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飯碗與中共工業 — 「苦海餘生」第十二章

「一位聖人曾說：『任何人都無法保證你下棋時會盤盤皆贏，但是卻有一法保證你不輸。』有人問，是什麼方法呢？這位聖賢回答：『根本不要下。』」––摘自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
　一九七九年六月，我到達北平後不久，有一天，我拿出一份二次大戰前印的旅遊指南，想要找一些舊日城牆的遺跡，但是除了紫禁城和中南海（高幹辦公室所在）的圍牆外，所有四十尺高、底部六十二尺厚的城牆全被拆除了，理由是妨礙交通、浪費空間。
　我從碩果僅存的前城門，沿著東西線，信步走出，卻發現代圍牆而起的是綿延達兩公里的深奶油色十層公寓，起碼有四十幢，這些公寓有寬大的玻璃窗和陽臺，底層也預留了店面，和城裡其他昏暗、破落的建築物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在這個平均每人只擁有三平方碼的城市裡，這些公寓彷彿是政府向屋少人多的困境堂皇地挑戰。
　但是我再往前走，發現情形有異，外面沒有小孩嬉戲，窗戶上光禿禿的，陽臺上沒有曬衣服，屋裡更沒有傳出打鬧聲或笑聲，簡直是座空城嘛！
　隔了幾天，計程車又載我，經過那裡，司機望著遠處的明陵說：「這些公寓真美，但是誰建造的，應該被槍斃。」說著，他往車窗外吐口口水，以表示輕蔑。

水打不上

　從公寓鄰近一家照相館的中年店員口裡，我知道了一些情形，公寓早在一年前就完成，但是被分配到的住戶都避之惟恐不及，這位店員就被分發到一幢公寓的六樓，「賴皮」了幾個月後，黨委命令他搬進去。
　這些公寓的水壓不夠，三樓以上就打不上水了。他自己做了個很簡單的抽水代用品，必須用手來打水。他更怕將要來臨的冬天，公寓的暖氣來自一座熱能廠輸送出來的熱水，但是廠太遠了，到了目的地，熱水變成攝氏五、六度的冰水，暖氣管根本散發不出熱氣。
　為什麼會如此？這位老闆坦承是因為政府間負責工程和建築的各部門，根本沒有協調。
　他悄悄地湊上來，怕店裡其他人聽見：「誰先到工地，誰就先開工。」舖地的工人比舖水管的工人還來得早，因為沒有人總負責，也就沒有人關心最後的成果。
　他給我看一篇登在人民日報上，指責「建築業已成了三不管」的文章，但報上也沒說誰要為浪費百萬公帑而受處罰。
　這一大片公寓既表現了中共工業的成就，也表現他們盲動妄進。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的工業規模很小，例如很粗淺的上海紡織，日本人剛剛發展的滿州鋼鐵，以及只連接主要城市的鐵路。
　自從一九五三年實行五年計劃後，中共的工業生產量以每年平均一○％增長，是成長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他們的棉織品和鎢占世界第一位，收音機產量占世界第二位，更是第三大煤產國，第五位產鋼國，第十大油產國，並能自製計算機、電子顯微鏡、核子彈和噴射戰鬥機等。
　我在香港的四年中，時常報導中共年底所發表鋼鐵、石油和化學肥料的增產報告，但是我駐進中國大陸後，才發覺這種傳統的經濟成長指標背後埋藏了大量的浪費、錯誤的計算、無效率的經濟制度，和戕害中共最深，非改不可的官僚體系。
　國民平均所得急速地增加並沒有改善人民的生活水準，縱使一九七九年改變經濟方向後，日常用品和食物的供給並沒有增加，七○年代的真實工資反而比六五年下降，中共的工業就像那群大而無當的公寓–表面上，政府成功了，卻沒有造福人民。
　一位頗顯老態的經濟學家老胡，對這些缺失有一番解釋。老胡高瘦、很嚴肅，雖有些古板，還是很有禮貌，像舊式的讀書人，他回答問題時，總是很認真地思考，對自己的本行很熱切。他說在五○年代，中共採取史達林密集工業化的模式，雖然中共與俄國已交惡，俄國制度仍是中共的寶典。
　俄國模式是強迫大量儲蓄，以低工資、高價格和工廠高盈餘做後盾，中共沒有所得稅，但是政府把工廠所有盈餘轉投資到其他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如鋼等，這些新的重工廠誕生出耀眼的ＧＮＰ成長率，足以讓中共領袖陶醉。
　但是，他接著說，這也帶來了浪費、不平衡、和低效率，從沒有人算過投資報酬率，利潤是骯髒的資本主義字眼，工廠廠長膽敢憂慮廠裡是否會有赤字，馬上就會被扣上「利潤掛帥」的帽子。
　老胡又說：「那時，大家一窩蜂地建工廠。」中共統治的三十年，設立了三十五萬五千個工廠，相當於投資兩千一百三十億美元，對貧窮的中國大陸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
　中共平均每年將ＧＮＰ的三○％轉投資，一九七八年更達三六．五％，消費性支出就少得可憐，比較起來，一九八○年美國的私人投資只占ＧＮＰ的六．六％。
　中共馬不停蹄地發展工業，顯然忽視了利潤和效率的直線下降，一九五七年，每六十七美元的資產額可創造二十三美元的利潤，但是七六年卻降到了十三元。

機器．人員太多

　一位全錄公司的商人回億起他檢查幾家歸第四機械工業部（為軍隊製造電子產品）管的工廠，部裡想製造一種改良的影印機，全錄的工程師們得以有機會參觀工廠，他們非常驚訝於中共工人的研究和技術，但是也發現這些工廠冗員太多，機器也閒置，只利用了二○％的產能，這位商人說：「他們一個廠一年只生產一、兩百架影印機，美國一家工廠一天就要生產這麼多。」
　那位美國商人也發現很多工人無事可做，三五成群，抽煙談天，或者玩牌下棋，真正在工作的倒是些在建新廠房的工人。
　「我真是驚訝，」這位商人歎道。「工廠裡大部分工人和機器都沒有用上，他們為什麼還要擴充，最後我終於想通了，因為工人無事可做，只好被派去修廠，廠長必須花掉今年分配下來的經費，否則明年就沒有了，我問廠長是否如此，他很不好意思地點了點頭。」

從沒做過一天工

　一位寬肩膀，手上有很深疤痕的中年人告訴我，他廠裡一位同事六十歲，將要退休，在告別茶會中，大家吃喝得正高興時，這位同事忽然放聲大哭，別人很奇怪地問：「你馬上就要享福了，還哭什麼？」
　即將退休的工人回答：「我在這個廠已待了二十年，卻從來沒有做過一天工。」其他人深有同感，由於大家搶蓋廠，也在搶建材，這個工廠一直沒有「搶到」，建廠工作就蹉跎下去了。
　這並不是稀奇事，幾乎我遇見的每個中國人都能朗朗上口一些從沒有完工的廠，或者建好後，不能使用的故事。我去了最有潛力的產油區–新疆，在首都迪化參觀時，嚮導告訴我，政府花了一億四千萬美元，在那裡建造一座煉油廠，已完工一年多，卻還沒有啟用，採出的油仍然送到甘肅的蘭州去提煉，因為如果新疆的廠啟用，蘭州那座就得關閉上了。
　這個煉油廠與花了五億元投資在武漢鋼鐵廠的缺失相比，就是小巫見大巫了。由日本和德國協助建造的五座鋼鐵工廠，一九七八年建成後，每年應可生產三百萬噸高級鋼，但是中共建造時卻忘記計算電力的負荷，開工後，才發現用電量超過整個湖北的發電量，現在一星期只能開工一、兩天。
　中共又投資了一百三十三億美元在離上海不遠的寶山建立了鋼鐵工業區，本來這是自中共政權成立後，全國最大的工業計劃，也是四個現代化的重心，從日本、西德和美國輸入最前進的技術，預定完工後，每年生產六百七十萬噸高級鋼，除了經濟，還有政治上的意義。
　這座工業區象徵著中共領袖一直炫耀的：結合豐富的人力資源和革命精神所創造的經濟奇蹟。所以破土典禮那天，中共最高階層「政治局」包了一架飛機從北平飛來，以壯聲勢。但是我去訪問時，卻看不到幾個工人在工作，聽不到施工聲，藍圖上所畫的各部門，卻孤零零地站在那裡，尚未完工，只有一個大碼頭仍在興建中。縱然沒有官方正式的宣布，一般相信這個計劃已延期了，這是八○年到八一年縮減政府經費下的「犧牲品」，北平政府總算認識到過度擴張的後果，八一年的預算減了一三．四％，比雷根縮減預算的比例多了兩倍。
　一位寶山施工處的副主任坦承這項計劃是一連串計算的錯誤，中共低級的礦砂無法適應日本的高級技術，於是北平得向澳洲進口昂貴的礦砂，工業區又是在窪地上，必須用三十萬噸鋼打樁，長江水太淺無法讓十萬噸的貨輪進口，所以他們又得建造一個新港口，把建材儲藏到一三○里外，再用小船運送過來。這些都增加了巨額的成本。冶金部就公開承認，寶山工業區興建費用可能要高達兩百七十億，幾達當初估計的兩倍，也是八一年中共總預算六百五十億元的四○％。

專情於鋼鐵

　經濟學家老胡舉出北平為什麼「專情」於鋼鐵的歷史淵源，而認為這是衡量國力的指標：「很多中國人認為從十九世紀起，他們吃癟於帝國主義，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鋼，毛澤東就曾說：『鋼是工業之本』。」重工業變成了中共朝思暮想的目標。
　老胡說，過去三十年，五○％的政府經費投入了重工業，只有五％投入消費性的輕工業、八％在農業，但是中共卻忽略其他相關部門的發展–能源、運輸和住宅。「很多工廠沒有足夠的電力可用，因此我們失掉了二五％的生產潛力。」也因為在發展能源上沒有足夠的預算，八○年中共的油、煤、天然氣產量下降二％，去年跌得更多。
　令人感覺矛盾的是，造成這種驚人浪費和缺乏效率的理由之一卻是中央計劃，這是蘇俄以分配產量數額來規劃經濟發展的模式，而不是以利潤或市場為導向。老胡形容這是從蘇俄來的傳染病。他說，理論上，中央規劃是很科學，中央訂下每個工廠的目標，然後據此分派原料和工人，工廠經理只要負責達到年生產目標就好。
　「這是命令式的經濟，就像管理軍隊，非常合乎出身行伍毛澤東的胃口。」老胡說：「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實行得很好。」一九五三到五七年，中共懷著滿腔的熱忱和旺盛的幹勁，希望全力恢復綿延數十年戰爭所損傷的元氣。「但悲哀的是，這只是一時現象。」老胡繼續說。這項制度的缺點是以工廠是否能繳出足夠數量的收音機、耕耘機，而不是以出售量或利潤多少來衡量其成敗。
　老胡提議我去研究一下汽車工業，這是中央規劃加上盲目建廠的結晶體。中國大陸有一三○家汽車工廠，居世界各國之冠，二十九省中，除了西藏外，每省至少有一個汽車廠，但是每年總產量只有二十二萬輪，降到世界第二十位。

配額到就停工

　有一年，我在十二月申請參觀北平一家最大吉普車製造廠，但是工廠裡一位官員抱歉地解釋，他們在九月已達到了上面規定的生產配額，工廠關閉迄今，工人仍然每天簽到，但只是修理機器。他要我次年一月，工廠收到配額開工後再來申請，這倒是我第一次聽到的新鮮事。
　一月初，我再度申請，被批准了，見到了工廠廠長文曾治，他以前是政委，額頭很高，梳著毛澤東的髮型，草綠的帽子和褲子，藍夾克，就像中共其他大官一樣胸前別著一隻金筆，幾條街外的釀酒廠傳來膩膩的甜味，飄散在龐大的廠房間。
　廠裡都是一堆堆等著裝配、散放在水泥地上的零件，冷卻器、前燈以及籮筐裡的螺絲帽、螺絲釘。兩個二十多歲的工人，正在把吉普車身放入一千噸的壓形機，他們必須在機器往下壓的一秒前，趕快抽回手，這些工人像其他中國大陸的工人一樣，沒有護目鏡，也沒有護手套來防禦那恐怖的機器。
　文先生說，這家工廠二十多年前，只是個修車廠，完全靠著員工的努力建立起來，這些年，他們完成了自動化裝配線，自動化油漆和乾燥設備，合乎「自力更生」的銘言，但是他們的吉普車型式卻是最早的俄國式樣–四門式、高腳、橄欖色的油漆、四汽缸，就像一九四○年代末期的美國車。
　一九八○年，這個工廠被指定生產一萬五千輛吉普，以九千七百個工人計算，平均每人還生產不到兩部車，是否可多生產些；文廠長說這個廠的產能是三萬輛，那麼多生產些，利潤就會多些嗎？文先生低聲笑說：「我們不能按照自己意願生產，必須聽命於中央計劃委員會，這是社會主義的做法。」
　中央計劃小組也替工廠經理擔負了售賣吉普車的責任，它授權給每省的機構工具部決定那個辦公室、工廠和公社有權買吉普車。買主必須到北平去取貨，也要自己負責運回去，外國賣主會為此條件裹足不前，但是對指定去取的幹部們而言，卻是免費到北平旅行的好機會。
　這些吉普車並不便宜，售價相當於九千三百美金，以它的品質比起美、日、歐洲，算是貴的。但是價格是由中央決定，文先生說製造成本大約六千四百元，幾乎有四四％的利潤，美國車頂多只有一五％的利潤，連最貴的凱迪拉克也只有二五％。我恭喜他有這麼高的利潤時，他又暗笑了，國營事業必須把九五％的利潤交回中央，自己只能留五％，所以上下員工都提不起勁減低成本或提高利潤。

經理權力低

　廠長沒有西方經理視為當然的一些權力，他不能為員工加薪，沒有雇用或解僱員工的權力，不能購買新機器，不能重新設計新車型，這些權力是由比他高幾層的官僚組織負責，他隨時要去請示，使廠裡效率更差。
　人民日報的記者有一次訪問了一位瀋陽重機器廠的主管，談起他在工作上的挫折感，這位主管抱怨，為了建座員工宿舍，他必須奔走於政府十一個部門，二十四個官印或圖章蓋上去後才算批准。在三個月期間，他研讀了政府五一八件文件，到外面參加四十八次會議，從中央掌管工廠的第一機械工業即開始，批准後，再由省級政府開會，然後是縣政府，全部都是同樣的題目，討論的也是同樣的內容，每個主管機關的視察隊，如品管、財政、產品安全，甚至家庭計劃，接二連三蒞臨，人民日報記者訪問那天，就有十個視察隊同時蒞臨，使只有三個會客室的工廠捉襟見肘。
　「每個視察隊都認為自己的任務最重要，要求會見工廠的領導同志，」這位記者寫道，「他們每人都要求主管發動員工在各視察隊所屬範圍內殲滅惡習。」主管只有苦笑著，我們有太多的「婆婆」。
　有一次凱洛格（Kellog）肥料公司駐北平代表平約翰（John Bing）指出，一位工廠領導人問美國經理如何提高生產力。
　「我告訴他，我們集中心志挖掘問題，然後改進。」這位對中國大陸有深厚感情的人放棄了退休，志願來此的美國商人急切地回答。
　那位主管笑了笑，說：「我絕對做不到，我得花九五％的時間去解決與生產無關的人事上和政治上的糾紛。」
　湊巧，我遇見一位從美國汽車公司（American Motor Corporation）派來的工程師兼會計師，他是來談與中共合資，轉移技術，以提高中共吉普車的品質，因為這些舊引擎浪費能源、污染空氣，談判延續了兩年之久，曾一窺工廠全貌的美國人卻驚訝於中共過多的機器和少得可憐的利用率，他們估計年產量應為四萬五千輛，是現在產量的三倍。
　「他們的機器足夠使用很多年，」這位工程師說：「在機械部門，他們只需五部車床，但是卻有二十五個；一個月只能用上一、兩次的鍛鐵爐和壓縮機也買來了，非常不經濟。」他說，在美國，這些工作都轉包給專門工廠，他又開玩笑說，最好的合作方式，是把這些多餘的機器賣到美國，準可大賺一筆，那邊有的是需要買舊機器的顧客。
　這位會計師和工廠主管談完後，歸結出兩個吉普工廠具備這麼多機器的原因，首先是中共從打游擊時遺留下來的習慣–一切自給自足，這也能解釋為什麼中國大陸各省不管人口多少和路況好壞，都必須有一個汽車裝配廠。其次這種自給自足也是必須的，如果吉普依賴別的工廠做小零件，不能有把握能準時送到，如此就很難達到被分配的產量。所以每個部、每省和每縣都忠實地防禦自己的領土，有時候，他們甚至像交戰國，而不是整個經濟體組成的分子。
　人民日報也報導，在陝西某縣的煤礦和發電廠之間的爭端：「他們比鄰而居，本來只需一條輸送帶就能把隔壁挖來的煤送到發電廠，但是現在情形卻不同了。」因為煤礦歸礦業局管，而電廠歸電力局管，兩局拒絕彼此合作，所以煤礦挖出來後，先用卡車送到四里外的火車線上，然後貨車再把這些煤載回發電廠。
　在建於天山和準噶爾盆地間，搖搖欲墜的迪化，我碰到了製造挖壕溝機械的一位美國公司業務經理，他的公司Barber Greene在前一年賣了五架共值十五萬美元的機器，和十萬美元的零件給中共石油部。兩架機器被分到新疆挖洞，以埋藏運油管。這位業務經理從北平坐了四小時飛機到迪化，希望看看機器使用情形，出乎意料，他只看見一架在操作，他問現場主管另外一架機器在哪，是不是有毛病，那位主管答：「沒什麼毛病，我們只是拆下它的零件補給現正操作的機器用。」
　美國人更迷惑地問：「我們賣給你們的十萬美金零件呢？」
　「不知道在哪？」中國主管回答道：「縱使知道，也不可能拿到，他們在另一省。」

國營事業賠錢

　這種低效率普遍存在於各個部門，雖然毛澤東的繼承人譴責左派不應攻擊「利潤掛帥」，要工廠多注意是否有盈餘，但是據統計局說，二三％的國營事業在一九八○年都有虧損，縱使工業總生產增加了八．四％，工廠的利潤卻減少了一．三％，由於沒有個人所得稅，歲收全靠工廠的盈餘，這實在是個大問題。
　老胡也將其他幾項違反成本會計的習慣歸罪於中央計劃：「我們總有一大堆不能很快出清的存貨，因為沒有人負責銷售。」工廠只管生產，沒有人去做市場研究。
　一位在公營電機公司工作的朋友，估計中國大陸大約有四億美元的電機存貨，但是去年政府買電動機械的預算只有兩億美元，他說，縱使停止生產，也需要經過兩年才能消化完這些零件，一位經濟委員會的官員告訴「人代會」說：「中國大陸在一九八○年的所有存貨，相當於全體人民的全年工資所得。」

品質低落

　品質低落是中共工業的另一「瘟疫」，老胡把這歸罪於：評估工廠表現是在生產數量，而不是品質。一位在製造電腦零件公司裡工作的年輕人告訴我他工廠的出品五○％被退貨。新華社也曾透露，廣東一家製造耕耘機的工廠，自從一九六六年開工後，已經製造了七千輛耕耘機，但是沒有一輛是合乎規定的標準。
　人民日報也曾嚴厲指責在吉林省某縣的農具場。它一年只生產五十輛用手操作的耕耘機，卻以昂貴、常壞而聲名狼籍，但是縣黨委書記為了工廠的利潤，強迫附近的公社一定要買。一家公社的幾位同志聯合起來，想要為難這家工廠，他們提議只要工廠能把耕耘機駛去公社，他們就買下來，工廠挑選十部菁英，但是只有三部到達了目的地。
　我從香港採訪大陸新聞的四年間，非常「忠實」地報導歲末中共所宣布的經濟進步，常有些懷疑到底這些數字有多少真實性，我和很多西方經濟學家包括大學教授、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都談過，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中共資料大致可靠，從五八年大躍進到七○年代後期，數字不全，只以百分比來計算，例如北平只宣布車廂製造數達到年目標的一○○％，卻從不說真正的產量多少，或與前一年相比是否增加。西方專家認為中共並不故意說謊，只是選擇性地發表統計數字。
　但是一位在國家統計局工作的人告訴我不同的故事，他說，在文革期間，局裡的大部分高級知識份子曾遭受激烈派嚴厲鬥爭。很多統計學家捲起舖蓋，被下放到鄉下，局裡從兩百人減到十四人，來負責幾億人民的資料。直到八○年才恢復了文革前的規模，他們首要任務是重新設計一份工廠報告產量的表格，每個工廠必須在每月結束後三天，報告這個月的產量。

道德低落

　這些報告到底有多少的真實性呢？「文革後，我想很多工廠就是把被分配的產量，寫成真正的產量。但是我們儘量設法查，」他說，農業生產可能更不正確，這又是文革對中國大陸無形的戕害。
　共黨堅信，要增加稻穀產量，唯有讓公社集中力量，提高每公畝的產量，他們幾乎瘋狂於每單位產量的增加，我訪問的每個公社，幹部總是很熱切地報告他們的每單位產量多少，這是誇大他們成就的好機會–只要少報些土地，每公畝收成就相對地增加。
　一位在農墾部工作的官員說，從地方上匯聚來的資料顯示，中國大陸共有兩億五千萬公畝的可耕地，但是據美國在中國大陸上空拍的衛星照片顯示，卻有三億五千萬公畝，多出了四○％，這是連年政治壓力帶來道德的敗落。
　最引起爭議的可能還是中共官方發表的人口統計，就像一個頗敏感於體重的胖子，中共發表的數字總是讓西方觀察家覺得隱藏了什麼。但是有些中共官員也坦承自己的無知，一九七二年，首席經濟計劃人李先念在答覆一群日本訪客關於中國有多少人口時說，中央計劃委員會說七億五千萬，管糧食的卻說八億，而商業部卻偏好八億三千萬。
　今年，中共將由聯合國幫助用電腦做全面的統計，以解除各方的疑問。

污染嚴重

　有天早上，我正和助手老吳研讀將近十二份的報紙，這是我們的例行功課，他忽然「唉喲」一聲尖叫，他正在讀北平近郊一群農夫的故事，他們引火取暖時，一位農民把一小節燃燒的木頭投入鄰近的河裡，河面馬上起火，燒掉了一座橋和高壓電線。經過調查後才發現，河的表面舖滿了上游五個工廠流下來的油污。
　三十年來中共工業的發展，也帶來嚴重的污染，這是中共從八○年開始才注意它的嚴重性，在一個政治權力完全由黨控制的國家中，既沒有群眾起而攻擊帶來污染的工廠和汽車，中共也從沒公開宣布空氣和水污染的程度。
　我和內人搬入北平專為外交人員和外籍新聞記者所保留區域中的一幢十一層樓公寓，早上舉目往窗外望時，只見到處一片灰濛濛地，腳下的城市完全消失了。
　一位美國環境保護局派來的專家更證實了我們的恐慌，他知道有位美國人帶來一個空氣品質測量器，可以量出空氣污染程度，安全指數是二十五或三十，在華盛頓測得的是五十。
　但是當他把儀器拿到北平的一間教室裡，指針陡然升到一三○，然後到重工業中心的武漢，指針一下踏到了最高點四百，然後一陣亂跳，儀器竟然破碎了。
　多年來，中共一直堅持污染只會存在於資本主義國家，因為黑心企業家不顧人民生命，無限制地流出有毒物質，人民日報曾一再強調這些。一九七二年，一位在斯德哥爾摩出席聯合國環境衛生會議的中國代表「指控」，美國和其他工業國帶給世界環境污染，並要求給予開發中國家賠償，當然包括中共在內。
　但是毛澤東實用派的繼承人開始注意到他們的生態環境，而在一九八○年首次通過環境保護法，中共領導階層常為執行的早晚或尺度而苦惱；一位在黑龍江掌管污染控制的官員李宏元說，公營工廠裡的生產和環境保持總是有矛盾的。
　這位短小精悍、很有使命感的官員總有舉不盡的事實和數字來證實污染的嚴重，李宏元帶我去看貫穿哈爾濱、已完全污染的松花江，連魚也不見了，靠此河維生的漁民身體中有很高量的水銀。
　有些排出鉻的工廠下游的農民，常有上吐下瀉和肚子痛的現象。李宏文的工作單位就常對這些工廠處以罰款，希望他們能開始清除，但是無補於已受污染的河川。

濫墾濫伐

　直到本世紀初，黑龍江仍是綠油油的青山覆蓋著的廣大肥沃草原，對人口密度過高的中國大陸，這是最後一塊處女地。但是現在到處可見住在泥土牆裡的農民。濫砍濫燒失去了大片森林。有些中國科學家相信，這是一九五○年代迄今，該省降雨量減少了五○％的原因，也使得灌溉黑龍江省田地的松花江流量在過去十年，減少了一半。松花江在哈爾濱市的航道只有以前的一半。
　「連接土地公和天公之間的是草木，它能夠蒸發水份到空氣中，然後降雨，」土地改革部一位官員頗富哲理地說：「但是天公是個精明的商人，祂不願只付出不收入的。」

一定要午睡

　在海南島附近，南中國海的外海探勘船是十萬火急的計劃探勘隊，用空氣壓力槍抵住油出口，來測試是否如地質資料顯示有豐富的石油蘊藏，所以當一位美國人上了船，看見到了中飯時間，中國人關了機器，準備睡個長午覺時大吃一驚。
　這位美國人告訴中共負責人，這種操作一天就要花費五萬美金，而且機器停止操作會阻塞內部，這就是為什麼西方探勘船往往分兩班，一班十二個小時整天不停地鑽動的原因，但是負責人似乎不為所動。
　從中共掌握政權後，午睡成為中國人生命中最重要、也是最愉快的「典禮」，午睡在冬日兩個小時，夏天可能長達三個小時，沒有人能例外，午餐在十二點以前的辦公時間就吃了，而且上下午十五分鐘至兩小時的休息時間可溜出去採買，所以午睡時間是心無旁騖的。
　建築工人倚在碎石堆上休息，農人躺在沿街踢踏的驢背上小憩，辦公室裡職員坐在沙發上小睡，人民日報的辦公室甚至備有床位。中共出版的外國語報社也有很多人把舖蓋放在架子上，到了中午，他們就把桌上的書和報紙「排開」，把舖蓋舖在上面，開始打盹。
　中國人對午睡的堅持，甚至連空中旅行也不例外。有一次，我搭中國民航，從廣東到杭州，但是途中我們在南昌附近的軍用機場降落，空中小姐解釋說在此午餐，我們被趕進了基地的餐廳，吃了一些蒸過的青椒豬肉和一碗湯，吃完後，卻沒有上機的宣布，仰望上空，是萬里無雲的艷藍色，天氣應不成問題，我看著幾架老爺式米格機起起落落，以消磨時間，一個多小時後，工作人員總算回來了，我問空中小姐為什麼延期，她理直氣壯地答：「駕駛員要午睡嘛！」
　午睡本是古代農業社會的習慣，早上日出而作，中午天太熱時打了盹，但是共產黨卻稱，這是在工業時代社會主義所創造出「成就」，甚至還納入憲法第四十九條：「工人有權要求休息」。
　午睡只是中共給予勞工層層保護的福利之一，此外還有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大部份由政府津貼的低房租公寓，最低階工人每月也可領到理髮和洗澡票，大部分辦公室還有免費電影票，女人另有少許津貼購買衛生紙。

終身僱用制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終生僱用制，中國人叫「鐵飯碗」，除非犯了謀殺搶劫罪，中共工人不可能被免職。在蘭州煉油廠裡有三萬六千名員工，工廠裡一位職員告訴我他們從沒有解僱過一個工人，而每個工人可把他的位置讓給自己的一位子女，就像古代的世襲制。
　「我自己也不同意解僱工人。」滿臉皺紋的副廠長張立中說：「這不是社會主義該做的事，以前，工人必須看資本家臉色，隨時被裁員，就像你們美國，現在卻不同了，終生僱用制是革命後的最大貢獻之一。」他繼續說著，儼然西方的工會領袖，而不是管理者。
　這並不是誇大，一九八一年，當中共關閉了一千家低效率的工廠，以節省經費，但是這些工廠的工人照樣拿薪水，我在北海公園散步時遇到一位身高體壯的年輕人，他所在的耕耘機工廠已停工四年，但是他還在支薪，他現在最大的麻煩是如何打發時間。

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也使中國人能享受他們獨特的福利，很多人都理所當然認為「單位」能供給任何在西方被視為私人財產的東西，我到北平不久後，經外交部的推薦，找來了一個近五十歲的前任農夫當司機，他有著方下巴，不太苟言笑，我叫他老石，這很合乎他的個性。但是上班第一天，他就給我擺了個臉色，我問我的助手老吳他為什麼不高興，老吳說因為我沒有給他買傘和熱水瓶。
　我指著倚在牆角還在滴水的老石的傘說，他有自己的傘啊！但是老吳很有耐心地解釋那是老石自己的傘，到達了辦公室後，就不該再用了。
　這又是一門「報銷」學問中的一環，一位冰姓女人告訴我她每次到飛機場去接送同事，就可享受到免費的一餐，她解釋：「你只要告訴侍者，你來出差，他就在帳單上註明，回去向單位報銷。」
　在中國人看來，這些政府供給的福利對生活苦況有些幫助；這包括低落的生活水準，自己對教育和職業等大事不能掌握決定權，日常生活的挫折感以及排長龍、買雜貨和過度擁擠的公車。
　「如果你不是很有野心，而且沒有政治上的污點，在中國大陸生活是蠻舒服的，就像住在一個慢慢移動的輸送帶上，」一位北京大學禿頭的教授說，「每件事都有人為你安排好了，不必你費心，也沒有任何壓力催促你。」
　不久前，他二十多歲的女兒千方百計，弄了一張護照到香港去看叔叔，這位教授很怕他女兒也像很多年輕人一樣，被五光十色、工作機會好和高生活水準吸引住，但是兩個月後，她回來了。
　「那裡的生活太緊張了，工作太累了。」他女兒說。
　一些中國人也擔心鐵飯碗和福利制度，會抹煞掉中國人吃苦耐勞的天性。
　「城市裡的人沒有以前工作得那麼認真了，」一位一九四九年前受過訓練、醫術精湛的外科醫生說，很多工人就是想來拿張醫生證明去休半天假，反正他們看醫生也不用花錢，有的甚至去血壓器和溫度計上做手腳，假裝生病。
　「很容易可以看出很多人都在搞歪點子，」醫生繼續說，「因為在國定假日時，醫院幾乎沒有病人。」
　我們請了個佣人，叫王阿姨，最善運用中國太極拳，她是位豐滿的中年女士，留著標準的無產階級短髮，像碗一樣從頭頂罩下來，王阿姨沒有上過小學，很快我們就了解她的「精明」所在。當我太太芭芭拉第一次要她燙些衣服，她要求把燙衣架放低些，以便坐下來燙。芭芭拉幾乎不敢相信，她從來沒見過任何人坐著燙衣服。
　但是她輕快地說：「站著燙太辛苦了。」
　接著她又說，她需要一條很大的布舖在地板上，她很體貼地怕燙衣板太低了，衣服會墜到地板上弄髒。當然，她坐著不能用太大的力，再加上時時傳來的歎氣，芭芭拉算算，一下午，她只燙了三件襯衫。
　既然工廠不能解僱，混水摸魚是稀鬆平常的事。幾位外商就因為工人的懶惰而卻了合資的腳步，一位香港針織廠老闆，決定利用北平九七年開始宣布實行的中外合資設廠，到那裡投資。這位廠主事先算出，同是中國人，大陸工人的生產力大概只有在香港工作的一半，但是那裡工資低得多，他還是有信心可以賺錢。但是到了大陸後，他卻懊惱地發現大陸工人的生產力只有香港的四分之一。

嫌機器太快

　一位日本商人說，他的工廠買了一套很進步的機器給一家製造黑白電視機的中國工廠，這套設備可以讓工廠加速生產，但是中國工人大為惱火，指控他們生產得越多，機器也轉得越快，迫使他們工作得更辛苦，所以他們要求加薪或者讓機器慢下來。最後，這位日本商人只好同意另換機器。
　但是這並不表示所有的中國人都很懶，很多我的朋友都兢兢業業地追求自己的目標，而陪伴外國高階層的翻譯或接待旺盛的精力，更令訪客折服。但畢竟這是少數，至少在城市裡是大家都工作得不怎麼帶勁。
　整個大環境也令人難以拼命工作，例如北京大學的圖書館中午和晚上吃飯時間各關閉兩個半小時，晚上只有閱讀室開放，管理員全都回家了，學生不能借書出去，星期二、四下午也因為「政治學習」關閉圖書館，宿舍的燈在十一點就熄了，要開夜車的學生，只得坐在灰暗的路燈下讀書。上海的復旦大學甚至怕這種習慣影響學生的睡眠，連路燈都關了。
　北平政權所頒布一視同仁的工資制度也使混水摸魚變本加厲，毛澤東認為勞動大眾只有為革命而不是為物質報酬時，才會工作得最起勁，於是廢除了各種獎勵工作表現的制度，如計件制、績效加薪、獎金紅利。無疑地，在五○到六○年代，當很多中國人仍然崇信共產主義時，鐵路工人和碼頭工人以配戴紅臂章、當選「勞動英雄」為榮，但是二十多年來，工資沒有漲過，雖然物質很少波動，但是很多中國人已對從沒變厚的薪水袋很有挫折感。
　一九七五年夏天，杭州附近的十八個廠發生一連串的罷工，中共當局必須派出十萬軍隊占領這些廠，一般相信，這些罷工是與要求加薪有關。毛澤東的實用派的繼承人已公開聲明他的政策錯誤，以及「每人同吃大鍋飯」的謬誤，於是重新制定社會主義的原則–根據工作表現，也就是物質獎勵。北平政權重要的改革，是命令工廠經理重新開始發獎金，理論上說，這個獎金應該給最好的工人，但是我參觀的三十家工廠，獎金幾乎分配給所有員工，金額只有少許不同，成為員工薪水的一部分。因為毛澤東教條的陰影仍在，幹部和工人自然很敏感於鼓勵差別待遇的制度，於是工人很少有上進的決心。

拿同樣的薪水

　「不管懶惰還是勤快，你還是拿同樣的薪水，」一位在樂器廠做事的工人傅利說。
　她那班所有的七個工人每月都拿合美金四元的獎金。她說這種獎金應該是由很多繁複的公式計算出來，包括產量、品質、安全紀錄和政治課裡的學習態度，「但是如果你每天準時上班，你就有這獎金，但是獎金有個最高的限度，」她補充道。
　工人領薪水的方式也是使大家有「平均分配」的觀念，傅利說，在發薪的日子，她們就派班裡的一個工人，去廠裡的辦公室領出一大堆薪水袋，袋外的紙條寫上薪水數目，於是每個人都知道別人月薪多少。但是縱使沒有這種方式，也很容易知道誰賺多少。多年來，薪水完全取決於年資，「你只要看看每個人的臉，就知道他賺多少錢」傅利告訴我這個秘訣。

實驗工廠失敗

　七○年代末期，毛澤東死後，實用派的繼承人漸漸了解中央規劃和一味發展重工業的缺失，所以一九七九年開始，鄧小平頒佈了兩項經濟改革令，這是自一九五○年代起對工業組織結構的最激烈的改變，第一項是重新調整政府預算，從重工業轉入投資到交通、能源、住宅、消費品和農業。這也顯示降低轉投資使得人民的工資提高。
　第二項是鄧小平希望能解除中央規劃的限制，借重而能效法重視市場機能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如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六千家工廠被指定做實驗，這些可以保有超過指定生產配額二○％的利潤，工廠管理人員也有自主權，能決定把這些利潤投資建新廠，或加薪給員工。前所未聞地，他們更可以修改配額，定價位，甚至雇用或解雇幾個工人。這些實驗工廠也必須負責銷售他們的產品，政府不再為他們費心了。到最後，這些工廠不能再從人民銀行領出營運費用，必須以貸款方式向銀行申請，然後加利息還回，於是工廠最重要的任務變成是創造利潤。
　但是八一年初，北平政權停止了實驗工廠的制度。因為政府覺得某些工廠抬高價格，引起通貨膨脹，或者擴建新廠，使已達一百一十億的預算赤字更形惡化，保守的中共政權視通貨膨脹和預算赤字為瘟疫，於是北平政權又重新箍緊了孫悟空的頭圈，中央計劃和控制又開始實施。
　從中國朋友那裡，我又聽到另一停止改革的理由是，工廠管理和行政人員對於要改變三十年來的習慣，實在很不高興，也不願意解雇懶惰工人，因為這等於打破了別人的鐵飯碗，可能在下次整風時會受到報復。
　再者，創造利潤比往日只要滿足配額難多了，管理人員必須降低花費、檢查品質、爭取市場和提高勞動生產力，在舊日的系統裡，太多不勞而獲的人了。

成功希望不大

　北平政權儘管還在調整經濟的優先次序，但是工廠結構不改變，很多人懷疑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四個現代化似乎總是很空洞的口號，而且也沒有明確的目標，比較可尋的是在一九八○年，鄧小平對一群高級幹部的演講裡所說，希望能在本世紀末，每個國民平均生產毛額達到一千美元，「成為一個小康社會」。
　鄧小平比起毛澤東五八年誇口「十五年後在工業和科技方面趕上英國」相比，謙虛得太多，鄧小平也知道香港平均所得已達兩千元，新加坡三千元，中國大陸不太可能成為有力的現代化國家，但是鄧小平仍然很有野心，目前中國大陸平均所得只有美金四百七十元。
　很多與中共經濟有深入接觸的人對這些都極表懷疑。認為中共全面修正他們的管理制度，才是當務之急。
　「中國大陸工業會繼續成長，投資了這麼多，當然會成長，」一位幫助中共建立幾處幾百萬元以上工程的美國工程師說，「但是成長會減慢，不平衡，並且浪費。」
　他回憶起他的公司幫助一家很大的化學肥料廠裝設機器，一直都很順利，開工生產後，一大堆中國人依次駕著卡車排隊，領取肥料。
　但是第二天，廠長問他有沒有辦法關掉機器，這位工程師真的搞糊塗了，機器好端端的，為什麼要關，廠長回答：「我們沒有卡車了，這些卡車是屬於本地公社的我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們才會再回來領肥料。」
　那位美國人非常震驚，當然他可以花幾小時關掉機器，但卻要費一星期才能重新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