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不出來的市場 — 印刷界面臨困境

台北西園路一條陰黯的小巷，一排已日益難見的灰色平房萎縮在這大都會的一角。只有客廳一般大的廠房，讓兩部中古機器塞得透不過氣，手擺機「叭啦！叭啦！」地拍出一張張印著不知名小說的淡黃紙。
台南工業區是一顆閃耀的星星，冒起在古城的新社區，給這座文化城點起了現代光芒。亮麗的辦公室，業務員把承印單交到佔有百坪的廠房。碩大的海德堡快速四色機「刷！刷！」地流出一張張光豔眩目的彩色海報，大氣都不喘一口。
不論是落伍的手擺機，或者最現代化的全自動機器，從分色，到製版，到印刷，目前台灣每年從這些印刷工具吐出的總產值已近新台幣兩百億元（還不包括報紙印刷的產值）。從事這個行業的三萬人已對全國生產毛額提供了一•六％的貢獻。
不論是民國五十七年以前常用的手擺機，或者耗資千萬以上的全自動四色印刷機，目前都加入了印刷業多年來最劇烈的競爭戰場。

最萎縮時刻

有人說，連兩次石油危機時期，印刷業都沒有壞到這個地步；印刷工會總幹事承認：「現在是台灣印刷業萎縮最嚴重的時刻。」
一位從事印刷業二十年的廠長估計：今年舊曆年以前，有三分之一的分色廠面臨倒閉。
他分析說，他們廠過去用七十人，現在只僱三十人；三年前，花三百萬元買的分色機，自從電子分色機，自從電子分色機出現後，「只好放在樓上睡覺！」連銀行貸款都還沒有付清。他直率地指出：一般廠只有五分之一的機器在動。
目前擁有兩部海德堡雙色印刷機的長森彩色印刷廠是屬於中型印刷廠，負責人陳美智說，過去每年年底是印刷業的旺季，每天要加班到晚上十點，而現在，下午四點機器就休息了。
就在幾個月以前，北部和南部各有一家印刷廠花兩千萬台幣購買新型ＰＤＩ分色機；沒過多久，其中一家宣佈倒閉，欠債近八千萬元。
甚至最大的中華彩色印刷公司最近也將設在博愛路的業務部門，搬回新店總公司，以節省每月七、八十萬元的開支。
一向標榜「高品質、高價格」的另一大彩色印刷廠–秋雨公司近一年來，不得不擇「薄利多銷」策略來爭取客戶。

四千家印刷廠

許多人把這種危機歸因於經濟不景氣，但是瞭解內情的業者知道這只是原因之一，觸發紅燈的因子很多，只是在不景氣的時刻一一顯露出來。
市場的混亂，盲目投資和供需不平衡是公認的主要肇因。三十年前，台灣只有一百八十家印刷廠；現在，儘管公會登記有案的是三百三十四家，實際上各種規模、合法的和非法的加起來已有四千家。
其中，規模大小相差懸殊，有的投資上億，有的只有幾十萬元；員工超過一百人的，全省不到十家，也有些是一人公司，老闆兼師傅；規模大的公司，擁有幾部最新型電子分色機和高速自動化彩色印刷機，每小時可以印八千張彩色產品，每天承印五百令紙（一令為五百張全開紙），地下工廠則靠一兩部單色半自動機慢慢磨，產量只有幾十分之一。
印刷的設備不斷地更新與進步，「但是資金、技術和人力不斷地分散，」文化大學印刷系主任趙仁蓉說明廠家太多造成的後果。
民國六十八年，是印刷業由冷門轉成熱門的關鍵時刻。除了「想做老闆」的工人自籌三、四十萬元，買個二手貨機器，開地下工廠外，逐漸蕭條的建築業也將資金往這個行業下注。
加上這段時期，代理SCANRAY 電子分色和HARRIS機器的「瑞士海外公司」，以及代理海德堡機器與大日本機器的「元太行」大力向台灣推銷機器，使得有資金的行外人和有技術的行內人紛紛自起爐灶。
一位中型印刷廠的姚姓負責人說，一部鐳射電子分色機，加上稅是一千三百萬台幣，自己只要有三成的錢，另外由代理商負責向國外貸款，利息只有七厘。
租賃公司的活躍更助長了盲目投資，長森彩色印刷公司的負責人陳先生說：「租賃公司害死人！」租賃公司借錢容易，通常只要有機器費用的二成就可以貸到其他部分款項。目前八○％的機器進口都是透過租賃公司貸款。
陳先生形容這是「明明只有十個位子的地方，他硬要弄出十二個位子來，讓你們去打架！」
由於新成立的印刷使用最新機器，舊的廠家不得不跟進，大量投資，不顧市場是否有此需要。
到底台灣印刷市場有多大，公會沒有確實數字，一般業者也搞不清楚。
秋雨印刷公司總經理林耕漢說：「很難估計」，因為印刷業的主要客戶–出版業、包裝業或一般行業的印刷–無法做計劃。
然而，趙仁蓉指出，不論市場如何，單以彩色電子分色機而言，日本有一千三百部，全歐洲有九百部，台灣就有六十部；如果按人口比例來看，我們僅次於日本。
紅藍印刷公司廠長陳昭雄明確地指出我們供過於求，他說，台灣目前的六十部分色機每天可以生產一萬張菊八開（天下雜誌的尺寸）的分色片，而這是全台灣一個月的市場需要量。
購買新型彩色分色機或印刷機，動輒上千萬，儘管不需一次付款，利息負擔也夠沈重。「每個月要維持支票兌現，不得不搶生意」，印刷工會理事長林清河分析說。

殺價搶生意

搶生意最實際的方法就是「殺價」。
業者都承認，十年前彩色分色與印刷的價錢和今天一樣，甚至還高。一家彩色印刷公司比較，印件工資，四年前一令紙單色印工兩百元，現在已降為七十元；分色費過去最高是一張三千五百元，現在跌得只剩一半價錢。
印刷人雜誌主編楊崑忠說：「台灣享受了世界上最便宜的彩色印刷。」
在惡性殺價上，大廠是吃虧的，「小廠吃掉大廠，」楊崑忠說。
一位熟悉地下工廠情況的業者認為，小廠可以二十四小時開工，沒有管理費，機器折舊小，業務、財務一目了然，成本和大廠差得很遠。
為「餵飽機器」而生產，品質低劣、技術落後是自然現象，難怪從事印刷業近四十年的四海製版公司董事長徐世全感嘆：「台灣印刷進步的只是機器。」
品質低劣，缺乏品質管制是原因，也是通病。
趙仁蓉過去曾服務於某大印刷公司，她從國外帶回一套品管的科學測量方法，可惜「我人在的時候，工人就量一量，人不在，就不管了，」他說。
這位獲得美國印刷碩士學位的系主任認為，真正的印刷品管應該包括：原料管理、製造過程管理和成品檢驗。只有每個步驟都達到標準，才可以預期出來的成品合於標準。
然而目前除了較具規模的廠有最後一個步驟–成品檢驗外，其他全憑個人判斷。徐世全形容這是「只要能收到客戶的錢就行了，不太負責任。」
中華彩色印刷公司副董事長何壽川把這點歸諸於「專業精神」不夠。他形容我們的印刷產品不夠「乾淨」，如果每位從事印刷的工作人員都有專業精神，從小處的「乾淨」做起，品質才可以提升。但是他承認：「我們缺乏這種共識。」

人才難培養

和品質相聯的人才流動問題是普遍存在於台灣工商界的現象，印刷業也不例外。中華彩色印刷公司一向被喻為「人才訓練班」；何壽川也笑說，印刷界許多人是中華彩色的畢業生。
總部位於台南的秋雨彩色印刷公司是南部的印刷人才搖籃。廠務部蔡石山經理不否認大公司要承擔社會責任，因此每部機器都多出一位備用人員來接受訓練。
該公司董事長林秋雨是台灣彩色印刷的前輩，是第一位到日本留學，並引進柯達三點分色法的人。早期，他看上的幹部都要跟在他身邊學，而且被形容是「最難過的一關」。
林秋雨承認：「人」是最大資產；「管理人」是最大問題。他感嘆培養人才不容易，他說，一個熟練的師傅至少要訓練三到五年，有的還送到國外去，每個人投下的訓練費差不多一百五十萬，但是能長久留在公司的越來越少。
當國內的印刷業面臨市場太小、設備投資太多、品質無法提升、價格惡性競爭的困境時，有眼光和具規模的廠家已把觸角伸到海外市場。
中華彩色印刷公司很早就承印澳洲、關島的彩色印刷品，每年的外銷額約一百萬美金；四海分色製版公司目前也做西德Accessories 雜誌所有分色工作，台中的興台彩色印刷公司目前有三分之一的業務是外銷的；秋雨印刷公司已做好一切準備，要到澳洲大展鴻圖。

品質、稅率、信任

印刷公司總幹事李潔民說，目前香港、新加坡每年都有七○％外銷，甚至韓國也跑到我們前面，佔領了許多市場，據說美國每年在海外承印的量值四十億到六十億美金，「這些都要靠我們主動爭取。」他說。
但是外銷也有重重障礙，障礙有些來自業者本身，有些牽涉到政府政策和法令規章，有些是觀念問題，更有些涉及社會紀律。
和國內的情況一樣，外銷首先面臨品質問題，徐世全說：「別人一百分，我們只有六十分。」即使價格比別人低四分之一，還是對我們不信任。
中華彩色印刷公司總工程師陳澄澈更以實際經驗體會到，儘管有最好的設備，真正瞭解與充分利用的不多，真正熟練的工人也可能只有三分之一。
進口原料稅率過高，削弱外銷競爭力，是另一個阻力。
林秋雨說，國內紙張不夠好，要進口；油墨和底片也要進口，成本太高。
何壽川更實際舉出印刷成本的稅率。佔成本四○％的紙張，稅率是四四％（包括進口稅和港捐稅）；佔一○％的油墨，稅率是二九％；佔成本三○％的底片，稅率是三四％；而折舊一○％的機器，稅率一四％。
他說，加上薪資與財務負擔，國人自己的大宗印刷成本都比進口印刷品要高。
印刷品如期交貨是和國外訂約最重要的一環，但是國內主管單位檢查尺度與程序往往使業者無法達成交易。
國外客戶對台灣印刷品最不信任的可能是「盜印」問題，我們沒有參加國際版權協會，早被譏為「盜印王國」，如果本身不再嚴懲盜印，「國外合法大公司絕不放心把原版書給我們印，」趙仁蓉說。
如果能破除這些基本障礙，還要克服語言、業務交涉能力、商情等等因素。她建議：「與其成立外銷印刷工業區，不如成立印刷貿易公司」。
也是永豐餘紙業公司副總經理的何壽川認為外銷不是那麼簡單，他的看法是，第一步應該先爭取到國際性發行數量大的定期刊物來台灣印，例如讀者文摘中文版或TIME亞洲版，做好了這一步，才能爭取更多國外印刷品。
印刷業經過國內市場的一片混戰後，準備將步子邁向國外；這一步是否能成功，恐怕要看業者本身的整頓和調適是否適合走更遠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