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經濟何去何從 — 露絲．傅利曼談

我實在不太夠資格談這個問題，在座諸位大概對中國大陸都懂得比我多，我不是中國通，將來也不會是，唯一夠格的是去年我先生應中共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的邀請作了四場演講，我隨行，在那裡待了三個星期，我想，如果只待三天，而不是三個禮拜，也許我就可以做個中國通。
　每位美國觀光客在北平旅館大廳中看見我們時，總是楞了一下，我們對這項邀請的驚訝也不下於他們，傅利曼的思想和毛澤東的思想幾乎背道而馳。
　中國大陸真的改變了嗎﹖我們看了講題後，得到些蛛絲馬跡。幾個講題壁壘分明，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自由企業，他們最感興趣的是怎樣改善他們日益凋蔽的經濟。兩場演講是關於物價膨脹，這是中央集權或自由企業經濟同樣關心的話題，另一場是西方–主要指美國–的經濟情勢，第四個講題更有趣–在中央集權的經濟裡，如何運用市場機能。
　在三個星期中，我們訪問了七個城市，從一下飛機就接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和友善的招待，使我們深覺不負此行，但是同時卻被層層官僚和缺乏效率的作風而困擾。例如我們曾打電報給接機的人，通知說我們晚一天到，接機的人卻沒有得到消息，枉跑一趟機場；再者，講稿在我們抵達前十天就已寄出，直到三星期後，我們離開，還沒有人知道下落，大概還埋在延長訪美行程的某主任桌上。我們也發覺到，真正負責的總是這個副主任，那個副主任，主任似乎總是出國訪問，縱使在，也是驚鴻一瞥。

自由背後之隱情

　起先，我們對看似開放的學術環境感到驚訝，聽眾的問題很廣泛，也包括對社會主義施政表現的批評。很快，我們從官方報紙及華國鋒去年九月七日在五屆人代大會第三次會議的演講中了解到深藏在自由學術批評後的隱情，當然比起文化大革命期間是有太多的自由，但是現在對社會主義的批評主要是文革期間的腐敗以及某些領導人士提出待改革事項，沒有人觸到問題的核心–社會主義適不適合管理一個國家。
　我們從北平、上海到廣東，演講聽眾和街上民眾顯然在知識及世故通達上有很大的差別。所到之處，北平雖然天天艷陽高掛，卻最呆板昏暗，男人的毛裝和女人的褲裝，更增加了這個古都的昏暗。若是有什麼慶典，大批的盆景擺在房子的台階上或公園裡，就像站崗的士兵，慶典完了，馬上「撤退」，毫不留戀。到了上海或更南方，女人至少穿些比較鮮明的夾克或裙子。
　在北平，除了翻譯人員，很少人會講英文。在上海或廣東，懂英文的人就多得多，尤其在上海，聽眾很多都是退休的老教授，他們在一九四九年前留學西方，英文流利，也比較敢批評。
　我們一路上沒看過乞丐，儘管路人看起來蒼老而疲倦，瘦瘦的，卻並不顯露饑態。招待我們宴席的豐盛與這個國家的貧窮成了對照，數不清多少道的菜端上來，嚐了嚐又端下去，後來的菜連嚐都沒嚐。這是為向美國賓客炫耀或餵飽餐廳工作人員呢﹖
　中國大陸在未來可能有三個方向可走，第一是那些所謂「不滿份子」所指的科學和民主兼有，第二是現有領導者所聲言的「有科學無民主」，第三是介於文革和現階段中間的自由程度。

三個方向

　到現在，我們似乎還沒有感覺到「民主和科學兼有」的可能，他們似乎慢慢走上了「有科學無民主」的道路。我們都記得魏京生在一九七九年十月自由牆上提倡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應與四個現代化同時並行，而被當局判刑十五年。
　從中國大陸傳來的消息，顯然一些地下民主運動印行「非法」刊物，使共產當局深惡痛絕，亟思撲滅的。如倫敦教授（Miriam London）和李大林（Tang-Ling Lee）在華爾街日報所撰寫的文章看來，這些人對民主的解釋不一，有的認為是共產趨向開放，另一些認為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大家觀點一致的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及擺脫一小群特權官僚階級的統治。但是只要中國大陸是共產主義的一天，這些願望是很渺茫的。
　現在走的是「有科學無民主」，這當然有些困難，因為這種改變會威脅某些既得權益。
　歷史顯示，共產或社會主義國家，如蘇俄及中國大陸，他們的政策常搖擺不定，甚至過一段時間會背道而馳。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共產國家變成民主國家，中共已有了很多改善，將來如何﹖實在很難說。

開放的後果

　鄧小平改變了中國大陸三十年閉關自守的局面，可能助長自由的種子。以往共產領袖隔絕人民對外界的接觸，同時灌輸共產與民主兩種制度的「神話」，使人們以為這種制度是優異的。一旦人民與外界接觸後，這種教條就不這麼有效了。尤其從香港、新加坡和美國湧入中國大陸的華僑都能說同樣的語言，也能和自己家人及國人直接溝通，從這些華僑的服飾、外表、帶給親人的電視、冰箱、腳踏車顯示他們比自己同胞過得好得多。學生一到國外，馬上可查到所謂被「蹂躪剝削」的外國工人和中國工人所得的差別，回國後，這些留學生會告訴家人他們印象中西方工人的待遇。一傳十，十傳百，中共人民總會領悟到「領導同志」引導他們走向了錯誤的方向。

進步與制度無關

　中國大陸在共產黨執政初期，確實進步了些，但是另一個解釋是這種進步與制度無關–不管是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只是災難後的復元，這種災難通常是指戰爭、大火災或地震、社會上的法律和秩序完全被摧毀，或是「超級」物價膨脹。
　對日戰爭以及國共戰爭使得中國大陸民窮財盡，只要恢復法律秩序，遏止物價膨脹總會帶來一些進步。領導人卻沒有想想，自由經濟如果和恢復社會秩序同時實行，進步可能會更大更快。
　現在中共希望向南斯拉夫看齊，由中央集權規劃，但仍容許有些許自由市場存在。
　中國大陸在邁向自由市場之路，踏出了多少步呢﹖我們訪問過一些工廠，發現這些都是未來的憧憬，沿途每一站都有公共關係人員做簡報，千篇一律地說，大陸現在變得較自由、較多獎勵。但是問到很明確的例子，如誰掌管工人的聘任解僱，誰規定價格，這些公關人員卻搖著頭苦笑說，這些都沒變，看將來吧！
　我們曾參觀一座刺繡的合作工廠，想比較一下和國營企業的不同，有人告訴我們兩者最大的不同是合作工廠必須負責自己的盈虧，利潤中一○％充公，其他用作員工福利及增加資本，但是兩種工廠的掌權者卻沒多大差別，合作工廠的主管和負責人都是由黨或地方官員指派，工人沒有資格解僱或錄用他們。同樣地，新來的工人都是指派，經理人員也沒權力說不，一個月工資從人民幣十九元到最資深的八十九元，獎金從十元到八十元，但是獎金是以某一生產線或生產單位為主，而不是個別工人的生產力。
　地方上的官員坐享權力，當然不願自願走向自由經濟，他們又有權遏殺這項趨勢。縱使在美國等有龐大中央政府的民主國家在新舊政府交替時，也有原任人員不情願將權力移交新任人員的情形。想想看，在共產主義的國家，抵制會更加強烈。

黑市與灰市

　販賣食物或農業產品的小型私有市場倒是舉目可見。品質和數量都與公營店舖有差別，價錢也來得高，但是我們也發覺，價格並不是由市場決定，而是由官方根據公營店舖而設定最高價格，這種市場可稱「灰市」（還不到完全黑市），至目前為止，還沒有遭到壓制，不過壓制的可能永遠存在。
　毫無疑問地，中國大陸似乎比在這二十年前好轉了。但我們卻要謹記，蘇聯在一九二○年新經濟政策時代，很多西方人對蘇俄的未來很樂觀。別說蘇聯，就是中國大陸在百花齊放時代，人們也以為共產政權會有轉機，很多人在說：「你看，中國是不一樣、共產主義和自由並不相抵觸。」這段期間卻是曇花一現。我前面已說過，共產制度的特徵之一是一收一放，鄧小平帶來的革新會有什麼不同的結果嗎﹖似乎是一半一半，我的感覺是應該保持謹慎的態度。
　不幸地，毛澤東死後的中國大陸還是有一些不能除去的「惡瘤」，特權階級加上糾纏不清的頭銜和地位。頭銜要多多益善，多一個頭銜就多提供一個進身階，並能接近有影響力的人。

缺乏自由市場觀念

　經濟如果邁向非中央集權，往往會遭到政府官員及軍人的反對，因為他們的階級及特權會遭到挑戰，毛澤東想把整個中國大陸變成龐大的軍隊，軍人特別多也是預料中的事，再說地方官員可能比在毛澤東時代更有權，尤其掌管分發工作的官員享盡各種特權，貪污也跟著增加了。
　中共官員通常是在很閉塞的社會中受教育，只會說中文或俄文，很少人去過西方國家，更少人真正懂得自由市場的運作，物資分配部的一位主管在午餐時問我們：「在美國，誰控制物資的分配﹖」
　四十歲以下的一代因為文革對學校的迫害，教育程度很差，有些老一點的曾在英國或美國讀書的經濟學家，對過去的經濟理論知之甚詳，卻不知道近來的學說與改變，文革期間，這些人都被下放。年輕人只讀過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學，現在政府政策改了，這些人也想學些市場經濟的觀念，也有很多關於國外生意人很難和中國人溝通談判，也是源於對自由市場制度缺乏了解。
　隨著人們對外界事物的興趣，外籍科學家及外文翻譯書可以彌補知識的缺乏，再加上很多學生自費或公費出國，但我覺得學經濟的比學科技的送出去讀書的可能性較少。因為他們認為只要由國外引進科技，共產主義就能成功。
　鄧小平引導的改革，取下了毛澤東的照片，政治神話口號也跟著而去，這種變化真的能改變整個中國大陸嗎﹖能有更多、更根本的改變發生嗎﹖不幸地，中共的領導階層仍然迷信，中共中央的指示也許沒有以前極端，但是制度的根本仍然未變。

中國人並沒變

　預測中國大陸未來的水晶球實在渾沌不明，自毛澤東死後，經濟有些進步，政府的改善以及經濟的自由自然會導引生活水準的改善。但這會不會持續呢﹖如果不能，毛澤東主義是否會再起，重新走向嚴格的統治。
　另一方面，中國人有強烈的物質需求，現在的領導階層對這個也不加責難的批評，甚至鼓勵。友誼商店和百貨公司堆滿了舶來品，如電視、冰箱、腳踏車，專供持有外匯證的本地人或華僑買給他的家人。
　中國人在世界素以勤奮苦幹著稱，但是在共產主義中國，努力工作卻沒有獎勵，三十年共產黨的統治是否已製造出一批不同的中國人呢﹖不然，我相信，只要給予適當的獎勵，舊的習性自然會誘發出來。
　今後幾年中，決定「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方向的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濟和政治情勢以及中國人如何來解釋這些情勢。
　在過去，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看到落後俄國的例子，以為實行共產主義會有光明的未來。又看到印度的經濟邁向中央集權，歐美的資本主義國家也給予政府更多的權力。
　但是這種趨勢已慢慢消失而且情勢已整個改變。俄國不再是本世紀的模範國––前途昏暗，酗酒，國民平均壽命減低，公開的抗議。英國、北歐和美國等福利國家都有麻煩，今天成功的故事要從香港、新加坡、台灣以及智利說起，他們也許政治上沒有充份的自由，卻有自由的私人企業經濟。

看齊南斯拉夫

　中共的領導者，會向那個國家看齊呢﹖他們如何解釋成功呢﹖他們目前似乎會採取南斯拉夫模式，但是這種模式仍不能把中國人的生活水準提高到像他們在香港、新加坡和臺灣同胞的水準。就像南斯拉夫的生活水準在共產國家領先，卻沒辦法趕上資本主義的鄰國奧地利、希臘和義大利，而這幾國遠還不能算資本主義成功的例子。
　越過南斯拉夫，他們會不會看到美國成功（假設美國是成功的話）而將之歸功於資本和科技而不是因為自由企業﹖或者，他們會不會看到香港、新加坡、台灣的成功因素不是在高水準的資本和科技，而是在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環境中充分發揮了中國人的潛能﹖縱使他們看到，他們能否不摧毀共產主義的權力機能﹖能否不經過反革命（至今還沒成功的例子）而成功地模仿這種環境呢﹖那正如緣木求魚一般。（楊艾俐摘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