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有根據、堅持有道理 — 蔣夢麟提倡節育的態度

「我現在要積極的提倡節育運動，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節育而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減少我這一個人。」
　這是夢麟先生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三日，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讓我們面對日益迫切的台灣人口問題」時說的幾句話。
　他這篇文章被人口與糧食問題專家張研田教授譽為「中國現代人口政策上最重要的一件文獻。」他的「殺我的頭」這句話使我–一個剛讀完大學有志於研究國家貧窮與經濟發展的年輕人–永遠無法忘記。
　在台灣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史上，有很多的無名英雄，也有不少家喻戶曉的功臣。夢麟先生（一八八六–一九六四）即是大家熟知的一位。這篇短文敘述他提倡節育的積極態度與勇敢的作為，並以此期望我們當前的社會也能出現這種先驅者！

衝鋒的先驅

　事實上，遠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夢麟先生就經常到台灣的農村與鄉間考察，發現了人口問題的嚴重。羅家倫先生在一九六四年六月追念他逝世時，有這樣一段記述：「他自己到了台灣和若干專家作環島考察以後，發現民間的疾苦太多了。如衣不足暖，食不夠飽，灌溉的水量不足，動植物病蟲害到處傳染，家庭愈窮而生育愈多，生育愈多而貧窮愈甚，嬰兒死亡率愈大。這種悲慘的情況，此非豐衣足食，子孫滿堂的封翁太君們所能想像的。……夢麟生生由農復會來提倡節育，也不過是根據這個原則行事。」
　當他根據這個原則做事的時候，他不是在幕後策劃，而是在前線衝鋒。在他對抗根深蒂固的多子多孫觀念中，在他與一些民意代表、宗教領袖，以及自稱　國父的忠實信徒的辯論中，這位提倡節育的先驅者，「遭受的無理的反對、惡意攻擊，也真是一般常人無法忍受的。」（張研田先生語）
　例如一位自稱反共鬥士匿名「自強」的，寫了一封信給夢麟先生，結尾中竟這樣寫：「你如果尚有一絲人性的話，應自殺以謝國人，因為你勝過黃巢、秦檜、汪精衛之流……可恨！可殺！」
　由於夢麟先生的先見之明與擇善固執，加速了家庭計劃的推行及人口政策的訂定，在他一九六四年去世以後的第四年（一九六八），政府訂定了「台灣地區家庭計劃實施辦法」，五年以後（一九六九）公佈實施「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可惜他的努力，也祇間歇性緩和了人口的壓力，沒有使台灣的人口成長率持續的快速下降。

「貧窮的惡性循環」

　一九五六年台灣的總人口數接近九百四十萬。人口的自然增加率高達三．六％。這一年新增加的人口數達三十四萬。夢麟先生作了一個很重要的推計：如果台灣每年有三十五萬的新增人口，這些人一年的最低消費：
　(1)吃米一項就要二億台幣。
　(2)穿衣一項就要七千萬台幣。
　(3)六年後的教育經費（新增的學校與教師）就要四億九千六百萬台幣。
　這三項最基本的需求就達七億六千餘萬台幣。這個小計如以一九五七年為準，佔了中央政府預算的八．六％，美援的一七．一％，或總輸出的二一％。
　夢麟先生當年所擔心的人口壓力，在一九八一年時除了人口增加率已降為一．六五％之外，其他的相關問題在今天並未見緩和。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已是五○一人，在世界上僅次於孟加拉的六四四人。
　–耕地人口密度是一、九七九人，僅次於日本的二、三四八人。
　–小麥的進口近年都在一億美元左右，玉米的進口則都在二億五千萬美元之上。
　–扶養率（十四歲以下與六十五歲以上之人口與十五–六十四歲人口之比）近年仍在六○％左右，表示有工作能力人口之負擔仍然不低。
　人口急速成長所帶來的其他問題，同樣地不容忽視，如需要更多的家庭照顧，更多的社會設施，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也就需要更多的儲蓄、投資及經濟成長。如果這種因果循環運轉不當，就產生了經濟學家不得不用的一個刺眼名詞「貧窮的惡性循環」。
　要掙脫這個貧窮循環的枷鎖，最有效但也是最困難的一個突破，就是從減低人口成長率著手。一九五五年，夢麟先生已快七十歲，但他決定要為中國人–尤其是鄉間的農民，減少疾苦。

一場劇烈的馬拉松

　要做一件大事，不論一個人的力量多大，總是很難做成的。在提倡節育觀念與行推家庭計劃上，以夢麟先生的地位與影響力也是不夠的。好在一件應當要做的事遲早終有人來幫忙。
　政府首長方面先後有陳辭修、尹仲容、周至柔、孫科、李國鼎、蔣彥士等先生直接的支援與間接的呼應，在一九五○年代後期與一九六○年代初期，他們用精鍊的警句告訴大家，一年增加的人口：
　–「相當於一個高雄市的人口」。
　–「可以抵銷掉一個石門水庫的增產」。
　–「其可怕就如颱風，可以稱為『人口颱風』」。
　此外一九五九年尹仲容先生的「假如臺灣人口增加率為百分之一點五的話」，描繪出人口減少後對經濟發展有利的影響。
　國父哲嗣孫科先生在多方敦促下，於一九六六年在台北召開的人力資源研討會上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說，闡述他父親對人口問題的看法。他說：「過去我們是對抗帝國主義的人口壓迫，要以增加人口來抵抗它，而現在這個需要是不存在的。……假如我們的人口不斷地繁殖……，總有一天我們的糧食不足供應，種種連帶的問題都會發生，不但國民生活水準不能提高，經濟不能加速發展，還有亡國的可能。」（詳見「天下」雜誌創刊號（六月份），第七十四頁）這段話說服了以違反國父遺教，反對節育政策的人。
　如果提倡節育是一場劇烈的馬拉松接力賽跑，從提倡節育到訂定人口政策的十五年左右過程中，夢麟先生跑的是第一棒，他那時年近七十歲。中間經過具有同樣遠見首長的參與，以及專家（如農復會之許世鉅先生）、學者（如臺大張德粹先生），及輿論等的支持，最後一棒交由孫科先生。他做了一個圓滿的衝刺。孫先生那年是七十五歲。
　重溫這段歷史，我們體會到：勇氣、衝勁與新觀念並不是專屬於年輕人的。

值得提倡的態度

　夢麟先生提倡人口節育的態度，值得我們深思。
　張研田先生在分析他的態度時，特別強調兩點：
　(1)「他的主張不是憑空的主張，是經過縝密研究，有充份根據的主張」；
　(2)「一旦證明他的主張有根據、是真理，便勇往直前，不顧困難，非達到目的不止」。
　這點是我們今天需要大力提倡的：
　–主張要有根據；
　–堅持到有道理。
　台灣的經濟發展經過三十年的歷程以後，經濟結構與相關組織要脫胎換骨。
　在農業方面，政府在推行「第二次土地改革」。
　在財政方面，學者們呼籲要「第二次賦稅改革」。
　在教育方面，全國上下都在討論革新。
　在經濟方面，大家也都在提倡「第二次生產力運動」「創造第二次投資有利氣候」。
　審察國內外情勢，我們必需要創造第二個「經濟奇蹟」。第一個「經濟奇蹟」把我們從落後國家帶到了工業化國家的門檻。第二個「經濟奇蹟」要使我們登堂入室。在這個跨越的過程中，我們要有「尹仲容精神」–「但問是非，不計毀譽」；我們也要有「蔣夢麟態度」–「主張要有根據、堅持要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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