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城隨想

由東京出發的快車逐漸緩駛，車裡的旅客紛紛收拾行囊，準備下車。熱海市的霓虹燈在雨夜裡閃爍，伊東線的慢車，已在月臺另一側等候著。我問清楚方向無誤，便上了慢車。
　慢車的乘客和東京線的快車完全不同。快車上都是衣冠楚楚的商人和公務員，慢車則載著穿海軍制服的女學生、臉上有刀疤的小販，提著菜籃及雨傘的家庭主婦……。也有位卅歲左右、身材豐滿的金髮西方女子，臉色微顯憔悴，抽著煙，交叉著腿坐在車門旁。不用問，也猜得出是伊豆作秀的西方舞孃。
　伊豆之舞孃。川端康成的小說，寫的正是這景色迷人的伊豆半島哩。可惜閱讀那本小說已是多年以前，僅模糊留存有些印象。日本作家，也要離開東京方才浪漫得起來。而我離開臺北已經八小時了，心情也該變得輕鬆才對。

回臺北心事重重

　臺北。每次回臺北都有類似的感覺。臺北的喧囂和繁忙，太多的變化和各種矛盾的印象湊在一起，總使感官不勝負荷。要隔了一段時間，心情恢復平靜後，才能慢慢整理出個頭緒。不僅僅是近鄉情怯吧；或許自己過分貪心，總想充分利用清醒的每一分鐘去觀察家鄉的種種變化。離開臺北，腦子就像蘸滿水的海綿，略碰一碰，就聯想起一大堆人物和事來。
　臺北。這個夏天，該算不很平靜的夏天了，人們心裡頭存著一大串問號，遇到熟朋友，話匣子就打開了。陳文成的案究竟如何？飛機怎麼過去的呢？遠航失事到底什麼原因？營造商倒風還會繼續嗎？年終選舉某某會出馬嗎？臺大易長該如何解釋？
　臺北人早已不是白先勇筆下的臺北人，所關心的是現在而不是過去–倒也不想未來，未來的事情遑不可知，眼前的事情就已夠令人煩心。不要說世界別的國家發生的事情，即使是臺北以外的種種，似乎也少有人去想它。臺北人的世界自成一個世界，既熱鬧又空虛，還帶些中國人特有的無奈和憤慨。

日本人做事認真

　火車經過三個小城，在伊東站停下來。才走出車站，就看見手執紙牌的計程車司機，大約已經等候多時。日本人做事的認真、有條不紊，總令外人驚訝。我臨時決定延期三天到東京，打電話給主辦會議的公司，他們便派了位女職員在東京車站接我，帶我去搭火車，如何換車的行程表早已排好，而且包括幾種不同的行程，並替我寫好日文的紙條備我迷路時使用。臨上火車，女職員又匆匆忙忙趕出去買便當，以免我路上饑餓。
　一位小職員做事尚且如此負責，這個國家的確可怕。難怪美國人現在怕日本人怕得要命，各大公司都在研究學習日本人的經營管理制度。對於驕傲自大慣了的美國經理人員而言，這該是頗為恥辱的事。可惜日本人的那一套不易學。單是「從一而終」這點–日本人進入公司，到老死都不肯跳槽–美國人就毫無辦法，更不用提別的了。
　八月中旬，在淡江大學辦了一次國際會議，主題是是資訊科學如何應用到決策及政策分析等方面。有個小組討論裡，一位廣島大學的教授報告如何使用電腦來決定廣島市垃圾車最少的數目及最佳行駛路線。數學理論的部分平淡無奇，倒是他說明廣島市民處理垃圾的方法，普遍引起與會者的興趣。原來廣島市限定市民用不同顏色的垃圾袋，分開盛可燃物如紙張食物等，及不可燃物如空罐頭鐵片等。垃圾既然分開包裝，處理起來自然方便。
　聽完廣島大學教授的報告，一位美國教授搖著頭說：「辦法是不錯，可惜在美國一定行不通。」美國人民自由慣了，如果限制他們裝垃圾的方法，恐怕憲法都會搬出來，官司一直要打到最高法院去。美國郵政一直賠錢，每年郵資加價也解救不了危機。賠錢的原因之一，是無法完全使用機器自動分信。郵政不能自動化的原因，則是因為美國人不肯使用標準字體，在信封的固定位置寫郵遞區碼–這又是和美國人的自由觀念相抵觸的事。一個國家推展自動化是否能夠成功，不僅和科技水平有關，和文化背景也大有關係。

藝術家大題小做

　特約計程車沿著山路疾駛，雨小了，薄霧瀰漫，偶然從黑暗裡閃現山頂稜線，幢幢房屋的燈火，似乎是很熟悉的景象，想了許久，才悟出頗類似「影武者」的夜戰鏡頭。黑澤明的「影武者」推出後，毀譽參半。有人認為是他導演生涯的敗筆，也有人譽為藝術境界登峰造極的傑作。
　大凡藝術家處理有關人類命運的題材，「大題小做」是比較容易掌握得住的辦法。如果「大題大作」，除非是真正偉大的巨匠，難免顧此失彼，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影武者」整個影片的節奏不大平衡，和內在的哲理層次無法緊密配合，一般批評家都感覺到了。但黑澤明仍有他的魔法。「影武者」的用鏡，對戰爭大場面的處理，都令人嘆服。首段探馬駛報軍情，每過一處，軍士霍然起立，旌旗飄搖。中段夜戰場面尤佳，武士的幢幢身影，背景是暗紅的火光，象徵死神與戰神的魔力。
　無獨有偶，有一位愛爾蘭籍導演約翰布爾曼，拍過「扎多茲」（Zardoe自Witard of Oz　，由施恩康納利主演的科幻電影），沉寂了幾年，最近也推出力作「石中劍」，重新詮釋亞瑟王及圓桌武士的神話。從寶劍出世，到亞瑟王由青年而壯年而老年，終於和謀叛的兒子同歸於盡，寶劍隱沒湖中，道盡人對權力的追尋及不可避免的失敗。「石中劍」的攝影亦佳，愛爾蘭的雄奇山水盡入片中。
　兩片均以戰爭始，亦以戰爭終。「影武者」結束時，影武者漂屍河水。「石中劍」結束時，金劍復沉於湖。都是處理人生追尋過程的影片，「影武者」的哲理似乎也頗為西化–至少相當合乎西方人脾胃。這也是日本文化的特點–能吸收西方文化，也能擇善固執。可以批評他小家子氣，但自不能不佩服他融會貫通的能力。

文化界新生事物

　批評別人容易，自己要樹立獨特的文化風格，可是難上加難。雲門舞集前幾年似乎是唯一能推薦給外國人觀賞的文化界新生事物。這次我又看了雲門舞集出國而的公演。「吳鳳」現在看來已覺稚嫩，但是新編的「鞭舞」和「鳳舞」都很成功。
　除了雲門，民歌方面也有新生事物–蘇來、李建復、蔡琴等一群年輕人組織了天水樂集，推出第一部專輯「柴拉可汗」。雖然搖滾樂及鄉村西部歌曲的影響仍濃，但是詞曲及演唱各方面都努力在求新求變。組曲的嚐試，將來可能有大發展，至少是值得嚐試的方向。
　電影方面，進步尤其明顯。「假如我是真的」的導演、編劇及攝影，都夠水準。唯一缺點是改壞了沙葉新、李守成、姚明德原劇的結尾。原劇中假冒副參謀長李達兒子的李小璋在戲院被捕後，李達做了李小璋的法庭辯護人，痛斥官僚制度。這是不得不加的「光明尾巴」。修改後的「假」片，卻多了了一條「黑暗尾巴」∣李小璋在獄中割腕自殺，並在壁上留下血書「假如我是真的」幾個斗大的紅字。這段其實毫無必要。
　李小璋被捕時，逮捕的人罵他是假冒的副參謀長公子，他反問一句：「假如我是真的呢？」這是全劇高潮，有此一句畫龍點睛，就大可以打住；其後的光明尾巴和黑暗尾巴，都不要。沒有任何尾巴的電影才是真的好電影。在現實生活裡，愈是大騙子愈不容易被揭發，被騙的達官顯要為顧及自己的面子，多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假如我是真的」，當然奉承都來不及。「真格你是假的」，也祇有讓你去吧。

文化人汲汲營生

　「假如我是真的」雖然拍得不錯，賣座卻不理想，結果被迫提前下片，留下一片惋惜聲。臺北人以往似乎對大陸還有些好奇心，後來以大陸為背景的暴露文學漸漸多了，故國喪失神秘感，大家也就不再感到興趣。「假如我是真的」賣座不理想，倒不一定因為它是反共電影。臺北人的確不大關心臺北以外的世界，包括大陸在內。代替關心的，是對異國浪漫情調的憧憬。真實的東西大家沒有興趣，浪漫的異國情調文學作品或電影倒仍有市場。臺北的文化界因此面臨難題。
　即使有了些新生事物，臺北文化界面臨的基本問題，仍是如何在商業主義的籠罩下樹立獨特的文化風格。幾乎每個文化人都有副業，都必須設法賺錢。偶然走過新生南路，驚訝地發現一位朋友的家，已變成精緻的茶館「紫藤廬」。「青茶滴露，紫藤結緣」。紫藤廬裡不僅有好茶，也有好畫–年輕畫家陳來興的一張「考試」，尤其令人激賞。
　在商業主義籠罩下，仍然會有好的東西出來。但畫家、音樂家、作家、導演、舞蹈家、製片家、出版家……都必須適應商業社會的環境，在商業主義的條件下謀求個人理想的實踐。「反文化」的個體活動雖不是沒有，以之抗拒商業主義，猶如螳臂擋車。不同思潮的激盪衝擊，多半能刺激文化活動。目前臺北的文化環境和政治空氣，對文化活動並不理想；一元論的傾向仍濃，年輕的文化工作者多半有窒息感。熱鬧中透出空虛，無奈帶些憤慨，或許這就是新臺北人的世界？

悠悠然結緣天城

　車子到了開會的別館所在。天城，很美的漢字地名。幾年前到美國新墨西哥州印地安人保留區旅行，走過另一處天城，也寫過一篇「天城之旅」。沒想到這次會在日本伊豆半島的天城逗留，總算和「天城」有緣了。下了車，雨早已停息，霧也歇止在半山腰。遠處應該可以看見富士山巔峰，現在卻是灰濛濛一片。腦子裡仍然在回想臺北的種種。熱鬧和空虛，無奈和憤慨，似乎都留在海那邊，也似乎伴隨著我來到這裡了。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張系國為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