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為藝術活動領航？

灰色的海棠門、八角窗氣派雍容地砌成簇新的「文建會」。和座落在總統府邊，古舊莊嚴的「經建會」比較起來，「文建會」的「資淺」已從外觀上表露無遺。
　在推動台灣朝現代化國家之林邁進的歷程中，負責規劃考核經濟資源運用概況的「經建會」，經「經合會」、「經設會」的遞嬗，是一名卓然立下彪炳功業的老將；負責設計研議文化活動的「文建會」，卻在去年七月才成立，算是一位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新兵。

文化可解經濟之困

　新兵和老將實應併肩作戰。當朝野一致發現，經濟起飛了，但人們的品味並沒有隨之提高，精神生活也愈來愈貧乏，道德低落、工業技術難以升等時，終於一面開始探索文化建設的重要，一面急切地展開救急的工作。
　政務委員李國鼎便曾語重心長的提出警告，「文化是一個整體，一個國家絕不能長期保有進步的經濟和落後的人民。」
　也有人說，經濟和文化本是一體的兩面，任何一面若單足成長，都可能後繼乏力。
　政府在體制上設立了文建會，在各縣市陸續興建文化中心，在文化教育上設立藝術學院，並召開全國第三次文藝會談，似乎也全面性積極鼓勵推動著文化建設。
　文化建設類目繁多。新聞局顧問張繼高切中時弊地指出，日漸低落的道德可藉體育活動加以訓練，不夠現代化的技術可透過藝術加以提昇；要達到工業升級的目的，最有效的辦法，不外從藝術下手。
　近年來，儘管全力發展精密工業的聲音已被叫得震天價響，且獲得政府政策性鼓勵，精緻文化的腳步，卻始終走得又輕又慢。

外賓成為活動主力

　「雖然文化活動日益增多，量多的熱鬧只反映出根基不實、前景堪虞的淒涼，」一位舞蹈界人士悵然表示。
　根基不厚實的情形由表演藝術來看最為明顯。國父紀念館可容二五○○名觀眾的大會堂，呈現前所未有的熱鬧。據館內文教處表示，租借場地的手續，得在一年前預定，否則使有向隅之憾，因為近三年來，大會堂的使用率已高達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的高使用率，給國父紀念館帶來「文化的國際機場」的頭銜。然而，這個頭銜所意謂的，卻是「本地藝術家未成氣候，需請外國的和尚來唸經」的隱痛。
　在大會堂絲絨圍幕的舞台上，美國一流的紐約明星舞團曾翩然起舞；英國皇家交響樂團如驚鴻般，留下令人震憾的樂聲；俄籍鋼琴家奏出圓熟的琴音；法國提琴大師傅尼葉也曾兩度光臨……。除了來自世界各地藝術家的演出外，逐漸式微的中國傳統藝術和本地藝術團體，也穿插其中，曇花一現的偶放芬芳，但所佔比例相去甚遠。
　若再轉移視界，臺北市的中山堂、國軍文藝活動中心、國立藝術館，以及新公園、青年公園的露天舞台上，也經常間歇興樂，展現各種表演藝術。台中市中興堂、台南育樂堂、高雄的文化中心，亦不乏國際級的一流演出。

在文藝外交上建功

　大體而言，這些多采多姿的表演活動，半數以上由新象文化活動推廣中心及台北市政府所策劃推動。
　「新象」主辦的國際藝術節，三屆以來，顯然已國際知名。主持人許博允投注全部心力、財力和體力，只為讓台灣的觀眾體會「最好的」藝術。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最好的」藝術中，只有十六分之一是本地的藝術家所演出的。
　臺北市政府委託市立交響樂團所辦的音樂、戲劇、舞蹈及藝術季，三季來，已花費四千萬元台幣，舉辦過近兩百場活動。
　除了「雲門舞集」、「蘭陵劇坊」、「雅音小集」、世紀、省立、市立交響樂團、國樂團，和本地少數聲樂家之外，藝術季的節目單裡，大部份也都是外賓的表演。
　「不引進國外藝術家，不能做到多采多姿，」巿交團長陳暾初說：「一個沒有觀眾的藝術季，實在是沒有必要的。」
　引進國外一流的表演藝術自有其正面的作用。陳暾初認為，在提高觀眾欣賞水準、培養觀眾數量上，外賓的功不可沒。文建會表演藝術處處長申學庸也表示，藝術無國界，切不可坐井觀天，只要東西好，涓滴細流終歸要納入大海。
　除了造就觀眾，廣闊本地藝術家的眼界外，「新象」推動的國際藝術活動，在國際視聽上，也達成良好的宣傳效果。
　學術交流基金會負責人吳靜吉分析，「新象」帶動文藝外交的觀念，並做成模式。台灣現已成為國際藝術家或經紀人主動聯絡的地方。當他們乘興而來又乘興而返時，頌揚台灣的效果，遠勝過政府花大筆金錢所做的宣傳。

嚴重的軟體危機

　縱然國外的一流節目對觀眾深具及引力，但當文化建設的硬體––全國各縣市的文化中心，在民國七十三年全部竣工時，不可或缺的軟體––表演節目，又將從那裡來呢？
　若是細數一下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社會裡究竟擁有多少水準達相當程度的表演團體，並推究它們將來發展的可能性，欣賞國外節目時，便很容易產生悲涼之感。
　「台灣三十年來在文化上有一件很慘的事：留不下根基。如果能使紮根，發展起來才可能愈來愈快，」創辦雲門舞集的林懷民指出。
　事實上，深為台灣社會大眾所期許的幾個藝術團體，如「雲門舞集」、「雅音小集」、「蘭陵劇坊」等，都還是非常稚嫩的嚐試，且面臨著人力、財力的困難。
　「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的雲門舞集，成立十年以來，不但征服了國內的年輕人，也得到歐美舞評家的肯定。他們是第一個巡迴環島演出的舞團，在困難重重的情況下，用數輛卡車把器材載到中南部，使偏僻鄉鎮除接觸國外聲色表演外，也有機會選擇正統的藝術。
　雖然「雲門舞集」一直叫好又叫座，創辦人林懷民卻幾乎沒有一日擺脫「發薪」、「團員難以為繼」的威脅。他認為，若用專業的眼光看，要使一名舞蹈科系的學生成為舞者，再由之組成職業舞團，確實需要十年的光陰。
　因此，在談起「雲門」的前途時，這位集行政、創作、訓練工作於一身的領導人坦誠地表示：「雲門還沒有真正的基礎，仍未成氣候：以人力、財力來看，都無法預見十年後的發展。別依賴它！」

同甘共苦勉力維持

　脫胎於耕莘實驗劇團的「蘭陵劇坊」，已有六個作品，共演出週三十三場。這個國內唯一的劇團目前還沒有制度化，團員中，沒有一個是戲劇科出身；沒有刺激，也沒有競爭：唯一的結合力量，是大家對戲劇共同的興趣。
　資深團員金土傑表示，雖然「蘭陵」仍採亡命天涯的作法，慢慢由遊擊隊走向正規軍，但種種困難只是把團員間的感情磨得更為深刻，使「蘭陵」的默契良好，向心力很強，他們絕不會輕言放棄。
　「這種工作太必要了，」金土傑說：「我們希望能藉講出來的話，使周圍的人和事變得更好。」
　成立四年的「雅音小集」已公演週四次，每次都造成場場爆滿的熱潮。不過走進「雅音」的後台便可發現，前台的豐美並不是永恆，因為，除創辦人郭小莊和琴師朱少龍外，其他十二位團員全由借調而來，人力非常拮据。從選劇本、劇作家、請舞台設計、劃票、定戲院到演出，全得由郭小莊一手包辦。
　「不只是人力上的限制，沒有更多經費可以做出更好的東西，我心裡好難過，」郭小莊說。
　誠如眾所周知，這三個團體的主持人有其共同特性：年輕、肯吃苦、性格熱誠、有堅持到底的毅力、使命感很強、能滿足觀眾的文化自尊心，但若沒有良好的客觀環境配合，再有韌性，終難長久抵禦風吹雨打的考驗。
　藝術團體的生死存亡，大抵由觀眾、政府的政策、企業界的認知和傳播媒體的態度所決定。

主事官員不夠關心

　經常到國父紀念館看表演的觀眾會發現，遇到的總是同一批老面孔。可見重覆觀賞的人，很可能比新培養的為多。
　一位藝術工作者認為，這樣的結果其來有自，並不值得訝異。「三十年來，引領藝術活動的工作做得不完整，一下空降這麼多東西，自然消化不良。」他說。
　一位採訪藝文消息的記者也指出，對精緻藝術的欣賞和追求，不僅民間尚未熱烈感應，就連參與文化決策的政府官員與民意代表，也不見得有興趣。
　雖然國父紀念館的前排座位上，經常可以看到少數高級官員的身影，但大多數主管文化事務的中層幹部，則甚少露面。
　一位教育部主管表示，「交通費用太大、私人應酬頻繁」，是他不克參加晚間藝術活動的運由。
　也有些官員背著政策的包袱，把參與藝術活動視為一種負擔。
　教育部社教司司長王華林便就事論事的說：「有法令依據的活動我一定配合，不遷涉已核定的計劃或原則性政策的座談我也樂於參加。」
　有人批評，做文化決策的官員實應減少不必要的應酬，多出席文化活動，不要只在頒獎典禮上露面。如果不接觸，不但難有知性的瞭解，更難對文化藝術產生愛心，又怎能剷除障礙，改善人民的生活素質？

統籌配合才能竟功

　或許由於決策人物對文化建設的重要體認得不使深切，二、三十年來，很多財經政策一直沒有考慮給文化成長的環境，因此，在協調配合、稅務及人事制度等問題上，便出現了有待商確之處。
　經常首當其衝的「新象」負責人許博允自嘲的說：「為了突破行政障礙，我總得一面打仗、一面耕田，除了像我這樣的傻子外，不知還有誰願意！？」
　他所面對的一般情況，是國外藝術家來台表演，樂器被扣在海關，無法即時取出的困窘。海關規定需繳足保證金方可出關，然而，雖籌不出龐大的保證金，藝術活動仍要如常舉行，他只好打電話向瞭解實情的行政主管求援。
　「半夜三更我接到電話，一定又是樂器進不來了！」曾任國際文教處處長的鮑幼玉和教育部政務次長的李模，都曾幫過「新象」的忙。
　一位舞團主持人也表示，台灣的文化交通缺乏秩序、遠路，已是紊亂難行，政府的諸多政策竟如在阻塞的交通上再立幾塊大石頭，使人更加舉步不前。

為減稅表明鼓勵

　這樣的石塊在稅務上最為突出。對於藝術活動，我國稅法不夠完備、折抵也不明顯。根據統計，目前開一場古典音樂會，綜合各項需繳稅率，總額高達二○％以上：如開流行音樂會，稅率更達三五％，居大部份文化事業之首。
　此外，依稅則，藝術家需拿到非職業演出證明，方可適用較低稅率。市交團長陳暾初呼籲，財稅單位應把「藝術家」跟「藝人」分清楚。藝人鎮日作秀也不足為奇，但藝術家開音樂會僅是磨練自己的技藝、肯定自己的地位，因此，若用「藝術表演」或「娛樂表演」區分不同稅率，可能更為合理。
　民間工商界對文藝活動、文藝團體的捐助，是活動資金重要來源，捐款能否抵扣稅捐，大大影響文化建設的推動。
　「在文化政策起飛的階段，減免藝術活動的稅捐對國家財政並無影響，但對社會的藝術活動會有很大的鼓勵作用，」陳暾初表示。
　陳暾初又用「政府的文化政策還不夠具體」，說明政府機構任用藝術專才的困擾。
　他認為，教育部應儘快制訂一套藝術人員任用法，若仍讓交響樂團團員或其他專業人才在「妾身未明」的情況下，被管理公務員的辦法管理，非要講學歷、通過檢定考試才能貢獻一己之力，不僅影響工作情緒，也難以留住人才。

需要企業界贊助

　除了政府的力量外，藝術學院籌備處主任鮑幼玉指出，文化活動要長期發展，應有一非營利的基金會在後面支持。在國外，這樣的基金會常由企業國體組成。
　心理學家吳靜吉解釋，企業與藝術的結合，是一件雙方受惠的事。他說，任何企業要成長，產品一定愈來愈精緻，因此，必需同時提高消費者的品質，使他們有精緻的鑑賞力，才能拓廣銷路。
　台灣少數的實例中，對「雲門舞集」和「藝術與生活」持續提供贊助經費及廣告的台灣英文雜誌社，被認為是一個企業界成功地支持藝術團體的楷模。
　「政府要做的事情太多，企業界取之於社會，應當用之於社會；我們支持藝術團體，是為了在三、五年後，GNP達到美金五、六千元時的精神生活著想，」總經理陳嘉男就事論事地說。

值得大家深思熟慮

　藝術團體能否在社會上佔一席之地，傳播媒體也扮演看取決性的角色。在日本，規模較大的交響樂團，幾乎都是由報紙、電視公司出面組成；在台灣，藝文消息的版面小，不受重視，卻幾乎已變成不爭的事實。
　有人批評，常可看到報紙的文化版上，一個電影演員的大腿，比一個藝術團體的團體照還大；記者在報導的方向和內容上，似應做更為平均的分配。
　有人建議，電視或報紙若能拿出魄力，增闢公正、客觀的藝評園地，也將有助於藝術團體的成長。
　由於實際工作的接觸，「新象」負責人許博允對記者有更為深切的期許。
　「希望他們能有時代的使命感和認知感，瞭解文化能讓一個民族沒落或興起，」他說。
　民族的沒落或興起實非短時間所能驟見，但精緻的藝術活動確能使人安靜下來，定心深思；社會和個人，在講求速效的同時，不也應花些時間定一定，想一想：我們努力的方向和目標到底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