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記者在北平

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跟西方世界以及臺灣很不相同。比方說，在那裡，所有外國人，包括新聞記者、外交官和商人在內，全都被限制在一定的活動範圍之內，不能自由旅行。
　在大陸上，現在還有一些地方，就像鴉片戰爭以前的情形一樣–外國人的出現，仍是稀奇事。中共當局，使用各種方法，讓外國人隨時生活在他們的監視之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儘量阻止外國人跟一般老百姓接觸。他們用官方的正式手段，把外國人集中在一起。如果你想要採訪什麼新聞，就得去跟相關的政府人士交談。所以，我把那裡的新聞工作，叫做是：「『北京評論』的看和聽。」
　「北京評論」是一份中共的宣傳雜誌，有英文、日文、德文和西班牙文等不同的外文版本。這份週刊每星期告訴你中共黨中央在做什麼。你在看完這本雜誌後，就知道他們要告訴你什麼事。你也可以去找中共當局控制下的中國人交談，他們會告訴你那些你能夠在「北京評論」上看到的事。在中國大陸，要想找出一些當地報紙沒有登過的消息，實在很困難。
　目前，在北平，登記註冊的記者一共有九十幾人，其中一小部份來自東歐和蘇俄，另外有所謂自由世界派到那兒工作的記者，以日本人為最多，美國其次。此外，還有英國、西德、法國、以及北歐的瑞典、挪威等地的記者。換句話說，北平的新聞記者圈，還算是個稍具規模的小團體。

採訪新聞沒有自由

　在中國大陸，你不要問：「你的工作是什麼﹖」而是要問：「你是那一個單位的﹖」
　在那裡，每一個人都屬於一個單位。就算是外國人也有一個單位。我所屬的是外交部新聞社。這個社的工作人員都很好，但他們的職責，卻是不要發佈新聞。他們真不該稱做「新聞社」，而應叫做「拒絕發佈新聞社」或者「新聞迷失社」。有一度，我叫他們是「干擾社」。
　這個新聞社有權決定是否准許外國記者停留在中國大陸。如果一個記者獲准停留，他就得仔細看一看某些重要的規則。
　目前，有關旅遊的規定，大約是限定在北平附近二十五公里左右。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離開北平，就會到達一個公安部所設的檢查站。檢查站裡通常有一、兩個警察，並且豎著一個寫著中文、英文和俄文的公告牌，上面說：「外國人禁止穿越」。所以說，要是你想通過檢查站，就要事先得到許可。事實上，在那裡，你想做任何事，都必須先通過新聞社那一關。
　在任何國家，包括美國和中華民國，大都有一個類似新聞社的機構，做相同的事。不過，在美國或是台灣，你想跟經濟部職員、芭蕾舞蹈家或國劇演員聊天，你不必先找新聞局。你可直接去找這個人，告訴他說：「對不起，我對於你的工作很感興趣，我可以來看你，跟你做個訪問嗎﹖」
　通常，這種事情在美國是絕無僅有，在台灣也很少發生的，那就是你可能聽到對方回答說：「這個嘛，請你先連絡我們的新聞社，再做安排。」
　在中國大陸，這卻是真實的事。在大陸上，我訪問農業部的機會最大，但我仍然在打了電話之後，得到答覆說：「你先要跟新聞社連絡。」

凡事用筆說明

　訪問其他單位更是如此。在北平市政府管轄下，有外交局與外事部。總而言之，任何單位，都要用公文來解決問題。
　中共當局有一條規定，那就是他們要求我們把每件事情都寫下來；他們要有一張紙來證明一件事情。如果我要離開，他們就要我寫一封信，說明我計劃在某年某月某日離去，希望事先做好安排。
　然而，中共當局的人卻從來不寫下一個字。他們用「聲音」辦事，而不願留下任何將來可以當做證據的記錄。他們都擔心可能會犯錯，為自己惹上麻煩。
　我願意說，在中國大陸採訪新聞，不但困難重重，而且常令人惱火。在這兒，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實例：
　我第一次到達大陸時，報紙上有一篇文章說長城已十分破敗，正在損毀中。文章還說，有人從長城上拆下磚塊，拿回家蓋房子用。
　於是，我就想寫一篇文章，題目叫做：「偉大的長城沒有那麼偉大」。那時候，外國人可以參觀到一小段北平附近的長城，那一段長城有點像「樣板城」。因此，我心裡想要寫一下真正的長城。
　我打電話給主管長城的「檔案與文化局」，告訴他們我是美國記者，看到報紙上的報導，想進一步了解更多有關長城的事情。對方回答說：「你必須先跟新聞社連絡。」
　我說：「我不想連絡新聞社，因為，我要是連絡了新聞社，就別想有機會跟你見上一面了。」我告訴他說，我只想寫一寫長城，而不是什麼核子秘密、「中蘇」關係或中共太空發展計劃等大不了的事，長城根本也不是秘密。
　結果，對方總算說：「好吧！不過，你得等上兩個星期，因為，調查長城的一批人剛剛離開，他們要兩個星期之後才回來。」他們說，調查隊回來之後，才可能提供更多的資料，目前他們所知有限，無可奉告。
　我聽了之後，覺得還算合理，就同意再等兩個星期。

長城的事免談

　兩星期後，我又打了一通電話，要求來訪問他們。對方說：「對不起，我們實在忙得不得了。」
　事實上，看過任何一個中共機構辦公室的人都知道，那裡面的人，多數是一半人在忙碌，另一半人在閒著睡覺的。於是我問他們什麼時候可以忙完，接電話的人說，他們正在整理調查隊所搜集的資料，再過一陣子就可以告訴我，我只好說隔一個星期再打電話來。
　等了一星期，我又撥了電話。我說：「又是我，這次我可以來訪問你們了吧﹖」
　他們回話說：「對不起我們對於長城的事沒有評論，我們沒有話可說。」
　我說：「什麼﹖我打了兩次電話，你們每次都說可以接受訪問，我已跟我工作單位講好，我要寫這篇文章的。」
　對方說：「對不起，我們就是沒有話說。」
　我只好說：「好吧，你們可真把我的工作給搞砸了！你知道，這是很不公平的。長城是屬於全人類的偉大古蹟，連太空人都可以從太空中看到它，你們到底可不可以替我安排一下，讓我來做個訪問，談一談長城﹖」對方又說：「很對不起，我們就是沒有什麼話要說。」

乾旱真相被掩埋

　講到這裡，你們可以想像，在大陸上，要採訪敏感的事情，像華國鋒跟鄧小平怎樣奪權鬥爭等等，該是多麼難上加難的事。
　前些時，你們大約也注意到，有一樁報導說，中共由於中國大陸上發生旱災與水災，要求聯合國給與協助。事實上，在這項報導公諸於世之前，中國大陸的報紙上，一直在報導各省豐收的消息，並且聲稱這是黨中央領導方針正確的成果。這種拍馬屁「自己恭喜自己」的說法，使許多人信以為真，連我也相信了。
　沒想到，真相卻從聯合國那兒傳了出來。原來，在大陸上，至少有八個省受到水患影響，農作物欠收。就連北平附近不到一百里的地方，也發生旱災。中共當局曾告訴一般老百姓節省用水，但卻沒有對外國人提出這種要求。
　因此，你們可以想想看，大災難就在眼前，我們卻一無所知，甚至還以為那兒的一切都很安穩平順呢！
　這些大陸上民眾挨餓受苦的事，不是從中共新聞界主動發佈，而是他們向聯合國尋求協助後才被揭發的。不過，即使是聯合國的人也不願意多談這件事。我曾經向他們抗議說：「你們聯合國到底在花誰的錢﹖聯合國的預算中有一半來自美國，你們怎麼可以花美國人的錢援助中國大陸上的人，而不讓美國人知道呢﹖」他們最後只好答應告訴我一些我想知道的事情。
　上面談的是中國大陸上的某一面，現在來談一談它的另一面，也就是比過去稍有進展的地方。這種進展，可以說成是往前進一又二分之一步，又往後退一又四分之一步。
　現在在大陸上，一般民眾比較敢跟外國人講話了。一九七二年我初次抵達時，沒有人敢和外國人來往，原因是他們害怕公安局的詢問。目前的情況略有好轉。最奇怪的就是，在那裡，很多外國記者的新聞來源是中國記者。這些中國記者似乎真心想做新聞記者；他們不想做宣傳家，他們想寫新聞，不想寫宣傳。
　有時候，這些中國記者會告訴我們一些他們自己不能寫的事情。像審判「四人幫」時，外國記者不准前往採訪，電視上播出的影片也不完全，我們就靠這些中國記者幫忙，告訴我們江青到底講了些什麼廢話。
　中國大陸的記者比普通老百姓前進。那裡的新聞記者是知識份子，來自大城市，受過良好的教育。一個記者可以閱讀「參考消息」，或是一般人與外國人都看不到的「新聞戰線」。
　「參考消息」多半是各國報章雜誌上翻譯的東西；「新聞戰線」是普通人看不到的。
　中國大陸上的新聞記者是年輕開放的，他們與當政的官僚們大不相同。那些官僚多半是「土包子」。他們來自湖南、四川、雲南和陝西等地，算是保守的左派。
　這些官僚沒有接受多少教育，多半超過五十或六十歲。他們只會看或寫「是」這個字；他們根本不知道莎士比亞是何許人；他們也不曉得奈及利亞在南美還是在非洲。

幹部子女有後台

　但是，新聞界的人卻不相同，他們是開放的。知識份子和藝術工作者也都是開放的。因此，我們可以從這些人身上，得到一些馬路消息。像我們怎麼會知道華國鋒要垮台了呢﹖這就是一個有權勢的人的孩子說出來的。
　大陸上高級幹部的子女比一般人享有更多的自由，原因是他們有後台。他們自己就這樣說：「我有後台，那些人不會找我麻煩。」所以，你要是多認得一些這種關係好的人的話，對採訪新聞就有很大的幫助。
　問：請問你對中國大陸的感受如何﹖
　答：我在一九七二年第一次去中國大陸，停留了五個星期。我當時並不十分了解共產黨，我覺得中國大陸對我而言，是十分抽象而不具體的。我以為那裡的情形很好，民間生活富裕，經濟發展正常，一般民眾也享有充份的自由。
　不過，日子久了之後，我發現這些想法並不正確。我到大陸上許多次，很多人臉上的雙眼都流露著「貧困」這二字。有眼睛的人也看得出來，在那裡根本沒有自由。有人回憶起文化大革命時，就說那次革命死了不少人，還有人叫它做「紅色革命。」
　在那兒，報紙上星期一所說的Ａ事件，星期二會變成Ｂ，星期三則成了Ｃ。有時，星期一的王同志是「社會英雄，偉大革命家」，星期二卻變成了個「反動右派臭份子」。
　我們發現大陸上的一切都無法預料：那裡的奪權鬥爭非常激烈。這種種跡象都讓人認為，共產黨在一九七六年以後，應該會做一番有利於中國老百姓的事情。
　然而，我一年前又到大陸去時卻無法相信共產黨是好的；我也不相信他們會有任何進展，更不認為大陸上的社會制度會有任何希望。

自由才是可貴

　我確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不是正確的道路。我相信自由的可貴，相信自由市場的經濟。我反對任何人有權操縱他人生命的看法，我不希望任何人來擺佈我的生命。
　過去兩年裡，大陸上的情形稍有改善，一般人的生活水準比以往要好一點，老百姓也相信他們的情況可能有所改進。像現在，大陸上就有人可以看電視，看人民劇場，甚至敢於談到愛情這方面的事了。這在以前是沒有的事。一九七二年時，我在大陸上旅行，有一位青年告訴我，他選擇女友，以對方的階級成份為主，現在卻有人談一點帶有羅曼蒂克色彩的愛情故事了。
　問：請問你在寫新聞報導時，有沒有承受什麼壓力﹖
　答：沒有。他們很聰明，他們知道如果施壓力，會把事情弄得更糟。因此，儘管有許多西方記者的報導，令他們不滿意，他們卻不明說，他們只要控制住你的新聞來源就可以了。
　在中國大陸採訪新聞，要用普通常識去做判斷。最重要的，是不要單單描寫某一件事，而要看看整個事情的全盤精神在那裡，然後才能決定，那些事可以相信，那些事不能相信。
　問：你對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有何看法﹖
　答：我不知道中國大陸民眾到底對蘇聯有什麼想法。我想，他們不喜歡蘇聯倒是真的。而且，我也認為，大多數中國人是反蘇的，他們擔心蘇聯有一天會侵略到中國大陸。
　中共和蘇聯可能會改善關係，但卻不會回到一九五○年代那樣親密的程度。

大陸人民尊敬台灣

　問：請問中國大陸上的普通老百姓，知不知道台灣﹖
　答：是的，城市居民大都曉得。我想，一般人都有一種概念，就是台灣人民的生活水準很高，台灣的經濟發展很成功。我不認為，他們確切明瞭台灣與中國大陸有多麼顯著的不同。不過，在那裡，他們對台灣有一種既尊重又好奇的心理。
　大陸上目前有許多三十歲以下的人，他們都是共產黨控制大陸之後才出世的，因此，他們對國民黨的印象很模糊。但是，仍然有不少人渴望來到台灣或到香港去居住，原因很簡單：他們要過比較好的生活。我想，在台灣，沒什麼人願意到大陸去居住的。
　問：共產黨會拋棄階級鬥爭嗎﹖
　答：中國大陸上多數人都認為，過去的階級鬥爭帶來許多不良的後果。他們現在也可以說，革命已經完成，大家都是工人階級，不須要階級鬥爭。這是他們口頭上說的，實際上，鬥爭是一直存在的。（周玉蔻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