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漫談戰後世界經濟大事 — 兼論我國當前制度演進

一、一九五○–一九八○世界十大經濟新聞
　每年年底，中外的報紙常例行刊登一篇「本年度十大新聞」之類的報導，就好像不給「舊年」算一篇流水帳，就不能迎接「新年」一樣。這使我想起幾天以前，耶魯大學經濟系主任約我吃晚飯當「陪客」，在座的有四、五位本校和外校的經濟史教授，飯後就閒聊起由我提出來的一個問題：五、六十年以後，在談起戰後三十年（一九五○–八○）這一段時期的時候，未來的經濟歷史學家會提起什麼劃時代的、值得記載的十大經濟「新聞」？
　以美國來說，大家似乎都同意，以下幾種「事件」，勢必被美國的子子孫孫提起，雖然不一定「懷念」：

一筆流水帳

　（一）由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引起的羅斯福總統的「新政」（New Deal），在戰後制度化，其中包括：工會聯合議價制度、福利大國制度、政府負責擔保充分就業等。
　（二）美國放棄狹義的門羅主義下的「美洲觀念」，積極領導，建立世界性的經濟制度，其中包括：從支持歐洲經濟復興，演變為用「美援」支持當代開發國家經濟發展；透過支持世界性經濟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關稅協商等以推行自由國際貿易。
　（三）從美國發源的許多劃時代的科技突破（原子能、電腦、太空旅行、影印、積體電話），推動第二次工業革命，使過去的三十年成為兩百年以來最繁榮的大時代（epoch of great prosperity）。
　（四）這個史無前例的大繁榮，摧毀了在一九三○年代經濟大恐慌時期，在前進知識份子間頗為流行的「馬克斯的唯物論進化史觀」（認為「資本主義」無非是人類經濟制度演進的一個階段，在本世紀會因它內部的「矛盾的對立和統一」，演進為共產主義制度）。
　（五）這個史無前例的大繁榮，在一九七○年代，有明顯的結束的跡象，美國顯然進入了一個也許會一直延績到本世紀末葉的「比較正常」的緩慢成長時期。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的更大一點，而看到美國以外的全世界，恐怕還要提出另外幾件重大的「經濟新聞」，譬如：
　（六）殖民經濟制度的崩潰，帶來了包括全世界四分之三人口的開發國家經濟起飛和現代化（economic modernization），包括：中華民國、韓國、新加坡、香港崛起為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當今有人管它叫亞洲的「四人幫」或是台北報紙上的「四條龍」）；在包括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大陸，「經濟觀念」的爭執，帶來經濟混亂和發展停頓（economic stagnation）。
　（七）大英帝國喪失它經濟「霸權」的地位，終於參加以共同市場方式形成的歐洲經濟聯盟。
　（八）日本戰後復興崛起為世界級的技術大國。
　（九）從本世紀開始的「石油紀元」，在七○年代有明顯的結束跡象，造成產油國家聯盟和「油荒」。
　（十）數理和計畫經濟學興起，使經濟學脫離「人文」（humanity）的傳統，走向利用統計數字的「實證主義」，諾貝爾獎金開始頒發給「經濟學家」。
　從以上十大新聞中，細心的讀者也許已經看出一個其實歷史學家早就知道的真理：突出在歷史層面而有劃時代意義的社會現象，實在離不開「生產科技」、「制度演進」、「經濟理念」（ideology）和尋求真理的方法和精神。

二、一九五○–一九八○的歷史意義

　我們可以更深入的追問：我們「將來的子子孫孫」對過去的「戰後三十年」有怎樣的瞭解呢？我自己的答案共分以下六點：
　（一）自由主義經濟制度禁得起崛起的共產主義制度的挑戰。
　（二）人類社會開始變成一個更平等的世界。
　（三）世界經濟制度的紀律化和合作化。
　（四）長期資金流動制度的演進。
　（五）在人類應該「互相關心」的觀念感召之下，福利大國制度的形成和蛻變。
　（六）工會制度逐漸形成和演進。
　我認為前節的「十大新聞」無非是給這些歷史事件提出的一些證據，以下分幾節把這六項分別說明，並順筆「點出」這些歷史特質給我國當前制度改革的啟示。

三、自由主義經濟制度接受共產主義制度的挑戰

　（一）資本主義在「戰前」接受挑戰
　馬克斯學說在十九世紀問世後，一直引起世人的爭論，譬如十九世紀後期一個最傑出的經濟學者，「傳統資本論」的始祖彭百萬（Bohm-Bawerk）就寫過一本勉強可以翻譯成「馬克斯可以休矣」（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的書。彭氏在一八九六年出版的這本書，是世界公認批評馬克斯學說最嚴謹的書，顧名思義，大有埋葬「資本論」的氣勢。不幸的是這種在象牙塔中，和書本上替資本主義的辯護，對於已經被浪漫的幻想激起「狂情」的人類，顯得那麼「沒力氣」、不近「人情」。於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崛起的共產主義，在短短的三十年內，幾乎席捲了半個世界，而向資本主義挑戰，我們都知道這是在二十世紀人類社會中所發生的第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現在的青年人，絕不能體會出在經濟大恐慌的三○年代，共產主義的理想曾經使當時的前進份子，狂熱到什麼程度。比如在哈佛大學那樣寧靜的學術環境中，四○年代的左派經濟學領袖隋茲（P. Sweezy）教授，竟然公開倡導一種由「剩餘勞工價值」說所「提鍊」出來的「政治」理論：「只有資本主義國家才能發動戰爭，共產主義國家之間必然永遠相親相愛，講信修睦。」這也難怪，因為當時，信不信由你，中共真管蘇聯叫「老大哥」；郭沫若真管史達林叫「人類的太陽，親愛的鋼！」
　曾幾何時，中共和老大哥翻臉，以及和越南七首相見，使這種「剩餘政治理論」在今天看來實在是比天方夜譚更荒誕不經的「理論剩餘」，可是當時真有人「說」，也真有人「信」！這就顯出，被「理想」沖昏了頭的人的「理念」的「強詞奪理」，有多麼「不講理」和可怕！
　（二）資本主義在「戰後」接受挑戰
　戰後三十年是兩種對立的經濟制度終於第一次有個機會在大致和平的情況下，進行一次可以用統計數字驗證的「經濟建設比賽」。號稱「工人組國」的蘇聯，經濟建設的「傑出」成果，也不過爾爾，並沒有成為什麼重大的「經濟新聞」，而成為新聞的反而是在「剝削」工人的資本主義國家，產生的一連串的「造福工人」的科技突破。文化背景相同的台灣和大陸的經濟發展成果的鮮明對比，也道道地地是過去三十年一大「新聞」。

「和平」的諷刺

　三十年不是一段太短的歲月，引人深思的是，無論在蘇聯或中國大陸本土，這三十年都是一段寶貴的、沒有戰爭的和平時期（至少在我國是從鴉片戰爭後僅見的「和平的三十年」），按理說本應當是一個良好的經濟建設時期，現在的年輕人也許不知道四○年代左派的「開明」份子常說，資本主義「必須依靠戰爭」，而共產主義制度「必會」依靠和平而能有經濟繁榮。「和平」對這種「理論」實在是個尖銳的諷刺！
　理想到了狂熱的程度真是非常的可怕，等到「激情」和「政權」結合後，便產生「暴力」和「撒謊」這一對「哼哈二將」去獨霸真理，不過狂想的觀念到底還有一個要命的剋命，那就是過去三十年興起的給國家「記帳」和「算帳」的經濟統計數字，這種思考和驗證方法，在短期固然可以幫助「想撒謊的人」撒謊，而在長期卻是「浪漫派」的死敵，完成了一些「彭百萬」的雄辯所不能完成的工作。因為事實勝於雄辯！
　（三）共產主義喪失了對人的誘惑力
　在生產緩慢來臨後，美國現在就好像經濟大恐慌的三○年代一樣，正處於一個迫切尋求經濟政策改變的時期，以防止過去十年的「高利率」和「雙位數物價上昇」的重演，和嚴重的財政赤字及失業的日趨惡化。但是和三○年代不一樣的是知識份子和熱血青年，再也想不到去乞憐於馬列主義，大家對於過去七、八年在美國露面的「新過激經濟學派」（New Radical Economics）的標準反應是「說點新鮮的成不成？我的老天爺！」在麻省大學新左派經濟系所受的最大的污辱，不是人花功夫嘲笑它，而是沒什麼人理它！

要會捉老鼠的貓

　在中國大陸的公開和隱形的失業（disguised unemployment，父去子承，拿錢不做事的就業機會）遠比美國失業嚴重，故此大陸要回過頭來向美國學習工商管理辦法。所以在大陸當前流行的口號是「我不管黑貓或白貓，我要會捉老鼠的貓。」（鄧小平語）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根深蒂固的浪漫觀念，除了統計數字以外，還能有什麼別的武器，能把它攻擊得體無完膚，搖搖欲墜，所以過去三十年的一件世界經濟大事，是自由主義國家勝利的接受共產主義對它在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挑戰，而統計數字的實證方法，終於擊敗浪漫的幻想，也成了過去三十年的一件值得後世「景仰」的新聞。

四、人類社會趨於平等化的開始

　（一）殖民制度的崩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無論從政治或經濟的角度上看，我們的世界極不平等，而最不平等的就是過去幾百年，由殖民主義所造成的「先進國」與「落後國」之間–也就是四分之一的人口和四分之三的人口之間–的不平等。
　以我國來說，戰前的「不平等條約」時期的不平等，是現在的台灣的年輕人絕對無法想像的。例如，在天津法租界的警察，在「天熱人擠」時，就會經常地把中國人在「法國公園」內趕來趕去，以便把座位留給帶著「白種小孩」的中國媬姆。有的租界中的公園，乾脆掛出一張「中國人和狗禁止進入」（No Chinese or dogs are allowed!）的招牌！在日據時代，台灣的同胞在不許上大學之餘，必須對大和民族的天皇「效忠」和「送終」，可悲的是在戰前，無論在大陸或台灣有一大部份人認為這種不平等是理所當然，至少「可以忍受」。

被歷史沖淡的記憶

　在戰後，英、法入侵蘇彝士運河的戰爭時，世界被一種反殖民主義的正義狂潮震撼，美國斷然宣佈不支持英、法的立場，蘇聯也威脅著要出兵干預，結果英、法聯軍徹底失敗。不過這也許是最後一次反殖民狂潮了。曾幾何時，在英國對福克蘭島「跨海西征」時，一般人都採取一種「法理」的觀點，認為阿根廷的徹底失敗和屈辱是「罪有應得」！香港人關心自己的「大劫難逃」，也不是因為對「帝國主義」有很深的偏愛。雖然香港人情願當「殖民地」下的二等公民！世界很少人怪香港人「無恥」，多半給它愛莫能助的同情。
　時代變了，有色人種在殖民主義下所受的污辱已經逐漸被歷史沖淡，在過去三十年獨立國家的數目由四十幾個變成一百五十幾個，國父激發正義的民族主義（世界弱小民族一律平等），現在已經完成它的歷史使命，而成為一種「回憶」，不再是一個重要的「口號」。
　（二）人類趨向經濟平等
　不過，反殖民主義在過去完成的無非是一種表面的、空虛的「政治」平等，如果忽略了由經濟平等帶來的生活素質的平等，陶醉在政治平等所帶來的「光榮」裡的成就感，無非是一種「阿Ｑ的勝利」和「不安全的人的誇大狂」。
　幸好殖民制度的崩潰同時給開發中國家帶來一種要求「經濟起飛」的自覺運動，使開發中國家逐漸進入現代成長紀元（transition into modern growth epoch）。過去三十年，東亞新興的「四人幫」的故事，給當代開發中國家帶來的最重要的啟示和鼓勵，就是人類經濟平等是一件指日可待，並且在二十一世紀就可以完成的一種理想。換言之，將來的歷史學家會把過去三十年看做緊接「殖民主義」崩潰後「人類生活平等化」的開始，這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

五、世界經濟制度的紀律化和合作化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世界經濟制度的破壞。
　所謂「國際經濟制度」包括達成四種「任務」的組織方法；國際貿易、短期資金流動、長期資金流動、科技傳播。而所謂戰後的「合作化」是各國開始瞭解這種可以影響別國的事，不能一意孤行，而必須有個「自律」的紀律。
　戰後三十年國際經濟制度的紀律化和合作化的涵養，導源於一般人對於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國際經濟制度「不合作化」的害處（金本位制度的破壞、匯率的混亂、保護主義的抬頭、長期資金市場的崩潰），有深刻的瞭解和不可磨滅的印象。這些痛苦的經驗使人學到一個真理：國與國之間損人的事常會招來損己的「報復主義」。
　（二）戰後世界合作化的紀律的重建
　這種合作化的努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就已開始，例如「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藍圖就在那時開始劃定，後來的關稅協商制度代表更具體的協商精神，除此以外，如歐洲的共同市場，甚至於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逐漸商業化的理性，在在的顯示出過去三十年出現了一些國際間新式的經濟「行為法則」和紀律。
　（三）合作與繁榮
　現在各國遠比戰前更瞭解，世界的經濟運行有一些超越國界的關聯性（integration）。經濟史家常把這種瞭解以及戰後的劃時代的科技革新，當做過去三十年大繁榮的兩大柱石，這是晚近的經濟史家一致的看法。其理由如下：
　第一，在繁榮時期，工業先進國家不必用貨幣金融擴張政策去解決國內失業問題，所以各國可以「在國內物價穩定的情況之下，接受大幅度的工業結構的調整」，以應付國際貿易的需要。
　第二，有了以上的「國內的」物價穩定的先決條件，國際間可以「在維持匯率穩定的情況之下，開放自由貿易」–短暫的貿易不均衡可以用種種「短期借貸」的方法去融通「過關」，這就是我們在大繁榮時期（一九五○–七○）所看到的國際面貌：高速度成長、充分就業、物價匯率穩定。於是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國際生產分工的效率，更錦上添花似的使繁榮更加繁榮。
　（四）成長緩慢對合作制度的考驗
　在一九七○年成長緩慢以後，各國想用「國內貨幣擴張性的低利率政策去解決國內失業問題」，事實證明，這種措施完全不能防止「成長緩慢」、「失業上昇」，只能帶來一個史無前例的「和平時期的雙位數字的物價上昇」，結果固定匯率自然不能維持，因為它遭受到時時叫他更改的壓力。在成長緩慢和失業的情況下，戰後的合作化的紀律，在過去十年第一次受到嚴重的考驗。

十年不倒翁

　「合作和紀律化」的涵養到底還是在過去十年產生一些正面的良好的效果，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我們只有在「自律」上–在看到各國「沒有」做什麼「損人利己」的事上–才能看出戰後的合作精神。
　第一，各國「沒有」採納大幅度的關稅保護，限制進口，以解決國內失業。
　第二，各國「沒有」「鼓勵出超」，也就是說「沒有」用增加別國失業的方法去減低本國失業，所以就「沒有」採用三○年代的「競相貶值」的損人利己的辦法。這一大串「沒有做的事」是合作化的紀律已經過十年考驗，而「沒有」倒下來的明證。
　（五）浮動匯率制度的興起和「三律」
　在七○年代產生的浮動匯率制度，象徵的是「國際合作」，各國知道匯率「不是」一個解決國內失業和成長緩慢的政策工具，現在世界工業先進國家都知道遵守由過去經驗中所提鍊出來的三條國際經濟行為「鐵律」：1.在別國有嚴重失業問題時，你不可以連續的出超。2.在你有出超時，尤其不可以作政策性的貶值。3.不要限制出口，這是和我國有些人主張的「三率」針鋒相對的「三律」。
　（六）日本尋找自己的國際任務
　我們可以瞭解為什麼歐美各國開始對於日本的缺乏「自律」，感到愈來愈不耐煩。日本雖然忠心的執行浮動匯率，但是各國對它的有形或無形的進口限制不斷的提出官方的警告。在美國汽車工人失業率已經高達二五％，和鋼鐵工業使用率低達五○％時，歐美各國自然會提醒日本「不要用出超把失業轉嫁給別國」，而在「開放日本市場（比如農產品市場）」和「放棄出口膨脹」之間，選擇一種它自己認為最合適的路線。

乖乖的學習

　最近一年，受到這種國際壓力的日本，也逐漸嚐到「一枝獨秀」的好景不可能「天長地久」，日本也必須乖乖的學著「自律和合作」，而不能忽略各國對它的「經濟侵略」的警告。不管是不是它的「錯」，它的「出超」，就是一種「侵略」別國的經濟行為。
　總而言之，經過十年的成長緩慢和嚴重的失業考驗，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樂觀的結論：就是到目前為止，工業先進國家並沒有放棄國際經濟制度合作化的傾向，美國前年對日本汽車進口的設限，無非是防止日本進口太快的、有效兩年的臨時措施（也可以說是對日本比較客氣的警告），使日本就範。而歐洲國家間的在三十年的競相貶值和報復，更是當代人絕不可能想像的事。
　經過最近兩、三年辛苦的奮鬥，工業先進國家對於通貨膨脹、物價上昇和高利率的作戰，終於在最近一年看出一些勝利的曙光，而這場反通貨膨脹作戰分明是在「國際協商，互相勉勵」的情況下進行。自由主義國家元首定期舉行的高峰會議，本身就象徵一種合作化的制度。也許在未來的歲月中，這種合作化的傾向會有進一步的發展，走向一個更接近「天下為公」的國際經濟制度。

六、我國當前外匯貿易制度演變的合作精神

　在我國變成東亞新興工業大國之際，貿易和外匯制度也隨著演變，根據前節的討論，我們可分五點來檢討演進的現階段：
　（一）外匯貿易制度的理想
　一種「天下為公」的制度不只是符合　國父的理念，而且更配合我國未來的利益，因為我們對於工業先進國家未來的期望就是「市場開放」以允許我國遠比現在更高級的「科技密集」產品的「打入」。伙論從政治或經濟觀點來看，對我國有利的是國內的經濟體系，能和自由主義的世界市場更緊密的聯結（integration）。我們怕的是「孤立」。
　過去三十年世界「合作化」的涵養，對我國來說，真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我們應該如何熱心的支持「三律」？又何況在我國變成東亞工業大國，而適逢成長緩慢的當兒，事實上別的國家也不會忍受我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明目張膽的破壞那個合作的「紀律」。
　（二）我國外匯貶值和懲罰日本
　其實「成長緩慢」、「嚴重失業」時期，永遠是國際合作紀律受到嚴重考驗的時期。在這種「災難」情況下，我國可以一切為了「出口」，但是絕不能一切為了「出超」，在我國過去兩年一直有連續「出超」時，國內竟然公開流行「台幣高估，應當貶值」的論調，恐怕只是因為我國沒有像日本那樣的引起國際注意，才沒有引起國際的指責和警告，因為用貶值去把失業和成長緩慢轉嫁給別國，分明是一件違反紀律的事，誰都知道「貶值競爭」是國際經濟沒有「出路」的死路一條。
　我國不是不知道製造出超是一種「損人利己」的國際罪惡，在日本對我「出超」時，我國全體同胞還不是「同仇敵愾」，首先舉起正義的「抗日大旗」，豎起「禁運」壁壘，以行動對日本「報復」。如果寫一篇檄文，我們還不是可以義正嚴詞的說：「忍令上國外匯，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出超」！

復仇天使

　我國「懲罰日本」的舉動，毫無問題的在國際上扮演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大快人心的「報仇天使」的角色，使日本朝野膽戰心驚，知道忽視外來的警告，必會得到什麼結果。如果日本膽敢挑起「關稅禁運」戰爭，我國一定嚴陣以待，當仁不讓，即或「同歸於盡」，也只能「據命相倍」！
　這一種我國深深感受到的情緒的焦慮，其實也是三○年代和當前經濟情勢惡化了的「世界情緒」，也只有從瞭解這種情緒的強度之間，才能欣賞戰後三十年的「合作化的紀律」的涵養的成就。但是日本到底還沒有膽量發動一個「競相貶值」的經濟戰爭。那麼工業先進國家會怎樣看待一個在有連續出超時，仍想拿匯率當「政策工具」去進行大幅貶值的「工業大國」呢？我國的大快人心的懲罰日本和我國的「貶值」政策在國人的眼光中固然是前後一致，而在國際友人眼光中頗顯得那麼「己不律而律人」。我實在不瞭解國內的輿論在對日本的出超「共申天討」之餘，為什麼不能「反躬自省」？

轉型期的徬徨

　其實我國的國際經濟行為的矛盾，恰好是一個經濟轉型時期的國家，在尋求國際責任感時的「徬徨」的寫照。而中央銀行就首當其衝，對這問題特別敏感，在國內要求貶值的輿論壓力之下，決策當局必會感到進退維谷，左右為難，因為這是一種「順得兄情（國內）失嫂意（國外）」的事。
　（三）過渡時期我國外匯制度已轉型
　我國多年以來一直施行一種「有名無實的」所謂「骯髒浮動匯率制度」（dirty float），所以近年在成長緩慢以後，我實在非常同情中央銀行俞總裁的「公僕難為」的處境，並欽佩他的「計巧」，對國內，以「國家公僕」身份他不能不對國內輿論「應付」，宣稱他「已經做了很大的政策性的貶值的好事」，而在參加國際金融首長會議時，因為我國根本不能「隱藏出超」，他又不得不以代表我國的奉公守法的「世界公僕」的身份向外國宣佈他「沒有做那些政策性的貶值的壞事」。在國人自己焦慮而不瞭解世界的焦慮的情況之下，他對「內憂」和「外患」，不可能兩面討好！
　在當前，無論誰「當權」，都經不起「偷」吃一下「禁果」的誘惑，而希望上帝「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中央銀行必須儘量使國外相信我國匯率是由「自由買賣的市場力量決定」，而同時不厭其煩的宣稱我國正在朝向「自由化」邁進，大有「乞求」國際「海涵」的絃外餘音。於是「內憂」和「外患」的「矛盾的對立和統一」使我國采納一種「匯率由銀行之間自由買賣決定」的新奇理論，對國民、立法院和國外都這麼說。我確信將來的歷史家，在撕破這個新奇理論的真面貌以後，就不得不欽佩俞總裁的「計巧」。
　在這種新奇理論之下，外匯就好比「豬肉」，政府不許農戶把私宰的屠豬直接賣給城市的消費主婦，而法定必須由幾個「國營屠宰場」的代理商，統購統銷，然後對外宣稱「肉價是由代理商之間的自由買賣決定」，這種「集體化的自由買賣」，使政府「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如果政府願意就真「可以」不干預由「農戶和主婦買賣」決定的「自然均衡肉價」，同時保留一個如果豬肉公開買賣，政府就會喪失的「政策性」的操縱肉價的權力，和使用這種權力的誘惑。在「集體化的自由買賣」的辦法之下，政府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使肉價–或匯率–脫離自然價格而做大幅度和「政策性」的貶值。（我相信這「口號」在我國就要成為歷史的陳跡。）

明毀棧道、暗渡陳倉

　不過這種「偷天換日」的辦法的確是一種不能持久的「演進中」的辦法。因為在長期，這樣的「明」毀棧道（有銀行自由買賣之名），「暗」渡陳倉（行政策性的貶值之實）既不能解決「內憂」，也不能消滅「外患」。對工廠停工的「國內」來說，如果連政府自己對市場制度都沒有信心，怎能怪「輿論」要求政府去執行央行分明保留的「政策性的貶值」的權力？對失業嚴重的外國來說，在我國連續出超時而匯率仍舊「照貶」，怎能使人相信我國央行沒有暗中採納政策性的貶值的辦法；而後我國把我國的失業轉嫁給外國？我國的「國情」沒有「神秘」到那種不能被經濟學者理解的程度，因為在歷史上這種事太「普通」了。
　（四）東亞集團向世界合作制度挑戰
　也許有一天有些「閒著沒事」而對我國有敵意的美國經濟專員會對我國說：「如果貴國有我們不能瞭解的國情，如果浮動匯率不能制止貴國的出超像日本一樣，那麼由我們『以牙還牙』，來宣佈對貴國出口『禁運』好了。」美國商務部去年派官方代表團到東京提出對日本保護政策大罪數十款的控制。希望我國不要淪落到日本那樣「敬酒不吃吃罰酒」的地步。其實小規模的「設限」還不是已經進行了？

一大串「也許」

　自然我國不希望那麼一天來臨，又何況我國「也許」「的確」是向自由化「邁進」，「也許」目前的「集體化的自由買賣」無非是真正「浮動匯率」和「公開外匯券買賣」制度的「問路石」，叫人心理上有個準備。「也許」我國已經發現「自動調節」的市場制度的好處和繼續由出超而累積外匯存底（和通貨膨脹）的害處。「也許」深受日本出超之害的我國，誠心願意做一個「奉公守法」的世界公民（不打算把國內失業利用出超轉嫁給外國）。「也許」我們無非多要一點「時間」去調整我國的外匯制度。這一大串「也許」！
　不過「也許」在世界經濟復甦緩慢時，連雷根總統「也許」也受不了國內失業壓力，「也許」不給我國很多「時間」。「人怕出名豬怕肥」，「四人幫」的封號（這是我在耶魯大學常聽見，自己也津津樂道的NICA的代名詞），代表一種叫別國「既羨慕」「又忌妒」的特殊地位。韓國的「大幅貶值」遠比我國更「聲名狼籍」。又加上日本的「經濟侵略」，也許西方國家會把「無辜的」我國看成，向過去三十年建立起來的「合作紀律化的世界貿易制度」挑戰的「東亞集團」中的一個成員。換言之，我國也許會遭到「城門失火，殃及魚池」的不幸。
　在世界經濟「家族」中，中、韓兩國是「同類同宗」。兩國之間一直存在一種濃厚的互相「競爭、模仿、親善、協商」兼有的血緣。兩國對「世界市場」有同樣的興趣和立場，也許我國應該向韓國主動的提出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是不是可以因應過去三十年的世界大勢，而不要再用「競相貶值」的辦法刺激對方！走向世界合作化的紀律挑戰？我相信韓國也和我國一樣，在經濟轉型時期，正在那裡「政策徬徨」，尋求該國的世界責任感，也許在一個合作化的世界，中韓兩國也可以「合作」。
　（五）觀念改變的重要
　我國在過去三十年才崛起的企業家，也許並不太瞭解，經過了如何艱難的一段辛苦的耕耘，世界各國才在過去三十年培養出一些（現在正被成長緩慢來臨後考驗的）合作化和紀律化的涵養。我很瞭解「貶值」對他們的誘惑，和說服他們的困難–因為這樣全國可以「儲蓄」，而企業也可以維持利潤而不必投資。然而事實上他們又必須被「空洞的」理論和歷史的教訓說服，以免被未來的、或然的、更殘酷的現實說服。

七、長期資金流動的建立

　（一）戰前長期資金流動的回顧
所謂「長期資金流動」是指「一國把本國的儲蓄，不在本國投資，而連續不斷的在別國投資」。這種國際投資象徵一種比貿易更密切的長期經濟合作–因為它是「有借有還」，而不是像國際貿易那樣「一刀兩斷」的即期交易。
　長期資金能在國際間流動，大致上說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儲蓄過剩國家的儲蓄流入儲蓄不足，而充滿投資機會的國家。第二，資金流入的國家，必須有良好的「國家債信」，使人相信它有能力償還資金出口國家需要它還的外匯，所謂「有借有還，再借不難」者是。
　在十九世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本世紀，世界有兩種迥然不同的長期國際資金流動，一種是工業先進國家之間的長期資金流動（最著名的是十九世紀舊大陸流入新大陸開發鐵路和公用事業的資金）。另一種是帝國主義的資金流入殖民地開發原料產品（橡膠、礦產、絲產、煙草…）出口。這兩種長期資金流動制度，隨著殖民制度的崩潰，和金本位制度的破壞帶來的匯率的不穩定，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破壞無餘。
　（二）戰後長期資金制度的演變
　在過去三十年，我們逐漸看到一種新的「制度」把先進國家的儲蓄引進落後國家。因為落後國家多半沒有良好的「國家債信」，這種制度必然有一種「政治性」和「人道性」的開始，慢慢才走向「商業化」的途徑。
　由戰後的「馬歇爾援歐計劃」演變成的「美援」是一種「人道性、政治性」的「有借無還」的長期資金流動制度。說實話，在當日的反殖民主義的環境下，開發國家中迷漫著一種「外國人財產應該國有化、充公化」的空氣，也只有這樣「有借無還」的辦法，才能成為一種比較可行的制度。
　雖然最近在聯合國，仍舊有人高唱「北方國家」大量援助「南方國家」的陳腔濫調，這無非是「美援」的、「慈善哲學」的迴光反照，因為大家開始瞭解「天助自助者」比「慈善」更為重要，譬如我國就是世界上第一個結束美援的開發中國家，給「天助自助者」的哲學提出最好的見證。

救急不救窮

　逐漸取代「有借無還」的長期資金，是一種半人道性、半商業化的制度，譬如世界銀行和亞洲銀行的長期貸款就有這種由借錢國家政府擔保的「必須還」的規定，可是又有比市面優惠的借款條件，帶著幾分慈善（concession term）的意味，這種慈善性的變通辦法，雖然「聊勝於無」，但總不是長久之道–誰都知道慈善只能「救急」而不能「救窮」。
　逐漸脫離「慈善」哲學的長期資金有「政府」出面為「發展」而借錢（墨西哥、南美洲），和私人多國際公司直接投資（multinational firm direct investment），前者的手筆特大，也常會出大亂子–造成國際財團（consortium）的監督和干涉，後者，也就是我國現在歡迎的「僑外投資」，才是一種純商業性的國際資金流動。
　這種多國際公司的投資，在許多比較落後的開發國家（如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區）仍舊受到歧視，因為在形式上它很有一點像殖民時期的投資–投資的目的常是為了「發展出口」（例如在我國過去發展勞務密集或未來的科技密集產業的出口，取代了殖民時期的原料出口）。同時在這種直接投資的型式下，流入開發國家的不只是儲蓄，而尚有外國人的「管理」、「科技」和「市場」知識專長（使人聯想到昔日的帝國主義的軍艦）。
　（三）今後長期資金制度演變方向
　從以上的討論上看，我們知道過去三十年一件經濟大事是，國際資金的流入開發國家逐漸從「政治、人道」轉變為商業化的正軌，在本世紀末葉，更有繼續演進的趨勢，而演進的一個方向就是逐漸脫離狹窄的直接投資的路線，而產生所謂「產權式的投資」（equity investment）。換言之，就是想叫外國的家庭、財團、公司，在公開市場上直接購買我國公司的股票債券–只把儲蓄供給我國的企業家去投資，用不到借給我們「技術」、「管理」和「市場」知識，原來這就是工業先進國家之間可以流行的一種長期資金流動方式。而只有在債信最好的國家，這種資金才能流入，而我國正是這種國家。
　我想我們大家都會同意這種產權投資的新紀元在我國就要來臨，至少我們希望如此，那麼我們可以預測我國一直到現在仍舊和國際隔離的國內資本市場和利率，必然會和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利率發生更緊密的聯繫，到時我國會有更多數的企業家能享受到國際上的低利率。
　擺在眼前的事實，是我國正向這種「開放性」的制度邁進，目前已在研議中的自由貿易區，就像象徵外匯和金融市場向自由化和開放化邁進一步。這種「自由」和「管制」共存的雙元制度，自然會引起一些「怕生」的人對於「不管制」的利率、匯率和資金流動的疑慮，不過，我自己總認為這是一種令人興奮的趨向自由化的試驗。

八、美國的福利大國制度

　羅斯福總統的「新政」過去三十年在美國推行的結果，造成兩種舉世矚目，甚至於不知不覺間模仿的制度：「勞資議價制度」和「福利大國制度」。在這兩種制度下，過去三十年美國形成兩個特權階段：參與生產的「工會組織」階級和不參與生產的「不幸的階級」（老年、殘障、黑人、婦女、神經病患、失學者、想上大學的人、丈夫跑了的太太與其小孩、想轉業的人、想找暑期工作的學生、看見大自然破壞而心痛的人、不喜歡汽車冒煙的人…）。本節先談後者。

不幸的階級

　美國和任何國家自然都有不幸的人，不過在戰後美國的福利大國中，那麼多不幸的人，忽然產生了一種不幸集團意識（group consciousness），代言人和投票力量，以至於他們形成一種由政治力量支持的「受惠集團」。毛病出在我們不難用一個悲慘的故事把這集團中每一種人的命運都說得使人「聲淚俱下」，其總結果就是政府必須花過多的納稅人的錢，去擔保人類的一切的「邊際不幸」（marginal misery）。
　 我這樣說，其實一點也不誇張，因為在雷根總統上台以前，中央政府替這些不幸的人所花的錢超過國防經費的兩倍半，而且愈來愈糟，更糟的是這種錢花慣了，就會使受惠人道道地地的認為花這筆錢是他們天經地義的「免於不幸的權利」。過去誰也沒想到花在「國防」或「同情」這兩大筆錢上的政策選擇，竟會變成使美國總統和國會今天焦頭爛額，束手無策的第一內政死結。
　美國過去三十年福利大國的形成原因很多，也許它是對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的反動，也許是三○年代經濟大恐慌的後遺症，也許是戰後凱因斯主義（贊成政府多花錢）的後果，也許是美國這種近乎天真的、有良心的民族在經濟大繁榮時期所養成的奢侈性的壞習慣，也許是人類劣根性（惰性）的表現，也許是代議政治所必須付出的「不負責任的政客的譁眾取寵」的代價。不過我們確實知道它被大多數美國人厭惡，而認為替「不幸」花這麼多冤枉錢是納稅人最大的「不幸」。我們現在在靜觀美國「福利大國」未來的演變之餘，多少應當存一點戒心，其實「福利大國」本來就是一種道道地地的「外國不太圓的月亮」的進口貨。

九、美國工會制度

　（一）對「工會」浪漫的解釋
　過去三十年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就是美國「工會」的興起。自然各個工業先進國家也有各種形形色色的工會，所以我們必須籠統的問：在這三十年，工會象徵些什麼呢？有什麼經濟的成就或功能呢？積三十年的「實證」，我們現在可以有一些解答，但是我們必須首先排除一個「模式化」的浪漫的幻想式的解答。

沒有數字根據的幻想

　自從十九世紀的馬列學說問世以後，「勞資對立」的觀念，在二十世紀每一個人的血液中或多或少的流行著。於是一般人產生一個「聯想」–以為工會在自由主義國家是一種和「工人的祖國」的階級鬥爭「對稱」的一種制度改革。所以一般人總以為在聯合議價的過程中，工會功能是替工人向資本家「爭取」較高的「報酬」–包括五花八門的內容：工資、退休金、醫藥保險、薪給假日、鐘點限制、工作環境…等。換言之，「爭取」無非是和諧的，而可取代流血的「階級鬥爭」。至少自由主義國家的工會是代表勞方和資方對立的、衝突的，而在這場衝突中，工會「已經」給工人爭取了，如果沒有工會就得不到較高的報酬，在忌妒闊人和同情窮人的心理之下，許多人都會不自覺的和美國工會站在一條「戰線上」。
　不幸的是，這種形式化的結論，根本是一場沒有統計數字根據的幻想，因為在自由主義國家，工會從來不能給「全體」工人爭取到較高的報酬。例如西方工業國家的工會，雖然形形色色各有千秋，可是從過去的統計數字上我們看不出來，全國平均工人報酬和工會制度的關連性。
　香港是個沒有工會的地區，但是香港工人的工資似乎不比任何在發展階段相似的地區低，菲律賓是個有工會的國家，但是菲律賓和南美洲國家「全國平均」工資絕對不比在經濟發展階段相同的國家高，我國早期在進口取代時期，工資低而平穩，到出口導向時期，工資高速上漲，根本也用不著工會替工人「爭取」，這是有目共睹的鐵一般的事實，原來工人的報酬在自由主義國家取決於工人對生產的貢獻（邊際生產力），一種絕不能被政治力量或工會力量所搖撼的市場力量，我國的善良的贊成「勞工運動」的人，也許應當用三十年來累積的統計數字證明他們的立場，和我的或許是「錯誤」的判斷。不應當憑空的幻想！
　（二）工會獨佔
　過去三十年累積了不少統計數字，而計量經濟學方法又是那麼發達，這種問題，本來不必再由「大而化之」的「形式化」和「浪漫化」的「模式」去探索，如果用比較科學的方法驗證，我預測可以得到兩個結論：
　第一，全國平均的工人報酬不受有沒有工會或工會的型式或強弱的影響。第二，工會可以替一小部份工會會員爭取遠比一般工人（或全國平均）更高的報酬。換而言之，在有工會的國家內，屬於工會的工人必然是屬於一個「特權階級」。

「無形的握手」

　已故美國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奧肯（Ocun，前耶魯教授）用過這樣一個妙喻：美國的勞資議價制度有點像亞當史密斯的「無形的手」（invisible hand），現在無非是「無形的握手」（invisible hand shake），工會是「漫天要價」，資方是「虛與委蛇」，然後把因為工資增高的成本以提高產品售價的方法，轉嫁給消費者以保護資方的資本報酬率，這種聯合議價本質上就是一種「聯合獨佔」，而「握手言歡」無非是工會和資方勾結行使「經濟獨佔特權」的寫照，因為一切「獨佔」都是用避免競爭的特權取得的額外的不正當的利益，而工會組織的靈魂，就是工人與工人之間不再競爭，誰都知道工人之間的自由競爭是工會的死敵。
　（三）貴族工人階級興起
　在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大繁榮時期，這種特權的行使很明顯的造成了一個少數「貴族工人階級」，屬於這階級的工人不過佔全國工人的三分之一，而他們的工資都遠超過一般工資，例如現在的鋼鐵工人和汽車工人的報洲，每小時高達二十元以上，比全國有同等能力的工人平均工資幾乎高出兩倍！（如果汽車工人和一般工人工資水準一樣，美國汽車的售價應該下降二五％）因為在長期，每一種產業部門都必須取得大致相同的資本報酬率，故聯合議價不能影響資本報酬率，只能影響各產業部門間的工資差別。

大規模剝削

　於是我們知道，聯合議價不是工會向資方「鬥爭」，而是向不屬於工會的工人和消費者，用聯合獨佔的特權進行大規模的剝削，其實在經濟繁榮時期，罷工之所以能成為一個有力的工會武器，不止是給「資方」加壓力，而是用集體行為威脅到全國經濟運行，使別的生產部門感到非常的不方便，因而不得不忍受工會的要求而同時諒解資方有提高物價的需要！
　以工會特權的龐大，在當前的聯合議價的過程中，也只有代表美國總統威望的聯邦勞工部才能在這種特權集團之間「周旋」和「仲裁」，同時為了保障那些不屬於工會的不幸的工人，美國國會所扮演的角色是時時頒佈全國最低工資（minimum wage）去抵制工會特權制度，在過去三十年在美國所興起的工會制度，是一種並不能提高「全體」工人福利的特權制度。換言之，如果每一種產業部門都有「硬度」相同的工會代表，那麼，從經濟的意義上來看，工會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誰」都有的權利，自然就不是一種「特權」。
　（四）美國工會之損害
　美國工會制度和最低工資法的「出口」，首蒙其害的就是和美國有歷史淵源的菲律賓–一個貧富差距近於世界最高的國家，菲國的工會會員不會超過全國勞工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工資比非工會工人高達兩倍到三倍。最可笑的是該國在抄襲美國的最低工資法時完全走了樣。原來該國的最「低」工資法不適用於中小企業，只適用於僱用在五十人（從前如此）以上的「大企業」。美國的最低工資是保護不屬於工會的不幸的工人，而菲國的最低工資法是用政治力量保障純粹是該國貴族工人的特權以彌補工會力量之不足！
　記得馬可仕總統在戒嚴政府剛一成立時，聘請一個由耶魯大學雷諾斯（Ranis）領導的外國經濟學者所組成的顧問團到該國獻策（我也在內），我們所提供的全盤策略，該國除了「一條」以外，照單全收，唯一不能動的（可惜也是我們公認，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該國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最低工資法（該國工會可以說無形中幫了我國一個忙），因為最低工資法和工會是該國勞務密集產品出口的一大障礙，因為在普遍的失業和低廉的工資（非工會工人）情況下，該國根本不能發展工業產品出口（而我們也少了一個國際競爭的對手）。

普遍流行的悲劇

　記得當時該國勞工部長拒絕我們的建議的唯一理由是「政治性」。由此可知，依照一個浪漫的理想去盲目進口任何一種制度，都會給一個國家帶來多麼大的災害！最近聽說馬可仕總統下令逮捕了十幾個工會的領袖，可見該國的「勞動基準法」雖然口頭上是工人福利，而實在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政治運動」。
　菲律賓的悲劇，在拉丁美洲也是普遍的流行，大企業家和工會的勾結，使南美許多家工會的工資比一般工資超出兩、三倍，造成連年不斷的通貨膨脹和大規模的失業，我去年被美國國務院（ＡＩＤ）找去替加勒比海國家寫一份經濟發展報告。有一個不受該國地區「人民」歡迎的結論就是「工會」是發展這些勞務密集產品出口的最大阻力。
　大陸想用政治力量保障全體「工人」的福利，也無非保證了十分之一的國營事業「工人」的「鐵飯碗」。過去三十年的經驗顯示，任何政治力量和特權參加到勞工市場中後，帶來的永遠不是「全國」工人福利，而只是一小部份工人的特權和絕大多數工人的不幸，無論在自由主義國家或共產主義國家，這都是種可以用統計數字證明的事。
　（五）美國工運之演進
　美國的工運正在演進之中，工會會員近年急驟下降。我們不難想像那種在繁榮時期工會給汽車和鋼鐵工人「吃下去」的不正當的獨佔利益，在成長緩慢時必然會照樣「吐出來」。在進口鋼鐵和汽車競爭下，瀕臨破產的公司「只能」由工資下降來挽救。工會代表不像過去那樣連連向工人「報喜」，而必須在無形的握手後，連連「報喪」，工人對工會自然也會喪失興趣。

特權終將靠不住

　現在美國人對這五○％失業的鋼鐵工人和二五％失業的汽車工人雖然有一種「哀王孫」的感覺，但是並不怎麼太同情，也許美國人的「自由」、「平等」等「進取」的理念早晚會使人看穿特權總是靠不住，因為總有市場和特權為難，叫像那些鋼鐵和汽車工業（工廠和工會）的巨無霸也不得不低頭，而學著「自律」，我想這總是指導美國工運和國運未來發展的一些基本指導原則。
　（六）對我國「勞動基準法」的啟示
　提起工會，我們自然免不了要聯想到我國內政部所提出的「保障勞工權益，促進勞資和諧的」勞動基準法，這的確是一個很「好聽」的立法。不過美國過去三十年，一百多種的社會福利法都有一個「好聽」的開始。在當前的潮流下，誰要反對勞動基準法，誰就是反對「好聽」的「勞工神聖」的資本家代言人。所以在我國當前沒有人敢在立法院反對勞動基準法，那些想反對這些立法的人士，只能採取一個拖延戰術，而不敢明目張膽的公開反對。
　我總以為，在三十年以前我們談勞工立法時可以用一種「浪漫的理念」作為出發點，因為從前缺乏實證的經驗，不能不用這種「理念」的辦法，現在各國已經累積了許多勞工立法的經驗，我們可以不必再用這種浪漫的方法去判定一個影響自由主義國家基本制度的立法，不過當我們派一個代表團到日、韓、新加坡等地去考察一下他們的辦法，以為我們的「借鏡」，也不是一個靠得住的辦法，因為考察的結果無非是考察他們所訂定的辦法，而不能考察到實行這些辦法的結果。這些有了勞工立法的國家，到底給各該國家的勞工帶來多少有統計數字可觀察到的福利，和給各該國家帶來多少不能用統計數字衡量的勞資和諧，仍舊是一些未知數。所以在當前談勞動基準法，雖然經過了九年的準備工作，仍舊脫不了一些基本的浪漫的意味。
　我們可以把勞動基準法解釋為用政治的力量去更改或彌補自由市場力量的「缺陷」，那麼由政府訂定的勞動基準法和由工會所推動的勞工福利運動在本質上實在沒有什麼區別，那麼英國和美國的工會運動的確在過去三十年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可引為我國的借鏡。我自己對這問題沒有過深入的研究，只是憑我平日的觀察和思考得到以下五點的結論，也許應該說是提出一些問題和觀點以供國人的參考。
　第一，無論政府或工會或其他政治力量俱不足以在長期提高或壓低由經濟力量決定的全國工人的報酬水準。
　第二，立法–也就是政治力量–可以1.暫時提高一小部份工人的報酬水準。2.影響一大部份工人的報酬的「方式」。不過1.的代價是造成特權階級，而2.的先決條件是政府比工人自己更知道什麼是對工人最有利的報酬「內容」，一個沒有經過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
　第三，立法可以給工人帶來一些「尊嚴」、「人格」、「參與感」、「權力感」、「安全感」、「受到照顧感」。所以立法應當在這種好處比較多，害處比較少的「社會學」角度上著眼。如果我的推斷沒有錯誤的話，贊成基本勞工法的人，應該儘量發揮似乎是他們學有專長的社會、政治和法律的方面的知識，越少提具體的「錢」的數字越好。
　第四，給工人最好的保障是企業家和工人自己自由競爭。
　第五，模仿外國制度，或是基於浪漫的理念幻想而進行的國家基本制度改革，至少是一件冒險的事。

十、結論

　戰後的三十年是一個繁榮的和平時期，是一個使人對自由主義增加信心的時期，是人類逐漸趨向平等的開始，也是國與國之間互相關懷和學習到合作的利益的時期，在本世紀的結尾，人類正在重新尋求由於「過度的關懷」所失去的自尊心，也表示出對於一切特權集團的厭惡。人類暴露出一大部份的善良，但也顯現出一小部份的劣根性–自私、權力慾望和惰性。無論如何，人類應該珍惜現有的一切，並努力維護合作與紀律，以開創一個更美麗的新世界。（費景漢為中央研究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