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台灣高儲蓄的謎底 — 兼談建立富而好禮的社會

國內的憂國之士，總是擔心台灣的生活太浪費奢靡，而國外的觀察家則往往欽羨我們的儲蓄率，也就是儲蓄佔國民所得的比率，特別高。的確，我們只要想到台灣長期維持高度的經濟成長，就可以推知，台灣的儲蓄率一定很高。
　過去八年多我在政府服務，很多從外國來的訪問者，都問起台灣的儲蓄率為什麼很高的問題，有人甚至加上一句：「不要告訴我，因為中國人特別節儉。」這是一個看起來容易，但是學術上還沒有找出確切答案的問題。
　去年十二月，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舉辦台灣經濟發展會議，梁明義教授和我提出了一篇論文，題目是「台灣的儲蓄」，希望能夠為這個問題找出學術上可以接受的答案。根據我們的計算，一九七○年代台灣儲蓄淨額佔國民所得的比率高居世界第一，第二位才是日本。我們差不多測驗了所有重要的儲蓄理論和消費理論，最後得到三點結論：
　第一，政府部門的儲蓄多。所謂政府部門儲蓄，包括公營企業的儲蓄在內，大致佔全部儲蓄的三○％以上，早期私人部門儲蓄低微時，甚至超過五○％。
　第二，社會安全制度未臻完備。一般人不得不為失業、疾病、和年老打算，因此增加儲蓄。

為子女打算

　第三，中國人所特有的家庭觀念，為家庭子女打算而從事儲蓄。個人不過是家庭的一分子，父母生兒養女，還要為他們將來的生活和事業奠定基礎。對兒子總要為他們購置房產；對女兒總要為她們準備嫁妝。發展初期，平均每人所得低，日常生活尚且不易維持，然而隨著經濟成長，每人所得提高，儲蓄乃大量增加。
　我們的論文引起了廣泛的興趣，熱烈的討論。參加會議的學者們提出了若干新的看法，其實我自己也另有一些未經計量方法驗證的看法。很久以前，我就注意到，我國的儲蓄習慣，頗有與西方理論不同的地方。青年朋友在剛開始做事的時候，就用各種方式存錢，例如標會，存零付整。我常常問：對於一位剛剛開始工作的青年來說，至少有兩個因素使他將來的收入較現在為多。第一，經濟不斷成長，平均每人所得大致每年都在增加，他的所得因而也跟著增加。第二，經驗、才幹、地位隨著年齡增長而增長提高，收入因而也隨著增加。收入低的時候，每一塊錢的重要性大，收入高的時候，每塊錢的重要性小。那麼為什麼收入少的時候存錢給收入多的時候用呢﹖事實上，由於所得不斷增加，生活情況不斷改善，低收入時所累積的財富，可能永遠沒有機會真的享用，雖然擁有財富本身就是一種享受。
　理論儘管如此，但是低收入者的儲蓄繼續進行。這可能是台灣儲蓄率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對於台灣之資本迅速累積，經濟迅速成長，有很大貢獻。

不一定合經濟原則

　經濟行為的基本原則，在求成本最小，效益最大。從經濟理論的觀點看，這樣的儲蓄行為，不一定符合經濟的原則，甚至不一定是合乎理性的行為。然而人類的行為，並非每一件、每一天都先作理性的計算。通常是在一定的環境下，理性計算或適應的結果，形成行為的模式或習慣，然後係照習慣行事，雖然事過境遷，當年的條件不復存在，但習慣一時仍不會改變。
　我國多年以來，是一個經濟上貧窮停滯的國家，快速的經濟成長不過是晚近的事。儘管每人所得逐年增加，但消費和儲蓄的行為仍受過去習慣的影響。用經濟理論的術語來說：當年的消費並非完全受本年所得的影響，而是受過去所得預期未來所得的影響。由於我們對未來的預期，總是根據過去的經驗，因此任何時期的消費總是決定於本期與以往各期的所得。
　經濟學家處理類似的問題，往往假定距離目前愈近時期的所得，對本期消費的影響愈大。一個極端的假定是凱因斯的消費函數，假定本期消費完全受本期所得影響，過去各期所得的影響都是零，或者接近零，可以當作零來處理。然而更一般化的假定，應該是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經濟發展的階段，各期所得對本期消費的影響可能不同。就台灣的情形而言，由於快速成長可能尚未成為一般社會大眾生活中內在的一部分，舊日的貧困，時縈心頭，因此過去的所得，對本期的消費，有較大的影響，因而使消費佔所得的比率低，儲蓄佔所得的比率高。

技術進步更重要

　由此可知，高儲蓄不僅促進經濟的快速成長，而且快速成長有利於儲蓄率的提高。不過我必須立刻補充，雖然經濟發展需要儲蓄，但是儲蓄本身不是一定能促成經濟發展。以平均每人所得不斷增加為中心特點的經濟發展或經濟成長，乃是平均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的結果，而勞動生產力提高的最後來源是技術進步。
　如果技術進步停止，技術的水準停滯不變，資本的生產力就會漸漸降低，最後趨向於零。由於資本的生產力為零，儲蓄也就得不到報酬，儲蓄既然得不到報酬，也就沒有人自願儲蓄。因此諾貝爾獎金經濟學獎的得主芝加哥大學教授舒爾茲（T. W. Schultz）在他的經典名著「傳統農業的轉變」（Transforming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一書中說明傳統農業社會中為什麼沒有儲蓄，而且不儲蓄是一種理性的行為。
　雖然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人作系統的研究，但是我們可以推想，歷史上技術進步停止之時，有利的投資機會減少，過多的儲蓄，往往化為軍事勢力的擴張；或者大興土木，於是留下了若干斷垣殘壁，供後人興歎與憑弔，最後終於使消費型態改變，社會不再儲蓄，或人口不斷增加，沒有餘力再從事儲蓄。
　對於社會上的個別分子而言，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會有若干個人或家庭，靠著勤勉和節儉，增加收入，累積財富。然而就社會全體而言，儲蓄等於投資，而投資是社會資本存量或財富的增加額，如果社會上的資本總額不增加，也就是沒有投資，則整個社會的儲蓄為零。在這種情形下，某人的儲蓄，等於其他人的反儲蓄，某人的財富增加，等於其他人的財富減少，這是經濟停滯的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

消費習慣難改

　因此，高儲蓄率不僅是一個社會勤勉節儉的表現，也是這個社會技術突飛猛進，經濟快速成長的表現。換句話說，社會儲蓄乃是資金供給和需要兩方面綜合表現的結果。在一個經濟靜止或停滯的社會，淨投資為零，儲蓄淨額應為零。技術進步提高了生產力，為儲蓄提供了誘因，也使潛在的儲蓄得以實現。在經濟發展的初期，由於平均每人所得低，維持溫飽尚感不足，甚少餘力從事儲蓄，而消費習慣已經持之有年，一時不易變更，因此儲蓄不足往往形成經濟快速成長的瓶頸。隨經濟成長，平均每人所得不斷增加，儲蓄率隨之提高，進一步促進經濟的成長。
　技術進步在經濟成長理論中，不是一個十分明確的名稱。經濟學家往往將產出增加超過投入增加的差額，用技術進步來表示。技術進步乃是經濟成長當中不能用投入增加解釋的餘數，不一定表示一國在科技研究發展方面高度的成就；對於發展中的經濟而言尤其如此。
　發展中的經濟，由於一般技術水準比較低，技術進步的來源廣泛，新技術可向工業先進國家採借、學習，也往往除了新儀器的購置而輸入，甚至管理方法或生產技術方面的輕微改善，都是技術進步的重要來源，使生產力增加，經濟成長提高。

已非吳下阿蒙

　論者往往批評臺灣的企業家只知賺錢，不從事研究發展的工作。事實上，如果有更容易，更省錢的方法可以使技術進步，生產力提高，為什麼一定要研究和發展﹖而且以現代科技為基礎的研究與發展，往往需要一定的最小規模，才能確保經常、一定的報酬率，因此只有企業本身的規模到達一定的程序，才有能力進行。
　不過經過過去二十多年快速的發展，台灣經濟已經進入所謂「新興工業國家」，正向工業國家的道路邁進，不再是當年吳下阿蒙。工業技術的水準升高，企業的規模擴大，已經到了必需加強研究與發展，有系統的促進技術進步的時候。唯有不斷的技術進步，才能提高資本的報酬率，或抵消資本報酬遞減的趨勢，繼續為儲蓄提供必需的誘因，鼓勵儲蓄與投資，以維持經濟的持續成長。
　不過，儲蓄需要儲蓄的工具，以便利儲蓄、鼓勵儲蓄，並且溝通儲蓄和投資之間的關係。例如股票、債券、銀行存款，各種不同形式的金融性資產，直接投資，缺乏方便有利的儲蓄工具，往往使潛在的儲蓄化為消費。
　在台灣我們常常一方面聽到有利的投資機會由於缺少資金而無法實現，一方面又常常聽到抱怨節餘的所得不知如何作有利的支配，就可以想見，台灣的儲蓄率雖然已經很高，甚至高到世界第一的程度，如果儲蓄的工具方便有利，還可以更高，因而支持更快速的經濟成長，我們所指責的浪費奢靡的風氣，也可以獲得改善。

書櫃代替酒櫃

　在一生之中，需要不斷的學習，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得日愈增加，生活日愈富裕，需要學習和適應的地方尤多。成長愈快，愈顯出學習的緩慢。學習是需要時間的，幾年前，高希均教授呼籲以書櫃代替酒櫃，發生了很大的效果。我們看到很多家庭的客廳中，真的書櫃取代了酒櫃，也看到市面大部頭精裝著作的發行和暢銷。
　但是形似容易神似難。買書容易讀書難，我相信從買書到以讀書代替了酒食徵逐，甚至各種形式的色情活動，還需要更長的時間。因為孔子不是說：「食色性也」，又說：「未嘗見好色如好德者」。在其他精緻文化尚需要不斷學習和創造前，我們在臺北街頭所看到的飯館、理髮廳林立，以及規行矩步之士所看不到的形形色色的罪惡活動，恐怕還會繼續一段時期。
　不過我相信，儘管文化的腳步一向緩慢，在政府和社會各方面的期望和努力下，台灣才會迅速學習合適它的富有，早日脫離暴發戶的階級，建立一個精緻、祥和、富而好禮的社會。（孫震現任經建會副主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