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租稅改革報告的啟示

一、凱因斯與熊彼德
　在西方世界，一九七六是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是美國獨立兩百週年，同時也是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巨著「國富論」出版的兩百週年。
　對研習經濟的人來說，一九八三年又是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是另兩位偉大的經濟學家誕生的一百週年。
　一位是英國的凱因斯（一八八三–一九四六）。他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一般理論」是現代總體經濟學的骨架。他的重要主張–經濟衰退時政府應以赤字來刺激–曾經挽救了一九三○年代西方世界的經濟大恐慌。
　另一位是奧地利出生的熊彼德（一八八三–一九五○）。這位在維也納大學修習法律與經濟的熊彼德先後曾在波昂大學、東京大學執教，也曾擔任過奧國的財政部長（一九一九–二○），銀行家及法律學家。當希特勒執政後，他於一九三二年移民到美國。由於他曾在一九二七–二八與一九三○在哈佛講過學，因此就又再回到哈佛執教，變成了哈佛大學經濟系二次大戰前後最有聲譽的教授之一。他在一九五○年故世，享年六十七歲。
　他著作等身，最具代表性的兩本書是：「經濟成長理論」（一九一一出版）及「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九四二年出版）。
　經濟學者有時會好奇地猜測：如果諾貝爾經濟獎在凱因斯與熊彼德未故世前就設立的話，誰會先得？一個折衷的想法是讓大西洋兩岸，這兩位二十世紀的偉大經濟學家同時分享最高的榮譽。
　就他們兩位的論著對經濟政策的影響而言，凱因斯的學說曾經前後風靡了四十年，甚至一向贊成「預算平衡」的尼克森也講過：「我們都是凱因斯的信徒了！」
　可是，自一九七三年第一次能源危機發生以後，凱因斯的對策無法有效的解決世界性的停滯膨脹。另一方面熊彼德四十年前的預測卻愈來愈真實。近年來，物價膨脹的威脅、經濟成長的遲滯、社會支出的龐大、創新的疲怠等，這些現象正是熊彼德著述中所描繪的。他對景氣循環、資本主義前途等大題目都有卓越的貢獻，本文只討論他與我國經濟前途有關的「創新」學說。

二、「創新」的重要

　在熊彼德的理論架構中，經濟研究的核心問題不是均衡，而是經濟結構的轉變。這就演變出他對「創新」（innovation）的特別重視。
　古典學派把「創新」視為經濟制度以外的變數，如戰爭、災害、人口變遷。熊彼德堅持「創新」–企業家利用資源，以新的生產方式，來滿足市場需要–是經濟與成長的原動力。他認為人類經濟福祉之提高是由於企業家的創新行為及冒險投資。
　在經濟變遷中，由於創新成功所帶來的利潤是對企業家擔當風險應有的報酬，不是馬克斯所謂剝削勞工的「剩餘價值」。沒有企業家的投資及冒險，那來就業的機會？那來勞工的所得？
　但正如熊彼德所強調：在競爭劇烈的社會中，企業家的利潤會隨時受到新生產方式，新創新而消失，這就產生了他所謂的「創造性的自滅」（creative struction）。因此，企業家為了確保自己的利潤就需要不斷的力爭上游。這種力爭上游的壓力正是促進經濟成長的主因。
　由於「創新」的重要，熊彼德就不斷地探討：有沒有足夠的利潤來誘導人民變成企業家？社會上有沒有足夠的資本提供創新？在一個高度開發的社會，如何使資本與生產力相結合，保持高度技術進步與充分就業？企業家需要多少的利潤才樂意不斷地投資、不斷地創造就業機會？他並未解答所有這些問題。他常謙虛地認為：提出中肯的問題常比提供正確的解答更重要。

三、企業家

　在熊彼德的經濟世界中，經濟衰退所帶來的失業與破產有助於效率的增加及經濟的成長；民主體制下的「福利社會」會阻礙個人的創造力與成長的原動力。
　他認為成長的原動力來自企業家。
企業家要有能力：
　（一）發現投資的機會。
　（二）獲得所需的資源。
　（三）陳示這個新事業美麗的遠景，說服有資本的人參與投資。
　（四）組織這個企業。
　（五）擔當風險的膽識。
　企業家的利潤來自新的生產方式或技術。熊彼德列舉了五種創新的主要形式：
　（一）新產品的引進。
　（二）新生產方法的採用。
　（三）新市場的開闢。
　（四）新的原料來源或半製品來源的取得。
　（五）新的產業組織的推行。
　一旦企業家證明了他的新方法有利可圖之後，其餘的人會群起效法，激發了「創新的叢生」（clusteringof innovations）。
　在一九五○年代前，大的創新如汽車業的建立，新產品如無線電與留聲機的問世，一面引起生活方式巨大的改變，一面刺激經濟的快速成長。
　熊彼德強調利潤與儲蓄是成長與進步的兩大引擎。他批評凱因斯太注重短期的均衡，忽略了長期的成長；也批評他鼓勵消費，忽略儲蓄的重要。
　管理學大師杜拉克（PeterDrucker）對凱因斯與熊彼德有深刻的評論：
「凱因斯才氣縱橫，橫掃當代；熊彼德智慧深遠，歷久彌新。」以近年來的經濟情勢而言，凱因斯一度風靡的學說蒙上了無能為力的陰影；熊彼德四十年前獨特的言論卻正如日中天的令人激賞。
　在一九八○年代，當我國想要變成經濟大國時，重溫熊彼德對創新及對企業家的看重，我們得到什麼啟示？

四、幾條不能再走的路

　熊彼德強調「創新」是成長的主力，而我國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創新者。
如果在短期內我們社會上有一群創新者出現，那麼我們的經濟成長的斜坡將因此而扭轉。
　根據我國三十年來發展的經驗，事實明顯地告訴了我們那些舊路雖然熟悉，但將走不通，那些新路雖然有風險，但必須要走。
　走不通的舊路包括了：
　第一，勞力密集與加工裝配式的生產方式及產品曾有過它歷史性的貢獻，但它已不能再肩負起一九八○年代的新任務。
　第二，國營事業也曾有它歷史性的貢獻，但目前大多數的國營事業不僅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反而已經變成政府的沉重負擔。我們支持經濟部對於整頓國營事業的兩大原則：（一）將不必國營的生產事業，繼續轉變讓民營；（二）對於連年虧損而非國策所必需的國營事業，分期讓售民營，或逕予結束。
　第三，中小企業仍然是我國數目最大的企業型態，但在經濟規模及成本效率的原則下，必須要有大企業出現。鼓勵成立大企業不是等於鼓勵產生大財閥。
　經濟部趙部長在今天三月間的一次演講中說得對：「在推動大型企業的時候，一定要培育出大型的企業家。為防患其缺點，應從稅法著手，不應為防患大資本家的產生，而限制大企業的成立。」
　第四，政府對工商界的保護不論是關稅、進口限制、個別融資、低利融資、低利貸款，在適當時機應逐漸取銷。否則這種「溫室工業」是無法在國際上競爭的。正如邢慕寰教授所描述的：「多年來政府對企業提供了太多的氧氣罩，太少的健身房供他們鍛鍊公平競爭的能力，以致他們沒有競求技術革新的習慣和意願。」（見「天下」第二十四期）。
　第五，經濟發展過程中早期成功的策略，如以農業支援工業、利用廉價勞力賺取外匯、進口品的替代、抄襲先進國家的粗糙技術等等都已發揮過當年的貢獻。在一九八○年代就如韓國大宇集團首席顧問金德中博士接受「天下」訪問時指出的：「要打一場嶄新的球賽。」
　我國要打贏這場國際球賽，必先要修改我們的戰略與戰術：
　（一）不再以勞力密集產品及加工為外銷主體。
　（二）不能讓國營事業在缺少效率下，不斷擴充投資。
　（三）不能以中小企業為核心，必須要建立大規模的企業。
　（四）不再對工商界長期提供溫室與氧氣罩。
　（五）不能夠再遵循早期的經濟發展策略。

五、新策略的關鍵：創新及企業家

　近兩年來孫院長、俞總裁及趙徐二部長對我國的今後財經政策都有具體的構想，如：工業結構的調整、企業規模的合理化、農業的現代經營、策略工業的獎勵、國營事業的整頓、公共支出的調整、稅政稅制的改善，金融制度的改良，工商界參與的鼓勵。
其他專家學者也提出：全面修改相關法令及制度，使我國的社會不僅披上現代化的外衣，更有現代化的實質。
　在千頭萬緒的革新中，這些政策不幸仍時時受制於法令、經費與人才。專業知識的缺乏與參謀作業的不週密更加深了政策推行的困難。我們急需在這些策略中找出一個左右全局的樞紐。它是一個標誌，它是一個神經中心，它是成敗的關鍵。當筆者重溫了經濟發展學說以及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之後，在我國現況下，獲得了兩點結論：
　–「創新」是加速我國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
　–企業家及企業家精神是我們社會最需要悉心培養的。
　所有一切策略工業、外銷工業、國營事業等，如果不立刻注入「創新」的血液，全會落空，全是紙上談兵，全是自我安慰。所有的創新都需要企業家發揮「企業家精神」來承擔。這一精神是掀起經濟成長大浪的動力，它具有四個特質：
　–具創意。
　–有膽識。
　–敢投資。
　–擔風險。
　事實上，歐美各國的經濟發展史就是一部創新的紀錄。
　試以國人熟知的王安電腦為例。二十年前它在美國波士頓靠著兩項產品維持開銷，十年前它的銷售額每年只有三千六百萬美元。最近一九八三年五月財星雜誌「美國五百大企業」排名中，王安電腦在一九八二年獲得了這樣輝煌的成績，特別是兩項指標名列全國第三：
　–銷售額達十一億六千萬美元，名列二百六十四位。
　–總資產十一億九千萬美元，名列二百三十四位。
　–淨所得一億七百萬美元，名列一百四十五位。
　–員工人數一九、七六○名，名列二百位。
　–淨所得佔總銷售之比為九．二％，名列四十七位。
　–一九七二–八二每股獲利平均成長率高達三六．二％，名列第三。
　–一九七二–八二平均投資總報酬高達三六．八％，名列第三。
　他成功的秘訣就是「不斷推出適合市場需要的新產品。」我們與其誇稱這是東方的經營哲學，不如恰切地指稱：這是西方社會的創新。
　在「王安的路」（見「天下」第九期中）王安博士的最後結論是：「我只希望在退休以前，再來一次技術的突破。」
　他全心全意的創新，再創新，帶來了王安電腦的成長，再成長。這不僅為王安帶來億萬財富，也為社會帶來了無法估計的進步。
　如果美國有更多的「王安」，戰後美國壓倒性的經濟與科技優勢就不會逐漸喪失。如果在我國的土地上，也有不少新的「王安」，我國再也不會被認為是「抄襲者的樂園」了。
　富裕的美國仍需要靠創新來保持富裕；要想早日全面擺脫落後的我國，更需要創新來早日擺脫落後。

六、我國的企業家

　三十餘年來我國的經濟成長主流來自私人企業。私人企業的貢獻來自企業家點點滴滴的嚐試與努力。以關係企業的營收總額而言，主要的領導人物包括了台塑的王永慶、裕隆的吳舜文、大同的林挺生、台南紡織的吳三連、遠東的徐有庠、新光的吳火獅、台泥的辜振甫、聲寶的陳茂榜等七位先生與一位女士。
　在這八位企業家中，最年長的是八十五歲，最年輕的是六十四歲，平均年齡為六十九．六歲。雖然這些企業家仍然精力充沛，但不得不考慮到他們的接棒人–企業家的「第二代」的問題了。「天下」雜誌第二期曾訪問過具有代表性的九位「企業家的第二代」–徐旭東、蔡辰男、侯貞雄、苗豐強、鄭綿綿、張東平、張安平、洪敏隆、殷琪。
　這篇報導指示：「企業家的第二代」一般而言，衝勁大、學歷高、外語能力強、吸收力快，肯引進新觀念及新作法，樂意與員工分享成長。但也有他們的缺點：有時華而不實、比較自負、對民情與國情缺少透徹的瞭解、歡喜侷限於自己的社交圈，與一般大眾較隔閡。
　當然經濟的成長不能只靠世代相傳的企業家。台灣三十年來的教育普及、開放性的留學政策，以及工商業本身的發展已經使我國自己擁有不少專才。「天下」第八期曾以「第二代的企業家」作為封面專題，訪問了十六位創業有成的企業家––吳美雲、林秀雄、謝來發、施振榮、朱志成、李振瀛、侯邦為、孫妙蘭、黃枝樹、林麗娟、吳緯國、楊斌彥、黃蔚萱、李祖原、胡僑榮，與袁嘯虎。也報導過以自行車闖天下的「巨大」，推出自己網球拍品牌，在國際上爭聲譽的「
光男」，以及國內第一家外銷終端機的「誠洲」。
　第二代的企業家幹勁十足、勇於冒險，沒有舊班底的包袱，肯吃苦學習，用腦思考。但他們自身常常由於資金、人才與經驗的缺乏影響了事業的發展。
　近年來更由於新竹科學園區的成立及國內投資環境的不斷改善，一批具有高度科技知識的旅外工程師及學人等陸續返國投資。如園區內成立兩年多的全友電腦即因微電腦開發系統系列產品而獲得國際讚賞。
　我國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更多的有膽識、具創意、敢投資、擔風險的企業家。不論他們是第一代的企業家，以及他們的第二代；或者自己創業的第二代企業家，以及返國投資的海外學人，我們需要鼓勵他們，珍惜他們，鼓勵他們去創造財富，珍惜他們肯擔當風險。
　經濟成長不會在財經首長的口中與專家學者的筆下出現！正確的財經政策與正確的觀念傳播有助於培養一個優良的經濟成長的環境。
　經濟的成長只有在企業家的花心血、動腦筋、冒風險、投入資本、自己動手的工廠中，實驗室裡與國際市場上出現！經濟成長的重擔是不折不扣地壓在他們的肩上。

七、結語––發起創新的浪潮

　據說熊彼德在年輕時對人生有三個願望：做維也納最受人歡迎的情人，做歐洲最高超的騎士，以及做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我們無意追究他的頭兩個願望是否曾實現，但大多數經濟學家會同意：他即使不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至少也是少數幾位中最偉大的一位。
　他的經濟成長理論即是以「創新」為核心。熊彼德的這一看法，遠在一九六○年就受到尹仲容先生的重視。
在「論經濟發展」一文中，他寫下了這樣精闢的話：「一個國家將落後經濟移轉為現代經濟，尤其需要一群具有新的觀念、新的作風和新的技巧的個人式組織出來領導，率先冒險犯難，開闢新的活動領域，創辦新的事業，採用新的生產方式。這就是所謂的企業家與企業家精神，也就是熊彼德所謂的革新者。」
　當我們絞盡心田在尋找經濟發展策略時，熊彼德的創新學說與仲容先生的肯定，提供了最適合我們當前國情的啟示：讓全國上下發起「創新」的浪潮––在每一個企業，在每一個角落，在每一個人的心中，在每一個人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