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與財經官員會診當前經濟

費景漢：健全的中央銀行不該做很多事，現在，中央銀行卻替工商企業籌錢或是為賠錢的國營事業想辦法，這不是正常的表現。

生殺大權

　中央銀行常因受到外界的壓力而做一件事－多印鈔票。目前，中央銀行就是運用這種生殺大權來應付各界壓力，我可以用三點來說明這個方法：
　一、中央銀行印的鈔票和個人賺取的錢平分天下，都可以用來購買。
　二、這是一種隱形賦稅。通貨膨脹可以代替賦稅制度，使個人的財富移轉到各種社會利益團體的需要上。
　這種加印鈔票的壓力在經濟困難的時候特別明顯，「松柏後凋於歲寒」，如果中央銀行能在這個時候站穩，才是對其獨立性的最佳考驗。所以，美國近年來有一個口號：「中央銀行總裁是僅次於總統的最有權力者。」因為他這個時候能站得穩。
　三、在已有使用支票習慣的國家，增加通貨就是多印鈔票。這恐怕是國人普遍不瞭解的一點，如果輿論都明白，一定能幫助中央銀行抵抗要求加印鈔票的壓力。
　所以，提到「把住通貨膨脹大關」時，大家都想到制止物價上漲，事實上，這句話另外一個意思是：改革現有制度，使各式各樣的利益團體不要依賴中央銀行印刷鈔票，而以自己的力量賺錢解決問題。

找出不景氣原因

　邢慕寰：我們當前經濟所遭遇的困難，絕對不是台灣所獨有，而是全世界的現象，和我們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國家，也遭遇了同樣的困難。今天的問題是我們所遭遇的困難，和其他的國家相比，特別是和我們直接競爭的國家，是輕微一點或是更嚴重一點。如果答案是前一個，我們就沒有理由大吵大鬧。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的問題更嚴重一點，那麼就應該討論原因何在，我個人認為還應該更進一步，就兩方面加以觀察，第一要以政府干涉私人經濟的程度，照顧私人經濟的程度，和其他國家比較，我們的困難是比他們少一點或是比他們多一點。
　第二點，就我個人瞭解，我國的工業，現在幾乎都遭遇到困難，但是，有那些工業的困難特別大，那些較小？假如遭遇困難特別大的工業，在基本方面就有問題，說得更清楚一點，就是技術比較低度的，勞動密集的工業，以及原來在國際市場上，就沒有比較利益的工業。這些工業即使現在沒有國際經濟衰退，也會遭遇困難。現在大家都認為所有工業都面臨困難，政府也在想辦法幫忙，也就想用這個藉口，來扶植那些基本上就有問題的工業。我擔心這樣最多只能產生暫時的影響，就長期來講，可能會嚴重地阻礙今後的經濟成長。而我們千萬要瞭解，有許多工業縱然沒有當前的經濟衰退，現在已經有問題，今後會遭遇更大的問題。假如現在用這個藉口使他們度過難關，這個難關可能一輩子也度不過。

經濟未瀕臨崩潰

　侯繼明：現在報上常說，我們的經濟馬上就要崩潰了，請政府用各式各樣的方法救濟。我想問，到底我們的經濟不景氣已經到了什麼程度？拿經濟成長率來說，我們第一季仍有三•五％成長，以任何經濟標準來說現在是經濟恐慌，這是有疑問的。拿日本來說，他們二十年來，每年平均能成長四％，就心滿意足了，而我們有三•五％，卻說壞得不得了，這點是值得考慮的。
　我們經濟不景氣，到底是什麼原因？我想我們這一兩年來出口衰退是主要原因。我們的工資漲得太快，五年來平均每年漲二○％，而生產力卻沒有提高這麼多，結果單位勞工成本漲得非常多。因此，工資的問題，非常值得研究，也關係到我們應該採用何種財政政策，來刺激景氣。依官方的資料，我們的工資，從一月到五月，和去年一月到五月比較，上升了一四％，今年五月和去年五月比較，上漲了一二％。但失業率卻很低，再加上現在還有五％的物價上漲率。把這些結合在一起，可以看出物價上漲潛在的可能性，還是非常大。因此，任何可能在今後半年引起物價上漲的政策，都應該避免。因為物價再上漲，會使我們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減低，到時，如果美國或其他國家復甦，我們正要爭取國際市場的時候，如果我們的工資和物價繼續大幅增加，就會使我們失去了最好的時機。

工資上漲的好處

　邢：侯先生剛才表示我們近年來工資上漲非常快，而勞動生產力比較慢。我相信台灣的勞動市場是非常自由的，沒有任何人控制。
　今天台灣工資上漲這麼快，以我看，是在一定的勞動供給下，需求增加太快，否則工資不可能巨幅上漲。因此，也就是說我們的出口工業還是大量依賴比較廉價的勞力，所以總需求還是非常大。假如我們的困難是在這方面，我就不太贊同採取任何辦法使我們的工資不上漲，或是緩漲。
　正確的方向，是使企業家適應這個觀點，工資已經很快上升，他們應該改變方向，逐漸減少勞動密集的程度，提高技術密集程度。這麼一來，勞動市場調整的結果，工資上升也不會太快，因為技術密集的工業相對增多了；勞動需求也相對減少了，勞工的品質也漸漸提高了。所以我並不憂慮由於工資上升所造成的出口困難，如果這真的是困難，那麼這種困難對我們來說是好事情，並不是壞事情。因為它能壓迫我們改變工業發展的方向，而方向不改變，台灣的工業發展，沒有希望。
　鄒至莊：工資漲太快，是一個好的結果，因為經濟發展的一個效果，就是人民生活改進，工資增加。我也認為絕對不能用任何辦法把工資壓低，我也相信台灣的企業家非常聰明，因為某一個要素價格提高後，他自然會以其他要素替代。

工資增加的原因

　孫震：台灣這幾年貨幣工資連續增加這麼快，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物價膨脹的結果，二與就業市場性質有關。在歐美，當市場上有大量人力準備就業時，就有很大力量壓低工資。但在國內，尋求就業的工人很容易回到家裡，從事傳統產業工作，造成勞動力未能充份利用的現象，使得國內工資下降的壓力不像歐美那麼大。所以當物價上漲，工資上升而生產力增加慢的時候，單位產品的勞動成本也就增加。此時，假如匯率不變，對外競爭能力就降低了。
　對外競爭碰到困難，就會面臨種種挑戰，例如產業結構要改變、技術要進步、生產力要提高。結構會有多大幅度的變動，跟國家資本、技術水準及技術在短期間能調整到什麼程度，有非常重要的關係。如果超過能力所及的程度時，經濟遭受壓力，就迫使工資降到均衡水準，才能使工業重新產生競爭能力。這時政府所能掌握的就是考慮技術、教育、資本，來判斷決定淘汰那一部分工業，或讓那一部分工業繼續發展。
　但這種決定那種工業優先發展的順序，又牽涉到經濟以外的社會因素。通常，讓低生產力的工業存在，就等於降低平均生產力。一國的平均生產力降低，而又希望它經濟能夠成長，是背道而馳的事。但社會大眾不大接受這種觀念，政府很多困難即由此而生。
　政府儘管要擴大輔助所有產業，但總會有一些產業及公司還是沒有競爭力，所以壓力繼續存在。因此，政府總應堅持某一水準，讓國家的生產力，在技術容許範圍之內，不斷累進。這即是經濟紀律，紀律如不存在，國家的發展就沒有前途可言。
　莊碩傑：要經濟快速成長，各種價格最好讓它自由決定。如利率、工資都是，用任何人為力量來提高工資、降低利率都不好。工資提高、利率降低是經濟成長後自然結果。我們不能看日本經濟成長快速，就想把真實工資提高到與日本一樣高，把利率降到與日本一樣。譬如我們這群經濟學家想使印度經濟成長快速，就把印度工資提高，以為就可加速印度工業升級，這是不妥當的。台灣也是一樣。因此，台灣工資上漲是經濟成長自然的結果。
　顧應昌：要經濟改變方向，打個比方來說，就有如誘導小孩走過來，有兩種辦法，一是踢他一腳，一是給他一塊糖。我想，目前國內政府多採給一塊糖的辦法，但是只有三塊糖，糖給那個小孩？這就是選擇的問題。如給糖沒用，就踢他。這就是獎勵及處罰。糖給誰？踢的程度都值得思索。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政府萬一做錯了，就會拖下自然成長，因此，政府判斷時，要深思熟慮。
　蔣：現在大家都相當重視經濟是否快速成長，而經濟成長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要有適當的儲蓄，並做最充分、最合理的運用。即非常需要一完美價格機構，使現有資源做最充分利用，使生產力最高，最適合人民需要，最適合出口發展，任何人干預，反而使成長率降低。但也並不是說政府完全不做事。而應多做社會基本投資，盡量早做準備，以備經濟升級時，能及時貢獻人民最需要的服務。
　費：現在大家最關心的，是景氣低迷時，如何刺激景氣。在經濟不景氣谷底來臨時，是否有辦法給個暫時的刺激。刺激的方式無非是財稅、金融政策。

景氣谷底到了嗎？

　金融方面，問題的焦點在，是否在景氣谷底時，可以用降低利率及增加通貨的辦法，也就是在這時候扎上一針，刺激景氣。
　但是現在問題是，這種刺激永遠只能扎一針，但是平時社會壓力永遠都在利用政治力量要求連續扎針。過去美國聯邦銀行在一九七○年代上期就採用短期刺激政策，就是連續扎針的政策，現在他們放棄了。我們中央銀行也不應該採取連續扎針的政策。
　還有個問題，是我們現在有沒有能力知道要什麼時候扎上這一針。傅利曼不贊成連續扎針的理由，就是認為目前計量經濟學者所設計出來的預測藝術，還不足以讓我們知道什麼時候是扎那一針的時機。谷底到底什麼時候到，經濟預測是否有能力知道？
　若是不知道景氣谷底何時會來，政治壓力永遠會叫你扎針。判斷扎這針的時機是很難的事情。
　鄒：傅利曼那句「因為我們對經濟預測不夠準確，所以不知道什麼時候扎針的看法」，我認為應有所保留。
　傅利曼的意思是否暗示，若是經濟預測準確的話，我們就應該干預呢？若不是，則經濟預測要不準到什麼程度才不能干預？這都很難說。所以我認為，不能說因為我們預測不準就不能干預。經濟預測總是不能完全準確的。
　顧：我想費先生的意思，是以美國的經驗來說，扎針以後，經濟衰退的確很快就復甦了，但是不到一、兩年，物價增漲得很快，結果另個經濟衰退又跟著來了。
　所以，若是要追求長期的景氣和物價穩定，就要現在受苦一點。
　剛才講的，是用貨幣政策來解決景氣低迷，但有人說，為什麼不用財稅政策，或是增加公共設施的投資，來刺激景氣復甦。
　費：解決景氣低迷有兩種政策，有一種是用中央銀行執行的貨幣政策，一種是用經濟部、財政部執行的發展政策。發展政策譬如花點錢幫助企業家在研究技術上改進，或其他各式各樣措施，這種花錢的財稅政策當然可以，就是不要用中央銀行發行貨幣的方式來作反波動的政策。

貨幣政策之外

　侯：除了用金融政策，政府是否可用財稅政策，來鼓勵投資。不但解決我們現在的不景氣，更可幫助我們長期的經濟產業結構的改變。
　關於財稅政策，我認為現在政府有各種獎勵投資辦法以及優惠抵減，這是對的。財稅政策另一方面是公共投資，這也是刺激景氣，但是必須有計劃地做，例如我國建築業低落，政府是否可投資在修橋、造路等公共設施，帶動石灰水泥等等的發展。
　關於工資政策，我認為我們可以發展出一種同舟共濟的工資政策，在經濟不景氣時，我認為大家應該多開誠佈公地談一談，能夠讓工資上漲得慢一點。
　總之，我們現在採取任何政策，一定要小心，不要在實行幾個月以後，刺激物價上升，就會淪為不智的政策。其實，我們現在的經濟並不是大病，只是傷風感冒，沒有什麼特效藥，最多只能慢慢地休息，亂吃藥反而把身體搞壞。
　因為過不了多久，美國經濟就要復甦，如果那時我們的物價平穩，工資上漲不多，出口競爭能力相對提高，我們就足可抗衡，甚至超過韓國。韓國物價上漲率現在還是八－九％。
　孫：我覺得中央銀行不應該有超額的貨幣供給，而這裡就牽涉到貨幣需求是多少的問題。主席並不是指貨幣數量不應該增加，而是增加或減少到什麼程度。如何找到這個恰到好處的程度，才是問題所在。
　顧：我想我們是不贊成用政治的力量，硬性降低利率，也不贊成中央銀行印鈔票，應付借不到錢的人。第二點，就是公共支出。從長期來看，仍需要政府投資公共設施，例如修橋、造路、建港口與公營事業。在這種情形下，可以解決一部份失業的問題，也可以增加社會成本設施，並引導私人投資，做為日後我們復甦時利用。

公共設施投資減少

　孫：剛才講到政府投資的問題。過去兩年，政府在這方面的政策有很大的改變。民國五○年代，私人的資本佔六○％，政府四○％，政府在公共設施方面，做得不多，於是才有六十二年以後的十大建設等。政府和私人投資各佔五○％。
　那時候，政府又覺得投資太多，一方面佔了民間的資源，而且又考慮到政府的投資是否謹慎或合乎效率。從去年開始，政府政策開始約束公共部門投資，使民間能得到更多的資源，如果政府對資金需要減少，利率可能會降低，並把資源引導到以提高生產力為主的投資。
　顧：原則上我們贊成在經濟不景氣時，政府應加一點公共建設的工作，如建港口、高速公路和台北市的捷運系統。
　劉克智：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們都是高成長率，現在突然降下來，覺得嚴重的主要原因是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但就整個比較而言，台灣的經濟成就還算是高的，尤其與其它開發中國家比較。成長率減緩的主因是這些年來，我們注重收入的增加，財富累積得很快，成長率的比較基礎越來越大，所以現在增加三％，實際上要比以前增加一○％還來得多。
　此外，現在生活水準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大家對貨幣的追求，不似從前那般的熱烈，會重視較高層次的享受，尤其生活素質方面的改善，如許多人去學插花、去旅遊，這些並未列入國民所得，而被當做消費的型態。像這種增長，我們應該有種認識，即如果未來經濟好轉，我們也不能再認定必須走到一○％以上的成長。
　假設我們都能接受未來經濟成長在四％或五％左右，現在要談恢復，首須解決投資意願低落。財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政策，但這針該怎麼打法？是皮下注射？還是注射血管？
　我認為，現在可以加強大力方面的投資，例如科學研究的發展，這就牽涉到層次的問題。大家一般注重高級人員的訓練，但看看目前整個就業狀況，五月份達歷年來最高失業率，有十三萬人失業，而且有兩個極端的現象，失業人口集中在教育程度非常高的人如大專以上，和教育程度非常低的人，教育程度低的人，是因為他們的技術程度不高很容易被淘汰；而教育程度高的人，不願屈就不適當的工作，因為他們能負擔得起失業的後果。由於現在很多工廠接到的訂單少，甚至都沒有訂單，工人工作小時顯著下降，有些工廠只開工半天。

勞工也要在職訓練

　既然現在勞工較有空閒的時間，我們不妨貸款給工廠，指定應放在人力投資方面。
　除技能方面的訓練外，另要給予觀念的訓練，尤其現在都市生活以及現代化生活習慣方面的訓練。
　顧：我們應如何加速長期的經濟發展？有何策略或政策？
　侯：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儲蓄（即供給）和利率無關。我以為這兩者有密切的關係，尤其在長期而言，更是重要，不硬性降低利率，是希望吸收儲蓄。所以，在長期間，第一要務是運用各種政策，使儲蓄率增加。
　費：未來是一個以科技為主的出口導向時代，此一任務要由私人企業家來推動，他們必須想到能夠與先進國家作技術上的競爭。注意自己的產品是否在一兩年之內就會老化，而政府能夠做的是幫助企業家得到各個產業的國內外資訊，在長期，政府更應促進發展靈活的市場制度，而不讓物價膨脹的力量影響物價。
　至於政府所能直接做的事是，在研究發展方面投下財力，並將引進的外國工業技術轉移到企業家的手中。
　孫：對於長期的經濟發展，大家都很強調R&D的重要性，這也是四年經建計劃所強調的一點。
　我國目前花在R&D的經費，只佔CNP 的○•六％，希望四年計劃及十年計劃結束後，能夠分別提高到一•二％及二％。這裡同時包含了政府和私人所花的經濟費在內。
　侯：如果是為了長期經濟發展，政府最應當做的是教育投資和人力政策。我認為我們的教育投資，目前還是不夠。雖然R&D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如果技術沒人使用，還是無法促使經濟進步。此即所謂「事在人為」的道理。

企業家選擇策略工業

　另一方面，政府對策略性工業不應當有過多的參與。我們的工業要升級，我們也需要發展策略性工業，可是究竟什麼是真正可以帶動產業結構改變的工業？必須要靠企業家來選擇。所以我們寧可採減稅的方法，以鼓勵企業家再投資，再創新，而不要以低利率的方法來引誘投資。因為以低利率誘導投資，一旦投資錯誤，便無異於浪費資源。
　費：依我國的現況來看，我們也許應當注意發展，而不應著重基礎科學的研究。換句話說，就是要發展實用性的技術。
　趙部長曾說過：「不要怕企業大。」因為大企業才有錢從事研究。又說：「目前從事研究最快的方法是將外國人請來，與我們合作、投資，共同研究、開展市場。」所以他提出一個口號：「不要過度主張民族工業，應當促進國外廠商來我國，以開放的政策鼓勵外人與我們合作，才是將外人研究、管理、開拓市場的能力直接帶給國內企業家的最佳途徑。」我認為這種開放的態度是很正確的。
　外人與我國合作，帶進了三樣東西：一為技術、二為資本、三為管理。但是這三樣東西並不一定同時出現，而是可分可合。若要使它們同時引進，最好的方法是讓外人賺錢，而同時將此三樣東西帶入，才能發展最新的實用性技術。

政府非萬能

　顧：我們向來比較注重自由經濟，但是現在政府要挑選一些工業來協助他們做R&D，這似乎意味著政府有萬能的力量，看得出什麼工業是好的。我以為這方面應當有所保留。
　費：關於這點，我有一個辯駁，因為政府無論興辦那一種事情，都應該有一個原則：externality就是不但對興辦單位有好處，而且對其他單位也有好處。拿現在的電子、資訊、機械等工業做例子，其實政府挑那一種工業都無所謂，因為只要幫助其中一項，其他項目也會受益。所以選擇的方向並不重要。
　顧：獎勵儲蓄和投資的另一個途徑是增加消費稅而不要太偏重所得稅，這是一個長期性的考慮，不知道各位對這方面有什麼看法？
　侯：為長久計，在所得稅方面，我認為應將營利事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重覆課徵的部份取消。此外，對企業的未分配盈餘的比例也應當放鬆。以鼓勵轉投資。
　費：我們有幾位院士曾經在一篇文章裡共同主張：增加消費稅、減低儲蓄利率所得稅、減少重覆課稅、減低綜合所得稅的差距。所有的減稅辦法是希望能幫助企業家儲蓄和投資，並促進發展。
　問：可是一般人會問：你們為什麼要將老百姓的稅增加，而去幫助已經很有錢的企業家？
　費：因為這在長期間，對一般家庭都有好處。我們要的是均富，而不是均貧。也就是要將GNP這塊餅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