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人口政策 — 成績卓越

有一次，一位不到四十歲的新加坡朋友，展示她的全家福照片。一張５×６大，略為泛黃的黑白相片裡，密密麻麻的排坐著一百多個人，這是她年輕時和上面三代家人的大合照。
　她那位來自外地的先生，在一旁直搖頭：「他們南洋華人就是這個樣子，以為『多子多孫多福壽』。」好在他倆只生了一個兒子。
　一位甫自大學畢業兩年的年輕人告訴我，他家共有兄弟姐妹十三人，聽得在座的台灣同胞個個咋舌！接著他說：「我將來一定要家庭計劃。」
　新一代的新加坡，已經沒有人願意享「多子多孫」的福了。
　新加坡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人口成長率高達四．五％上下。從一九五七年新加坡成為自治邦起，人口成長率持續下降，到了八○年已降到一．二％。其中七五年的成長率是零，估計下一次零成長率是在二○三○年，彼時全國人口三百五十萬人。
　從一九五七年到七九年間，新加坡的人口出生率降低了大約六○％。這種出生率下降速度之快，是很少國家可與相比的；而目前的出生率，在發展中國家也算是相當低的。
　造成人口低度成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社會經濟的變遷，人們的價值觀、人生觀隨著改變，於是晚婚、獨身的趨勢日增；另一個原因，是一九六六年開始實施的全國家庭計劃方案。

婦女晚婚

　據官方統計顯示：一九五七年新加坡男性平均結婚年齡二十六歲，女性二十歲；一九八○年男性二十八歲，女性則提高到二十六歲。婦女晚婚尤以華族為然，她們一般要比馬來及印度婦女晚兩三年結婚。
　這是由於人民行動黨在一九六五年上台執政以來，教育日益普遍，個人在學年限延長；社會觀念逐漸開放，加上經濟蓬勃發展，就業機會大增，婦女參加生產行列的日多，經濟獨立，社交公開，個人追求獨立自主，年輕人多數自組小家庭，因此婚前必須打好經濟基礎，很多人都是先行法律上的註冊結婚，等申請到政府組屋以後，再正式的行各族的習俗婚禮。
　可以說，一九六六年前，新加坡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是因為婦女晚婚所致。
　今後，婦女結婚年齡再提高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可能，幅度也必然有限，況且從生理健康，社會道德觀點來看，要再提高婦女婚齡也不甚妥當；不過在未來一、二十年內，二十歲到三十五歲的婦女仍會增加，而且幅度不小，所以今後惟有繼續推廣家庭計劃政策了。

先天條件少

　新加坡從一九六五年脫離馬來聯邦獨立以後，政府領導群即意識到它的先天條件不佳：地方小，沒有天然資源。一直到今天，新加坡的自來水是從馬來西亞用大水管接過來的，全島看不到稻田，農產品也極為有限。
　為了使它的第二代能有舒適的生活環境，也為了有效的解決人口問題，決定機構「新加坡家庭計劃及人口局」（Singapore Family Planningand Population Board簡稱SFPPB）在一九六六年成立，由衛生部管轄，負責有關人口、家庭計劃的事項及策略。
　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年，SFPPB推行了三個五年計劃。一九六六到一九七○是第一階段，是提供家庭計劃服務給八○％年齡十五歲到四十四歲的已婚婦女，希望將出生率降至一．五％。第二階段鼓吹「兩個孩子恰恰好，無論男或女」的觀念，希望出生率能降到一．三％。第三階段，鼓勵年輕人晚婚、晚生育，口號是「讓我們之間多隔幾年」。
　一九七○年新加坡政府使墮胎合法化。一九七四年墮胎和絕育這二個新法令使墮胎、絕育自由化。經過幾次修正後有關法令規定：施行墮胎手術的醫生，必須每兩年一次向衛生部申請授權書。接受墮胎的孕婦，必須是新加坡公民或公民的妻子，或是孕婦在墮胎日前已在新加坡居留四個月以上的；孕婦懷孕二十四週以上，非必要不得施行墮胎手術。墮胎、絕育手術都必須由有資格的醫生在政府醫院或被批准的機構施行。政府醫院的手術費只需新幣五元。

墮胎費用低

　墮胎費和婦女上美容院洗頭髮的價格一樣，這是否會導致青年男女婚前性行為泛濫？
　新加坡家庭計劃協會曾向青少年就婚前性關係等問題做過調查，結果發現這些大半是唸英校的青年人，對這類問題「要比西方青少年保守」，衛道之士也似乎不怎麼擔心這個問題。
　合法墮胎事件一九七○年有一千九百多件；一九八○年則增至一萬六千多件。SFPPB發表意見說「墮胎數字未達警戒界」，這證明「我國婦女並未以墮胎取代其他避孕方式。」
　SFPPB在全國設立了三十二個婦孺衛生診療所和家庭計劃指導所，它也設立了一個男性家庭計劃指導所，並且鼓吹男性也該負起家庭計劃的責任。
　它同時還藉大眾傳播媒介和個人接觸來宣導、灌輸正確觀念。像新加坡有八○％以上的婦女是在醫院生產，於是受過訓練的接生護士會在各醫院向生產後、墮胎後的婦女進行晤談，勸導她們接受家庭計劃，政府醫院的護士尤其如此。它也為新婚夫婦提供諮詢服務，派遣家計人員到各有關團體機關舉辦座談會、研討會和展覽會等活動。更值一提的是教育部已經在一九七三到七四學年度裡，把家庭生活和人口教育一科編入小學課程中，目前則進行中學課程的編撰。近來，家計人員也為負責教導家庭生活和人口教育的老師和校長舉辦研討會。
　更重要的是，為了配合臨床節育服務、縝密的宣傳計劃以及墮胎與絕育的自由化，政府也實施了懲罰和間接獎勵的社會政策。

行懲罰措施

　這些包括在政府醫院生產，分娩費隨著嬰兒在家中的排行而遞增；婦女只有在生第一個第二個孩子時才享有留薪的產假；所得稅寬減額只限於排行前三個孩子；廢除大家庭有優先分配到津貼組屋的條例；只有家庭子女少於三個的，才准予出租組屋的房間，以增加家庭收入；凡父母任何一人在生育第一或第二個孩子後接受絕育的，其子女有優先選擇進入小學的權利（由於升學競爭激烈不下於台灣，此地關心孩子教育的父母，往往擠破頭的把子女往明星學校送）。
　如果產婦已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子女，在政府診療所做產前檢查時所付費用較高；某些等級（政府醫院病房分成A、B1、B2和C四等級）的產婦在生育後一般指定時間內，夫婦任何一人施行絕育，則可免分娩費；此外，公務員接受絕育後，可以享有七天的全薪假期。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系曾就政府的人口政策做了一項為期兩年的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在上述有關的獎懲措施中，產生效果最大的是分娩費和子女入學這兩項優待。其中有些措施年年有所修改或變更，所以整個措施的效果難測。國大的發現和SFPPB所做的幾次全國性調查結果一樣：許多被訪者在政府政策實施前就決定不再生育了。

個人價值觀改變

　新一代新加坡人的家庭觀念，除了受到有形的政府政策影響外，八十年代特有的組屋文化和二十世紀個人價值觀的改變，也有相當的影響力。
　六十年代由於勞力短缺，婦女積極參與勞工行列，這是為了經濟需求。現在則由於科技發展，需要大量專業人才，加上教育普及，女性人才輩出，為了有效運用所有的人才資源，婦女躋身需要專才的行業越來越多，這是為了社會需求。
　新一代新加坡人也逐漸認識：生兒育女，必須給他們很好的教跟養的環境。有現代化設備的高樓組屋，對成人來講，和他們過去一家十幾口擠在「亞答」屋裡相比，的確舒適得多，不過，孩子的活動空間有限，上下樓梯也不安全，而且小家庭花費大，沒有人肯降低已有的生活水準，解決之道就是少生孩子。

成績卓越

　受到西風影響，新加坡人個人主義的意識越來越濃，受到經濟發展的影響，物質慾望也越來越強。新一代重男輕女的觀念不及上一輩強，「養兒防老」的想法逐漸淡去，父母不願為子女問題做太多的犧牲。所以有的研究下結論說，若非社會經濟的變遷，新加坡的人口政策未必會成功。
　最近聯合國召開了一個國際人口會議，會中發表亞洲推行人口政策最成功的是新加坡、南韓和中國大陸。
　新加坡之所以成績卓越，和它是個現代化城市國家有關。它沒有鄉村，政令可以快速傳達到各診療所，傳播便捷，政治領導層又極重視人口控制的問題，由於其他方面的績效，民眾對政府是完全的信賴和服從，這些有利條件，恐怕不是其他國家所能擁有的。（廷平為新加坡資深新聞從業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