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力感 — 社會進步之大敵

歷史上有很多次，不同的社會競爭生存時，失敗者都是文化、經濟、人力、知識……每一方面都佔優勢的那一方面。羅馬帝國之亡於蠻族固然是典型的例子，在我國史上，北宋之亡於東胡女真，也是極佳的例證。
　北宋時，宣和、政和年間，經百餘年生聚教訓，中國的典章制度燦然大備。經濟上非常富庶。儘管北有梁山泊水寇，南有方臘之亂，都可說是癬疥小疾，絕不能與明末之餓殍遍野，民不聊生相比。政治雖不清明，也絕非明末天地昏黃，官殘吏暴，紳士橫行，暗無天日之可怕。入侵的女真人又只是遼東通古斯族的一個小部落，據當時的記載，其人口「不敵中國之一大縣」，其兵力與組織力，亦遠非百餘年後之蒙古可比。這樣的一個小民族居然能一舉擊敗了猶在太平盛世之中的中國，實在是歷史上的異事。

怪異之事

　尤其是金人自叛遼而獨立（徽宗政和四年，公元一一一四年），至南下攻入汴京，擄徽欽二宗北去（欽宗靖康二年，公元一一二七年），前後相距不過十三年而已。僅僅用了十三年，一個東胡的半開化小部落就忽然崛起，勢如破竹地把人口百倍於金，兵員十倍於金，經濟、文化發展程度不知多少倍於金的宋打得七零八落，直入京城，生擒皇帝而去，而當時的宋，如前文所指出，絕不應該是亡國的時候。何以會有這麼奇怪的事？
　我相信，北宋之亡，既非亡於兵力不敵，如南宋的末年；亦非亡於人口過多、經濟崩潰、政治黑暗，如明朝的末年；更不是被外來文化刺激所推倒，如清朝的末年。而是亡於社會的癱瘓–人人有力，人人想盡力，卻又有力無處使。這樣才使一個人力、物力、智識力積極豐厚的社會，反而無所用其力，以致於讓一個力量微不足道的挑戰者，得以將其本「不敵中國一大縣」的人力，和猶在半開化時間極渺小的物力，極粗淺的知識力，集中起來，盡情發揮，打倒了那個人力、物力、知識力都極其豐厚的對手。
　換句話說，我相信，北宋之亡乃亡於它本身社會之無力感，不是亡於女真人。若此一假說有幾分近於事實，則社會的無力感從何而來？病象如何發展和如何矯治，當為一極有興趣的題目，值得探討。

無力感現象

　社會的無力感的總的表現是：大家都知道什麼事應該做，什麼事不該做；但就是該做的做不通，不該做的不能制止。這種現象存在既久，社會中絕大多數的成員就會變得心灰意懶，任憑國家社會隨著惰性牽引的曲線，走向衰頹之路。這種現象可怕極了，到它發展到極端時，會形成即使面對絕對嚴重的危機亦不能有所反應的地步。
　北宋末年，金兵進攻汴京，宋人「議論未定而金兵已渡河」。當此之時，宋朝上下必已深深體會到敵兵壓境的嚴重危機，但無力感是如此深重，連城外連天的兵火都不能激發行動的決心，這是無力感發展到極端時一個罕見的例子。無力感達到這種程度時，可能雖有聖賢亦無從措手。
　不過，這樣的例子究竟很少。因此，若能在無力感未曾發展到使聖賢亦無所措手的階段之前，力予挽回，或者在它的徵兆初起之時，就予以矯治，必能使社會長保蓬勃朝氣，永遠保持對外來或內萌的挑戰作適當反應的能力。
　要討論此一問題，自然要探討無力感自何而來。我的看法是無力感來自好幾個源頭：典章繁富，而無敏捷反應解決典章本身相互間之糾纏的能力扞格，以致凡事皆扞格難行；辦事過於求全，以致行動所需之決心不能達成；社會報償失效，社會制裁無力，以致社會成員喪失為社會作貢獻的熱誠，都是它的成因。

典章繁富　而不能迅速反應

　典章完備是社會進步的表徵。現代國家無一事無章則，制度愈完備章則即愈繁富。把繁富看成缺點，自屬不當。問題是，典章大備之後，法令日繁，此法與彼法相鑿枘的情況也必然日見其多。一個行動敏捷，對外來或內萌的挑戰能立即反應的社會，對於這種情況必有其爽朗的剖解之道，不會讓典章法則彼此糾纏不清，形成扭結出現，合於此法便有違彼法；同一事物，此法與彼法賞罰兩歧等等情況，終於一事不可為。
　有個很好的例子：去年八月，台北市的日報刊出一則新聞說，台北市環境保護局曾依警局會報，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取締隨地拋棄、阻塞道路的廢棄車輛，反被車主控告。從此廢車便不列入須取締的廢棄物之內，任其隨意放置。
　更明白的事例，如色情理髮廳之不能取締。據報導，這些色情理髮廳之不能取締，是因為無法掌握證據。何以如此明目張膽開張在鬧市上的場所不能查到證據？因為依法要在女孩子實際上賣淫的那一霎那抓到才算證據，這種證據何以查不到？因為要進入私人場所必須提示搜索票，不法侵入是違法的；而具備手續，依法進入之時，那一霎那的證據自然無從取得。在這個例子之中，保護私人場所之不受非法侵犯是法律，因為尊重此法律，證據便搜集不到，於是色情場公然林立，無可如何。
　同樣的情形，在影票黃牛之不能禁止的情況中也得到印證：許多電影黃牛是影迷很熟悉的人，相信警員也認識他們，要抓實非難事。然而，若要在他們實際販賣黃牛票的那一霎那才能人贓俱獲的話，就辦不到了。

掃滅夾縫中的臭蟲

　這許多例子代表著一種情況，即是執法者不能消除社會中人人認為不合法之事，但卻有其依法辦不下去的苦衷。這就造成了我們社會對付這些不道德現象時之無力感。但世界上法治國家很多，典章制度大致與我國相似，為什麼人家能在相似的困難下，不使色情如此公然存在？不使黃牛如此恣橫？不讓廢車阻塞道路？這就是我所說的，社會對這一類應辦之事反應是否強勁敏捷的問題。如果一個社會不能使典章制度隨時勢的需要而調整，以保持強勁敏捷的活力，夾縫中的臭蟲就會滋生而不易掃滅。看著臭蟲滋生而束手無策，是無力感第一個源頭。

要求計出萬全　以致決心難下

　一個進步的社會中有大舉措時，必先有謀劃，這是千古不易之理。當社會不曾進步到具有各種為謀劃基礎之知識時，決策人裁量利害的天賦與運氣是決策成敗的決定因素。
　中國歷史上有兩次皇帝自己率領軍隊到北方，抵抗入侵的外族的，一是宋朝的真宗，被宰相寇準計去「親征」，結果是穩住了動搖中的宋軍的陣腳，得以和強盛的契丹訂立有名的和約「澶淵之盟」，保住北宋此後一百年的江山。另一次是明朝的英宗。他被宦官王振帶了去「親征」，結果被蒙古人的一個支派–瓦刺族，打得片甲不留，自己成了俘虜。而且若非瓦刺人想製造明朝內部糾紛，使代替英宗做皇帝的景泰帝皇位坐不安穩的話，他絕對不會被送回本國的。

天賦、運氣決勝敗

　這兩件史實起因非常相似，決策的方向相同，而後果大異其趣，就因為北宋的寇準衡量利害的天分很好，判斷「親征」足以振奮士氣，達到謀和的目標；而王振完全是一味糊塗，拿皇帝老兒作秀。寇準和王振衡量利害天賦之不同決定了這兩件事之成敗。
　運氣最好的例子則莫如日本之拒蒙古。
　元軍征日前後兩次，第一次在至元十一年，日本史稱為久永之役。此後元軍先攻下對馬島，乘勢登陸九州的博多、赤坡、箱崎，一路勢如破竹，向內陸前進。此時已是初冬十月，忽然有類似颱風的大風雨，元軍船艦多沉，只好收兵回大陸。日本幸而獲全。第二次在至元十八年，日本史稱為弘安之後。元軍登陸志賀、壹岐，準備大舉進擊，此時日本全國震動，軍事上已處於必敗之勢，而在元軍大舉進攻前夕的七月三十日夜，九州海面有極大的颱風，日本史上稱之為「神風」，將元軍船艦吹毀十之五六，倉皇退兵。儘管日本史上把北★時宗（日本戰爭領袖）捧成了不起的英雄，又把九州士族的參戰隊伍形容得如何勇敢，但在「神風」來臨之前，元軍已登陸本州島上的長門，直指廣島，距京都不過二百餘公里，日本已有遷都之議。若不是「神風」幫忙，日本絕不可能自全於十三世紀蒙古方興的武力征服之下。這是歷史上最好的運氣。
　進入現代之後，各種資以判斷的知識積累愈富，作判斷之前所可參考研究的專門材料愈多，依賴決策人天賦與運氣的成份愈少。而專門的知識愈精，愈深入，其涵蓋的平面便愈趨向於狹小。於是出現了一種情況：當一件複雜的問題需要作判斷時，各種不同的，有根有據的專門知識很不容易和諧地統合於一個鑄型內去，造成一個整體。此時，天才與運氣已不復被承認為決策的因素，必須依賴專門知識作判斷基礎。若是對互不相合的專門知識不能作毅然取捨之時，它們便有成為形成決心的絆腳石之虞，尤其是在決心形成之時要求計出萬全之時為然。
　例如台北市的垃圾處理，若予焚化，則空氣污染可慮；若予掩理，則地下水污染可慮；若用來填地，則附近環境的污染可慮；若用來造肥料，則成本又太高而且也同樣有污染問題存在……反正任何一種方式都有專家的反對意見，每種意見都有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知識與數字支持。最近成為爭論之一的狄波避孕藥，也出現這種情況，這就造成了困難，以致行動所需之決心遲遲不能達成。

關鍵只有一個

　其實這一類困難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會有的，它之成為不能迅速解決的困局，關鍵只在一點：要求計出萬全。
　因為要計出萬全，就不能容許有一點點的缺失或顧慮。以垃圾問題而論，既無一種方法是無缺點的，市議會的決心便不易形成。事實上在今天如許眾多的技術資料之前，不管是台北市垃圾，或捷運系統，或是避孕的方法，欲求其全無缺點，無懈可擊，確無一策可行。若為不相諧和的技術資料所困，從無法統合的各種數據之中求萬全之策，可能會形成愈深入愈難下決心的形勢。狄波已經向這種情況發展了。
　其實，一件複雜的計劃，縱使科學資料再完備，其成敗仍有賴於運氣。例如美國要救回被伊朗挾持的人質，計劃可稱十分精詳，卻因直升機遭遇意外強風發生故障，功敗垂成。反之二次大戰時日軍突襲珍珠港，若非十一月底前後南太平洋多霧，也未必能如此成功。若在事前要求計出萬全，伊朗人質救援行動必因考慮強風的可能而不執行，日本襲珍珠港也必因可能為美國偵知而早已放棄。所以，在現代社會中，任何一件牽涉甚廣的事務，若求計出萬全，勢必無從對抗挑剔者基於各種客觀數據資料的反對。
　從要求計出萬全的心態所發展出來的另一弊失是一人否決權的出現。現代社會決定大事必經合議，開會是合議的基本形式。要求計出萬全成為全社會心態之後，任何參與者的反對都具有否決的效力，因為有反對即非萬全。尤其是反對者個人的聲望、資歷足以使其意見具有特殊份量之時為尤然。
　當一人否決權成為決心形成過程中難克服的障礙時，明快而有鋒芒的決定便不會出現；此乃由於任何一種明快而有鋒芒的決定最容易引起參與決定人反對之故。最終的結果每每是所形成的決定必須包羅萬有，事事點到，不使任何人有意見未被重視的怏怏之感。這樣的決定幾乎必然是溫順的，面面俱到，卻無一處可以不計後遺症而一刀兩斷，爽快俐落地解決問題的。

無終止的反對

　我絕非主張鹵莽，或是不理會專家意見與科學數據。我相信專家的科學論斷應為事務決定的技術基礎，但更相信，現代知識的分工日見細密之後，已沒有任何一種專家的、科學的論斷能測度如此複雜的人間萬象之全面的利害得失。將一個點線上的數據擴大為一個涉及廣大的面的問題之判斷依據，可能影響全面得失的衡量，造成延誤決心形成，甚至不能達成行動決心的後果。當計出萬全成為社會上共同心態之時，任何來自全面中一個小點線上的有根有據的反對，或是要求重作評估的主張，會使得整個決心形成過程為之延緩、再延緩，終致環境更改，原來的設計依據已經變化，又得重新開始。
　我國台北市的捷運系統倡議於十幾年前，早於香港與漢城，韓港早已初步建成，我國迄仍在評估、再評估計劃細節的階段之中。對於交通流量之認識，我國實在比韓港更高，更有先見。只因要求計劃能使每一方面都完美無疵，決心之形成遂被延遲。事實上一個複雜而影響深遠的大計劃若要全社會每一角落的人都歡天喜地，退無後言，絕少可能。過於求全，決心便不易形成；其已形成的，也會因反對而中止；因反對有中止之效果，更鼓勵了反對。這一連串反應之累積，成為社會無力感的另一個源頭。

社會報償失效和社會制裁無力

　這大概是社會無力感的主流。典章繁備而不能適應時代變化，和事事要求計出萬全，是屬於社會上層架構的現象，社會報償之失效與社會制裁之無力固亦可追尋到上層示範作用的層面，但就其存在的狀況而言，實在是一個全社會的病象，不是專屬於那一個階層的。

無比的神力

　社會報償（social rewards）和社會制裁（social sanctions）是無比偉大的力量。人們為什麼願為國家、榮譽，或者如古代之為君王而死，主要是社會對英雄、忠臣、義士的尊崇，與社會對於不忠、不義、不勇的卑視所加諸人們的壓力。前者是社會報償，後者是社會制裁。
　過去的道德標準中，孝順父母為親族鄰里所敬重；對父母不孝為世人所不齒。是這種報償與制裁的力量造成我國人的孝道。現在社會上對孝的尊崇與對不孝之嫌惡已大大減弱，因之，新一代的人，儘管仍然是原來的中國人，卻已不復以孝順為萬善之首。以形成社會心態的力量而言，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和社會報償與制裁相比。法律制裁可以巧辯逃脫，社會制裁是無往而不在，不能逃脫的。
　社會報償與社會制裁失去力量之時，為什麼會形成無力感？可以實例說明之：
　旅行國外的人們一定能察覺，日本的百貨公司售貨員服務態度之好遠過於我們。而我們的百貨公司各種佈置、管理方式大多抄襲自日本，連電梯口配置一名有如活道具一般的，穿制服的女郎專司招呼上下之責的辦法都抄來了，相信對效法改進售貨員態度這樣的大事必曾有人試過。試過何以不能收效？原因必定是，不管公司如何勸導，服務態度好並不能引起同仁敬佩，服務態度不好也不會引起同仁的看不起。
　在此情形下，縱使公司以種種方法表揚服務態度（此事許多百貨公司都曾做過），結果可能是大家對得到表揚的人心存嗤笑，覺得她會出鋒頭，或懷疑她是因有後台才得到此榮譽。反之，公司若以態度不好而處分售貨員時，她所得到的可能是同伴間的同情而非鄙棄。若是情況如此，人們雖明知服務態度不好，也明知應該改良，卻無從下手，無力感便在此顯現了出來。所以社會報償與社會制裁在某些社會中十分強勁，在某些地方，某些時候，卻顯得衰弱，其關鍵乃在社會公平（social justice）的狀況如何。

社會公平

　人類自開始有社會生活以來，就不曾有過完美無瑕的社會公平。但必須有適度的公平，才能使絕大多數的成員自覺其生活於一個公平的環境之中，他才會相信守紀律、盡本份將能得到報償；不守紀律、不盡本份，會得到制裁。在這樣的報償與制裁的指引之下，他自然會成為好公民。時日既久，這種守紀律、盡本份的態度乃成為一種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性格。此時，人們會覺得守紀律、盡本份乃是與生俱來，一定應該如此的天經地義，而已忘記它原是由社會報償與社會制裁範鑄而成的人為現象。
　當生活方式與民族性格被範鑄成形之後，它還會自動走向更完美、更謹嚴的方向。反之，當社會公平感削弱之時，守紀律、盡本份的生活方式與民族性格將被腐蝕，而在惡化過程之中還會有互相影響，加速惡化或腐蝕過程的趨勢，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曾經再三提到新加坡的社會紀律於近年來逐漸改進的現象。這是一個社會在社會公平感初步重建以後，人民立刻開始有了紀律感反應的明白證據。

反面的證據

　反面的證據也很明確：中共竊據大陸以後，由於制度之不合理，工作努力或不努力沒有報償上的差別，更不發生社會制裁問題。於是，僅僅以二十多年的時光，就把兩三千年以來中國人勤勞奮勉的生活方式與民族性格，「改造」為懶散、不求上進的現狀。這是歷史悲劇，也是生活方式與民族性格會隨社會客觀條件變化而變化的證明。
　這個客觀條件能範鑄社會生活方式與民族性格的認識極端重要。有了這個認識，才能警覺所謂優良的民族性並不可靠；但從反面說，也給人們以莫大的鼓舞，任何不理想的現狀，都可以用重建社會公平感以形成社會報價與社會制裁來迅速矯治。

消除無力感

　無力感是社會進步之大敵。尤其是一個文化、經濟俱已臻或漸臻成熟的社會，人力、物力、知識力都有豐富積儲，進步所需的動力全已齊備，唯一能使這一列柴油火車不能前進的，只是火星塞失靈，以致整列車身雖有強大的馬力，大量的能源蓄積卻不能發動。這種情況極可惋歎。整列火車，只因火星塞失靈，不能供應發動那巨大引擎所需的火花，就動彈不得。此時這一列火車的操作員與乘客之焦急可知。如果經過許多小時的努力仍然無可如何，焦急的旅客，滿懷歉意的操作員若不是已接受宿命論，承認這一列車不可能修好，因而心灰意懶，不再焦急，不再抱歉，只是坐觀事態發展；便是已離車他去，另尋能夠載他前往目的地的工具去了。當事態發展至這個情況時，就相當於無力感已經麻痺了仁人志士的滿腔熱血，趕走了有他處可去的成員。整個社會將在麻痺中腐化、沉淪下去。

希望仍在

　從一切的情況說，我國當前絕對不是已經臨近這種境地情況，但也不容自我安慰，認定社會無力感尚未自我們的沃土中萌芽。個人的感覺是，它已經長出了可以明白辨識的枝葉，所幸根株尚未蔓生，及時摘除，或者只是一舉手而已。怎樣才能消除它呢？看似千頭萬緒，其實只要做到使整個體系具有敏捷反應的效率，並促成社會公平之實現。我們這個積儲豐厚，文化傳統優良的社會立刻就會生氣蓬勃的。（汪彝定為台糖公司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