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對總體經濟的共同見解

許多年來我們時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言論：由於經濟學家對於經濟問題的看法以及對其處理所提出來的方策往往不能一致，因此，經濟學界的爭論也就特別多。這恐怕是事實，但這種事實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還可以說是一種健康的現象。因為，第一，社會中對於一般事物之是非曲直的判斷並無絕對的標準。某些事物在某些人看來是好的，在另一些人看來則可能是壞的。所謂見仁見智，原是很尋常的，更何況經濟問題往往與每個人都有切身的利害關係，這樣意見也就更多了。

多爭論不為患

　第二，經濟事象的發生與演變往往是非常錯綜複雜的，想要對之有透徹而明確的瞭解實屬不易。由於各人所處境遇的不同，就可能有不同的體驗，因而也就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了。各人的意見既然不同，若能提出討論，自有助於我們對於事物的瞭解。所以，爭論之多並不為患。實際上我們都知道，任何一種科學都是在這種討論過程中而建立，而進步的，經濟學自然也不例外。
　我們可以提出一個最近五十年來一直為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如何在經濟學家熱烈討論的過程中逐漸獲致一些共同的見解，來說明以上這種論據的確當性。這個問題就是：如何謀求整個經濟之穩定與成長的問題，也就是：所須採行的是何種總體經濟政策的問題。

二、

　我們知道，對於這一問題的解決在經濟學界原本就有兩派的主張：一為凱恩斯學派，一為唯貨幣學派。現在我們可先將這兩派的見解作簡略的說明。
　所謂凱恩斯學派，是指一群以當代最著名之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J.M. Keynes）為首的學人。根據他們的體察，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發展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由於有「經濟大蕭條」的發生，實已充分暴露其內在的不穩定性。這時政府就應負起調節之任務，以使各種資源都能充分就業，而引導整個經濟於繁榮的境界。那麼，政府又如何去肩負這種任務呢？這就可推行其手中所掌握的兩個工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
　所謂財政政策，是一種政府以增減其支出與稅收去影響社會經濟活動的政策；而貨幣政策，則為政府運用對於貨幣供給數量的調節去影響社會經濟活動的政策。在這派人士看來，就兩者所能發揮之功效論，則貨幣政策殊不若財政政策之大。
　何以貨幣政策所能發揮的功效比較弱呢？這是因為：第一，貨幣數量的變動對於私人投資所能發生的影響是間接的。例如，現如要採取擴展性的貨幣政策去刺激投資，那麼，首先就須使商業銀行手中之準備增多，這樣才會使貨幣供給增加，然後可促致利率下降。利率既已下降，則投資之成本自可減少。這就會產生鼓勵投資的功效。所以其間所須經歷的道路是相當曲折的。
　其次，這種利率下降對於投資所發生的鼓勵作用還很有限。因為如果經濟不景氣，則儘管利率下降可使投資成本減少，但由於產品銷路不振，也可能仍是無利可圖。這樣工商界人士自亦仍不會多事投資。
　那麼何以財政政策所能發揮之功效又較顯著呢？這是因為：第一，這時如果政府增加支出，則社會中之總需要就會立即增加；如果採取減稅措施，則人民所可自行運用之資金也就立即增加，自會促使他們增加對各種貨物的購買。所以，其對社會經濟活動之影響是直接的。
　不但如此，財政政策之實施還可發揮一些局部性個體經濟的功能。例如政府增加支出之後，就可增加一些公共財貨如公路、教育、衛生等等的供給，使許多人受益。再如政府增加對富人課稅，則可促進社會所得分配的平均，也可產生良好後果。

三、

　接著我們可以說明唯貨幣學派的見解。所謂唯貨幣學派，是指以當今最負盛名之美國經濟學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為首的學人。他們之所以被如此命名，是由他們對於貨幣因素，在社會經濟活動過程所發揮的功效，極為重視的關係。
　根據他們的看法，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並無內在的不穩定性，其所以有時發生波動，實由於政府對於市場經濟干預過多所致。尤其是對於貨幣數量的管理，政府往往有許多不當的措置，這實是經濟循環產生的根由。所以，他們認為要使經濟能在穩定中不斷成長，則政府就不應採取上述之積極性的經濟政策。

重視貨幣功能

　現在要特別說明的是何以他們對貨幣因素特別重視。這是因為在他們看來，貨幣供給與社會經濟活動水準間，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並不如上述凱恩斯學派所提出，兩者之間必須經過利率之變動這一關節才能聯繫起來。
　具體地說，他們認為人們之所以要保有貨幣，主要就是為了要購買貨物，不是為了要保存資產。這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貨幣只是交易的媒介，不是價值的儲藏。各人所想要保有的貨幣數量之多寡，就要看他們的所得水準之高低。兩者之間有密切的關係。
　如果貨幣供給增加得比所得增加快，也就是貨幣數量的增加超過了各人所想要保有的數量，那麼，他們就會將這一超過的數量用掉，結果就會引起國民所得的增加。反之，則產生相反的後果。
　因此，如要保持國民所得的穩定，則貨幣供給之能保持穩定，關係甚為攸切。但根據過去的經驗，各國的金融當局－中央銀行－都是不能將貨幣數量之供給保持穩定的。因此，他們主張各國政府最好是依據其經濟發展之所需，而訂定一個貨幣供給的年增率，切實遵照執行。這就是他們所提出的所謂「貨幣增加的規則」的實施。（作者在本刊第九期中曾發表「傅利曼論貨幣政策的功能」一文，讀者如想對此派見解多加領略，則可參閱之。）
　至於財政政策，在這派人看來，效果並不大，而且還是不佳的。其所以不大者，是因為政府支出所需之款如果是借自信用市場，則私人所能借到的勢必相對減少，故社會中全部支出並沒有增加。如果此種所需之款是從中央銀行取得的，則由其所引支出之增加，是因貨幣增加的結果。這已是貨幣政策的一種運用，而不是財政政策本身所發生的功效。
　再者，他們之所以認為財政政策不佳者，是因為其在個體經濟方面的發揮的功效並不良妥的關係。例如其所引起之公共財貨的增加，就不一定是一般人所切需的，再如所引起之所得分配的平均一節，也可能會使一般人努力工作的興趣減少，結果反使社會經濟不易成長了。所以是得不償失的。

四、

　以上兩派的意見，經過了經濟學家不斷從事實情研究與熱烈討論之後，到今天大致上已可加以調和，而產生了以下一些共同的見解。
　一般地說，貨幣因素對於經濟活動的變化所能發生之影響的重要性，自從被凱恩斯予以削減後，已重新為經濟學家所重視。今天已沒有一個經濟學家會說貨幣是不重要的了。但同時也很少經濟學家會再說「只有貨幣才是重要的。」

視情況而定

　至於對於各種總體經濟政策之有效性的判斷，大致都認為要看實際情況如何才有所定奪，不能一概而論。對於這一點，我們則可進一步地作如下之說明：
　第一、如果經濟非常蕭條，則凱恩斯所提的財政政策所能發揮之功效較宏，貨幣政策所能發揮的則甚輕微。何以呢？這是因為這時失業的人數甚多，各種資財亦被投閑置散，而一般工商業人士對於前途的看法又甚悲觀，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政府才能從事赤字支出，大量舉辦公共工程。經濟社會中僅此一舉以後，大量貨幣就被注入交易過程，結果乃使國民所得大量增加，於是經濟蕭條的困局也就由而突破了。
　這時如依賴貨幣政策之推行，則有「遠水不能救近火」之嘆，因為要它發揮效果通常都很緩慢。對於這一點，就是傅利曼也是承認的。實際上，凱恩斯的理論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產生的。所以，儘管凱恩斯認為他們所提出的是「一般理論」，實際上則是一種基於三十年代時的特殊情形，而產生的「特殊理論」。
　同時，我們由此也可看出，就此一端論，兩派的見解是可以調和的，因為當時凱恩斯所說的「赤字支出」是以向中央銀行籌措款項來支持的，並不是向信用市場商借款項而進行的。換言之，這種赤字支出是依賴貨幣之增多而實施。既然如此，這就唯貨幣學派之重視貨幣的因素並無多大差異了。
　在另一方面，如果經濟只是輕微的衰退，則上述之凱恩斯政策就不易產生效果。這是因為各種措施不易與實際的需要切實配合。其所以如此，一是由於今天經濟學家對於經濟未來演變的預測能力尚很薄弱，二是各種措施之本身都須經歷相當時間之後方能奏效。既然如此，則我們如果對於輕微的經濟衰退亦想一一予以消除，那就可能會弄巧成拙，最後，不但不能穩定經濟，反而會使經濟更不穩定了。

擴展性政策的效力

　第二、今天大家大致上都認為凱恩斯學派的政策在短期內是可以發生效果的。例如假若經濟發生不景氣，則推行擴展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是可以使生產與就業增加的。何以呢？這是因為當初一般人對於貨幣價值的信心並未動搖，總認為同量的貨幣是可以像過去一樣購得同量的貨物。在這種情形之下，擴展性政策推行的結果，使社會中一般之貨幣所得增加了，這就使人會增加對於各種物品的需要。既然如此，工業界的人士自會設法去增加生產，同時工人們也會願意接受同量的工資而被雇用，所以這時生產與就業都同時增加了，而物價則大致上仍可保持穩定。
　我們知道，凱恩斯原來是認為只要社會中的各種資源尚未達到充分就業的水準，則這種需要增加的結果是不會引起物價之上漲的。但後來事實告訴我們並不是如此，物價在資源未達充分就業之前已在上漲。不過，儘管如此，事實也告訴我們生產與就業也在增加，所以這種擴展性的政策仍是有相當功效的。
　但是，如果這種政策推行久了，則人們就漸漸體驗到同量的貨幣已不能像過去那樣購得同量的物品。換句話說，人們已經體驗到物價上漲的壓力。於是他所對於貨幣價值的信心動搖了，對於「貨幣的幻覺」消失了。在這種情形之下，這種資源的提供者就會要求較高的價格，工人們也會要求較高的工資。既然如此，所製成之物品自然也須提高價格。結果這種政策推行之後，所引起的只是物價水準不斷上漲而已。所以就長期的觀點看來，這種政策所能奏效殊極微小。
　以上是經濟學家對於總體經濟政策問題的一些共同見解，但這不是說其間已無爭論。例如所謂輕微的衰退與嚴重的蕭條，兩者之間的界限何在？再如所謂長期與短期，兩者之間的間隔又如何確定？這些都仍有不同的意見。但在基本認識上既已有了一致的看法，則有關這一類的支節問題自亦不難獲致協調的。（施建生現任威斯康辛萊克勃斯校區經濟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