必須節制生育，才有能力供給，並有精力督促子女接受高品質的教育。

不要領導力要責任感

　日本小孩小時非常放縱，甚至被溺愛，但是從三、四歲起，母親就逐漸開始教導日本社會裡必須遵循的規則，例如「向別人問候」、「聽從大多數意見」、「不要帶給別人不便」。

　根據總理府的調查，幾乎七○％的父母希望下一代有「良好的生活習慣」、「責任感」、「忍耐」、「團結」，只有二○％的父母希望子女有「創造力」、「領導力」。

　說得一口流利中國話的麗澤大學教授三瀦正道講起了他與太太共同的家教原則–第一是誠實，「誠實不但對父母、朋友，甚至要對自己誠實，」他頓了一頓：「我也最恨別人騙我。」

　第二個原則是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他常常舉個很有哲學味的例子：「就像水，如果你一直用手把水往自己方向划來，水就從兩邊流走了，為什麼不試試把水推向對向，水就會往自己方向流回來。為別人著想，最後得利的必定是自己。」

　他鄭重地在紙上寫出：「負即是勝。」

　日本空間狹小，尤其東京地區，很多四口之家只有七、八坪大的房子，「如果不為別人設想，彼此根本無法和平相處，」現在補習班教英語及西班牙語，曾經參加過日本和平隊到南美洲做社會服務的山暮和子說。

　例如孩童在車上，想要看窗外的風景，母親就會命令他把鞋子脫下來，跪在椅座上，就是怕把鄰座乘客的衣服弄髒了。

　再如日本擁擠不堪的地下鐵中，每到一站，一部份人潮下車了，留出一大塊空間，車上的人仍然原地站著，沒有馬上擴展自己的領域，因為這塊空間必須留給等著上車的另一群旅客，這也是從小養成為別人設想的習慣。

　從小謹記這些原則的日本孩童成人後，大多能有禮貌、守秩序、輕聲講話、守法紀，否則會帶給別人不便。

　六歲以後，孩童正式入小學，又要經歷不同的階段，二次大戰前的學校教育裡有嚴格的訓練，例如團隊精神、一切服從教師和學長、對天皇忠心。戰後放棄軍國主義的日本將這股力量轉化為發展經濟的原動力，變成對公司的忠誠，服從上司，與同事間的合作等。

　戰後，日本新憲法規定教育不得傳播類似軍國主義的價值觀，於是在教科書、課程裡都不強調信仰，而以純粹知識的追求為目標。

　但是這些價值觀仍然深刻地存在日本人心裡，縱使教材不宜揚，但是教法、課外活動都將這些價值觀表露得無遺。

　這種塑造的過程從幼稚園開始，每級學校都有不同的方式，不斷地加強團體意識。一位軟體公司的總務經理甚至把他才兩歲的兒子送進幼稚園，他說：「越早學習過團體生活越好。」

　日本首屈一指的私立慶應大學附設的小學招生時，競爭激烈，大約五個人才能取一個，但是考試的主要項目，是測驗合群和領導力。他們會把六、七個小孩放在一間屋子裡，裡面有個很重的沙袋，一人絕對搬不動，這時就要看那個小孩有領導能力，能夠號召其他孩子一起來抬，跟隨的小孩不一定都會錄取，但是不願和別人合作的兒童卻沒有錄取的希望。

　又如法政大學附屬第一高等學校的校長室外四幅巨大的彫刻和壁畫，就是由每個學生做一塊連接起來的。白髮蒼蒼的校長馬場昌平說：「那裡做不好，一眼就看出來，學生怎麼敢不用心？」

最有組織的亂民

　從小學開始到大學；各級都有學生自治會，學生自己組織，選舉各種幹部，學校不干涉。

　大學裡一個學生讀完書自己寫報告還不夠，必須五、六個學生組織成小團體，參與研究計劃，共同執筆寫報告。慶應大學的圖書館裡有很多一間間的討論室，幾個學生圍在一起討論問題，這幅情景在日本的公司裡也常見，「團體常能激發智慧，」慶應大學國際中心事務長孫福弘說。

　甚至日本青年在表示反抗社會時，也是採團體方式。例如明治神宮前，每個星期天下午有一千多個年輕人穿著奇裝異服在那裡跳舞，多是十幾人圍成一個圈子，甚至有時出了差錯，團員還順服的靜坐，聽年輕領導人聲色俱厲的訓話。

　這種現象看在已居留日本三十年的新聞週刊記者羅伯•克里斯多夫眼裡是，「以高度馴服的方式來表達叛逆。」

　他更說：「如果日本人那天變成了無政府主義，將是世界上最有組織的亂民。」

　由於日本人從小就生活在團體裡–團體郊遊、團體讀書、團體運動、團體玩樂，要能得到團員的尊敬，自然就必須遵從團體的規則。法政大學附屬第一中學規定十二點鐘才能吃中飯，學校的餐廳在十一點五十九分時，還是看不到一個學生的蹤影。

　「犯了錯，縱使你逃得了法律和校規，團體裡一雙雙批評的眼光卻讓你受不了，」曾經在京都大學研究一年的台大中文系教授林文月說。

　研究日本社會心裡的東京大學教授什村明認為，這是日本人願將對自我的尊重溶入對大我的尊重。

典型的運動社團

　日本學校教育中最多彩多姿的一面，又能保留日本傳統價值的，大概是課外活動社團，尤其是球隊，「強國必先強種」仍然是他們的衷心信仰。學生平均每天花一個小時運動，各種球隊應有盡有，慶應大學光是網球隊就有一百多個。小林醫生就擔憂他十三歲的兒子只參加文學俱樂部，沒有參加任何球隊，「怕將來不夠男子漢，」他皺著眉說。

　日本傳統的劍道、柔道近十年又開始風行，在一片震天喊聲中，東京正澤學園的劍道、柔道隊屢次獲得中學競賽第一，這是隊員每天練習六個小時以上的成果。學校有外賓來參觀時，十分鐘內，他們已由校園各個角落跑到劍道館，並換好全副裝備盤腿等著給貴賓敬禮，「這是融合禮貌、耐力、智力的運動，」劍道教練解釋著。

　慶應大學副校長松本三郎以多年來觀察的經驗發現，每年十月當大公司來該校招募幹部時，很喜歡行動能力強的學生，行動能力就往往以學生參與運動社團來衡量，他們認為由此可培養活力、體力和領導力。

　這些大大小小的運動社團不但養成了日本學生的合群，而且也培養出長幼有序的習慣，演繹成日後人際關係的依據。三十八歲的東洋經濟記者中岡望回憶在學校裡，新加入棒球隊的隊員並不能馬上就上場打球，要先幫它球員洗球衣，甚至在老球員洗澡時要幫著擦背，接著整理球場或更衣室，大概到二年、第三年才開始上場打球。

　學校裡也有一些活動，訓練年長的要愛護年幼的學生。東京千代田區立小川小學校長木村道之助就規定五、六年級學生中午輪流和低年級各班一起吃便當，課餘時一起跳土風舞，看著參差不齊的個子，拉著手，圍著圈子，木村校長常不自覺地笑了。

靈活的教育方式

　日本教育也較靈活，常將學生帶出校園。從第六世紀建立的奈良古寺，到最新最快的豐田汽車廠，到處都看見一班班著整齊制服的學生。學生在課堂上學得的知識實地觀察並加以運用，耳濡目染十幾年下來，學生不但有歷史的歸屬感，而且也有了現代的驕傲，「目標及共識自然就產生了，」一位我國留學生羨慕地說。

　除了參觀活動外，日本全國一千兩百個圖書館，四百九十三個博物館，大的社區裡都有青少年自然科學和文化研究中心，也都是日本青少年受教育的場所，促成他們日後對新事務研究的興趣，更進而養成不輟的閱讀習慣。

　他們也強調動手做的重要，小學五年級學生就能操作攝影機，五、六個學生自導自演。小川小學裡低年級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盆栽，定期灌水澆花，整整齊齊排在教室的屋頂上，形成了空中花園。

　連店裡賣的玩具都不忘時時「引誘」孩子動手，例如日本秀高公司出品的玩具都是零件，孩童買回去後，必須自己裝起來才能玩。

　課程雖然靈活，但是老師也常要求學生一絲不苟。例如在法政大學附屬第一中學高二學生一學期的勞作課（約四十小時）就只彫刻一個盤子，務求精細，藉此訓練學生的耐心。

　麗澤大學中文系教授三瀦正道在要求學生背一篇中文文選時，如果字的發音或四聲錯了，一定要從頭再背起，直到背完，才能離開學校回家。

　畢業的學生把這種求完美的精神，帶到工廠或公司去，就會變成對產品吹毛求疵的品管圈，縱使做一個小零件，也能認識到關係重大，一絲不苟地做好。

　更有一些文化人類學者認為，日本人從小在家裡、學校，甚至藝術欣賞中訓練出來追求完美、注意細節所培養出來的精緻文化，使他們的手、眼、心靈都容易接受目前發展得日正當中的精密科技，如積體電的設計、製造等。

教育的危機

　縱使很多西方學者專家如羅伯•克里斯多夫和傅高義等都欽佩日本教育可能是世界最有效率的，但是日本教育也存在了很多問題。

　例如學生從小就受到很大的壓力，必須進入一流大學才能一生平步青雲。過度的壓力，使得部分學生性情轉向暴戾，近年來向老師、甚至父母尋釁，校園暴力事件北起北海道、南至九州，時有所聞，青少年犯罪事件從一九七二年的七十萬件幾乎增加了一倍，達到一二○萬件。

　老一輩的也時時在抱怨，現在的學生不像以前那麼用功，大學生更是玩四年，老師台上講課，學生在下面講話、喝酒、曠課率高，沒有以前的磨鍊，將來做事也不會努力。

　儘管有這些憂慮，一般企業人士，對下一代的前途仍然樂觀，他們認為中學或大學畢業生只是一塊原料，必須經過不斷琢磨，才能成器，所以接下了訓練工作態度的責任。很多公司把新招募的員工集中起來，住在「寮」（宿舍）裡，每天早上跑長程，做體操，幾乎是軍事化訓練，松下公司甚至常把幹部帶到寺院去修禪打坐，以淨化心靈。

　一位企業高級幹部表示，學校教育鬆弛，社會要求嚴格，至少年輕人還有機會改正，「如果學校緊社會要求卻鬆，年輕人可能就永遠放縱下去了。」

　而日本青年也瞭解到社會上工作，又是一個新的里程碑開始。必須收起愛玩的心，剪掉長髮、穿起規矩的白襯衫、黑西裝，接受訓練、吸收新知、努力向上，日復一日追求所屬團體的榮譽。

　這種歷程，就像投入沒有終點的競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