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紀律重於一切

十多年前，我曾奉派出席在曼谷的聯合國遠經會（ECAFE）所屬的某一項小組會議。討論的事務重要性不高，與會各代表多半也只是虛應故事。但在會期中的某一天，有幾位來自東南亞的朋友們忽有雅興邀我參加一次非正式的座談會，主題是為什麼沒有資源的香港、新加坡、中華民國，發展速度高於有豐富資源的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
　會中許多人談到中國人的勤奮。我說，我相信勤奮是發展的原因之一，但並無決定性。因為，如果勤奮是可以決定經濟進步的主因，則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之勤奮已經有二千年以上的歷史，何以在前此二千多年之中，中、日、韓三國絕大部份的時間處於艱難貧困，甚至衰頹萎縮之中（尤其是中國），而日本僅於一百多年前開始快速的進步，中、韓、港更僅在三十年前才開始？
　那一次的座談並無結論。但是，什麼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從此成為我不斷思索，想找出答案的問題。

成就與挫折

　自曼谷清談之後，我因工作關係，十餘年中遍歷歐、亞、中東、南北美洲、非洲、澳紐各地，目睹了各個不同社會發展經濟的熱望與追求；看見了許多令人心折的成就，也看見了許多不容易以經濟理由解釋的挫折。
　一九六四年，我參加赴中南美友好訪問團，遍歷拉丁美洲各國，行經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曾驚歎於城市建設之壯麗，尤其是阿京地下道的規模宏大，令人深具印象。然後，我被告知阿京地下道建於本世紀初之一九○二年，比我國推翻滿清還早差不多十年；而阿根廷在本世紀初，經濟繁榮，人民生活程度之高，曾與北美合眾國抗衡。而當我在阿京時所見，卻是經濟蕭條，工業不振，教育與技術水準猶不及，除畜牧以外，經濟發展可謂一無是處。
　一九六八年，我參加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的第二次大會，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居留兩個月。前此曾因參加另一次國際會議，在印度南方避暑勝地班加羅住過五個星期，在印度南北兩名城三個多月的見聞，又增加了許多疑問，例如，印度有一份小冊子，說蘇★士運河以東第一家鋼鐵廠是印度的塔塔鋼廠；孟買現代紡紗廠比亞洲任何其他紗廠，不管是日本的或中國的，都要早一百年；以及印度的大學比日本的第一所大學也要早上若干年等等。當然，這都是事實。然而，有那麼廣大的市場，位居歐亞交通中途，又很早便接觸了現代進步的基本動力–歐洲文化，何以印度的發展反落後於遠東呢﹖假如說是殖民政府的壓迫，則新加坡與香港的進步又如何解釋﹖
　我觀察各地情形，探索什麼是經濟進步的基本動力，得到一個看法：
　資源、人口、氣候、文化傳統、教育程度、政治經濟制度、政府形式、地理位置……等等，雖都對經濟發展具有相當作用，但俱非決定因素。真正的，決定國家或社會進步的力量，乃是那個地方的社會紀律。而這一點的重要性，在經濟發展階段愈高，經濟活動愈複雜時，愈為顯著。

沒有必然決定性

　首先，我願以實例證明以上所舉的一些資源、人口……等等因素，俱非決定經濟是否能發展主因的事實。
　以資源而論，任何地方若絕對的缺乏人類生存所需資源，人根本不能生活，自然就無發展之可言。撒哈拉沙漠之中絕對不可能建立起一個富強進步的社會，是無待論證之事。然而，經濟發展史卻不能證明豐富的資源為進步所必需。
　世界上有兩個資源極豐，人口規模很恰當的窮國，一是南美的哥倫比亞，一是南亞的印尼。
　這兩個國家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國內市場規模很適當。哥國人口略如英、法；印尼則與日本相當。地理上這兩個國家的位置，令遠東、非洲的開發國家羨慕之至，因為印尼位於歐亞的中途；而哥倫比亞與世界最大消費市場的美國，距離比亞洲各地要近一半以上。然而，這兩個國家都未能獲致快速進步。若與人口多，資源缺的日本，或人口、資源兩缺的瑞士和新加坡相比，顯然人口與資源不是最主要的決定進步因素。
　氣候是很多歷史學家提到影響人類進步的因素之一。不錯，太冷或太熱的地方，人類活動必然不便。尤其是在社會發展初期，經濟的累積，技術的能力尚不足以抵抗酷暑與嚴寒的威迫之時，文化難以在氣候不利之處萌芽、成長。是以近代文明都產生於溫帶或亞熱帶。
　但近代的經濟發展早已突破了此一限制。冰島、斯堪的那維亞、加拿大、蘇俄和中歐諸國，都是很冷的地方；而極有希望成為今後第一個新的開發國家的新加坡，卻位於赤道附近。遠東四個新興工業地區中，台灣、香港、新加坡天氣都很熱；韓國則相當寒冷。同時，暖和的日本比寒冷的西歐進步得快；但酷寒的西北歐卻又比溫暖宜人的地中海國家發展得好。可見氣候對經濟發展並無左右力量。
　文化傳統、教育程度誠然是重要的；但必須認識的是，此二者乃是文化發展之累積。所有的人類社會都自矇昧時期開始。換句話說，經濟發展在任何社會都沒有文化、沒有教育的階段中，萌芽茁壯。假如說沒有文化、教育就沒有經濟發展，則人類早期經濟發展淵源何自﹖
　有古老文化傳統的中國、印度、阿拉伯國家，在近代卻未能獲致輝煌進步！有同樣文化傳統的日本和臨近的新加坡則有令人驚異的發展。
　公平的說，我相信，如缺乏適當的文化傳統，則要發展現代經濟時，得先花幾十年的時光，去建立一個足以接受現代科學文明的知識基礎。不先做這件事，現代經濟就無處生根。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諸國的基本問題在此。但除非洲以外，世界各國並不乏文化傳統。日本人以僅僅幾十年的時間，完全掌握了現代科學與工藝技巧；香港人、新加坡人、黎巴嫩人以更短的時間學會了十分複雜的國際金融、航道和貿易的業務，各自操縱一個廣大的業務面。何況時至今日，已非十九世紀初期可比。事實上幾乎所有的開發中國家，都已具有能夠實行初期工業化的文化基礎了。

歷史也無法證明

　以政治經濟的制度，甚至政府形式而論，歷史不能證明任何一種制度或形式，對經濟進步具有絕對的成功或失敗的決定性。
　我們現在相信，雖然原始共產主義，曾在人類矇眛時期的耕地無限、人口稀少、社會生活單純、慾望僅限於生物性要求的條件下，造成過度進步；但共產主義不可能適用於現代工業社會。卻也不能否認，共產主義的東德在經濟上，遠比十分資本主義的加勒比海國家為佳。同時，共產的北韓，在大量外援之下，比起同樣有大量外援的斯里蘭卡，有較動人的經濟統計數字。
　民主的政府，在歐美認為是一切經濟進步的動力，但不要忘記，希特勒治下的德國經濟進步曾十分驚人；墨索里尼治下的義大利就經濟而言，是義大利二十世紀史上的黃金時代；史達林時代的俄國，經濟進步也比今天放寬了的蘇聯更快。
　在亞洲，四個新興工業地區的中、韓、港、新，執行著全然不同的經濟策略；韓國以強力的政府領導、以人為的重工業導向，作為政策的骨幹；香港則以十分放任的自由選擇制度為主。新加坡的政府和我們這裡有程度不同的政府干預，卻各與韓、港有較大差異。就許多實際問題來說，香港政府執行高地價政策，新加坡執行高工資政策，我們與韓國卻認為高地價與高工資有害。新加坡與韓國對外來投資設有限制，我國與香港則採開放態度。香港、新加坡採取十分自由的貿易政策，不相信保護。我國則自相當的自由貿易方向，正轉向較強的保護；而韓國則正自較強的保護，轉向較放寬的路線。但儘管差異如此之大而多，大家都獲得了快速的發展。
　更明顯的例子是，德國與日本，四十年來都各自經歷了專制與民主兩種完全不同的制度，但在不同政治制度下，兩國發展的良好，世罕其匹。古巴、阿根廷、智利、越南乃至更晚近的伊朗，也都在三十年之中經歷了絕對不相同的政治制度和政府，可是沒有任何一次政治制度或政府的更易，曾給這些國家帶來進步。
　政治安定也不曾給尼溫將軍的緬甸，帶來比動亂頻仍的巴基斯坦以更好的經濟紀錄；安定的斯里藍卡比苦於內亂的塞浦路斯也好不了多少。我引述這麼多的例子，只是想說明一點：我們常聽到的被認為是經濟興衰原因的那些因素，從歷史的眼光看，可能各自具有部份的影響力，但絕非決定性的因素。
　經濟興衰決定性的因素是什麼呢﹖在我看來只有一件事：謹嚴的社會紀律。
　在前面所舉的國家之中，那些獲得了經濟進步的地方有一個共通的優點：社會紀律嚴整。反之，在那些條件優厚而未獲有快速進步的國家中，似乎社會紀律都較為鬆弛。
　社會紀律在一個複雜的社會裡的作用，試以生活上的實例加以說明。

秩序是氣壓計

　交通秩序往往是一個社會紀律存廢的氣壓計。車多、人多而井然不紊，這個社會必然綱紀謹嚴；反之，這個社會的正義感和道德律常較為寬縱。事實上，全世界大都市的交通規則都十分相似。表面上看，實行甚易，何以在有些地方可以執行，換個地方就千方百計都行不通﹖
　答案是：牽涉到千萬人每天活動的事情，如交通秩序，必須依靠國民對紀律的尊重，才能有良好表現。並非法令可以奏功。試想，一個現代大都市，十字路口何止數千處；沒有可能派警察在每一路口二十四小時的駐守。要想秩序良好，自然得依賴每一個人對他人的尊重和對自己的檢束。鑽縫隙、拐小彎、堵車道、闖紅燈……是交通紊亂的都市中，隨時可見之事。認真罰起來，一天何止千萬宗；有多少警察來辦﹖即使有數不盡的警察，可以把那數千個十字路口鑽縫隙的摩托車騎士，闖紅燈的汽車駕駛員，乃至佔用慢車道的計程車和全市違規停放的汽、機車一一檢舉處罰時，那數字必將每天以萬宗計。要多少交通法庭的法官，多少罰款出納員，多少查核那些出納員有無中飽的管賬員，以及多少處理不繳罰款而須吊銷執照或處以拘留的執行人員，才能辦這件事﹖
　再拈出交通秩序的停車處罰一點來看；違規停車是交通大病，盡人皆知。車子停在馬路邊一望可見，要處罰真是再容易不過。何以在許多大城市中到處可見窄巷中、大路旁擺滿了不該停放的車子﹖人行道上放滿了各式各樣的小型車輛而無法改善﹖若說取締停車的執法單位者不利，抓不到那些人行道上隨時放置的小型車，鬧市中隨處可見的黃線上的汽車上，其誰能信﹖僅僅這一件事給社會中成員以紀律可以不遵的暗示作用就已極其深遠。
　然而要處罰時，若是違規停車者是德黑蘭的革命衛隊，利比亞的宗教領袖，馬來西亞的蘇丹，西西里的黑手黨頭目……，誰能去罰他呢﹖一人之不對又何能管到別人。所以，能夠嚴罰違規停車者的地方，必是沒有任何人可以免於處罰的地方。

嚴刑峻法也無效

　再談一談海關驗關的紀律問題。我國是貿易國家，在貿易實務中，得以了解，一些不爭氣的國家海關紀律十分敗壞。不少資源豐富，人口規模恰當，工資低廉，發展條件良好之處，因海關紀律不良，造成工商活動的重大不利，包括：保護失效，貿易時機延誤，資源浪費，投資人望而卻步等等。
　至於碼頭上因這種紀律敗壞而產生的冒充、滲假、掉包、偽造單據、以多報少、以少報多、偷竊、賄賂、中飽等等情形，一定會延伸至裝卸及運輸工人，倉庫業者，報關業者，乃至簽信用狀的銀行，管品質檢驗的公證行，發艙單的船務代理……範圍之廣，涉及人數與行業之多，實非外行人所能想像，其所造成社會示範作用足以令人對綱紀漠視，是極可痛惜之事。然而，這麼複雜而廣泛的關係，絕非在任何一環上實施嚴刑峻法可以改進。
　用實例來說明：有某一國家禁止某種珍禽異獸的活體或標本出口，但世界市場上並不乏此物，可知管制無效。如此，某國政府在海關實施突來檢查，發現某一貨櫃有此物。追究下去，原出口申報人聲明這根本不是他的東西，他原來出口的是合法產品，一定是報關時掉了包﹖查報關行，又聲明早已交給了貨運行，一定是運送時掉了包；查貨運行，則索性把一個已離職的卡車司機告了一狀，認定是他做的。那麼司機何在，因係臨時雇用，連名字地址都不清楚。於是，此事到此為止。如果查案人員鍥而不捨，往文書上追究，他可能發現簽出口證明書的人所看到的是一個籠統的名稱；船務代理行發的文件上是模糊而不適用於許多種鳥獸的名字；公證報告也是一樣。那麼誰有錯呢﹖嚴刑峻法在此完全失去了。
　不可忘記，一個興旺的貿易國家，港口上經常有數千只的進出口貨櫃待檢。一個四十呎的，內裝雜貨的貨櫃，要打開看一看，那種煩雜，不是外行人所能了解；必須有一塊地方把東西搬出來，按進出口分別擺好才能檢查。四十呎的貨櫃內部大小為一間大房子，放著幾十噸貨物。一箱一箱搬下來，分堆排列，可能需要三四個工人，工作兩小時以上；檢查完還要好好地堆放回去。如果一天要如此細緻地查五十只貨櫃，已不是世界大多數港口設備與人手所許，遑論更多！何況報關人還可以無數的理由使你辦不下去，例如拒不到場，查出東西死不認帳；根本否認那箱東西是自己的；或者找個不相干的人頂罪，把一切毛病推給他……。至於賄賂執行人員，不抽有問題的箱子，買通堆置場人員事先抽換……甚至瞞天過海，早已把違禁之物運走……等等在許多國家港口並非罕見之事。那一國政府能夠有足夠的執法人員去管到那麼多﹖更進一步說，派的人如無強烈的紀律觀念，能保證執法者不玩法麼﹖
　城市交通與海關，不過是兩件大事，從如此簡單的小事，就可以知道，當社會活動複雜化之後，大千世界中芸芸眾生，每時、每刻所思索之事，所出口之言語，所從事之工作，所盤算之心機，所遭遇之人物，實在複雜得難以想像。如此複雜之世象，若非有深入人心的社會紀律為之規範，縱恃法令，絕難望其嚴明整肅。

幾則故事

　我國歷史上周秦時代是文化、經濟發展並發的時代。今天我們去古已遠，不能知當日社會生活的細節。可是春秋戰國時代留傳下很多故事，十分令人感動，隨便舉兩個例：二桃殺三士和荊軻刺秦王故事中的田光。二桃殺三士出於晏子春秋。當時齊景公有三個護衛的勇士，想要去掉而未有方法。晏嬰就教景公以二只桃子送給三個人，說你們自己論功勳吃桃子罷。三個人為此不能決定，兩人自慚功勳不及另一人，自殺而死。另一人古冶子便說：「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一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也自殺了。
　田光是史記刺客列傳中，燕太子丹所託付去物色一個能負起刺秦王責任的勇士的人。他找到荊軻。當荊軻帶著秦舞陽出發往咸陽之時，田光為了能使此一重大行動絕對的保密，便殺死了自己。這些故事不一定完全是真實的。但是，能夠產生這種故事或傳說的社會必是一個重然諾，把榮譽感、責任感置於死生考慮之上的有紀律的社會。
　十八世紀以後，西方世界文化與經濟進步猛烈並發。他們的社會紀律為何﹖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將近一百年之前遊學西方所得的印象足為今天的參證。他提到西方時曾經說：「泰西之官無苟且，更盡勤勞」；「泰西士庶忠君愛國，好義急公」。這不是有紀律社會的最簡明扼要的敘述嗎！

變化的特例

　一百年來，世界上的國家，進步的與落後的大致上未有太大變化。一百年前號稱進步的國家今天仍為進步的；一百年前落後的，今天大致仍然未能進入開發國家之林；只有一個例外––日本。而日本的社會紀律承漢唐文化遺風，又受地理形勢之惠，未曾經過中國大陸上外侮頻繁、民生痛苦、紀綱廢弛的可悲痛的歷史上倒退的階段，這種情形有如把漢唐文化置入一個碩大無朋的罐頭內密封起來，直到歐人東來才予以開啟，以迎接新的工業時代。它以承漢唐遺風的社會紀律進入新時代，經濟上活力之強，目前是與世無匹的。
　歐洲國家之中，德國的社會紀律公認為優良。此所以德國在五十年之中兩經大敗，仍然能復興而為歐洲經濟活力最強大之國。
　在目前開發中國家群之中，相信第一個被全世界承認為開發國家的將是東亞的新加坡。新加坡於林有福擔任總理的時代，政府紀律不良；及至李光耀先生繼任，大力整頓吏治，由吏治的修明擴散推衍，成為民風，使這個蕞爾小島變成整個東南亞綱紀最佳之地。在此同時，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突飛猛進。目前維持每年一○％的成長率，與一九六○年代時期的日本比美。
　從以上的引申中，我相信前面提到的論點是靠得住的：決定經濟能不能發展的最主要因素，不是土地、資源、人口、文化遺產、乃至政治制度、政府形式，而是社會紀律。當然，我不是說土地、資源、人口、文化、政治等沒有重要性；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與條件下，這些因素都各自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然而，同具那些條件的國家有的可以進步，有的不能。何故﹖我相信答案就是社會紀律。或是我國古人筆下所稱的「紀綱」或「綱紀」。

沒有別的理由

　當經濟逐漸進步，社會活動也跟著越變越複雜之後，由於法律不能管到大千世界中那麼多芸芸眾生的一飲一啄，一作一息，只有社會紀律能無所不在，無所不及，範束著千千萬萬人，走向共認為是的道路。這個力量是真真實實，偉大無比的。而社會活動愈複雜，它的重要性愈顯著。
　前文提到，我國、韓國、香港等地方既乏資源，人口又少。地理上遠離歐美兩廣大市場；原料及機器輸入，成品輸出，距離遠比南亞、中東、北非、中南美之距北美或歐洲，要長得多。工資標準，即使在這幾個地方工業化之初，也要比印尼、印度、錫蘭、突尼西亞、摩洛哥、瓜地馬拉、厄瓜多爾這些地方，以及所有的黑非洲國家為高。居於如此的經濟條件上的劣勢，這幾個遠東地區仍舊能以高速發展，除了社會紀律較佳而外，很難找到別的理由。
　然而，這些原為落後地區的發展，到今天似已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困難。

還不會造機械錶

　在各種可以認知的困難之中，最明白的一個是科技能力之養成。這件事困擾著所有的後進國。以遠東四新興工業地區而論，包括我國在內，過去三十年的工業化實在是以量的擴充為主，質的提升，遠不如量之擴大。香港已成為世界電子錶第一位輸出國，我國正緊追其後；可是很少人了解：新加坡、韓、港或我國在十年內不可能獨力製出一只機械錶；因為機械錶內的平衡輪、發條機、減速叉這幾樣零件所需之特殊合金固極難製造，加工過程尤須精密，不是我們在數年內可以發展成熟。而當我們已能製造體積巨大的家電，如電冰箱、冷氣機時，無論中韓港新都不能獨力自製一具電鬍刀，因為刀刃部分需要特殊金屬和十分精密的加工，非輸入來裝配不可。
　我舉此淺近之例以說明今天開發中國家科技能力進步之不足。當然，我們也有一些工業技術較有成就，例如石化，及利用外國原件進行設計、組合的電子工業。但就大體而論，所有幾個開發中國家裡的前列者，在可見的短時間內，還沒有一個具有從事精密工業產品的設計製造，和許多基本材料自製能力。

科技能力的養成

　發展這些基本的科技能力，需要無數聰明好學的人，常年累月，孜孜不倦的，在無數個專門題目上一點一滴的累積知識與經驗。要使得那麼多的人能夠專心一致傾注全力，就必須有令他們願意為此貢獻一生的環境與社會報償。這不僅僅是幾間大學或研究院所能辦到的。整個社會必須對盡瘁於學問和技術的人們給予尊敬和工作上的支持；科技人員也要以盡心盡力不虛享社會榮譽的敬業精神相回報。這就需要一個高度嚴謹的社會紀律。日本的科技工作人員在遭逢設計的失敗時，不乏自殺以殉的例子。十幾年前為台糖公司設計紙板廠的日本技師就自殺了。這種動則自殺的事絕不可取，然而從另一角度看，這種事情若非具有高度的敬業精神，與不虛享社會報償的自律態度，就不會發生。日本自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廢番置縣，同年冬天派岩倉具視、伊藤博文等出洋赴歐美考察，開始了西化的摸索，到擊敗沙俄（一九○五）不過三十四年；而日本力能自製優秀的船艦，堪用的汽車，大約在一九二○年代，其時上距自封建時期摸索而出的廢番置縣時間也不過五十年，可見科技力量的培育，在適當的環境下，也未必需要太多的時日。

一隻看不見的手

　然而，若是缺乏嚴整的社會紀律，個人相信，經濟發展到達某一階段之後，將遭逢有如飛機加速接近音障的情況，有難以突破的阻力。高深科技之學者、快速成長之維持、社會生活的調整、是非觀念之普受尊重、法令制度的適時演進、都和突破音障的努力有關聯。這許多事情的背後，有一隻看不見的手，範束世間一切活動的紀律，包括維護科技經費分配的公平；督促科技人員不能濫竽充數，拿錢不做事，或是做一些表面好看並無實益的實驗或研究，適時改變社會制度，推動必要的建設與破壞，使得有利之事不因少收人或利益集團之反對而受阻；保護優秀工作人員能淘汰愚惰不憂後果，令人沒有善未必賞，惡未必罰的感歎，這一隻看不見的手就是社會紀律。任何地方若是粗壯剛強的手，在冥冥之中，掌握著芸芸眾生的飲啄行止，則經濟起飛，思過半矣！（汪彝定現任台糖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