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整的奇蹟 — 何以犯罪惡行這麼多？

管子有一句常為人引用的名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義。」我們這個社會現在是衣食既足，倉廩亦實，什麼都有，就是不知榮辱，缺少禮義，而廉恥則更是喪盡。
　堂堂正正的國家公務員，開口就貪；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動手就搶。好多豪門巨富，生活窮奢極欲，其實都是欺詐掠奪得來的財富；無數楚楚衣冠，終日秦樓楚館，都在使用來路不正的造孽錢。近幾年來，犯罪念頭竟然轉到兒童頭上，綁票撕票，偷竊轉賣，無知赤子亦不免於災禍。

人欲橫流的寫照

　所有這些行為目的祇有一個，那就是取得非份之財，以滿足個人無止境的物質欲望，孟子說：「人欲橫流，氾濫於天下」，正好作為現社會的寫照。
　以上是犯罪的一面。還有另一面的惡行，那就是祇顧私利，不講公德；祇享權利，不盡義務；祇拿報酬，不願工作；祇講利害，不同是非；祇有權力，沒有正義；隨處欺騙，難得誠實；享受特權，厭惡競爭。至於為個人一時的方便，便不惜破壞公共環境、公共秩序與公有財法，以致造成公共的巨大損害；為個人的一點微小利益，便不惜造毒油假酒，使成千上萬的人受到損害，甚至喪失生命或殘廢終身；以及公然侵佔公有財物，聚眾造成違法事件，則更是隨處可見。
　這真是一個道德低落，法紀蕩然的社會。

經濟發展惹的禍？

　這樣的社會當然是一個落後社會。面對這樣一個社會，許多「有識之士」便發思古之幽情，嚮往羲皇之世，民性淳樸，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因而斷定目前這些惡劣現象都是經濟發展惹的禍。假如沒有經濟發展，例如就在三十年以前，台灣社會便不是這個樣子。
　我也嚮往羲皇之世，更懷念三十年前台北的乾淨社會生活，但我也要目前的物質生活水準，衷心的支持及讚揚經濟發展，而認為經濟發展與目前的惡劣社會狀態並無必然的因果關係。
　論經濟發展的程度及時間的久遠，我們遠不如北美、西歐、及日本，而在這些國家，其鄉下地區或甚至若干大城市仍然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生活環境仍然是整齊清潔，秩序井然，而人民之遵守法律，重視職責，嚴公私群己之分，實在令人欽佩。
　不僅是這些進步「古國」，即使是新開發的地區如新加坡、香港，也已頗有進步「古國」之風。這些都是鐵的證據，證明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並不衝突，有時還是齊頭並進的。

一言以蔽之

　那麼，為什麼我們才走上經濟發展的路，便發生這種背道而馳的現象呢？一言以蔽之，這是因為我們要用一套農業社會的文化，及由這種文化所形成的行為準則，來規範我們在工業社會的生活。而行為準則與生活條件一致者，才能成立，才能發生約束效力；如果行為準則與生活條件不一致，則行為準則便要修改以求適應，否則這種行為準則會在生活條件之中被拋棄，被摧毀，不能發生約束規範的效果。所以我說「行為準則與生活條件一致者，立；相背者，廢。」
　人，畢竟是環境的產物，他的思想觀念、行為準則、生活方式、社會組織，都會受到生活環境與條件的限制。在某一特定生活環境與條件之下，人類為了求生存，求最佳的生存，便自然的、逐漸的形成一套適合於生活環境與條件的思想觀念、行為準則、生活方式、社會組織等等。在包括生產技術與組織在內的生活環境與條件在逐漸改變，這些思想觀念等也會逐漸改變。當然，這些思想觀念等也轉而會約束或阻礙生活環境與條件的改變，也即是會妨礙新的突破與進步，兩者互相激盪影響。
　所以同是人類，東方國家與西方國家、落後國家與進步國家在這些方面便不相同；同是中國人，南方與北方便不相同，大陸與新加坡、香港也不相同。

農業文化的架構

　我們中國是一個以農立國與以家為社會組織單位的國家，我們的思想觀念、行為準則、生活方式、社會組織等等都是為適應這種生活環境與條件而產生，而形成。孔子之所以偉大，就在他能根據當時的農業生活環境與條件提出一套最完美最實用的思想觀念、行為準則等等，立即為人民大眾所接受。這些思想觀念、行為準則等等也許部份是他的發明與創造，但更有可能有很大一部份是他就當時已經有的加以觀察、整理、分析，成為有系統的一套理論與思想，也就是我們所稱的儒家學說或儒家思想，這毫無問題是完完全全的農業文化。由於太完美了，太實用了，也就是太容易為人民大眾所接受了，於是一方面成就了孔子的偉大，成為大成至聖，另一方面也就堅韌的包圍住了農業生活環境與條件，使其侷限於這個架構之內，不能有所突破與進化，形成了二千餘年以農立國的局面。換句話說，這一套架構也阻礙了我們經濟的進步，因而及於政治、社會的進步。
　這一套架構是如此的堅牢，以致在清末，我們差不多與日本同時進行維新，日本成功，而我們由於衝不破，也打不垮這一套架構而告失敗，一直到五四運動，政府撤退大陸，都沒有衝破。遷台以後，在外來的生產技術與生產組織的強烈衝擊之下，生活環境與條件終於突破了這一堅牢的包圍，而有巨大的改變。

幸與不幸？

　這種改變假如不是以三十年的時間作革命性的突破，而是經過一百年或更長的時間逐漸進化而來，則與此突破後的生活環境與條件相配合的一套思想觀念、行為準則等等也會相伴形成，我們的整個社會結構便會作有秩序的轉移，而不致像現在這樣紊亂了。也是幸也是不幸的，是我們僅以三十年的時間便大量改變了生活環境與條件，這是一次革命，不是進化。於是舊的思想觀念、行為準則等等便因不能適用，而逐漸被拋棄，被破壞，而新的準則尚來不及形成，使思想觀念、行為準則等陷於混亂狀態，人民無所適從。更由於人性的弱點，總是撿最便利自己行為的、最有利於自己利益的、最容易採行的道路走，便將那些舊思想觀念、行為準則中的優點拋棄，劣點保留下來應用於新的生活環境中，至於新的思想觀念、行為準則等，也是具有利於自己的便接受，不利於自己的便排斥。這是何以今日犯罪與惡行這樣多的真正原因。
為了簡單清楚起見，我特地將這種情形列了一個對照表，讀者如果仔細的讀一遍，便可知道犯罪與惡行多的道理何在！舊文化中的好的被破壞了，壞的被保留下來了；新文化中的壞的被接納了，好的被拒斥了，結果便是新舊文化壞的大結合，社會安得不壞。
　然而這種混亂狀態，這種壞結果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要：
　（一）政府決策階層人員能夠認清一個國家要現代化是一套，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要齊頭並進。不可能一部份現代化，另一部份卻處於落後狀態中的，觀察所有進步國家與落後國家的實情都可為此作證。
　以進步國家來說，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但絕不會有一個進步的經濟而配上一個落後的政治或社會的，也不可能有一個進步的政治，而經濟卻十分落後的。假如有這種情形發生，必然造成混亂而落後部門拖住進步部門難以作進一步的發展。
　了解了這種情形，則一個國家在開始現代化時，特別是像我們這種文化古國，便當一方面引進現代的生產技術與組織，使經濟現代化，另一方面則參考進步國家的情形及本國的需要，引進若干現代化的典章制度，與本國原有的加以揉合調協，來對本國的政治及社會予以改造。這點能做到，現代化便有成功的希望，如日本之維新；這點做不到，則便祇能學一點堅甲利兵的皮毛，現代化便很難成功，如清末張之洞、李鴻章等之維新。
　（二）上述經濟、政治與社會要成套的現代化，仍是表面的，未必能持久。真要使現代化生根，成為一種自發的力量，不斷推動社會前進，還須要改造文化、思想與觀念，亦即要配合現代化的生活環境與條件，形成一套現代化的文化、思想與觀念，溶入風俗的習慣之中，自然的左右人民的思想與行為。現在的進步國家大都能做到這一點。
　這一方面須要政治領袖的行動，另一方面則尤其需要居社會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的努力，對社會作密切的觀察與分析，了解社會在這一方面的真正需要，提出新的文化觀點，用著書之說及教育對社會大眾作廣泛而深入的持久宣揚，一如二千多年以前孔子為農業社會文化所作的努力。
　然而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我們並沒有這樣做。決策階層人士可能並不了解整套發展的必要，祇著重經濟發展與政治安定，而對一個現代化國家所需要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典章制度，並未蓄意的加以引進、改造、溶化，從而建立適合於一個現代中國的典章制度。
　知識份子與教育界的領導人士在初期根本就不曾想到這一點，在最近幾年才有比較現代化的思想與觀念出現，然而並未形成有系統的學說與思想，更未得到政治方面的支持作廣泛深入的宣揚，來形成一種新文化––適合於工業社會生活環境與條件的新文化。
　
一個重大的挫折

　反之，整個社會仍是舊文化的保衛者居於控制地位，雖然他們衛道的言論與行為對年輕一代並不產生什麼影響力，但卻有足夠的政治影響力量足以阻礙新文化的產生，所以才有舊的被破壞而新的未形成的混亂現象出現。這實在是我們在進行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重大挫折。我並不在乎犯罪與惡行之多，卻十分痛心國家現代化的又一次挫折。
　現在，不僅是為了國家現代化的遠大理想，僅是為了解決犯罪與惡行太多，造成混亂狀態的現實問題，政府決策層人士與社會知識份子及教育界的領袖，都有責任及時採取措施：
　（一）以解決當前每一個實際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為對象，不斷引進進步國家的典章制度，或則全盤採用，或則經過修改後採用，以逐漸形成適合於我國全面現代化的典章制度。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是十分困難的，需要具有遠大眼光及魄力的政治家來負擔這一艱鉅任務。
　（二）社會知識份子及教育界的領導者應以孔子作天下木鐸的精神，不輕視舊有文化，不排斥現代文化，密切的、細心的觀察我們這個社會的狀態，構想未來的需要與演變，揉合新舊，塑造一套新的思想與觀念，建立一套新的行為準則，來配合新中國的生活環境與生活條件，從而建立一種新文化。透過著書立說，透過教育來廣為宣揚。

從建立法治開始

　（三）在建立典章制度中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建立法治精神及完善的文官制度。唯有建立法治精神，人民才信任政府及知道尊敬政府權威，政府權威一旦建立，人民才會服從政府，而社會才會逐漸澄清與安定下來。建立法治精神的第一要件是政府率先尊敬法律，勿因一時方便而為法律找例外。如果因求一時之方便而枉法，破壞了法治精神，則一時之問題固可解決，卻遺無窮之禍害，真所謂因小失大者也，政治家絕不做這種事。至於文官制度，則沒有完善的文官制度，便不會有廉能的公務員；沒有廉能的公務員，一切都談不上，包括法治精神的建立在內。
　（四）全面整頓教育及學校課程與課本內容，特別是中小學，尤為重要。與此同時，亦應對警察系統予以整頓，以建立現代國防軍的精神與毅力，來建立一個現代的警察系統。
　（五）在現代社會，要想有所革新，一個健全的社會輿論絕不可少。因此如何形成這種輿論，使其成為有力的革新工具，亦極重要。
　（六）為了對以上各點作全面的規劃與推動，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絕不可少。因此應在中央設立一個核心小組負責其事。

二十年前的諍言

　最後，我要抄一段我在民國五十三年所寫的一篇文章「台灣經濟發展之路」中的一段，作為本文的結束。「因此經濟發展需要政治家，我們需要少數的政治家，本身能擺脫文化傳統的拘束，瞭解世界潮流，構成一個集團，一方面移轉社會風氣，一方面建立必要的典章制度，規劃一個有效率的具備現代知識與技術的行政系統。日本明治維新就是這樣成功的。我無意於輕視我們的文化傳統，我們的文化自有其優點。在一個農業社會和靜態社會，它可能是最優秀的文化，它使我們過了幾千年聽天由命的生活，雖然飢餓殺伐不絕於史，但至少在現階段，進步（也許是退步）與工業社會分不開。假如昧於現時環境，死守自己的文化傳統一成不變，排斥外來文化的衝激，則構成文化主體的這個民族都將不保，自難望自己的文化能維持下去。我們務必要記住我們不變，別人在變，終有一天情勢會逼著我們變，或者滅亡。」
　時隔差不多有二十年，現在似乎仍可完全適用。（王作榮現任台大經濟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