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新經濟政策」

歷史的灰塵，早已封住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很少人還會把視線移到歷史的博物館中，探索「新經濟政策」的由來。
　不過，研究現代歷史的人，不會忘記歷史是一面鏡子。我們順著歷史的脈絡，從現在中共的所謂「鄧陳體制」，倒回到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時期，可以發現一種「歷史的類似」：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共逐漸走向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之路」。我們無妨抹掉歷史的灰塵，把大陸當前的經濟政策，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聯繫起來，對中共「新經濟政策」的背景，作一概括的探討。

一、十月事變後

　一九七六年的十月事變，寫下了「文化大革命」的休止符，中共的政治局勢和經濟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
　十月事變之後的大陸經濟生活，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從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是華國鋒影響下的「經濟左傾盲動主義」時期；從一九七九年以來，是鄧小平和陳雲影響下的「全盤新經濟政策」時期。
　在第一個時期，中共新任「主席」華國鋒，以「十年經濟規劃綱要」（一九七六–一九八五）為藍圖，鼓吹並發起所謂「新躍進」運動，繼續推行「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以推進「新躍進」。華國鋒龐大的經濟發展計劃，缺乏足夠的資金和技術力量去達成，勞民傷財的「學大寨」、「學大慶」引起了工農強烈不滿，所謂「新躍進」也就一敗塗地。在這期間，華國鋒政權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如試行農村的包產制，發起「新洋務運動」，較多吸收西方的成套技術設備；但是，這些政策還是局部試驗性質，其中「新洋務運動」還發生很大偏差，吸收外國設備有盲目貪大的傾向，造成了浪費，產生了新的經濟困難。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為首的回朝實力派佔上風，並從此全面控制了中共中央黨務和經濟領導大權。陳雲出任中共「副主席」，不久重任「國務院副總理」，成為中共的「經濟統帥」，胡耀邦在鄧小平扶持下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在鄧的指揮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華國鋒走入了「政治的黃昏」時期。
　在這會議之後，中共轉入了「全盤新經濟政策時期」–這是「陳雲經濟思想」影響最大的年代，就經濟生活而言，可以說是「陳雲時代」。這一時期，以鄧陳胡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實行了「八字方針」–調整、改革、整理、提高，全面調整經濟，特別是調整經濟結構，挽救「文革」和「新躍進」造成的經濟危機；同時，又全面實行了「新經濟政策」。

二、新經濟政策要點

　所謂新經濟政策，是與毛澤東的極左經濟政策相對而言，它的內容是廣泛而複雜，中共報刊也從無提到「新經濟政策」的名稱，更未全面而明確介紹內容，作者且先在這裡把「新經濟政策」的要點，歸納為下面幾點。
　一、調整國民經濟內部比例關係，一方面調低「積累率」提高「消費率」；一方面改變重工輕農優先發展重工業忽略輕工業和農業的政策，按農、輕、重的次序安排經濟計劃，即從優先發展技術密集工業，改為優先發展勞力密集工商業–輕工業和第三產業（主要是商業、旅遊業、以及服務行業）。
　二、糾正單一計劃經濟忽略價格調節的毛病，實行「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方針，即在以計劃控制市場的同時，有時也局部的以價格調節市場的供求。
　三、吸收外資投資，開放若干經濟特區。
　四、在農村實行「三自一包」–有限度的向農民開放自留地、家庭副業、自由市場（原名是「農產品集市貿易」），以及生產隊自負盈虧的小企業，並以「包產到戶」的方式建立農業生產責任制。
　五、在工礦企業實行經濟責任制，對中共的撥款或貸款，負直接的「經濟效益」責任；以獎勵超產超額的方式，刺激生產效率；在部分的地方企業，試行擴大企業自主權。
　六、有限度的開放私人的小型工商業–主要是城鎮服務性小商攤和修補小店。
　中共「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是陳雲的「國力制約論」，即以財政負擔的能力和物力去制約建設規模，「量力而行」安排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同時，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要適度改善生活，活躍消費市場，還要吸收資本主義的一些經驗，解決經濟困難。
　中共實行「全盤新經濟政策」，實在是想以資本主義的一些方法，去挽救所謂「社會主義社會」的貧窮。

三、列寧的新經濟政策

　中共的新經濟政策，是承自蘇聯的列寧。
　一九二一年，列寧宣佈以新經濟政策替代「戰時共產主義」，是迫於經濟危機和民眾的政治反抗。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後，蘇聯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經濟政策，共產政府以「餘糧收集制」，控制農民生產的糧食；農民除了並不充足的口糧之外，所有「餘糧」都被低價強徵，因而生產情緒甚低落，再加上工業的落後，市場的商品供應非常缺乏。由於共產政府對白衛軍的戰爭造成社會的恐怖，農民雖不滿強徵高額的餘糧，卻也不敢表露反抗的情緒。
　一九二○年，紅白戰爭結束，農民再不能忍受「餘糧收集制」。不滿生產成果被強佔，因而採取消極怠工的方式反抗，農業生產效率奇低，農村普遍發生饑荒。工人也要求改變現狀，一部分工人由於饑餓和疲憊產生了不滿情緒，在西伯利亞、烏克蘭等地，發生了農民暴動。一九二一年三月，彼得保（列寧格勒）發生喀琅施塔軍港暴動；參加暴動的水兵，多數是來自農材，他們不滿「餘糧收集制」，要求改變戰爭時共產主義。
　列寧派伏羅希洛夫率兵鎮壓軍港暴動。事件是平息了，但民眾對布爾什維克（蘇聯共產黨）的憤恨並未消除。為了緩和官民衝突，挽救政權危機，恢復生產，列寧不得不放棄「戰時共產主義」，改行「新經濟政策」。
　一九二一年三月，布爾什維克舉行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取消「餘糧收集制」，以糧食稅取代，糧食稅額比餘糧徵收額稍低，農民完稅之後剩下的糧食，可以自由支配，包括自由買賣；開放「自由貿易」；准許私人經營小型工場和商業，原來在蘇聯境內的外國商店，也准許恢復經營。

吸收外資和技術

　列寧還主張吸收外資，輸出礦物等原料，以換取西方的先進技術設備，以便恢復和發展工業。
　在新經濟政策實行三個月前，列寧表示：
　「我們的根本利益，要求我們儘快地從資本主義國家獲得機車、機器、電氣器材等等生產資料，沒有這些生產資料，我們的工廠就得不到所需要的機器，我們便不能稍許認真地恢復，甚至根本不能我們的工業。」
　在新經濟政策實行之後，列寧仍再三強調，吸收外資和外國技術設備的重要。他說：「要利用同意大利、美國等國家的貿易，來盡力發展物產豐富的邊疆生產力，發展『白煤』和水利灌溉。」他又說：「應當立刻在經濟上依靠同資本主義的外國的貿易，不要吝嗇；就讓他們得到價值幾千萬的貴重礦產吧。」

列寧解釋新政策

　列寧向資本主義作暫時的有限的讓步，如同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是形勢所迫。他實行新經濟政策，是想讓農民喘息一下，以便恢復農業生產，為小工業提供較多的原料，而小工業的發展恰又向農民提供了較多的商品；另方面，列寧還想透過吸引外資和設備，恢復和發展國營的大型工廠企業，以對抗「私人資本主義」的力量。
　列寧的著名政策論文「論糧食稅」，對新經濟政策實行的動機作了說明。他把糧食稅稱為「從戰時共產主義進到正常的社會主義產品交換制的過渡」。為什麼他要提到「產品交換」？那是因為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消除了產品之間的「等價交換」。共產政府以高壓的手段，取走農民的糧食和其他產品，只付給象徵性的價錢，很多農民得到的甚至是「借條」；相反的，農民卻無法從政府那裡購到廉價而充足的工業產品。列寧承認這種「不等價」的「交換」關係，他說：
　「我們實際上從農民手裡拿來了全部餘糧，甚至有時不僅是餘糧，而是農民的一部分必需食糧，我們拿來這些糧食，為的是供給軍隊和工人。其中大部分，我們是借來的，因為付給農民的都是紙幣。」

渡過難關便反臉

　實行新經濟政策，會產生「私人資本主義」，但列寧認為不足以威脅國營經濟，共產黨掌握了政權，又控制了運輸業和大工業，私人資本主義的力量並不可怕。
　列寧實行新經濟政策，實在是「狗急跳牆」，權宜之計，以有限度的退卻，解救饑荒和民眾的憤恨，緩和政權崩潰的危機。以蘇共官方的觀點，就是「由衝擊堡壘轉到較為長期地包圍堡壘，待積蓄起力量後，重新開始進攻」。
　新經濟政策雖然不像列寧所吹噓的，建立了真正的「產品等價交換」關係，但糧食稅制比強搶式的「餘糧收集制」總算減輕農民負擔，因而多少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商業也比較活躍了，商品供應比以前稍有改善。可是，共產政權總是有「過橋丟板」的特色，在經濟難關渡過之後，列寧馬上反臉清算「私人資本主義」，放棄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二年三月，即新經濟政策實行一年之後，列寧在蘇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說：「退卻已經結束」，他又說：「準備向私人經營的資本進攻」。

四、中共新經濟政策背景

　中共新經濟政策的內容，以及實行的背景和策略，相似於列寧的新經濟政策。
　在一九六一–一九六四年，中共第一次實行新經濟政策。中共以「八字方針」–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調整經濟，糾正「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的錯誤，實行全面的經濟退卻，即壓縮基本建設的投資，解散一部分工業企業，降低「積累率」；在農村開放少量的自留地，並局部試行包產到戶。
　新經濟政策的實行，對挽救財政危機和飢荒大有幫助，市場物資供應也開始好轉，農民與農村政權的衝突稍為和緩了。毛澤東像列寧一樣，眼見經濟難關渡過，便馬上佈署「反擊」。在一九六四年，他發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算所謂「資本主義復辟勢力」，第二年他提出要整肅「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第三年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後的經濟危機

　「文革」十年，使中共受到一九四九年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其中包括經濟上巨大的災難。單是「文革」的最後三年，損失就達一千億人民幣（相當美金六百億）的工業總產值，二千八百萬噸鋼，四百億元的財政收入；華國鋒說，「文革」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惡果」，「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文革」造成的經濟危機，除了財政上的困難之外，經濟內部結構不合理，也是主要的危機之一。資金過份集中在基本建設和重工業，使輕工業和農業極為落後，因而也無法滿足市場的物資供應；另方面，盲目發展重工業，既積壓了大量資金，又因重工業的配備條件差（如原料不足，運輸能力差），未能真正帶動經濟起飛。由於中共顛倒了經濟發展次序，先發展技術密集工業，忽略了勞力密集工業，就業機會甚少，造成嚴重的社會失業。
　農村經濟落後貧窮，也是主要的危機。「人民公社」的生產關係，使農民淪為變相的農奴，農民受農村基層幹部長期欺壓，勞動強度很大而報酬低微，終年參加集體勞動往往還要倒欠生產大隊，生活非常貧窮。中共的高額徵購政策，如同列寧的「餘糧收集制」，以強權把農民生產的糧食明「劫」去了，他們的口糧大都不充足，更談不上有真正的「糧食自主權」。中共收購農業副產品的價格也很低；農民絕無討價還價餘地，但他們購買農用工業品或日常商品，卻要付出相當高的價錢，剪刀差非常大，而且日益嚴重。農民的利益長期被損害，「集體化」生產的效率自然就很低。
　經濟的官僚主義，無疑也是主要的經濟危機。中共以政治領導經濟，以外行管理企業，長期缺乏企業管理的觀念、制度、人才，行政官不懂經濟瞎指揮，不講求經濟效益，造成了生產混亂和損失。「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農田基本建設」，就是勞民傷財的「群眾運動」，既阻礙經濟發展，又使民眾萌生「疏離」心態，很難對中共的政策產生「認同感」，因而也無法激發創業的「企求心」和衝擊力量。經濟官僚主義的根源之一，就是「計劃經濟」制度，這種制度使價格調節市場供求的作用，完全失去了作用。
　中央實行「全盤新經濟政策」，就是為了應付並減輕這些經濟危機。

五、新經濟政策的效果

　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全盤新經濟政策」實行了三年。就目前所能看到的效果，中共無疑借助這種政策，解決了一部分經濟困難，最顯著的一點是，農村過去普遍存在的饑餓，大體上是消失了，農民依靠自留地解決了糧食嚴重不足的困難。
　當然，新經濟政策還促使經濟內部結構開始緩慢的轉變，基本建設和技術密集工業–重工業，受到一些壓縮，勞力密集工商業的地位，比以前稍為重要了。輕工業和第三產業（主要是商業、旅遊業和服務行業）的投資增加，加速資金流轉和擴大再生產，也比以前提供了較多的就業機會。中共對農業投資稍有增加，並對農產品收購價格，作了有限度的補貼；雖然剪刀差仍然相當大，但補貼政策多少有扶持農業的作用。
　工礦企業的經濟責任制，使經濟行政人員和生產者，直接承受經濟效益的責任，獎金制度又多少強化了「責任感」，所以生產的紀律和效果，較以前有所改善。
　農村的包產到戶，使農民比「人民公社」時的農奴式生活自由。在完成包產生產之下，他們較有時間上的選擇去經營自留地、家庭副業和自由市場。正像列寧的「糧食稅」一樣，農民上繳包產的糧食之後，可以自由支配口糧；這是刺激農民生產效率的「神丹」。
　吸收外資開闢經濟特區，加強了對外經濟交流，既開拓了資金和外匯來源，也吸收了一些外來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
　新經濟政策的實行，也暴露出不少弊病，其中最凸出的是，許多地方和企業，藉口建立獎懲制度而大量提高勞動強度，加重職工負擔；農村的包產數額往往偏高，而缺乏第三者的仲裁。官僚特權制度和經濟官僚主義，仍然百病叢生，幹部貪污勒索走私販私日益嚴重。
　全盤新經濟政策，會不會是權宜之計？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或中共的第一次新經濟政策，在生產恢復到一定程度之後便停止實行，並轉而清算資本主義，這種歷史是否重演？是大陸人民最擔心的事。
　全盤新經濟政策，比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較穩定，維持較長時間，但恐非長期不變。關於這個問題，留待以後再予討論。（丁望現任香港明報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