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資訊的盆栽變成巨樹

去年底，資訊週結束後，各報爭說七十一年參觀人潮再破七十年紀錄。
　機械人、鐳射、積體電路、微電腦；擠著母親幼子、老師學生、男友女友；探頭伸頸的熱切就像觀賞遠地來的奇草異卉。
　冷眼的業者瞧著這場「媒介秀」的成功，卻指出除了吸引更多人來參觀這些每年搬進搬出的盆景，引起一般群眾對資訊的好奇外，台灣資訊工業這棵巨樹仍不見生根、長成。

表面的工業

　目前，雖然部份微電腦及終端機已經在出口上有很出色的表現，但是在台灣硬體業界，仍是外國產品代理商的天下。神通電腦總經理侯清雄指出，微電腦與終端機等產品，隨時有被韓國取代的可能。軟體方面，雖然已有不少小型軟體加工的案子外銷，但是國內市場仍以資料處理為主，廠商無法自力設計系統，仍停留在簡單的「腦力」加工階段。可見資訊「工業」的紮根，目前還不夠穩固。
　「這是很表面的資訊工業，」神通電腦董事長苗豐強批評說。
　加上眼見起步比台灣晚的新加坡，在政府的國家電腦局推動下來勢洶洶，著急的業者就不得不懷疑台灣的園藝技術。
　「這樣和下去，要和到那一天？」擠著齒縫間的不耐，一名業者幾乎無聲地問。
　負責推動國內資訊電腦化的政府官員卻也有他們的無力感。曾大聲疾呼推動資訊的李國鼎政務委員，私下曾多次傷心無奈的搖頭：「不要再談資訊了。」曾任財稅資料處理中心主任的財政部國庫署署長沈柏齡，則形容政府的急切，像有人等在籃下急著要投籃，「但是後衛就是不把球傳過來！」整體沒能配合得很好。
　政府與民間同感無力，神通電腦董事長苗豐強分析病情時指出，是「沒有先把樹畫出來」，全國上下就沒有一套發展資訊的清楚概念與藍圖。
　
樹沒畫出來

　資訊從軟體到硬體，層面很廣，產品從上游、中游到下游，每一項幾乎都牽涉到一種新科技。若是沒能先把適合台灣發展的資訊產品，按上、中、下游仔細界定出來，沒畫出整個工業的樹，業者就很難知道該投資什麼產品，或如何避開競爭激烈的熱門產品，去選出適合自己的路。
　舉例說，就像磁碟上面塗敷的那層特殊化學物質，或電腦外殼所需的塑鋼，都是很有市場潛力，而且台灣又極欲發展的新技術，但到目前為止，卻還沒有人做。
　國內廠商眼裡的資訊工業，只有微電腦和軟體程式，就一窩蜂地往前擠，「連聲寶、大同都想擠這個市場，這不是大公司跟著小公司跑嗎？」一家電腦公司的負責人問。
　業者認為，這陣「胡衝亂撞」，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沒能先指出明確的目標與方向，資訊發展的架構–工業的樹–沒有先畫出來。
　雖然工業局目前已經擬出一百五十一項策略性產品，其中有五十八項屬資訊產品，但是業者仍然認為只像個隨興所至的「採購單」，產品與產品間關聯不大，資訊產品跟其他工業產品之間的整合也不夠。
　譬如，一名資訊業者舉例，策略性產品中的印表機，就需先有精密機械的基礎，但是目前印表機的機械頭還需仰賴日本進口，而機械頭並不包括在策略性品項內。整棵樹的「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關係沒有明白的畫出來，即使有再多的獎勵措施，業者也無從「配合」。
　各種獎勵措施的雜亂與缺乏協調，具體表現出來的例子之一，是美國知名的尖端資訊公司奎茂（Qume）來台設廠，居然不合國內的資訊獎勵條件。拖了數月之久後，經過李國鼎親自出馬、幕後協調，才將一些不合理的限制消除。
　工研院電子所副所長楊丁元也認為策略性工業的發展，一定要「大家都在一條線上走，不要各走各的，」產生太多分歧。
　方向沒有指明確的另個嚴重後果，惠普電腦總經理柯文昌說，就是「彼此找不到對象」。有資本的大老闆不懂技術，懂技術的工程師又資金不足，而中間又缺乏一個能撮合拉線的媒人，結果林立的小電腦公司為生存掙扎而無暇進一步培養技術，有規模的大廠商又常有「人才難求」之苦。
　柯文昌說，他許多有錢的朋友都不知道該把錢投到那裡去，而「寧願把錢拿到美國去做寓公」，也不願把錢丟入這場找不到方向的混戰中。
　目標無法明確的另個原因，是政府推動資訊工業的組織，數目過多，就像「八頭馬車」各有所司、所好、所主張，所以不僅混淆目標，而且各組織像一位業者所批評的「彼此踩在對方腳上」。
　目前政府負責推動資訊工業的組織有八個，從行政院超部會的資訊發展推動小組，到經建會、國科會、研考會、主計處、工業局，和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工研院電子所等。
　經建會擬定資訊工業發展策略，由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負責推動這些策略。國科會、研考會、主計處、工業局各負責學術研究、行政院決策支援、審核全國各政府機關電腦作業、推動民間工業生產等各方面的資訊電腦化。而兩個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與工研院電子研究所，各負責軟體與硬體產品的推廣與研究發展。
　八個機構–業者口中的「八個婆婆」–有時也互相爭權、吵架與牽制。譬如策進會設立的目的，在推廣全國各機構電腦化，是鼓勵多用電腦的。而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的職責，卻是「看緊政府的荷包」，負責審核各機構的電腦購買計劃。
　對購買電腦計劃的審核過程，業者認為主計處過份謹慎緩慢，拖慢了國家電腦化的步調。一家電腦公司替某政府機構做的案子，光是最初步規劃的審核，就拖了三個多月，還沒批准。「這種效率叫我們怎麼做生意？」一名業者說。
　更有人評批主計處勇於「弄權」，是阻撓政府機構電腦化的最大「關卡」與阻力。因凡超過五百萬元的電腦案子都需經過生計處審核預算，因而能操「生殺大權」。「業者對主計處噤若寒蟬，如果你不買他的帳，他就不給你錢，不給你裝機器，」一位批評者說。
　兩個機構的功能本身就已互相牽制，再加上雙方都想扮演領導國內資訊發展的「牛耳」，衝突就更形劇烈。這場權力拉鋸，有時甚至出現在由李國鼎與周宏濤兩位政務委員所領導的資訊發展推動小組裡。
　負責推動全國資訊的最高決策單位–行政院下超部會的資訊發展推動小組，本身並沒有正式的編制，也沒有專職人員，在李、周兩位政務委員的召集下，由行政院各重要部會的副首長兼任代表。

湊時間的會議

自七十一年春天成立以來，小組僅開過四次會議，而且每次開會，據與會的官員透露，都是「湊每個長官的時間」才開成的。
　由於李政委原任策進會董事長，現為策進會的顧問，策進會經常擔任「幕僚作業」，為推動小組擬定各種計劃與報告。
　但在成立在先，已有十年歷史之久的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的人看來，成立只三年，而且又「名不正，言不順的民間單位」策進會，根本沒有足夠的經驗與能力做全國資訊電腦化的規劃。
　「我們對李部長的觀念、見解、用心及愛國的熱誠都十分佩服，」一位政府官員說，「但可惜他的幕僚人員太弱。」
　甚至在決定最基本的中文內碼標準上，主計處與策進會也互不相讓。主計處一年多前評鑑後，依「先筆畫後部首」的方式編好中文資訊交換碼，卻不能公佈。現在策進會又重新評鑑，準備以「先部首後筆畫」的方式編一套標準碼。
　連無法爭論的統計數字，兩個機構也要各顯身手，一較長短。主計處編了電子計算機資源要覽，策進會也跟著出版資訊工業年鑑來分庭抗議。
　「資訊（在台灣）已經變成個政治事件了！」一名首長批評：「政府本身的協調就沒做好，怎麼有辦法推行計劃？」
　而且批評者指出，策進會的上層主管也都是兼職。董事長，經濟部次長王昭明，每星期只能分給策進會一個「半天」。
　副董事長是財團法人工研院院長方腎齊，除重要會議外，幾乎不到策進會。
　負實際全責的果芸執行長，又同時身兼新成立的國防管理學院院長。而副執行長黃為德是現任中央大學理工學院院長。
　「資訊工業是腦力、技術、知識密集的工業，這些兼職的人員在上面，怎麼可能密集得出工業來？」一名業者調侃這種兼差（partime）推動工業的情形說。

半官半民

　臨時借調人力的行政院推動小組，和上層決策者為兼職的財團法人策進會，都是近年因眼見國內資訊業推展緩慢，而新想出來的變通之道。批評的人認為，由最早的主計處處理資料中心，到財團法人中華電腦、策進會與推動小組，各機構一個接著一個，疊床架屋的出現，正說明了原有機構的效力有限。
　從體制內的機構，轉到體制外的外圍組織，轉到臨時編制的小組，一名中型軟體公司負責人批評，政府到今天還在用「克難運動的心態」推動資訊工業。
　以策進會為例，因為年度預算需從經濟部來，所以有官方機構的色彩。但是因為人事任用方面可以不依公務員任用標準，所以跟民間沒有分別。
　這種半官半民的尷尬，一名電腦代理商認為「既沒有官方的權力，又沒有民間的彈性。」所以當民間以要求政府的方式要求策進會時，它權力不夠。而政府要求它的效率時，策進會卻受種種政府機構的限制。
　執行長果芸也承認，跟新加坡國家電腦局的行事權力比較：「我們牽扯太多，事權不能統一，錢也不夠。」
　以人才教育為例。新加坡電腦局預訂八二–八六年的資訊人才教育預算，有三十四億台幣，平均每年約可有七億台幣。但在我國，教育部與經濟部所支持的資訊人才教育預算每年僅兩千八百萬台幣。以新加坡只有兩百四十萬的人口與台灣一千八百餘萬相比，新加坡平均每人每年能得到的資訊教育經費有兩百九十二元，而台灣卻只有一塊五。新加坡推廣電腦的教育花費是台灣的一九五倍。

與民爭利？

　而且，新加坡有明確、清楚的中、長程計劃及執行方法，譬如新加坡的人力訓練計劃預算是做五年的，台灣卻只做一年。
　事權無法統一之外，策進會最引業界批評的，還是「與民爭利」。
　因為半民間的地位，所以策進會今年固定的政府預算只能有五千五百萬台幣，其餘不足，就要靠接外面的軟體案子去賺。去年策進會表現出色，不但不虧，反而盈餘兩千六百餘萬。
　近年來幾乎所有政府進行的大規模電腦化案子都由策進會承擔，例如入出境管理局、菸酒公賣局、中央氣象局、公路局、交通部、工業局，及中央印製廠、第一銀行等企業。
　儘管策進會極力辯稱這些案子都只是市場的一部份，外面的市場還很大，是業者沒有盡力自己去找。但是業者憤憤不平的仍是策進會用「公家」機構的特殊身份，跟民間競爭。
　「很明顯的，每個政府單位都寧願找策進會，免得落個圖利他人」的批評，一家具規模的軟體公司負責人說。
　甚至像外交部的電腦化系統，為保險起見，一定要跟策進會簽約，至於策進會包給那個民間軟體公司做，它就不管。「這簡直是資訊工業的榮工處嘛！」一名業者批評。
　策進會的辯解，目前接案子，是「用工作培養經驗」，來訓練佔策進會工程人員一半的資淺工程師（經驗在三年以下）。但是策進會面一位工程師坦白承認，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策進會會成第二個中華電腦公司了！」
　策進會董事長王昭明也一再公開表示，策進會絕不應「與民爭利」，儘量不要與民間業者去搶國內的市場，而應積極去開發海外市場，接下國外的案子，再分給國內業者做，來培養民間業者的實力。
　「策進會以後將儘量不去接國內的新案子，」王昭明斬釘截鐵的說。
　但是業者眼見策進會系統部的人員穿梭活躍於各政府公營機構之間，洽談電腦案子，對這樣的承諾最多也只「半信半疑」。
　但是持平的業者指出，在資訊教育上，策進會的獨自努力卻很有成效，而且值得欽佩。董事長王昭明形容，雖然每期只能收八十人的班級，時常會有兩千多人來報名。而且協助青輔會辦的青年轉業班，每期結業生都「百分之百就業。」
　有些業者有鑑外圍組織的財團法人，工作推動起來受到太多的限制，就建議我國應比照新加坡電腦局，在體制內創立強有力的「台灣電腦總署」，統一事權，架構具體目標，全力推動全國資訊發展。

此路不通

　「找到這個機構之後，其他亂七八糟的組織就要統統殺光，」一名中型軟體公司的負責人面無表情地說。
　另一業者建議：「要找個深知民間疾苦的人來主持，下面還要有一批真肯做事、又懂技術的人。」
　但有識者認為，要找深知民間疾苦又有專業經驗的人，以目前公務員偏低的待遇水準，和公務員任用資格的限定，不僅在電腦總署是難事，其他部會也早已怨聲載道，證明此路不通。
　於是，另設體制外新強權機構，或強化策進會的功能，拋開一切體制內的束縛，大刀闊斧來做的呼聲又再響起。
　行政院一位首長搖頭痛嘆：不管多難，一切還是該從內部改起。從最基本的法規、制度開始一步步革新，創造更好的工業發展環境。體制外另設小王國的作法只適合六○年代，現在台灣所面臨經濟轉型期的危機，若是還維持體制內和體制外機構「兩邊各走各路，那國家就完啦！」他拖長尾音警示。
　儘管總統一直鼓吹「憂患意識」，但是惠普電腦的柯文昌認為政府官員的危機感還不夠強烈，而且即使心急，野心也過大，急著想要所有的新東西，沒有認定工業發展的第一、第二優先。策略性工業獎勵辦法適用的範圍也越來越大。
　有了發展優先的共識，還要有石破天驚的改革決心。台大經濟學教授王作榮形容，政府需要有勇氣面對「打破社會的生態平衡，危害既得利益階級，引起紛擾與對抗」的危險，來做改革。

只有策略沒有行動

　決心之後跟著要做計劃，一位經建會的官員說，不僅是策略計劃，而且要行動計劃。
　他指出，目前台灣規劃體系的毛病，是天天抱著經建會擬定的策略計劃談輔導，部會首長把口號再拿出來溫習、溝通一遍，跟著該來的細步行動計劃就一直沒有。即使想進一步計劃，做計劃的人也不夠。
　他舉例說，負責發展資訊工業的經濟部本身，就至今還沒有專門負責計劃的單位。工業局第二組雖然負責選出策略性資訊產品，但是真正規劃的只有一人。於是工業輔導方案通常都交給策進會擬定。
　策進會的策劃研究中心雖然有十二名職員，但是他們分別忙於負責中小企業自動化系統、評估中文標準交換碼系統，和產業調查、資料庫研究計劃等事，策劃研究中心主任黃台陽說，時常有許多「雜七雜八的事，堆到我們這來」，能全心全意規劃全國資訊工業輔導方案的人力，顯然有限。
　到底政府在這樣層層的限制下可以做些什麼？
　行政院一位首長就指出，業者要擺脫對政府的依賴心，政府只能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譬如融資，或提供部份市場，把部份政府電腦化案子交給民間。另外就是制定一些基本的法令規章（如規定電腦印表的法律地位等），並且加緊培訓資訊人才。
　「其他就要靠業者自己做了，」這位首長說。他懷疑幾個坐在屋、辦公桌前的政府官員，能夠想出比民間更有活力的發展方案。
　「就像做鞋一樣，鞋做得好不好，只有穿的人才知道，」他比喻道。
　持平的人說，業者在種植資訊工業這棵巨樹的過程中，表現的欠缺秩序與無遠見也讓政府難有信心。策進會執政長果芸形容民間軟體業者是「做過幾個案子，就自己設個新公司」，在沒有市場、資金、技術的情況下，只能等待政府救濟。
　即使是資金很足、規模很大的公司，也未能先證明自己的實力，就抱怨政府沒有把案子給他們做。花在四處抱怨的時間多，花在培植自己能力的時間少。
　一位首長指出，發展資訊工業要有決心、還要有長期的承諾。「資訊工業就像個漂亮的女孩子，每個人都想追，」他比喻，「但是光追不行，你要跟她結婚呀！」

追女孩要結婚

　新加坡的追法，是總理李光耀先認清發展資訊是全國的目標，然後「上拉下推」地用國家生產局的鼓勵，強迫提高工資，讓民眾也確認資訊工業為國家未來工業發展的第一優先，達成政府與民間共識，合力直追資訊工業這個漂亮女孩。
　台灣要在亞洲四條龍中搶到頭采，讓資訊工業的巨樹比別國長得快，民間與政府之間共識的根可能就要紮得比新加坡更好。
　種樹、紮根、悉心澆灌，園藝的奧秘或許並不精深，就從土、今天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